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学友：
晚上好！
今天，高景芳老师让我过来，交流一下，内心很是感慨。因为与费老结缘有些年了。最早的时候，在咱们学校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当时，选修课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选了四个老头，也不知道怎么选的，感觉好像生活在直觉的世界当中。第一个老头，就是费先生--费孝通。第二个老头就是季先生--季羡林。第三个老头是季先生的那个同事，东方学的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季先生，特别是百家讲坛有一位聊《西游记》、《三字经》的钱文忠，复旦大学的，写了一本书--《季门立雪》，季老怎么点拨他，季老带他的时候，怎么着怎么着。季老把他送到德国，说你在德国完成了，研究生也就毕业了，本科期间在外国读的是研究生但回来以后还接着是北大本科毕业，这个就比较好玩。这就等于说是，季老对他有再造之恩。再一个呢，就是季老的同事--金克木先生。这位先生，一听名字，就觉得好玩，"金"真的克"木"--金克木，这位先生是一位隐藏的大家。还有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位编外博导，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先生，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个大家。
不知道怎么回事，对这四个老头，特别感兴趣，王元化是我最早写的一位学人，题目就叫《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因为这位老先生的书斋名叫--"清园"，我就住在"青园"街，分来住在集体宿舍就在青园街和裕华路交接处，后来，住在"青园"小区（直到2011年离开，不妨说，我的积累，离不开青园街，离开青园街第二年，就出版了第一本小书--《那些有伤的读书人》）。不过，老先生"清园"的"清"，有三点水，咱们"青园街"没有三点水，不过以后应该改一下，毕竟通往民心河嘛！对他（王元化）总是感到特别亲切，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是清华的，清华教工子弟，他所谓的"清园"就是--"水木清华"，这是王元化先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四个老头，有三个与清华结缘：季先生本来就是清华本科的；还有一个王元化先生是清华教工子弟，等于说，有这么一段缘分。费老，清华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和还没有成为钱钟书太太的杨绛先生一起求学。后来，我写了第二篇，我对农村的印象。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好像河水也特别清澈，这个季节也会开满了鲜花，所以，就写了一篇--《开满鲜花的田野--费孝通》。我在中文系，并没有十分浪漫的情怀，但是，这篇题目，还是有一点浪漫的气息。后来，费孝通先生2005年去世的时候，当时，正准备发给他的一位小师弟。结果没来得及发呢，老先生就去世了。后来，发到了广西民族学院（现在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正好他们那时候要组一个费老去世的纪念专辑，殊胜因缘，谢学友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因此，印象就比较深。
一
我搞的主要是"谱系"研究，百年的历史人物，比如说费老，大概什么时候出生，跟他大概一块出生的还有哪一些，受的教育是不是有些相似，再有，他们外出留学，感受到的那个时代风潮是不是比较相通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他在社会学，其实，我更愿意说他是人类学家。有人说他是文化人类学家，还有人把他叫社会人类学家。
但是，现在，费老给我们的印象，大家很多人认为他是很大的社会学家，因为，他给邓小平先生出招了。晚年，费老出山，出山以后，他为中国社会做的一个大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小城镇、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民吃饱了，当时，中南海主事的--邓小平先生，就想到：中国农民吃饱了，会不会到处乱跑？吃饱了，他在村里转悠两圈，散散步消消食，没问题，但是，吃饱了没事到城市里来怎么办？那时候，到城市很难：因为，首先，你要有户籍，再一个，你还要有粮票。但是，农民自己背着粮食来了，弄个小磨香油，再弄个粮油批发到菜市场去了，这怎么办！
邓小平先生很有战略眼光，中国是二元化社会结构，农民吃饱了，没事别往城市里跑，能随便往城市里跑吗，不就破坏了中国的二元化社会格局！所以，费老说"小城镇，大格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吃饱了，比如说，二愣子、三胖子，也不要到城市里去，就在乡镇、县城，就把买卖工业，弄到那发展。大家从中可以看费老对中国的一个基本面--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最早就在乡镇，家里有小芳，或者翠花，伺候着公婆，种着"一亩三分地"，有的地方，可能比较"土豪"，比如说东北地区，种着百八十亩地。二愣子、三胖子，到乡镇那边去打工，晚上骑个自行车就回家了。
