似乎是要补偿我在阅读新左派文章时所遭受的痛苦，我现下所能收集到的20篇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里给我带来快感。刘军宁的明晰，朱学勤的文采，秦晖的中庸，徐友渔的博学且平易（这很难得，这就是朱学勤所说的深入浅出，不是新左派的浅入深出），许纪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通达，汪丁丁的常识和轻幽默，都让我愉悦。但给我最大享受的还是朱学勤的那篇《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文采斐然，情理通达，真是一篇绝妙好文。
朱学勤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描述成“手”“足”之争，“手”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足”是政府踩在市场之手上的那只看得见的脚。“自由主义批判始终指向那只‘看得见的脚’，新左派攻势义愤填膺，是落在了那只被踩住的‘手’上。[2] 秦晖则认为这场争论与中国的“问题”无关，只是“信仰冲突”，“主义”之争，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思想资源’的层面上展开。一边是哈耶克、科斯，一边是‘后学’、‘新马’，听起来象是洋人之间的争论。”[3] 他似乎是想说，双方是把世界思想大战变成了国内战争。
这些概括都有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以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基本上是中国的边缘人物代表边缘利益集团进行的一场边缘思想之战。由于中国的思想的特殊环境，和老左派语言在中国的臭名昭著，逼得双方都不能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说话，都要借洋人之口开战。自由主义是怕官方反感，新左派是怕知识界反感。其实，某些官员并不用眼睛和大脑来判别思想，他们用鼻子。他们一嗅到自由主义的气味，就有生理性反应，结果还是把刘军宁等人推出了他们的嗅觉范围以外。鼻不嗅，心不烦。
如果说，新左派代表的是在经济改革中，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弱势边缘集团要求经济平等，那么，可以说自由主义代表的，主要是由于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被排斥的边缘弱势集团要求政治平等。要求经济平等，把矛头指向市场是搞错了对象，是找武士决斗，结果找到了风车，因为市场从来就不解决平等问题，要平等只能找政府。他们要求的其实是想取消市场。要求政治平等，当然要找政府。他们赞成私有化，也是要从经济上削弱政府权力，并从经济上巩固人权基础，因为私有财产权是人权的命根子。
但是，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好像是一个穷家里娶来的漂亮媳妇，好看不好用。自由主义的文章阅读时挺快活，放下文章想一想就难过。第一是因为理论和现实的反差，第二是因为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中国怎样才有他们所要的自由。我们像孩子似的哭着喊着要糖吃，不知道家长是给糖还是给一巴掌。我所看到的自由主义文章，基本上都是在介绍、宣传西方自由主义理念，这对于增强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大有好处，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巨大贡献。
不过，正如徐友渔指出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提供了清理专制残余和流毒的启示和思想资源，但并未提供‘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甚至连可以直接运用的理论也没有提供。我们所谈到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重点往往放在逻辑证明自由的价值，不自由的理由不管多么强词夺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来没有现成的理论，说明东方专制主义型的国家如何从不自由变得自由。” [4] 尽管秦晖呼吁要解决中国“如何分家”和当前改革中的公正问题，但如何才能公正他也语焉不详；尽管刘军宁写了两篇文章讨论中国的民主之路问题，但似乎文章结束了，路也就到头了。
我赞成徐友渔的看法，我们不可能靠外国的思想家为我们提供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实现自由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些脚踏实地的研究，提出一点经验性理论，那怕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也比竞赛谁脖子上吊的书袋大强。
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或者说，经过刘军宁、朱学勤等人表述的自由主义，肯定是个好东西，是西天的真经。不过，取经的不止他们这几个“和尚”，胡适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批取经者中的唐三藏，但他经历的所有灾难，并不在取经的道路上，而是在回国后的东土上。历尽劫波，自由主义没有在中国修成正果，新唐僧胡适却被赶到了小岛上。
我曾经说过，自由主义本来是盆栽植物，原生于爱琴海岸边的小城邦，经过1000多年的绝迹，再生于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城邦，接着被移栽到西欧，它的种子又被殖民主义者装在背囊里带到北美，在那儿长成参天大树。胡适就是从那儿为中国取回自由主义的种子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是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从权力结构上看，是一座金字塔，权力的中心在社会顶部；从社会结构看，是一只“木桶”，箍紧了才能成为一个整体，松一松就分裂成几块桶板。
引进自由主义，对于金字塔来说，是权力中心的下移（通称权力下放），只要权威本位不能马上从神权本位或无本位转换成人权本位，权威资源就会流失，社会便会失范，腐败和社会混乱同时出现，就像清朝末年和现在的中国这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局总是恐惧自由主义，认为它会损害社会稳定。自由主义也总只是边缘思潮，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这些主流政党都不会以它为党的纲领，虽然，国民党更倾向于个人自由。引进自由主义，对于木桶来说，是要放松桶箍，或称“松绑”，桶箍一旦绷断，木桶散架，碎裂成几块桶板，这意味着国家分裂，就像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那样。接着又是一场中原逐鹿的战争，再次统一在一个暴力政权之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兴亡周期，似乎并没有因为自由主义的引进而有所改变。
毛泽东在答问时，自称找到了打破这个兴亡周期的法宝，这个法宝是民主。可惜，他老人家不愿意放弃中央集权，他的所谓民主往好里说，是半心半意的，往坏里说，是欺世盗名的。在中央集权条件下，全国必须整齐划一，要搞民主，不仅要按一个模式搞，还要大家一起搞。文化大革命，就其形式而论，是毛泽东利用了他所理解的民主模式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这是一场有领导的大民主实验。所谓“大民主”，在中国，可能是指“大范围的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
因为它有民主之名和群众直接参与之实，所以至今还有老百姓在怀念它；因为它有毛泽东愚弄在上，群众暴乱在下，所以大多数珍视人权的知识分子在批判它。好了，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处境：由于他们无法解决权威系统的重构问题，首先是中央集权问题，在中国推行自由主义，不是导致腐败和混乱，就是导致动乱和分裂，然后再走向极权统一，在中央集权条件下，要搞民主，也最容易搞成文革式的反人权的大民主。
