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慧是痛苦的

《九十年代日记》出版以前，笔者就存有探索王元化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如愿。多年以来，王元化在我眼中是一个混合的多面体——一位为周扬所赏识的“胡风分子”，《文心雕龙》研究权威，戏剧理论家（京剧、莎士比亚），身份和于光远、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相似的老干部。这是一个未能圆融的多面体，1983——1985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居然还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用句不恭的话，王元化先生是个“多角兽”，未免唐突了先生，但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上海文化的“大护法”，周围有一批“学术理念”未见纯正的青年学人，这让我觉得王元化先生识人的眼光未必高明。

为庆贺王元化先生80诞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在《文汇报》发表长文《谈王元化》，后收入《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钱先生对王元化的看法极其有趣，他认为王元化既英锐又沉潜，既激烈又雍容，据说王元化先生对此论并不否认。复旦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评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信然。“英锐而激烈”使王元化保持一股可贵的思想热忱；“沉潜和雍容”又使王元化拥有学者的理性和从容。

笔者注意到，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保持“英锐和激烈”之气的尽管少，还是有人在。老干部中的反思者多有此气，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诸人无一不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锐、李慎之较王元化有过之。持有“沉潜而雍容”之气的多是一些学术根基较强的老学者，张岱年、季羡林、费孝通、林庚先生莫不如此。但是“英锐和激烈”者多欠缺“沉潜和雍容”之气；“沉潜和雍容”者往往不“英锐而激烈”。“既激烈又雍容，既英锐又沉潜”者，非王元化莫属。王元化身上的“沉潜和雍容”之气使他和有反思精神的老干部有别，“英锐而激烈”之气使他和老学者不同。既是老干部又是老学者，不全是老干部也不全是老学者；既有老干部所不拥有的学问，又有老学者所不拥有的思想，这才是真实的王元化。王元化先生90年代的追求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做有学问的思想家。他的理念是打通学问和思想，印证生命和信仰。王元化90年代之所以赢得海内外知识界的赞誉在此，不断引起争议和误解亦在此。

笔者研究当代学术史，深感当代事，亦成史。90年代的学术界有四位文化老人值得关注，他们是：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学思并重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在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分别在“文化自觉”、“文化比较”、“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文化反思”方面有所贡献。在百年中国文化史上，费孝通、金克木属于第三代学人，于光远、王元化属于第四代学人。90年代后期学术界传来“南王北李”、“南王北钱”，这两个“王”都是指王元化，“北李”指的是李慎之，“北钱”指的是钱钟书。对此提法，王元化先生在报端发表了否定的看法。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亦是体现“意图伦理”，李慎之和王元化两先生本来都属于80年代“新启蒙”的中坚，但是90年代以来思想趋向日益不同，王元化先生已经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依然停留在80年代。在反专制、反独裁方面，两位先生是相通的，高一层，便不同了。君子和而不同吧。我不认为钱钟书先生的思想在90年代有所发展，况且他本人一直倾向于考据，他的学问王元化先生是比不上的。我在这里说句大胆的话，钱钟书先生的思想未见得比王元化先生高明，充其量钱钟书是新乾嘉学派的殿军。

还接着分析90年代四位文化老人，合起来看形成当代新『四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费孝通关注民族间的接触，金克木关注中、印、欧三大文化类型的接触，于光远关注经济社会中人的接触，王元化关注政治社会中权势集团与公民的接触。金克木先生已于2000年8月5日去世，余下的三人中，费孝通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已然很难具有40年代的风采，对此只能抱有同情的了解。王元化和于光远则与费孝通不同，从30年代起，他们就英锐而激烈，于光远和王元化有比较大的相似性，他们历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变局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反思，终于彻悟了，并且带着“沉潜和雍容”。他俩问题提的尖锐，思考亦深入，并对自己的学说带有强烈的自信，且有容人的雅量。我以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有容人的雅量。

《九十年代日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9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变迁的典型学案——王元化学术自述。这份日记超越了一般的学理意义，不仅记录了世纪之交的卓越思想家的心路历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90年代学术史丰富的原始材料。

