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篇作为整部《论语》的终结篇，共计三章，文字篇幅不大，但主题却稍嫌散漫。有关全篇的核心宗旨，黄克剑教授的解读提示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他认为：“（首）章当是《论语》全书的后序”，“从尧、舜、禹到汤、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论语》编者第一次为儒家教化理出了某种脉理相贯的道统，这曾为孔子所默示的不无历史感的统绪把孔子置于继往开来的枢纽地位上”；至于次章，三章，“或为《论语》成书若干年后由汉儒依据轶策所补缀”（黄克剑《论语解读》，第438页）。

细细玩味《尧曰》全部文字的蕴绪，可知黄氏之说不无道理。儒家始终注重“道统”的建构，孟子、韩愈在这方面所作努力最为显著，他们的共同旨趣是，确立“道统”，为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寻找到最大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再试图将“道统”置于“政统”与“君统”之上。这是儒家的理想，也反映了儒家的气象。

现在看来，孟子、韩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有所依本的。这个“本”，就是《尧曰》篇的首章，换言之，早在孔子那里，“道统”建构的雏形已依稀存在，这实在是了解、掌握儒学所憧憬的理想政治与文化传承的很好切入点。

《尧曰》篇首章的“道统”建构上的主要内容，乃是如何“治国、平天下”的要旨与方法。这包括：君主要对政治得失成败担当最大责任，必须一切概括承受：“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君主施政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依，有律可循，“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君主胸襟应该博大宽广，做到尊重传统，遵行旧俗，兼容并包，化解消极因素呈现充足信心，造就政治和谐，赢得天下民心：“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君主施政应该抓住重点，突出关键，“所重：民、食、丧、祭”；同时努力体现宽厚、诚信、机敏、公正等原则，推行“德政”，“以德化民”，“发仁为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君主处理事务，应该把捏分寸，中庸有度，不走极端，防止偏颇，“允执其中”，凡此等等，皆为“外王”的极致，皆属“道统”在施政上的具体呈现。

至于次、三两章，当是《论语》的最后编定者认为内容比较吻合首章所揭示的“道统”主旨，而在编纂过程中将其附属于首章之后，以对首章的“外王”旨趣作补充性的申明。在这里，孔子就“为政”的要义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与揭示，将“善政”与“恶政”分别归纳为“五美”与“四恶”，告诫统治者应该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在此基础上，孔子进而提出了“为政”者所应该具有的政治睿智：要乐观达命，不企冀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要用“礼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立足于天地，成就自己的事业；要善于察言观色，不为虚幻的假象所迷惑，对他人的真实想法与各种言行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列举“五美”“四恶”之时，孔子依然是用“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方法论来加以指导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为政”的高明，是给民众以好处，可不必由自己去付出；是让民众出力效劳，可并不因此而招致民怨；君子可以有自己的私欲（追求仁义，建功立业，同样也是“私欲”，无非是看上去比较“高尚”而已），可又能巧妙到不被人们看作是贪婪；君子可以是泰然自若，悠哉游哉，可又能让人们感觉不到有任何的骄傲得意成分在内；君子可以是威风凛凛，仪态庄严堂皇，可又能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凶狠蛮横的印象。这样的政治领导艺术，无疑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这种张弛有度、恰到好处的大局观、分寸感，是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它可以用来确保“尧、舜、禹”以降的“道统”建构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大而无当、自娱自乐。

应该说，孔子实不愧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他的精神境界，他的使命意识，他的为政思路，他的方法艺术，均已臻于一流、出类拨萃，绝非敏于言而拙于行的寻常理论家、思想家。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云云（《论语·子路》），并非大言不惭、自我膨胀，而是建立在具备充分“为政”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是信心，也是实力。然而，历史并没有给孔子以这样的机遇，使他只能以伟大的思想家而非成功的政治家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

由“内圣”而“外王”，这是孔子的崇高理想追求。《论语》的编纂者不愧为孔子的真正知音，让全书肇始于讲求“内圣”方法的《学而》篇，而终结于阐释“外王”之道的《尧曰》篇，可谓独具慧眼，善于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