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我，有一个习惯，每年的十一月三十日都会从日程中留出来，留给王元化（一九二〇—二〇〇八年）先生。这天是先生的生日，这天晚上，与先生最亲近的学生、朋友都会相聚一堂，为老人家祝寿。起先是轮流做东，後来先生年岁大了，走动不便，便固定在他常住的庆余别墅小餐厅里。
先生是一九二〇年生人，与我父亲同岁。家父走得太早，一次意外的脑溢血，就离开了人世。我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只在照片上，在家人的描述中，习惯成自然，也因此形成了我特立独行的性格。直至在我四十岁的时候，遇见了先生。因为心灵的相契，渐渐走得很近，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一个父亲，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父亲——虽然在先生生前，我从来没有向他坦露过内心的这一秘密。
我不想用慈祥来形容先生，那是先生给外人的形象。先生的晚年，庆余别墅那个名为「清园」的小小客厅，每天先生被各路访客包围簇拥，若众星拱月。先生有人格的巨大魅力，大家崇敬他，喜欢听他谈学问，论思想。他也来者不拒，有教无类，越到晚年，越喜欢热闹，对陌生客有求必应，从签名题词到介绍关系，给人以如浴春风之感。
不过，对身边熟悉的人，先生却有另外的一面，他很严格，严格到有时不近人情。我与先生来往多了以後，他对我的要求逐渐变得严厉，记得一九九〇年代末，我曾经一度迷恋文化评论，报纸副刊上经常出现我的名字。先生每次见到我，都疾言厉色地批评我：「你少写报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我知道他对我有所期待，但又有点失望。但以我自以为是的个性，很难听进先生的话。倒是有一次在闲谈中，先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说：「做学问要能够沉得住气，善养大气。如果一有点感觉，迫不及待就放掉了，最後是成不了大气的」。我心头一惊，恍然有悟，从此收敛了许多。
与先生走得比较近的学生、晚辈，大都可能被先生骂过。有一天上海某出版社老总，突然很沮丧地打电话给我，说先生为了一本书的排版和装帧问题，对他大发雷霆。我知道先生眼界很高，有完美主义的癖好，容不得一丝瑕疵。我对这位朋友说：「恭喜你，先生已经不把你当外人了！不过他不会放在心里，说过就过了，老兄千万不要生气啊。」
到了晚年，由於治病打针有副作用，身体里的激素失衡，先生的脾气变得急躁，时有爆发的时候。但先生的难得在於，事後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会自我反思，有所补救。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打了几个电话，声音干扰了他写信，他对我发了一通火，让我立即走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了解先生，觉得是自己的不妥，没有放在心里。没有想到，第二天先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对不起，我昨天脾气大了一点，向你道歉。」我蓦然惊呆，不知说什麽好，为先生的诚恳感动。人常常会犯错，亦会失态，圣人亦是如此。然而，德性高尚之人，乃是能够直面自己，承认错失，尤其在晚辈面前，更是难得的德性。试问天下诸君，又有几人能够企及？
先生是圣人，亦是凡人，亦圣亦凡。圣人可尊而不可学，凡人则不值得学也。但亦圣亦凡的先生之於我，则是一个令我敬畏又可亲近的精神父亲。西谚云：「仆人眼中无英雄」，这话不错。但我更喜欢俄国的一句谚语：「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样高」。
先生离开我们七年了，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对於我与这个世界有多麽重要。但在先生告别仪式结束的瞬间，当我看到平时非常熟悉的身影被推走送去另一个世界，永远不再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泣不成声，无法自己，感觉内心崩塌了很大一块。我终於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那是我人格上的引路人。有时候当自己无法在两难困境中做选择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想：假如先生在的话，他又会如何做呢？以我对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会如何做，於是我也就豁然开朗，知道自己该选择什麽了。
先生走了之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寂寞了许多。这种感觉，不仅属个人，也属先生生前所在的这所城市。上海的知识界，从此再无精神领袖，中国的知识界，也少了一位旗帜性的人物。先生离开我们越久，越加感觉他存在的意义。我常常在想，王元化先生，对於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麽？
我曾经将他与李慎之一起，视为中国「最後一代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乃是有着家国天下情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视天下为己任。但他所担当的，究竟是什麽？是自由主义吗？在世纪之交，有「南王北李」之说，有人认为王元化与李慎之是一南一北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但将先生定位於自由主义者，宽泛地说，也不错，在他的身上，的确具有蔡元培、胡适式的自由、宽容和多元，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倘若简单地将先生定位为某某主义，似乎很违背他的初衷与原意。他的生前，非常不满自己被划为某个主义的符号，反对打大旗、抢山头。他说：「我不想参加什麽互助组、合作社，我一直是单干户！」这个单干户，乃是在各种对立的思想与潮流面前，不轻信，不盲从，不相信任何版本的「某某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奉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信条，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麽，不喜欢简单地归队为某个类。虽然经过痛苦的反思，先生从崇拜鲁迅转向佩服胡适，但假如只是将他解读为某种形态的自由主义，显然又将他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遮蔽了，将他超越各种主义的开放胸怀说小了。