费孝通先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浪漫主义者，有点跟毛润之"遍地英雄下夕烟"那种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毛润之不主张农村有那么多工业，哪个地有那么多工业，那么那个地方岂不就是城市了！毛润之那个时候发展工业，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但，他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每一个特大型企业，就像一个城堡，也是一个小社会，无待外求。所以，就会发现，毛润之时代的城市，容纳的人口有限。因为它围绕着资源、能源投资设厂，最后，形成一种情形：有一个工业化，但是，没有城市化。即使有城市，也将城市的功能，压抑到最低。在毛润之看来，城市就要进行生产，就要到处都有大烟筒，而不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1979年以后，邓小平找费老出招，费老就出来了，从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决策。所以说，当时，胡耀邦总书记，会带着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归--费孝通先生前往英国。再一个，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民盟中央的负责人（后来任民盟中央主席），居然，他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甚至下发到县团处。就为了让各级党政干部，好好学习《小城镇大问题》，一定不能让，小芳、翠花的老头儿，到大城市打工去，让他们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传达到县级。在1980年代，县委书记每年过年之后（正月十五前后），有在火车站、汽车站，拦截"二愣子"、" 三胖子"的使命。宋丹丹有个小品《超生游击队》，里面说得"盲流"和"流氓"都差不多了，那时候就把他们叫"盲流"。所谓"盲流"，顾名思义，"盲"目"流"动。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竟然成为"盲流"，这个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树挪死，人挪活。实际上，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农民对自由的向往。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农民吃饱以后，到城市里散步、消食，这样，无形之中就开启了世界文明史上，超大规模的、历史性的进步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直到现在，每当过年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多数还会回去，也就是开启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候鸟"运动。就是过年，还是要回去，看看爹娘，孩子，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小芳、翠花。
中国城市化的理念，就是坚决遏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大规模的扩展小城镇。但是，朱镕基先生当总理的时候，乡镇企业造成了污染，造成了很多新的情况，包括小化肥、小冶金、小塑料等。那个时候，主事者觉得乡镇企业未必是一条道，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口子，就松动了。
后来发现，不得了，就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和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大城市想控制，而且是，不遗余力地想控制，可也控制不住了。现在，北京想要扔出300万人口，这就是控制不住了。大城市多美啊！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妙处，大城市有福利。要是在北京，有北京户口的话，一不留神，躺着也能考到北京科技大学啊！我就说，京津冀一体化，河北坚决要求有北京户口，能不能这样一体化，然后，邯郸大名，是北京的南郊，能不能做到？现在看起来，还有希望！
费孝通老先生最早给邓小平出招：千万不能发展大城市，适得其反啊！特大城市，怎么也控制不住，省会城市，还有沿海的大城市，也没有适度发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遥想当年，费孝通，乃1957年"六六六右派"。6月6号，几个大个头的学者在那里议论，说是要帮着改善共产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工作。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民主党派的这些人，也真够天真的！费孝通，在劫难逃，乃"钦定"大右派。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1979年之后，历劫终教志不灰，费孝通，通过参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总想着为社会学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社会学，流淌着改良主义的血液，这从这门学科的缘起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品性：社会学者，秉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展开调查和研究，经过定性和定量，得出理性的结论。
但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总想着延续社会的惯性，不想打破，甚至，还想维护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可以说，1979年，重新出山之后的费孝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无不是为了巩固城乡二元化格局。费孝通先生说，自己的初心志在富民。这一工作，表面上延续着20世纪40年代工业下乡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逻辑，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对1950-1980年之间的二元化社会结构，绝对不会因为社会学一度被取消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如果说1949年之前，费孝通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话，那么，1949年之后的费孝通，更多地具有一种依附性。可怕的是，1979年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依然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之上。费孝通，在依附性基础之上，行行重行行，愈发显得一种沉重和苍凉。