这部日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凸显了王元化先生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胆识，这对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无论作为一个老干部，还是老学者，王元化先生早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闲云野鹤，一卷《文心雕龙》在手，静观夕阳山外山了。但那样的话，就不会是具有纯正人格和伟岸品行的王元化了。王元化先生对信从了50年的理念，进行了持久的反思。反思是痛苦的，但这对王先生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王先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反思的小路上独行。遮蔽多年的偏见终得清除，的确令人欣慰，但自己青年时代确信的观念一个又一个沦为偏见，哪里是自己反思的底线呢？

王元化先生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进行着深入的反思，这种态度非常独特，以至于友人认为90年代的王元化从80年代后退了。李慎之先生就搞不懂王元化何以从《新启蒙》转向《学术集林》，80年代思想界存在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有人总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启蒙的先知先觉，王元化本人未尝不曾有过这种心态。但九十年代初期，王元化以极短的时间进行了思维转换，这种转换是自觉的、彻底的。《九十年代日记》后记有几句话，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1〕80年代王元化先生曾为“五四”辩诬，90年代先生思考五四之缺失，对照着读，可以看出先生艰难但执著的跋涉，确能了悟“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把王元化放到20世纪思想史的平台，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王先生曲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整整一代学人的悲剧。

与王元化先生不断开拓思想新境界相映衬的是，由于欠缺合理的学术支持，新启蒙的多数战友，依然保持着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喜爱以一种褊狭、决绝的态度改变社会。王元化的变化当然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要使“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呢？90年代初主持复旦大学朱学勤博士论文答辩，激发了王元化先生的思考，令王元化先生感慨不已的是朱学勤本人没有进入真正的思想境界。朱学勤就曾把学术界简单划分为‘启蒙、国学、后学’派三分天下，王元化先生该被划在哪一派呢？王先生与后学派当然是无缘的，我们看在这里，朱学勤与李慎之便不谋而合了，王元化由启蒙派转向国学派了，《学术集林》的出炉便是明证。王元化先生不以为然，“学勤看到我批判激进主义文章，曾打电话来劝阻，说这只会使‘亲痛仇快’。”〔2〕王元化先生是坚定反对意图伦理的，他已有超越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的学术超脱于“启蒙、国学、后学”的机械分割。实际上他已经融会义理、考据和词章，并且打通了文史哲。这当然是比较高的境界，它浸润着先生强健的人格。王元化十分推崇熊十力的“孤往”、“孤冷”精神，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王元化先生的思想路径可以概括为“信——疑——信”。青年时代，在没有较多的学术准备的情况下，很早就信服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年沦为“胡风分子”后，逐渐对早年的思想产生怀疑，并于90年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苦的反思销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却是难以倾诉的；2000年以来，先生在深刻的反思根基之上，逐渐确信了部分思想。王元化先生的思路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对具有反思情怀的老干部是有范式的。笔者不同意王先生所言“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思想的确开始于质疑，但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不会把思想仅仅视为对诸多问题的质疑。90年代王元化先生对问题的质疑多于确信，而这仅仅是思想的开始，还远未达到成熟。

当代中国思想界，如王元化先生肯用心思的还不多见，心思用到呕心沥血程度的，更是罕见。《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都有一个“思”字，可以见出先生的执著。反思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认识你自己，就要持怀疑和批判精神，但这个怀疑和批判的前提，是对前贤抱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90年代王先生苦读杜亚泉、熊十力、陈寅恪、胡适的文章，意在接续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开一代风气。王元化的思考不仅达到了较高的境界，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王元化先生打破了大陆五十年来形成的五四神话，揭示四大历史关节“庸俗进化论、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这样王先生不是从五四接着讲，而是追溯到五四之前了，王元化便从近代接着讲了，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本质。

反思五四是王元化思想变迁的一大关键，王元化的贡献就在于从通常意义上的陈独秀、胡适的对立面杜亚泉和“学衡派”中寻找时代精神的真谛。他认定“人的解放和自由”才是五四的本质，而不是通常所因袭的“民主和科学”。王元化先生已经关注近代思想史，但似乎还欠缺贯通，我觉得先生在理清1840——1949年思想史方面，还应下一番工夫。笔者有一个想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至少是从1862年的同文馆开始的，龚自珍是中世纪最后一个也是新世纪第一个诗人，魏源的《海国图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把新文化运动定在1915年实在是唐突了历史和先贤。近代思想史的丰厚精神资源轻而易举地被遮蔽了，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的胜利。为了维护这种胜利成果，曾经付出了何其惨重的代价！沉痛的教训，确实要好好反思。但是又有多少学人被褊狭的史观遮住了眼睛，连好学深思的王元化先生古稀之年才发挥了理性的清明，由此可以见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50年年来的中国社会非常欠缺这种理性的思考，尽管是迟到的思考，依然是90年代思想史的骄傲。王元化先生最后是以思想家而不是文艺理论家而被载入史册的。