无论是那一个结果，都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他们谴责专制极权，也谴责不保护少数人自由的所谓大民主；他们反对混乱和腐败，我相信他们也未必赞成中国分裂，虽然没有看见他们在这方面的明确主张。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他们所反对的，正好是实行他们的建议极可能带来的。按照我的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理论，推行自由主义，意味着权威落差下降，使权威距离有缩小的趋势，也就是增加分裂倾向。新左派可能看到了这个后果的不可欲，但不愿意承认自由主义前提的可欲。如果说，新左派陷入的是形式逻辑上的悖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陷入的是行动逻辑上的悖论，故尔称之为困境。
刘军宁肯定是感觉到这个困境了，但在他的文章里反映出来的却是自由和民主的对立。在他看来，给中国带来问题的不是自由，而是民主，首先是文革式的大民主。我愿意首先澄清，中国大陆迄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民主，无论大小。如果说，连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不准议论，不小心在他照片的反面打个叉都要掉脑袋，这样的全国混乱和亘古罕见的独裁相结合的古怪体制也可以称为“大民主”，那是对民主的亵渎。
其次，军宁对民主的指控，反映的是他对民主的因噎忌食心态，因为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革都被称为“民主”，而那样的民主曾分别噎死过两个国家的热情。军宁说：“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消灭了自由。”他还说，“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这是把毛泽东的伪民主僭主全权政体当作一般民主政体在批判了。基于这个批判，他有下面这个结论就不奇怪：“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 [5] 。
这些看法是大成问题的。让自由与民主对立，是让沙奶奶和阿庆嫂打架。民主包含自由，并不与自由对立。在我看来，人类三大政治价值是自由、平等与权威，除了民主政体，没有任何别的政体能让这三种价值统一起来。君主政体崇尚的是权威的价值，贵族共和政体珍视的是自由的价值，古希腊式的、直接参与式民主推崇的是平等，当然，在那时是奴隶以外的公民平等。只有现代民主，统一了这三种价值：总统制或内阁制保障权威，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竞争和大国的联邦制保障自由，普选制保障平等。真正和自由有对立的张力关系的是权威和平等，权威是对自由的垂直威胁，平等是对自由的水平威胁。说民主和自由对立，那等于是在说全体和部分对立，我和我的手对立。
军宁对民主的担心，其实是对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权威的担心。所有的权威都让人担心，让人最少担心的是民主的权威。军宁除了没有区分作为整体的民主和作为部分的自由，也没有区分真民主与伪民主。他真正担心的是以卢梭的“人民主权”，也就是不可分割的“公有制主权”为本位的“民主”，也可以称之为“集权本位”的假民主，而真民主是以人权，也就是“公民个人所有制的主权”为本位的。“集权本位”的假民主当然是与自由对立的，它其实是盗用民主名义进行统治的暴君政体，所以又可以称为“僭主政体”；而“人权本位”的民主才是当今世界西方国家通行的政体，它是自由的保护神。
试想一下，为什么英国的贵族自由政体逐步变成了民主政体？就是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平等的人权而不导致自由的毁灭。最适合自由生存的条件，只能是民主；最能防止自由空间极大化与专制权威极大化重叠，从而滑向扩张主义和法西斯化的，也只能是以人权为本位的民主。
当然，军宁提出某种类似法国革命和中国文革似的激进民主或假民主会葬送自由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反对革命。革命有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分，不能因为一场被称为“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农民革命把中国拖入了20世纪的灾难，我们从此就反对一切革命。反对一切革命就等于给了暴政豁免权。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里指明了任何一条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都经历过革命。所不同的是，有的是相当暴烈的暴力革命，有的是相对平和的和平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十分暴烈的，英美革命是相对平和的。他指出：由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推进有三条历史路线，“其中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来开辟的。撇开事实不谈，‘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词语由于其马克思主义内涵，被许多学者看成一面红色的旗帜，它还含有种种模糊之处和贬损之意。然而，出于正当的研究理由，我认为，用这来指称英美法走向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的路途中所发生的历次暴力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6] 我们应该反对新左派可能导致的那种追求经济平等的暴烈革命，不应该反对争取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相对平和的中产阶级革命。
归纳一下本文的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但比对自由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对自由安装程序（set up）的探讨。对自由的强调，既不应当导致对自上而下渐进式改革的鄙夷，也不应当导致对民主的怀疑和对革命的排除。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清醒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同时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
2000年7月于美国麻省康桥
注释：
[1]本文写作于2000年6-7月间，本是《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的第11章第2节的第3小节，“新左派：僵尸还魂”是该节的第2小节，该书出版时，第11章全部被删除。由于该文写于7年前，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特别是对刘军宁的思想分析已经赶不上其思想进展，刘军宁于2001年在美国访问期间思想有了重大转变：开始注重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的操作问题，并且为自由主义选择了联邦主义道路，这就与我的思想倾向不谋而合。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思想就开始从新权威主义转向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主义。
[2]参见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
[3]参见秦晖：《我的“第三条道路”》。
[4]参见徐友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5]参见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
[6]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文版，第4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