二
费老，费孝通这个人，喜欢中文系，社会工作并不是他第一志愿，只是后来机缘巧合学习了社会学，也是一种阴差阳错，具有跨界的风格。
费孝通出生在书香门第，是一位读书种子，小时候，就爱写文章给当时的《少年杂志》投稿。他的中国梦，就是要当作家，入中国作协，成为"一级作家"，结果是，最后，理想也破灭了，也没成。但是，在他生前，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个人（当然不止三个人）的散文集，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费孝通，还有一个是杨绛，出版了这三个人的散文集。
费孝通在他散文集的序里就说："人生真妙啊"！因为，他在钱钟书之前，早就认识杨绛。由于费孝通，小的时候，身体弱，他妈妈让他在女校上学，女校里除了打更的、看门的老爷子、体育老师是男的之外，上上下下，从校长到老师，都是女的。费孝通来了，也算是一大新闻：女校来了一位男生。
费孝通之所以来到女校，还不是因为，身体就这么弱。别看，小时候身体弱，长大能活九十多岁，费孝通就活了九十五。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他妈妈说，弄到女校，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孩子。结果第一天就回去了，一脸不高兴："妈，谁说没人欺负我！""宝儿，怎么了！女生也欺负你吗？""她们给我起外号，说我一个男生在她们女校好意思吗？她们都叫我'小废物'"！他就问他娘：我为什么姓"费"啊？他妈妈是杨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嫁给你爹之后才姓'费'。"香港现在也兴这么着，嫁给一个人，一句话，一辈子，你结了婚，已经姓了人家的姓了，都半辈子了，还要跟人离婚再改姓吗？所以，也只能姓"费"了，他父亲是当时江苏教育厅的督学，就是考察各地教学方法，看有没有新的教学经验。
后来，费老自述，就写到有一本书，梳理中国的《生育制度》。其实，初心就是因为，太想知道家族为什么会姓"费"，我家要是不姓"费"，姓"宝"那该多好--"变费为宝"，这样，大家再也不用给我起外号，叫我"小废物"了。话说回来，这外号就是费孝通的同班同学--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姊妹给起的。
费孝通和杨绛，这一辈子有殊胜的因缘，甚至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还到杨绛家里去，有那种想法，想入非非。爱一个人能一辈子，惦记这个人，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是，杨绛觉得挺痛苦，我跟老钱在一块，心里根本没有费孝通的位置。没想到，就因为小时候给你起外号，到现在都记得我呢？！这不是仇，是爱。费孝通有梦中情人的话，一辈子，追求而不得，就是杨绛，所以，人生憾事就特别多。
因为身体不好，妈妈就让费孝通就近入学。还是因为身体不好，大学就近入读东吴大学，学了医。谁说身体不好，学医身体就好了？外科医生，手术一做就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对脑力、体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况且，医不自医，学了医，就不是病秧子了吗？凭什么啊！再有，七大姑八大姨有了病，也不敢给他们开方子，这属于至亲，外人敢用药，自己人不敢下猛药，医者仁心。自己家里有了病人，咱不排队，不用挂号，内部号直接就进去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便利之处。谁家也不愿意享受此种便利，有什么，千万别有病！
没想到，费孝通在1928年进去东吴大学（现在叫做苏州大学，那时候，属于教会学校）后，因为文笔好，在学生会担任了秘书。1930年代，那会儿，内忧外患，总有学潮，大家由"启蒙"走向"救亡"。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学潮的时候，费孝通也不大走动，就在学生会写文章--"大字报"，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还我河山"等。校长查出来，知道这是费孝通的手笔，因为，他在学生会秘书处工作，经常会给校长递折子，反映学生诉求。校长找来费孝通，很严肃地说：我知道是你写的，东吴大学是待不下去了，否则，不好交代。听到这里，费孝通，黯然神伤，这可怎么是好！
正在伤心之际，听到校长劝慰，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协和医学院，一个是到燕京大学，让费孝通看着办。费孝通，因缘际会，转学到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当然比东吴大学合适多了，如果，费孝通志在研读法律，东吴大学法学院，当然是首选。人生又一大事因缘，费孝通在历史上的定位是社会学家，燕京大学，也最合适不过了。在这里，遇到了用心教书的吴文藻先生，吴先生，呕心沥血，乐育英才，只要经过吴文藻先生熏陶，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学的中流砥柱。一门学科，不一定有"名师"，但一定要有"明师"，只有"明师"才能慧眼识英才，爱心护天才，辛勤的园丁，浇水施肥，修剪整枝。教育是一门"手艺"，吴文藻先生就是一位无私的"手艺人"。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私立大学的代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光华大学；教会大学的代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学，校长是被毛润之曾经"亲切告别"的--司徒雷登先生。司徒雷登先生，1949年之前，做过美驻华大使。这所学府，诞生过新中国的一位外交部长--黄华先生，还有外交姊妹花--龚普生，龚彭。