真正深刻的思想是朴素的，也必然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但有深厚的学问，未见得有深厚的思想，季羡林先生是当代的大学问家，但却不懂义理。学术是一条静默的河流，经过持之以恒的积累才能够源远流长。王元化的学术积累是比不过季羡林的，学术领域也不一样，但俩人相重而不相轻。《九十年代日记》多处记载他们的学术交往，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完全可以互补而不必持有门户之见，这对净化学风是有带动作用的。50年来大陆学术界风气之坏，在百年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之风在青年学人身上依然明显，这不能不使王元化先生痛心，先生对学风的高度关注不是偶然的。古人非常讲求学思并重的，当然在实践中可能会有所偏枯。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王国维、陈寅恪都属于学问大、思想深的学者，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绝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属于学问和思想都没有的一类，季羡林先生可归入学问大、思想浅的一类，王元化先生在我看来属于学问较浅、思想较深一类。

以王元化、李泽厚为代表的第四代学者深处与上代学者殊异的社会文化生态圈，近代的学术传统于1949年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式微、衰绝了。一种崭新的与政统、道统三位一体的怪异的“学统”，通过几位小人物“李希凡、姚文元”的大棒，树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这种不伦不类的“新学统”才是学术腐败、学风败坏的真正原因呢？这个根子应该认真挖一挖。

“上面不重视文科啦”，“文科没有院士啦”，“大学校长都是理科的啦”，50年来最可怕的教训，是文科被重视到了可怕的程度，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有几场不是“文科运动”？1955年也曾弄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换算成现在应该叫“院士”，没有任何学术成就的几位学术官员不都是学部委员吗？如果不在学风上来一番改观，叫恢复也好，叫设立也罢，我敢保证，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士比50年代的更可笑。尽管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但，那套“新学统”的软件依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使第四代和第五代学者在学术、思想、人格三方面有大的欠缺。

（二）经历促使思考

上面所述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事情还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王元化经历了千载难逢的大变局，独特的生命历程可以转化为丰富的思想养料，如王元化先生所言“生活经历促使我思考”。笔者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思想家：一种活在古人的世界中，一种活在现实世界中。百年思想史上，王元化先生属于后者。在王元化的生命历程中，有三个事件值得关注：（1）深厚的基督教家庭背景，（2）1938—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得遇孙冶方、顾准这样品行纯正的领导，（3）1955年沦为胡风分子。

据上海大学中文系钱钢先生所编《王元化学术年表》，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老先生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是圣公会第一位华人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工作。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老太太年轻时跟从一位传教的女医士学过医，后入上海圣玛丽女校攻读。王元化的父亲王维周老先生少家贫，得教会资助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并成为该校的首届毕业生。王元化两个姐姐毕业于燕京大学，妹妹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基督教的注重信仰的完美和一致，是否对王元化有比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955——1957年，经受恶势力两年的惨无人道的折磨，王元化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保持了自己的人格，除了夫人张可爱的支撑，难道就没有一点基督教的殉道精神？

孤岛时期，王元化参加了地下党文委的工作，当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顾准和曹荻秋，文委领导层中还有王任叔、姜椿芳、戴平万、林淡秋等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3〕王元化在欢腾的气氛中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岁月。他这一粒种子偶遇孙冶方、顾准，便茁壮地发芽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上海，王元化在座谈中直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不确的”。离开了孙冶方领导的地下文委，很难想象在别的地方王元化能说出这番话。王元化带着上述理念前往延安，在整风运动中是必栽大跟头，不必等到1955年，就会被整肃的。孙冶方和顾准于50年代又把开明的理念带到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历史地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库，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个思想库在雏形的时候，王元化就已经体会过它的温暖。“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4〕90年代王元化先生之所以进行深刻的反思，文委时期的酵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王元化回到了意气风发的抗战时代。

