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
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在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目前，这一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
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中国哲学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比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对于儒学经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11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