这几年，我一直形容自己是「思想界的蝙蝠」。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来自於先生。他生前对我说过：蝙蝠是哺乳性鸟类，但它一直很尴尬，不受欢迎。去鸟类那里开会，鸟儿们对它说：你是哺乳动物，不属我们。它去参加哺乳动物大会，又被赶了出去，视它为异类。先生讲完这个故事，异常坚决地说：「我就是蝙蝠，我愿意做到处不受欢迎的蝙蝠！」我知道，先生自称蝙蝠，是有点悲凉的，因为晚年的他，多少受到各方面的不待见。原教旨派因为他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旗手，而视之为「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而启蒙阵营那边又因为先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的反思，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又以为他发生了「转向」，成为章太炎式「屁股向後转」的保守主义者，时有冷嘲热讽。在激进与保守的二元思维之中，先生成为无法归类之人。但无法归类、不愿站队，正是先生的本意所在，当众人纷纷挑边站队、抱团取暖的时候，孤身群外，侧身而立，「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先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革命，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提着脑袋干地下工作，在仕途最得意的时候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後复出位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未满一届又提前下野，长期丰富的党内经历、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令先生的政治阅读能力远远超乎於一般自以为「懂政治」人之上，每每听他解读错综复杂的党内历史，都有一种庖丁解牛、老吏断狱般的快感。先生不仅是帷幕中人，而且对历史、哲学与人性有深邃的理解，因此他的观察和思考有高度，也有深度。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结本来是很浓厚的，他们的一生都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他们热烈地投身於政治之中，政治又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代「政治人」，比如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晚年他有强烈的文化关怀，但毋宁说，对文化的关怀是从属政治目标的。
然而，元化先生在那代革命家之中，似乎有点另类。他的父亲是清华外文系教授，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耳濡目染，打下了书生的底色，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有文化关怀的「游士」，但充满了政治意识与热情，另一种是有革命情怀的知识人，虽然投身政治，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化人。先生属後一类，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青、乃至愤青，对鲁迅顶礼膜拜，北平沦陷後逃难南下，怀里藏着的是，是一张鲁迅的画像。来到上海之後，在江苏文委做地下工作，以青年理论家在党内小有名气。新中国建国之初，三十岁出头就出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用先生的好朋友、夏衍的秘书李子云的话说：王元化当年飈得很！但突如其来的反胡风运动，将他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也打回了书生的原点。先生读书最多的时期，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那十年。有郭绍虞这样的学术大家保护他，又有熊十力等多位大师指导他，他精读黑格尔，专研《文心雕龙》，翻译西书，学术基础因此打得非常厚实。有一次先生与我闲聊这段经历，我对他说，您是因祸得福！假如当时您没有成为「胡风分子」，到文革才被打倒，多做十年的官，您在学术上大概就被毁了。先生点点头，颇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只要不自暴自弃，是自我完善的最好时光。」
先生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两面，但究其底色，政治是用，文化是体，是他的终极关怀。到了生命的晚年，特别是二〇〇四年之後，他似乎已经看破一朝时政。每次去看先生，告诉他一些传闻，先生似乎都心不在焉，兴趣索然。反而每每抓住我，与我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先生之忧虑，乃是感到这个世界出了大问题，问题不在政治，也不在经济，而是最深层次的文化。当代人沉湎於物质、沉湎於世俗而不自知，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世界陷落了，世界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无人关心了，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先生常常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为此而心焦，忧虑两三千年的世界轴心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是不是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当我追随先生的忧思，思考中国与世界大问题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了，先生对於中国来说，乃为「文化托命之人」。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在抽象的精神背後，都有其肉身的寄托，从而显现出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主体，就是自觉担当和传承文化的那些人，故曰「文化托命之人」。文化就是通过一代代托命之人薪火相传、旧邦新命，得以创造性传承的。