孙冶方、顾准、王元化三位百年史上的卓绝之士，遇合于孤岛时期，真乃天作之合。思想史家不可不给予高度的关注，进行合理的解释，延伸开来，不就可以形成1949——1999年50年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条脉络吗？孙冶方——顾准——王元化，三人分别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行思考；学术史上可否有文委——经济研究所一条隐线呢？当代学术研究理念中，存在着严重的“意图伦理”，言必称胡适、陈寅恪、钱钟书，这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信从时髦，以为只有这些人才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对左翼文化人，不仅不屑进行研究，甚至连光顾的兴趣都没有了，当代学术史研究如此“拨乱反正”，笔者恐怕是难以苟同的。从一种偏向转向了另一种偏向，导致学术研究，只会有量的积累，而不会有质的提升。孙冶方、顾准都是中共党内好学深思之人，长期生活在近代中国学术、出版的中心——上海，又是王元化在党内首先接触的人，这对王元化学术、思想和人格的养成，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90年代王元化元气淋漓的反思和上海文委时期存在着内在的韵律。深厚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使王元化保持自己人格的统一，上海文委时期使王元化养成思想的习惯，1955年沦为胡风分子后，不甘沉沦的王元化苦苦寻求学术的滋养，韦卓民、熊十力、郭绍虞先生给王元化以慷慨的帮助。学术、思想、人格交相互动，相得益彰，穿越时空隧道，一个日益成熟的王元化，迈着坚实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

非人的迫害使王元化先生得了心因性精神病，经过家人长期的关爱和照顾，才慢慢恢复过来了。王元化向郭绍虞先生请教《文心雕龙》的有关问题，又向父执韦卓民先生学习黑格尔哲学。王元化所接触的老师都非等闲之辈，郭绍虞先生是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大师，韦卓民先生是黑格尔著作的译者。王元化原本有极深的文艺理论素养，周扬对他非常推许。现代的学术分科，文艺理论通向美学，又易通向哲学。王元化抓住《文心雕龙》和黑格尔，既发展了学术又深化了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会通、古今会通、学思并重的学术品格。

（三）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

1985年5月王元化先生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位置退下，筹办了引人注目的《新启蒙》论丛，这一论丛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夭折。1994年8月王先生主持的《学术集林》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论者多以为在《新启蒙》与《学术集林》之间存在着两个王元化，王先生本人予以否认。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笔者以为既可以说两个，也可以说一个。说是两个，王元化的思想由《新启蒙》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幡然转化为《学术集林》时期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无可置疑，这是一个质变，它显现了两种思想境界。我们说是一个，主要指王元化这一变化有学理和人格的支撑。王元化一生中有可贵的优点，任何暴力也没能使他的人格分裂，王元化一直保持着高贵而完美的人格。60年代以来，王元化的学术也没有停顿，但一直处于发展中的学术也没有变化到丧失他本人固有逻辑的程度。笔直以为九十年代王元化最可喜的变化，就是他的思想转化，摆脱了长期信从的褊狭心态，看待历史，多了理性和雍容。王元化先生在思想上越来越能够“海阔天空我自飞”（冯友兰先生晚年语）了。

为了能够拥有思考的安静环境，王元化先生曾向组织申诉住房困难，组织在衡山宾馆安排了一间工作室，这本来无可厚非，不料引起了一位酷评家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代知识分子对组织∕体制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九十年代日记》对之有详细的记载。我无权要求一个年近八十的知识分子学习体制外生存，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不彻底性是否与此依赖相关，却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5〕当代大陆学术界，很难有人生活在体制外的，我不知道王晓华先生在什么单位工作，假如是自由撰稿人，你能把文章投向哪家体制外的刊物？王晓华只是表达了一个天真的愿望。

笔者注意到有良知和反思情怀的老干部，李锐、李慎之、于光远、胡绩伟、朱厚泽晚年都有很好的待遇，悠游林下、安享晚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们并未知足，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独立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的人格，有些人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大护法，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王晓华机械区分体制内、体制外，会不会是想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元化日常生活时时处处依赖组织，难以具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和深刻的思想，充其量是官方思想家？