费孝通1930年，来到了湖光塔影的未名湖，当时，燕京大学各个系的系主任，比方说景芳老师，在那里值班--招生纳新。同学们对哪个专业感兴趣，可以去找系主任问一问、聊一聊。不知道怎么回事，阴差阳错，费孝通停在社会学系的摊位，遇到了特别亲切、平易近人的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先生。杨开道先生问费孝通：想学什么专业啊？费孝通就问老爷子，社会学这个专业能解决什么问题？老爷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会相面似的，就问他："同学，贵姓？""姓费。"杨先生随口答道："这个专业就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这也是一殊胜因缘，"为什么姓费"，一直困扰着费孝通，既然这个专业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费孝通就进入了社会学系。
恰逢此时，恩师吴文藻先生从美国回来，那个老先生是1901年出生，吴文藻的夫人是谢婉莹，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吴先生有四个弟子：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林耀华，一个瞿同祖，还有一个是后来到美国去的黄迪。这几个人均出生于1910年，那一年"属狗"，冰心戏称他们"吴门四犬"。 "吴门四犬"后来都很有出息，吴文藻先生就这四个弟子最有出息。
"别看整天跟在你师傅后面，就以为师傅有多牛，在家我才是领导。"冰心很厉害，包括林徽因也是。那时候搞女权运动，冰心是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的女教授。当时，毕业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燕京大学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吴门四犬"想方设法要到美国留学。中国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有着传承关系，特别是那时候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到美国学社会学就会特别省劲。芝加哥学派是现代社会学一个大的分支，这个学派有一个记者叫派克，对社会现实问题有长期的观察与跟踪。
当时来到中国的很多老师都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材，都是英文。现在，有一个现象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领导鼓励老师用英文讲课。讲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医史，最好用英文，这岂不是太尴尬了吗！话说重了，这是一种学术殖民地的心理。学友是中国学友，老师是中国老师，文科讲课，用英文讲给谁听？
即使使用英文，也要分什么场合，也要看哪一学科。比方说物理学、计算机，或者经济学，用英语问题不大。但是，中国的东西，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留存着中国人的体温，像中医史，你用英语来讲，让北大中文系李零先生来说，就会说的特别难听，大家回头可以自己查查。
用英文来讲，很多就说不通，国外就有人把孟子叫做"孟修斯"，中国有学者翻译，外语水平特别高，就是不知道"孟修斯"是谁，没有印象，就翻译成：中国有位古代的大哲，孟修斯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包括中国近代，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就把蒋介石叫做"蒋盖斯"，出口转内销，有人从外文直接翻译成"蒋凯申"，"蒋凯申"跟毛泽东谈判，那不是蒋介石吗？所以就特别有意思，闹出不少笑话。
当时还有一个"格义"，就是说，燕京大学的城市社会学，不管是外国老师还是中国老师，讲的是芝加哥的犯罪问题、芝加哥的乞讨问题、芝加哥的黑人问题。中国学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听不到中国的例子。因为，中国的例子还没有翻译成英文，还都是人家美国的例子。这种情形，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殖民地的心理。
吴文藻先生来了之后，感同身受，就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个时候，芝加哥社会学系一个大家--派克先生来到中国，严肃指出不能迷信美国的教材。城市社会学讲犯罪，还用芝加哥的例子，就有点太玩大尾巴狼了。怎么办，就带学生到北平的监狱里去，到北京八大胡同去，在北平研究社会问题，不就应该去看看天桥吗？不应该看看北平的监狱吗？这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
吴文藻先生待见费孝通，但，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吴文藻先生不让他到美国去，让他到清华读研究生，费孝通个人是不情愿的。因为，清华刚刚有研究生，由中学办成大学的时间也不长，学术美誉度还不高，相当于"地方粮票"。但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有一个老外，俄国人Shirokogorov，是国际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Shirokogorov在俄国成分比较高，十月革命的时候被列宁给收拾了，所以就来中国避难。在清华教书期间，就带了费孝通这一个研究生。表面上孤僻冷漠的Shirokogorov，对学生有高度负责的热忱。他为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训练计划：前两年体质人类学，中间两年学语言学，最后两年学社会人类学。
Shirokogorov还专门为费孝通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两把钥匙一人一把，业余时间费孝通就到这里，研究人体的206块骨头。考试形式，就从这206块骨头里，随便挑一块包起来，说对是哪一块就算过关。有时候，费孝通还会带女朋友到实验室，女朋友是河北女生王同惠。费孝通结识女生的方式和别人都不太一样，费孝通认识女生，好像每次都是女生讽刺他，给他起外号。他和王同惠是在燕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结识，彼此是对方辩友，最后谁也没辩论过谁。后来，王同惠就给费孝通看书，一来二去，还夹小纸条就结识了。他们两个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第一对学术夫妻档。1935年正逢Shirokogorov的休假期，也许他的处境又有变化，他决定欧洲休假之后不再回清华任教，因此他为费孝通作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年少数民族体质调查，作为最后的毕业论文。当时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老师就从美国弄来两双大皮靴（南方蚊虫叮咬很严重）让他和王同惠一起去。
