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采用黑格尔哲学式的理念，对他的早年思想和学术做了进一步的继承和扬弃。他的思想方法是从德国哲学汲取的"反思"（Reflection），他的精神资源来自家族信仰中的"退省"（Retreat），而根本的思想特征仍然是早年萌发的"启蒙"，是经过"第三次反思"之后的"再启蒙"（Re-enlightenment）。王元化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他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他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反思(Reflection)
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每天都沉浸在思考当中, 只争朝夕地工作。他撰写长文, 接受访谈, 整理旧作, 出版众多作品, 精彩纷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气质, 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反思", 这也是元化先生自己的意思。元化先生把2000年编订的文集名为《九十年代反思录》, 用了他给冯其庸先生的题辞手迹"精思所积, 荒径为开"作扉页, 就含着这个意思。元化先生精研黑格尔哲学, 他在严格意义使用"反思"概念, 是哲学家的标准。"反思"一词, 在黑格尔《逻辑学》那里是"思想回到了思想本身", 即思想者对原有的思想做返回自身的思考, 是理性精神在第三阶段的再一次提升。翻开元化先生的《读黑格尔》,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 讨论的就是"反思"。"反思(Nachdenken, 后思), '反思一思想本身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在宗教、法律和道德……这些领域里思想化身为情绪、信仰或观点, 亦未尝不在那里活动。思想的活动, 思想成果, 可以说都表现在里面, 都包含在里面。"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小逻辑》, 摘录了第51页的内容, 是1956年11月写的, 是当年的笔迹影印。这段话, 正可以拿来作为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反思"精神的写照。退下来以后, 元化先生对以前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领域内的"情绪、信仰和观点"做了全面的反省, 经过黑格尔式"精神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达成了他的"晚年之学"。
元化先生自述平生有三次大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是1940年与妻兄满涛争论的结果, 他们从苏联文艺理论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思想; 第二次反思是1956年受"批判胡风分子"的牵连, 在"隔离审查"期间攻读哲学, 通过对黑格尔《小逻辑》、马克思《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研习, 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 第三次反思发生在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 元化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元化先生的思想家气质, 注定他在社会变动的关键时期都会以深刻的方式作出敏锐的反应。"幡然悔悟"是不够的, 他追求的是带着反思的大彻大悟。1986年秋冬之际, 元化先生住在金山宾馆接待马悦然先生, 朱维铮先生带我, 还有庞朴、纪树立、黄万盛等一起驱车前往, 去商讨《中国文化史丛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部分的编辑工作。那次, 元化先生差不多是用誓词般的口气告诉大家, 他退下来以后将一心做研究, 做一个老知识分子, 而不是"老干部"。此后, 他拒绝了两三个出任这联那联主席的提议, 绝不愿卷在文学、艺术、社科界的各种关系中, 不带权势, 只身一人, 回到知识圈, 只与学术界不多的朋友交往。我认为, 像《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带着"思"字的书名和文章, 最能反映他的晚年夙愿。20世纪80年代以后, 元化先生的"反思"迥出俦列。贴着时政的思考, 都是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 做的是"反思"(Reflection)工作。
元化先生在二十多年里以敏锐的触角, 探讨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思考强度非常大。加上他治学跨了文学、哲学和历史领域, 构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他不停顿地思考, 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启蒙",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反思"以后, 急切地关心国内外重要思潮。从《清园近作集》中的文章和访谈可以看到, 在2000年前后的"人文精神"vs"消费主义"、"保守主义"vs"激进主义"、"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等重大议题上, 元化先生都砥柱中流般地提出了鲜明主张。元化先生对外界"南王北李"、"南王北钱"等传称并不认可, 但他团结了上海、港台和海外的一批学者力图超越政治和时事, 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 则是事实。