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中，分析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远古源头。在先秦轴心文明诞生之前，文化主要保存在巫师那里，巫师知晓天命，唯有他才能与天沟通。但巫师缺乏文化的自觉与人的自觉，既匍匐於天命，又从属政治权力，没有从宇宙、王权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知识人。公元前五百年的轴心文明大突破，诞生了孔子、老子，最早的「文化托命之人」出现了。这些文化先知与巫师们不一样，已经独立担当了文化，文化系统与宇宙系统、权力系统发生了分离，成为了独立的道统。孔子说：「士志於道」，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道不再神秘，在天命面前人也不再被动，而具有了能动性。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心已经相通，文化来自於天命，又独立於天命，知识人成为了「文化托命之人」。
张灏先生强调，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天子代表政统，士大夫代表道统，双重权威皆来自天命，究竟孰高孰低？儒家认为道统高於政统，文化高於政治，一代代中国士大夫虽然承担着「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人间使命，但是比政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
这种将自身与文化融为一体、担当文化天职的精神自觉，到了近代中国，为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知识人所继承。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兵临城下，王国维投湖自尽，一时猜测纷纷，许多人认为王国维是殉清而死。但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陈寅恪敏锐地指出，王国维并非殉清、乃是殉中国文化。他在悼念王国维的致词中如此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俞宏，则必受苦痛亦愈甚」。陈寅恪与其说是解王国维，不如说是夫子自道，表明心迹，自己立志以中国文化为己任，成为「文化托命之人」。
先生对清华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先生所认同的清华，不是那种校友或子弟式的母校崇拜，而是纯粹精神性的，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他所理解的清华灵魂所在。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传统：为文化之忧而忧，自觉地担当文化复兴的使命。
凡是「文化托命之人」，内心都有一些狂气：熊十力、梁漱溟狂在脸上，王国维、陈寅恪与先生狂在心里。但他们都狂而不妄。抗战时期的梁漱溟，香港沦陷之後步行逃亡回内地，一时没有消息，舆论惊呼：梁先生失踪了！几个月以後在桂林出现了，大家对梁漱溟说，我们都在为你担心。梁漱溟颇不以为然，说我怎麽可能会死？我如果死了，天地将为我变色、历史将为我改辙，那是不可能的！梁漱溟自认担当天命，天命担於一身，天理在我心中，故无所畏惧，敢於向领袖诤言。假如没有一点担当天命的狂气，一般凡夫俗子是扛不住的。
陈寅恪与先生在「有所为」上不及梁漱溟，但他们一生都做到了「有所不为」，哪怕泰山压顶，也不肯随声附和，不说一句敷衍的假话。先生因为胡风案件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组织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你就解脱了。但先生偏偏认死理，不肯说违心话。他回答：「说胡风有思想上的错误，我承认，但说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没法认。」因为不肯说违心话，本来不是胡风小圈子的王元化，被认为态度最恶劣，而列为「胡风分子」，被打入另册。
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之狂者固然可敬，但一生守住「有所不为」的狷者，岂非与一时之「有所为」同样难得，甚至更难？先生很喜欢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家客厅一直挂着先生为我书写的这三句话。三个「不能」，皆是狷者之道，但唯有自觉意识到「文化托命之人」，背後有一个超越的信念支撑，才能守得住人格的尊严。
说到以文化复兴为己任，不要以为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念念在兹的文化，只有中国，而无世界。陈寅恪有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句话乃是文化自觉之最准确表达。是的，陈寅恪、王元化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固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与世界文化相对抗；而是开放的，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他们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天下主义者，关怀整个人类的命运，思考整个世界的文化。
与陈寅恪先生一样，元化先生对中国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义理、考据、词章皆有所通，同时对西方学问也下过苦功，黑格尔、莎士比亚、俄国十九世纪文学，都是他精通的领域。我记得，先生对研究中国古典的学生，时时叮嘱他们英语一定要学好，多读西方的经典；而对他欣赏的从事西学的有为学者，又常常感叹：他要是能懂一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就不得了！像先生这样从民国过来的一代学者，绝无中学、西学的门户之见，他们的视野是超越中西、打通古今。古今中西，皆在法眼之内、掌握之中。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读书》杂志发表过追忆先生的文章，篇名用的是先生的一句话：「我是十九世纪之子。」十九世纪是博大的、开放的、多元的，东海西海，心同此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方压倒东风，而是古今中西，八面来风。先生所心仪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是如此，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这些大师们，关怀的也是超越古今中西的人类共通的文化命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二十世纪末，思想界流传「南王北李」的同时，在学术界还有一个「南王北钱」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的同时并存，表明先生跨越了思想与学术两界，大概很少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在学术上与钱锺书比肩，思想上与李慎之各领风骚，虽然先生对这两个说法都不以为然。