当时，王同惠大学还没大学毕业，最后，跟吴文藻先生一说，决定给王同惠保留学籍，而且，调研期间保证学分，由于俩人没有合法身份证明，在老师的促成下，两人完成了婚礼。费孝通、王同惠结婚，是北平学术界一件盛大的事情，让人想起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当时北平社会学界，对他们有一个盛大的送行。他俩出发后，每天都写一个旅行日记，在广西得到了"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支持。白崇禧的儿子叫白先勇，写过很多的小说，导演过青春版的《牡丹亭》，最近有一个他父亲白崇禧抗战的纪录片，白崇禧的抗战功绩，值得载入史册。
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之后，就到了洪秀全搞农民起义的地方--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体质测量。费孝通一生中至少六上大瑶山，这是人生第一次，可以说费孝通与大瑶山有深厚的渊源。那时候广西的生态特别好，还有很多土著设计的老虎陷阱。没想到，俩人结婚108天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年的12月16号，当地人挑着他俩的东西上山如履平地，渐渐相差出也就十来米的距离，没有向导的指引，费孝通不小心，就掉进了老虎陷阱被石块竹条困住，王同惠力气有限，救不起来，决定出去向当地人求助。费孝通挣扎出来，在下山途中得救，但是，天色渐晚，没有找到王同惠。后来发动当地居民全面搜救，最后在山涧边上发现了王同惠的尸首，四周悬崖峭壁视线又不好，推测应该是下山求救的时候，一脚踩空掉下了山涧。
后来，当地人抬着受伤的费孝通，费孝通扶着王同惠的棺材，到了广西梧州，王同惠葬在了梧州。这是中国百年人类学史上最悲壮的一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很出名的一个事件。
附墓志铭："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尤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袛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三
费孝通被他的朋友接到广州养伤，后来又到了上海、北京，伤好之后，痛定思痛，心凉了。108天，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结果心爱的人就没了，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这时候他的姐姐（费达生，活了100多岁）让他去乡村建设蚕业技术推广的地方，看一看，散散心，那个村子叫--开弦弓村，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名字就特别有寓意。
1936年到1938年，在吴文藻先生推荐下，费孝通到英国读研究生，那个学校现在叫伦敦大学。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人，特别能感知社会生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吴文藻先生作为一位良师，让人特别感慨：他的学生到哪个国家哪所学校学习，跟随哪位先生，吴文藻先生有着通盘的考量和细致的安排。吴文藻先生与马林诺夫斯基，有着学术往来，提前跟马林诺夫斯基"打好招呼"--这是我的弟子，一定要对他严格要求。
民国那个时候、那个场景，别看，从外面看兵荒马乱，但是还保留着学术的精气神还有元气，学者们顶天立地，仍然有着知识分子的担当，这点非常不容易。结果，马林诺夫斯基先生，就特别注意来自中国的费孝通。老先生每周五也有一个类似我们这样的读书会，费先生有时也说研讨班，但，费孝通先生，将这翻译成中文--"席明纳"，席地而坐的"席"，明白的"明"，择善而从、采纳的"纳"。"席明纳"，这一词，很有神采。
马林诺夫斯基老先生，身体弱，怕感冒，所有的门窗都不许开，大家到齐之后，老先生点上烟斗，开始喷云吐雾。后来，费孝通有特别精妙的回忆，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有点出息，都是马林诺夫斯基用烟斗熏出来的，这就叫"熏陶"。北大中文系陈平原回忆，在王瑶先生家上课的情形，可谓"水深火热"，沏上一壶茶，点上烟斗，有那种范儿。这种上课的方式，特别生动活泼，有一种"亲在"的感觉，有助于打开思路，敞开心扉。费孝通当时很想踏着老师的足迹，到巴比亚新几内亚进行田野调查。
席明纳里，有一位黑人学友--肯尼亚塔，来自肯尼亚，大气磅礴、元气淋漓，与费孝通相友善。这位科尼亚塔同学，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后来成为肯尼亚的开国领袖。当时，肯尼亚塔，一边参加人类学的学术研讨班，一边致力于肯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的这些学生，来自世界五大洲，学友说着伦敦音可能还好听懂，肯尼亚塔带着带着肯尼亚泥土的芬芳，费孝通带着老家苏州泥土的芬芳，想起来就好玩！费孝通在角落里，听不大懂，也不大说话，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这可不行啊！于是，费孝通就到议院里去旁听议员的发言，上院的老贵族往往旁征博引，记录、整理出来，就可以直接发表在出名的报纸上。他们的议会，流淌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辩风，这也成为费孝通对政治产生兴趣的酵母。费孝通的文风，娓娓而言，与在英国议会受到的熏陶，不无关系。