在《学术集林》的筹办、编辑过程中, 朱维铮先生赞同元化先生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当海内外有议论说这是"学术出台, 思想淡化", 他在对傅杰的访谈中说:"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 会被救亡所压倒, 被学术所冲淡。"朱老师鼎力支持元化先生的主张, 在和我们的聊天中说:元化先生是"思想中人", 也是"学术中人"。他在黑格尔哲学与文学批评有建树, 还有过去在党内生活中形成的敏锐判断, 这样既能驾驭文、史、哲多学科, 又了解社会现实的学者, 现在国内就没有几位了。朱老师还说:元化先生年龄上是兄长, 思想上却应该是我的师长。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 朱老师2012年去世, 两先生在晚年成为莫逆, 二三十年中越来越密切地交往, 传为佳话。朱老师尊元化先生为当代"思想中人"有学问者, 元化先生也一直说:你们的朱老师有学问也有思想, 是我在上海最谈得来的人。我本人是在1986年经过朱老师的引荐, 向元化先生面呈了关于《万国公报》的硕士论文, 得到了专门的指教。1998年, 元化先生更是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主持了我的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博士论文。二十多年里, 因为很多问题去向元化先生请教, 每次谈话过后, 哪怕很短的时间, 都会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据我所知, 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退省(Retreat)
有一阵子, 元化先生在合适的谈话场合, 会提到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早年脱离家族的信仰传统, 晚年仍然是一位无神论者的实际情况相对照, 他对基督宗教, 尤其是对于在华基督宗教影响的评价, 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一时期, 他对宗教和信仰表示了好感, 但也并不是简单的坏了又好了的那种。我认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也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内容之一。"回到思想本身", 元化先生全面思考了他与家庭、家族、社会和人类在终极存在上的精神关系。他在第一、二次反思中, 已经摆脱了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关于宗教信仰、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的观念。第三次反思中, 元化先生并没有回到逝去的家族信仰传统, 仍然是一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但是, 元化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却明白地说:"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 我小时候也受过洗。"成为共产党员以后, "自然不再信教了, 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
元化先生怀疑, 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可能"存在基督教的"潜在的影响"。试探着解释这个"潜在的影响", 是我们理解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一个关键。
1986年在金山宾馆, 元化先生说要重视对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出版的研究, 随后就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是基督徒。在场的人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 颇有些意外, 那时候对此话题仍然是有点禁忌的。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 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 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 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 我参加了救亡运动, 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 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后来还知道, 元化先生的婚礼是基督教式的; 1986年和2006年, 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他母亲桂月华和妻子张可做的追思。因为我一直在做在华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 元化先生和我谈这个话题比较多。初次交谈时, 他就说应该去找陈泽民院长、郑建业主教, 把他们请出来做基督教研究。元化先生曾邀请他们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宗教"部分。后来, 他还提起了武昌教会的韦卓民先生, 是他钦佩和交往的神学家。有一次他留意着告诉我, 武汉大学哲学系做基督教研究的车桂教授是他的亲戚, 要我们多联系。元化先生对中国基督教会及其信仰本质都非常熟悉。我曾经和朱维铮老师说, 元化先生对于宗教研究很有见解。当初如果是元化先生布置上海的宗教学、宗教学会, 则会更加重视理论和历史, 并"反思"到中国宗教的根本问题。
人们就此揣测, 以为元化先生不懈的"反思"精神与家族信仰有关, 是托尔斯泰、十二月党人的"忏悔"意识。这当然比较符合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想象, 但并不是元化先生的自我认识。忏悔(Confes- sion)是基督宗教的"七项圣礼"之一, 天主教的翻译是"告解"。中国教会至今的理解, 忏悔是一种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完全否定自我的行为。基督徒做忏悔, 有神学指导, 它要求全面反省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忏悔"和哲学家讲的"反省", 在历史上有一些联系, 但不是一回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哲学, 有完整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 他的第三次反思并不是向某种本体的"忏悔", 而必出于自己的思考。1999年, 当李辉在访谈中问:"您的反思与宗教的忏悔。反省有无关系?"元化先生回答说:"没有你说的什么宗教的忏悔心情。一个人反思自己的思想, 有错误加以纠正, 就像走路跌倒爬起来再想想怎么走一样……和宗教的忏悔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宗教的"Confession"翻译为"忏悔"、"告解", 元化先生晚年反思(Reflection)状态中并无这个因素。我的理解是, 元化先生当然没有回到基督徒的上帝观(信仰本体), 更没有重拾基督教的祷告和忏悔(礼仪实践), 他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么, 他感受到的"基督教精神的潜在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元化先生自己也感觉信仰精神的回归, 这又如何解释?