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思想与学术断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遁入学院，甘为某细微领域的专家，孜孜於学科内部的雕虫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关怀；另一部分则活跃於媒体，成为职业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游谈背後，无学理支撑。针对这两种极端的分化与弊端，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意思说，学问者要有思想的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的背景。学术与思想本来就不该两分，合者共美，分则两伤。先生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正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他一生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绝对不是纯粹的谈玄理、玩考据，弄词章，背後都有很深刻的关怀和思考。只是有些明显，有些隐晦，一般读者看不出来而已。他晚年也喜欢用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文化与社会的看法，但这些谈论的背後都有他平时积累的学理背景，有历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广度。
二十世纪末的上海，是一个大家如云的文化大都会。我当时就特别注意到，不少学问大家，见到先生时都非常尊敬，可以发现，那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由衷敬佩。假如按照专业成就，冯契先生的哲学，章培恒、钱谷融先生的文学，陈旭麓、朱维铮先生的史学，可能都在先生之上，为什麽他们还是在学问上那样真诚地佩服先生呢？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後来慢慢清楚了，因为先生是跨学科、打通文史哲的大师。他就像一个体操全能冠军，在单项成就上可能不及冯契、章培恒、朱维铮等先生，但他的研究是将义理、考据和词章贯通了的。
中国的学术传统，虽然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四部之学从来都是分类不分家，学问上都是打通了来研习的，然而到近代之後从西方借来的学科分际，使得文史哲之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壁垒森严，即使在同一学科内部，也是互为沟壑。有些名气很响的专家，只要一出本学科，便天下无人识此君，而大部分学者的活动空间，仅仅限於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的狭隘领地。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批评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务院第一、二届中文学科的评议组成员，但我听到他讲过好几次：「我又不是搞文学的，我是一个杂家！」
我的理解，这个「杂家」，并非学无所本的文人之学，乃是贯通文史哲的大家。这乃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遗传，与他所崇敬的鲁迅与胡适在风格上有相通之处。如果说鲁迅是文学家，鲁迅先生听到以後必定不屑一顾，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後遗嘱就是「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胡适先生是什麽家？也很难定位，「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半部，「水经注」做了一半，「红楼梦考证」开了一个风气，如果按照专业的成就，都比不上他的学生辈冯友兰、顾颉刚和俞平伯。不过胡适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跨学科人物，一九五三年大陆为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里面都对他发动了围剿：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顶尖学者都被迫站出来批胡适，肃清其在自己专业上的流毒，在学术上与他划清界限，足见胡适在民国学术界巨大的跨学科影响。对於元化先生在中国学术地图上的定位，似乎也可作相应的理解。是的，在今天这个专业化时代，要找一个学有专攻、成就斐然的专家不算难，但要找到一位像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打通古今、纵横文史哲、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有所涉猎的大家，太稀罕了。
先生不仅学问好，最重要的是有智慧。智慧像一把撒在汤里面的盐，看不见，找不到，却融化在知识里面。许多专家徒有专业知识，但缺乏大智慧，就像一锅缺盐的原汤，淡而无味。先生健谈，纵横天下，上下千年，思想在各个领域自由奔驰。记忆之好，知识之渊博，在我认识的前辈学者之中，几乎无人可比。但最难得的是先生的谈吐中有大智慧、大见识。他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很多人慕名前来享受智慧的沐浴。有一次我陪一个企业家去见先生。这位企业家也算结交广泛，出门後对我感叹说：「我见了不少省部级领导，许多老干部退下来之後，世态炎凉，过去围着他转的人都不见了。王先生从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後，还是门庭若市，还更热闹了，王先生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智者啊！」我很有同感，权力是有保鲜期，过期就作废，但一个人拥有了智慧，即使肉身化为泥土，文字背後的智慧，却与日月同在。知识也会过时，但智慧将超越岁月，化为人类永恒的文明遗产。
先生倘若不死，今天（二〇一五年）是九十五诞辰，我们将再次聚会在一起为先生祝寿。如今白云苍狗，先生驾鹤远去，我们只能在先生的墓前相会了！人间再无大智者，世界也因此荒凉许多。然而，先生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种担当了文化传承的精神。在今天这个不再有英雄的时代，却依然需要先生那样的「文化托命之人」。只要这一精神还在，中国文化就不会亡，人类命运就有希望。
来源：许纪霖著《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