1938年，费孝通根据其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大航海者、传教士，看到土著的奇风异俗以后，做的记录，才形成了人类学，这是人类学的殊胜因缘。所以说，为什么英国的人类学最先发达，无他，英国乃富有四海的大帝国。中国没有"殖民地"，那中国怎么研究人类学？朱苏力就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朱苏力以为，那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要看是哪里的少数民族，如果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从元明清三朝来看，有两个朝代，中原农耕干不过北方游牧民族，到底是谁征服谁呢？明朝算是给中原农耕争回了一个面子，但也仅仅是保持偏安的局面而已。有人见此，不以为然，君不见，明朝成天在那里，修长城、弄城墙，还不是怕人家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南下。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博弈，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核心的主题，中原地区，胜少败多，这是铁的事实。遗憾的是，农耕史家，使出吃奶的劲头，找到"征服者被征服"的托词，在历史书写中，沉浸在想象的胜利之中。
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到底应该在哪里？西学东渐，人类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核心问题。不可否认，人类学这一学科存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但，人类学一开始就伴随着"船坚炮利"，伴随着殖民征服，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西方人类学者与中国人类学者之间，对中国这片"田野"，存在着不同的"梯度"。在西方人类学者眼中，中国任意一个地方都是人类学的"田野"。既然，人类学者来自西方的大都市，"未开化"的地方都属于"田野"，"田野"上的那些人，自然就是"土著"了。
最吊诡的是，中国人类学者也要依据人类学的"梯度"，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土著"。费孝通、王同惠伉俪，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锄，出师未捷身先死，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预示着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命途多舛，多灾多难，另一方面，人类学者必须在万水千山之外，寻找奇风异俗的"异文化"吗？
费孝通，怎么就能想到要去洪秀全起义附近，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那个地方进行人类学的体质测量呢？这时候的费孝通，大概满脑子都是"洋教条"，出"田野"就必须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试想，王同惠没有壮烈牺牲，那么，费孝通、王同惠在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之下，获得大量第一手的瑶族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依照恩师吴文藻先生的安排，费孝通携带这些资料负笈英伦，依托这些资料撰写博士论文，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九死一生、呕心沥血撰写的经典著作面前，费孝通对瑶族进行的体质测量，意义就会大大降低。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自己的社群，土生土长、不具有陌生感的人，这更是一个绝活。在熟人社会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格局和生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观察乡里乡亲，没有背包客、驴友的新鲜感，已经对周围很多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然，这些家长里短的"帮大哥"，张家长李家短，有意义吗？费孝通，也没有意识到乡土中国的意义。最初，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体质测量，想作为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听后摇头，否决了费孝通的意向。费孝通急了，这可怎么好，左思右想，无奈之际，想到了在开弦弓村养伤时，看到的情形，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点头同意。
费孝通与梁漱溟，有着殊胜因缘。梁漱溟是民盟的创始人，负责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痛斥特务统治、费孝通和潘光旦先生，身处险境；梁漱溟一生志业，在于乡村建设，费孝通乃一代社会学名家；梁漱溟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伦理本位、西方集团本位，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差序格局、西方团体格局。异曲同工。
梁漱溟先生回首往事，曾说过，一生之中，有四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讨厌哲学，却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最后，成为一位哲学家；第二个想不到，幼年没有读经根底，最后，成为孔家学术的代言；第三个想不到，一位中学生，成为大学老师；第四个想不到，官宦人家，一直生活在城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最后，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
费孝通出生于书香人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这位穿长衫的秀士，却依靠反映农人的生活而获得国际声誉。也许，历史选择的费孝通。