元化先生和"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做出严肃思考的人们, 心理上都有着痛苦的经验需要超拔。如果说这种心理经历与某种信仰有关的话, 那不是忏悔, 而是一种Retreat, 或者就可以译成"退省"。Retreat, 除了撤退的意思外, 还指教徒从世俗生活中退下来, 以安静和独处的方式, 闭门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称之为"避静"。我常常觉得, 离开吴兴大楼, 常年在衡山宾馆和庆余别墅标准间生活的元化先生, 生活简单, 精神丰富, 过的就像是一种"避静"生活。教会有这样的习惯, 对现实失望的时候, 它建议你退一步, 在一个超越的思想空间里展开批判, 获取灵感。元化先生晚年退出了世俗生活, 展开反思和批判, 很像是一场退省。每次去拜访元化先生, 都会想起马相伯在洋务变法活动失败后息影土山湾, 却在吁喊"还我河山"的样子。
"退省", 退而省思, 留出物理空间, 保持精神距离, 对先前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信仰作一深思, 庶几就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了。元化先生"谈反思", 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所称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 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 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 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今天读这些熟悉的文字, 仍然感到一种冲击力, 有着震撼。这种"退省"后的"反思"和儒家奉行的"达则兼济, 穷则独善"也完全是两码事。退省(Retreat)并不是"穷则独善"之消极、怯懦, 而是具有理性力量的反思, 承担责任, 开展启蒙。我们感受的震撼, 既来自元化先生话语中间包含的真诚, 更有因"退省"而发生的那份神圣感。按我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复合的意义上, 元化先生的精神回到了他早年的信仰状态。
"退省",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反思", 是一种超越的思想行为, 元化先生"退下来"的晚年生活是如此精彩, 他给一代人树立了榜样, 一种自觉而有意义的生命价值可以这样建立, 而不必在失去原有地位之后东奔西突, 栖栖惶惶地打发余生。
我一直觉得, 元化先生的晚年生命中明明白白有着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他不仅要超越中西之争, 超越左右之争, 超越学术与思想之争, 这些当然都是他在"退省"以后, 通过长期的"反思"而从那些世俗纷争中获得的"超越", 是他一生都想获取的答案。然而, 哲学和神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不止于此, 它还需要在超越世俗争议之外更有一种神圣感, 还关乎终极的最高存在。德裔美籍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把精神的超越性理解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举凡对上帝、真理、奥秘、元初精神, 甚至仁爱等情感本体的追寻和关注, 都可以定义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超越性"。我们看到, 元化先生一生, 尤其是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 对真理有着如此执着的追求, 是当得起那种"终极关怀"的。
再启蒙(Re-Enlightenment)
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反思"是他从哲学中获取的思想方法, "退省"是他从家庭环境滋养而来的信仰情怀。那么, 他在退省之后的"第三次反思"中得到的思想结论是什么?经过"否定之否定", 元化先生想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 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元化先生改持了"保守主义", 因为他反思了革命进程中的激进主张; 有说是回到了"新考据", 因为在《学术集林》的编辑方针中偏向学术、专注传统; 还有说是"人文主义", 那些年元化先生支持年轻学者中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 对商品大潮"卷走了思想文化持批评态度。但是, 今天我们纪念元化先生, 应该想到他本人是不是愿意被这样定义?不是不可以用一种方法和价值去概括元化先生的思想, 而是我们要考虑元化先生为什么一直拒绝被贴上"主义"的标签, 而要求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象, 做全面的、具体的理解。
元化先生最后二十年中, 令人炫目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有的人只是从他提出的观点结论去理解, 而较少注意到他的"反思"过程, 因而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蕴含。比如, 他曾明确地批评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 为此, 就被有些人误解为"保守主义"。实际上, 元化先生清理的"激进主义", 是海内外很多学者都已经察觉到的中国革命中的Radicalism。元化先生从来没有否定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 相反他是对激进主义思潮导致的对"科学、民主"精神的背离, 对这种"异化"现象加以"反思"。元化先生说:"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 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在这里, 元化先生反对的是没有被五四启蒙精神推翻, 反而在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独断论言行。这种独断论是启蒙精神的"异化", 以至于出现了反科学、反民主、强暴力的种种运动。元化先生和朱维铮老师离开我们的这些年里, 我们看到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情况, 在21世纪的美欧也会发生, 这不是足以令人深思的吗?