笔者已经说过，50年来王元化的人格都是纯正和统一的，90年代更是健旺，他既不随便苟同，也不随便苟异，真正做到了他所信从的胡适的话“生平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王元化先生90年代曾往多所大学讲学，演讲结束时，王先生总是朗诵这几句话，与听众共勉。王先生觉得今天能够像胡适那样做到这一点就不愧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先生主持《学术集林》，决不是为了把持一个学术山头。前往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火车上，王先生向陪同的钱文忠风趣地说：“现在学术界也有拉帮结派之风，但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6〕王先生1998年9月18日的“戏言”倒是反映了老人真实的心态。

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先生晚年深佩三人：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7〕季先生、饶先生都是当代学术的参天大树，周先生与两位属于同一学术圈，但与王元化的学术领域几乎没有交集，学术理念也殊异，两人也不相熟。周一良为什么佩服王元化？思想者王元化独立不羁、人格伟岸的风采深深吸引了周一良，王元化说出了周一良所想过但不敢说出的话。由此可以见出王元化在知识界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排解先生在日记中所显示的孤独感和苍凉感。真正的思想者是孤独的，因为他在暗夜中为我们这个社会寻找智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四）关注大学

王元化先生80年代初就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人，具有带博士研究生的当然资格。但1983——1985年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政务繁多，未带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为争取博士点，将王元化先生上报申请为博士生导师，先后跟从先生攻读获得学位的有蒋述卓、陆晓光、吴琦幸、胡晓明、傅杰。王先生经常作为评判委员会主席主持钱仲联、冯契、钱谷融诸先生的博士生论文答辩，90年代先生还应邀在多所大学进行学术演讲。这样王元化先生以一个教授的身份有机会观察、体会进而思考中国大学的治校思路、办学模式和大学理念。

客观地说，王元化对当代大陆大学是比较失望的。作为思想家，先生非常关注教育。1990年8月11日，参加上海市委举办的双周座谈会，先生指出“文化建设中应以教育为先。别方面要纠正偏差固然也困难，而要纠正教育的失误则要花加倍的时间。”〔8〕王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指出，当代大学官气日重，只懂自己专业的科学家掌校，大学文科多办得奄奄无生息。笔者对先生的看法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意见，当代中国大学其实理科和文科一样，都办得没有生气。即使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出任校长，文科照样没有生气，问题出在我们的大学理念和政治安排。

王元化先生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9〕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

王元化先生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健全的学术生态圈，还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建立，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学术竞争机制，还无从谈起。关键是依自不依它的学术理念远未成为学者的共识，学术根本没有摆脱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思想的闪电还没有照耀这片大地，中国的学者没有解放成为人。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中国50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了畸形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古今不贯通、中西不搭界，更不要说文理会通了。王元化先生其实在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开始进行学术积累的。先生经过异常艰难的探求才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的，当代学术研究者视野之狭窄，先生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思想家的视野总是较常人宽广的，先生认为造成这一怪状的是教育制度，并把眼光投向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像现在这样，许多人知道古代的不知道现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对历史、哲学也都不清楚，研究不仅狭窄，而且很难发展。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循苏联的大学制度，完全向专业化发展。……我常讲，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畸形发展，牛角尖越钻越细，其实是不应该有的。”〔10〕全能主义政治制度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范式是三位一体的，笔者看来，懂得古代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三科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挤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现代哲学史的小路上。还有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也不是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是“鄙弃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先生语）的斗争哲学，妄图使我们丧失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成功的使中国学人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观察苏联，斯大林推行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先驱，俄罗斯文化是不存在断裂的。

面对思想家王元化，笔者以为最好的姿态，便是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王元化，并且与王元化一起思考。辩正法的魅力在于对话、辩驳、质疑，昔贤有言“我思故我在”，信然！

注释：

〔1〕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528页。

〔2〕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87页。

〔3〕《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9月4日。

〔4〕《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9月4日。

〔5〕王晓华：《一个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史与心灵史》，《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2月29日第4版。

〔6〕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52页。

〔7〕钱文忠：《“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0日。

〔8〕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3页。

〔9〕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04页。

〔10〕骆玉明：《贯通古今，开拓前进——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2月15日第4版。

（《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钱钢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1版，收入学术地图之一——《那些有伤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