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鼓励下，费孝通把他看到的开弦弓村说了，而且非常有意义，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第一锄"，就是--《江村经济》。后来他自己也有一个记述，最早的《江村经济》是对中国社会的静态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社区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静态的描述，这种描述约等于历史学的工作。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接轨，有人称之为历史社会学，其实叫历史人类学，更加恰当。像赵世瑜先生、王铭铭先生，王铭铭是历史人类学的大家。赵世瑜先生写有《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王铭铭先生写有《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赵世瑜、王铭铭两位先生，受到过历史学的训练，赵世瑜从历史学，跨到民俗学，王铭铭则从历史学出发，跨到了人类学，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庙会和城市的第一现场，透过社会生态和格局发现中国社会。
王铭铭研究的是古代泉州的繁荣。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泉州，泉州有一个中国海交馆。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在哪里？可不在宁夏，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在泉州，这会颠覆大家的认识，一般以为古老的清真寺，在银川啊，怎么会在福建？谁还能说中国古代闭塞？谁也没想到，阿拉伯人驾一叶扁舟，从海上过来。
这种研究，老实说，其实已经接近了历史学的研究，现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在进行这种工作。对一个祠堂，对一个村庄，进行观察，不止费孝通一人，在做这种工作，费孝通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林耀华先生的一本《金翼》，就写南方福建的一个宗族村，这个村就像鸟的一对翅膀，所以就叫"金翼" （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林耀华先生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林耀华和费孝通都师从吴文藻先生，同属"吴门四犬"，但，俩人关系闹得很僵，所以，费孝通成了右派之后，林耀华没少说他不好。但是呢，林耀华说他不好的地方，有些地方，特别对。
林耀华先生说，有些人写社会学著作不用数据和图表，居然用散文的手法。阅读《乡土中国》，真的就是，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亲切平易。《乡土中国》后记有点不自信，因为费孝通是当时学术界的非主流。林耀华先生，在抗战期间，在凉山对彝人部落做过深入的研究，最后，差点被彝人抓过去，彝人抓过去的叫"娃子"，什么叫"娃子"呢？就是汉族人被抓过去后当奴隶做苦役，所以说，林耀华先生做的田野调查，很有说服力。
可费孝通呢，用的是巧劲，在开弦弓村养伤，也没怎么使劲，就完成了《江村经济》的写作，给人感觉，蜻蜓点水。但是，费孝通先生，公正的判断，亲切平易的笔法，都是其他社会学家所不及的。
让其他社会学家，望尘莫及的，晚年的费孝通，因为配合主事者维持城乡二元化的格局，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整天在中央电视台露面，人类学家里面，费孝通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一位人类学家的小册子，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处，充分说明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结。
包括一代大家钱钟书先生，很多人以为他是凭借自己卓越的学术获得的地位，其实不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是毛泽东的二秘--胡乔木。在水木清华读书时，胡鼎新，也非常喜欢学术，爱写新诗也爱写古诗，但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笔名"乔木"，以笔为旗，激浊扬清，议论风生，是为"北乔木"；还有一位江苏小老乡，清华校友，海归--乔冠华，也以"乔木"为笔名，笔底波澜，是为"南乔木"，最后，毛润之一言九鼎：胡鼎新这位"北乔木"，使用"乔木"的笔名，是谓胡乔木。1978年以后，胡乔木作为三代领袖的"文胆"，主管意识形态和学术教育。胡乔木晚年，眼见着两位清华校友--钱钟书、季羡林，成为著名学者，一种惆怅之情油然而生。胡乔木心里有学术情结，这样，清华大学两位同学，季羡林成为北大副校长，钱钟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就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链接。
有些人为什么能知道他的名字，闻名遐迩、耳熟能详，其实，有其它方面的力量，左右着这件事；很多大读书人，虽然，不大闻名，以至于不大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其实很有实力，非常了不起，这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诸位学友需要面对的。政治地位会把他一下子送到很高很高的位置上去，一说社会学，很多人知道费孝通，一说人类学，林耀华先生在人类学界，还是很知名的，但在人类学界之外，就籍籍无名，所以说学术史也存在一个"政治正确"。
四
这本《乡土中国》是1938年费先生回来以后完成的。1938年，大家知道，抗战已经打起来了，他和钱钟书，不约而同，都是1938年回来的，回来之后，钱钟书直接去了西南联大，是清华聘的。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清华了，北大、清华、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一站在长沙，第二站在昆明。费孝通去了云南大学，云南大学的校长也是清华的一个系主任，华罗庚的伯乐--熊庆来先生，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云南人。