元化先生曾经对我们说:我生于1920年, 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 当然不会去否定五四。这段话写下来时, 他这样说:"我尝言, 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同一时期, 元化先生在与胡晓明的访谈中表示:"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 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至今想来, 元化先生的话, 即两个"之子"的比较, 仍然很深刻, 并且准确。元化先生受19世纪古典哲学、文学精神的滋养, 19世纪正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丰硕成果的年代。元化先生18岁到上海定居, 完成教育, 建立社会关系。上海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也是"西学"翻译、出版和研习的中心, 读得到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从元化先生的早年作品中可以看到, 他在英国戏剧、散文, 法国小说、艺术, 德国哲学、美学等领域, 都有精湛的造诣。在他和胡晓明的对话中说:"在我的著作中, 谈的较多的除莎士比亚、菲尔丁等外, 是狄更斯、勃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安德莱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谈到, 比如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王尔德以及一批诗人、戏剧家等, 也都是我所喜爱的。"元化先生的启蒙观念除了文学之外, 还源自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法国政治中的博爱精神。这种欧洲近代思想成果, 都应该是五四启蒙的资源, 可惜这种本应发扬的思想资源, 在五四启蒙中并不充分。众所周知, 五四启蒙时期身在一线的启蒙者, 都是宣传家、组织者, 绝大多数不具有像元化先生这种素养。因此种种, 那场启蒙中就必然会有元化先生在不断反思中发现的, 那些必须要扬弃的种种"缺陷"。
上一次"启蒙"最大的恶果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思想专断。1915年《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本身并不是专断, 而是反专断。但是, 几年以后大批"启蒙者"怀抱着确定的思想, 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投身下一场运动, 马上出现了又一场专断。若说五四前的思想专断是以"天道"、"帝心"为测度, 那此后的专断以"规律"、"法则"为标准, 更形武断。元化先生说, 1956年, 在他的第二次反思中, "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但是在第三次反思中, 他认识到思想如果被赋予了权力, 冠之以"规律"之名, 强制执行, 则可以为害。"现在, 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 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 那就成问题了。"元化先生有一篇访谈, 用"具体中的普遍性"做标题, 我想也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规律", 想起来和元化先生的一段交谈。大约是1988年, 我去给元化先生送我们几个年轻人翻译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该书由朱维铮老师作序, 纪树立先生校对。我说起书中翻译的"规律"(regularity)一词, 元化先生激动地说, 以前他相信黑格尔式的"客观规律", 认为人类可以掌握它来改造世界; 现在他认为这样的规律是不可靠的, 社会运动中的一些"规则性"现象, 只是相同环境、条件下的相似性, 而且依赖于认识主体的主观体验, 不可以用客观真理的名义强制执行。经过元化先生的讲解, 我明白了他痛切反省的"规律"是大陆哲学强调的"natural law"(自然法则)。英美哲学讲的regularity (规则性), 就是元化先生讲的那种和人的认识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经验性法则。元化先生破解教条主义、专断主义的思考, 深入到了本体论。我们从很多例子中看得出来, 元化先生的晚年的本体论观点是从侧重于德国哲学的理性主义, 转向了英美哲学的经验主义。
如前所述, 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 并不否定它的口号、主张和价值, 而是指出在运动实践中的做法, 以及实践者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独断论解释。"九十年代初"以后, 元化先生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学演讲, 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对"五四"的思考》中, 元化先生又将其"要旨简述"列为六点, 大家可以参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实践和诠解有重要的指正, 但他更加坚定的主张仍然是"启蒙"。他明确地指出, 源自清华园内著名事件, 然后被陈寅恪先生诠释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 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我以为,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最恰当的还是启蒙"这两个字, 而启蒙的要旨, 就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我甚至觉得, "启蒙"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元化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功业。元化先生三次反思, 就是不断地修正认识, 寻求真理, 点燃自己, 照亮他人。忽然记起, 曾经是基督徒的元化先生一定能背诵这一段:"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约翰福音》1.7)
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先驱, 1983年秋, 我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硕士研究生, 课堂上布置阅读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就是元化先生和王若水、顾骧一起在天津迎宾馆参与了讨论和起草, 不久, 对这篇文章中"人道主义与异化"观点的批判发展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元化先生总是在挫折之后进入新的思考, 他在1985年参与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1986年帮助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和制定, 都提出了重要的想法。1988年, 他更以一人之力创办《新启蒙》, 当事人李锐、魏承思都写了回忆文章。翻检了当年的《新启蒙》, 封面上的翻译是"New Enlightenment"。鉴于元化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新启蒙"概念, 我们今天讨论他的启蒙思想就不便再用。注意到元化先生文章中经常使用"再思考"、"再认识", 我们可以把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定义为"再启蒙", 用Re-Enlightenment来翻译。这里的"再"启蒙, 既不是"新"(new)启蒙, 更不是"反"(anti)启蒙, 而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和更新, 更精准有效的启蒙。
"晚年之学"
王元化先生早年学术成果已经非常突出, 在文艺批评等领域独树一帜。第一次反思之后, 他从苏俄文艺理论转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 这是他能够摆脱当年教条主义的基点; 第二次反思之后, 他在思想困顿中钻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 并把黑格尔哲学用来分析传统文艺思想, 在《文心雕龙》、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中开出崭新局面。元化先生在"文革"以前就摆脱束缚, 建立了以精湛的中西哲学和思想为基础的文艺批评理论, 这是他的"早年之学"。
"文革"以后, 元化先生痛定思痛, 将自己在前二次反思中的心得告诉大家, 有一个"新启蒙"阶段。没有料到十多年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重大转折, 逼迫大家重新思考, 而元化先生又挺身而出, 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反思。在二个世纪之交时期的第三次反思中, 元化先生退出世俗生活, 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回到了他早年的道路, 一边治学, 一边思考。他提出古今兼容, 中西会通; 既做学问, 又谈启蒙, 或即是以确凿的学问启迪智慧, 推行人文精神, 达成"启蒙"。元化先生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 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元化先生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记得有一次, 元化先生和我谈话, 他的话题有点跳跃, 又一次说道:"退下来以后, 我坚决不要那些荣誉性的职务……我要恢复到一个学者的身份。别人愿意做'老干部'我不管, 我要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够了。
元化先生以自己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反思, 以他的"晚年之学", 践行了这一点。见过元化先生背过人来的忧郁神情, 都会觉得他的个性里面, 藏着一位学者的睿智和思想者的顽强。
其实, 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短暂的几年之外, 元化先生从来就是一位沉浸于书斋、主编刊物和主持出版社的学者。在上海和全国的学术界, 乃至海外汉学界, 他的学术受到肯定, 他的发言得到重视。但是, 当好事者提出一些说法, 比如如前所述, 从思想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 北有李慎之", 从学术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 北有钱锺书", 元化先生都是不赞成并加以制止的。
元化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学术, 并不只关注他一生面临的困境, 而是抒发开来, 想到了他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元化先生早年受清华园文化氛围的熏陶, 具有丰富的中西学素养, 后来介入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思想漩涡中, 他有能力在晚年作出这样层面的反思。这一阶段的元化先生, 一定是想对他的以前的学术和经历做一个总结, 要给动荡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一个交代。
王元化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以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学者的身份, 离开了这个他并不满意的世界, 留下了一份只属于他独特的精神遗产。这份思想遗产, 是王元化先生晚年经过痛苦的"退省", 认真的"反思"得到的, 必定也会启迪我们后人, 在知识人群当中"再启蒙"。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