陈纳德航空志愿大队来到昆明之前，日本人对重庆和昆明狂轰乱炸，有的老师，可能上着课就跑警报，躲到防空洞或者小树林里去，轰炸结束，回去再接着上课。这就是风雨中的宁静，战时大学，西南联大，有一种打不倒的精神，这就很不简单，云南大学也是这样。后来，费孝通就到乡下避难，在现在的昆明郊区呈贡--魁星阁。费孝通得到一笔资助，设立一个工作站，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就叫"魁阁"，谢泳先生将"魁阁"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费孝通忆魁阁：吴[文藻]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学调查工作继续培养人才。这个计划事实上因战争发生已经落空。他和他同辈的许多爱国的学人一样，不甘心在沦陷区苟延偷安，决心冒风险，历艰苦，跋涉千里进入西南大后方，参与抗战大业。吴老师于1938年暑期到达昆明接受云南大学的委托建立社会学系。不久，我也接踵从伦敦返国，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并取得吴老师的同意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在这里我回想起魁阁，因为它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是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
1945年，费孝通被清华聘为教授，开设《乡村社会学》课程。云南有许多古老的部落，没有商品的概念，有的人甚至不会数数，直到现在，也还有人不会数数，因为，没有这个概念。《乡土中国》开篇就讲--乡土本色，接着就是--文字下乡。费孝通为什么说文字下不了乡，弄个法律法条，行不行？费孝通甚至说了非常极端的话，如果只是把法律法庭弄到乡里去，有可能导致传统的"礼"也没了，现代的"法"也建立不起来，所以，"法庭"对传统礼仪的崩溃，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在一个熟人社会，还需不需要文字？如果中国流淌着比较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么中国就不需要文字，眉目传情、体态语言、肢体语言足矣。比方说，乡土社会的老夫老妻很少说话，甚至不用说话，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说什么呢！诸位学友，在老家，跟爸妈是不是也会觉得没话说？至亲之间，往往容易没话说，有的人连名字都不需要有，"小芳"毕竟还是有个名字，一般称呼"二愣子"他媳妇儿，"二愣子"死了，称呼"小愣子"他娘，就行了。在乡土社会，有语言，语言先于文字，有了语言，慢慢才有了文字，以至于文学，中文系的全名--汉语言文学系，合乎历史的逻辑。人类没有语言，那个时候可能才刚刚直立，属于人类的史前史，因为你没有语言，有表达，但没有发明这个"符号"。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其实，并没有很多的方面差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稀。
还有一个，就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中心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费孝通先生使用结构功能学派的方法，解剖中国传统社会，这是社会学通用的一个方法。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
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他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个比喻，正是通过这个比喻以及它所代表的"差序格局"概念。
就是从伦理出发的社会，比如在河北科技大学"牧星湖"，扔一颗小石子，波纹一圈圈荡开，小石子最中心的位置，代表至亲的人，越往外关系越疏远，往后是各种表亲，但是，中国人的表亲又特别有意思，就是"一表三千里"。这样，乡土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小的部落，那为什么中国能成为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东西在，就是差序格局之上还有一个格局，但是，费孝通先生认为另外一个格局和差序格局相对立，相应的格局应该是西方的团体格局。按照梁漱溟先生说的就是"西方是集团本位，中国是家族伦理式本位"。" 伦理本位"为什么不是一个集团？我认为我们这个伦理本位，比集团还集团，因为这种模式下很多事都可以变成家事。家族伦理，可以承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天下一家，皇帝是家长制，再一个，经济上的事，可以由家族来办理--家族企业。中国某种程度上，延续这个家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话说，传统氏族宗亲的心理积淀。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在生产的基础上，就是最主要和土地的这个关系。邓小平先生的一个智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在文明史上作用特别大。让我说一句大话，我真的想说：邓小平先生真的恢复了井田制，分地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回事，古今一体，就特别有意思。
西方为什么是集团的？罗马帝国崩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蛮族入侵。蛮族很多都是骑着马的那些人，基本单位是就是骑士。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部落，一旦入主中原，中原农耕没有办法进行正面对抗，不敢硬碰硬。
实际上，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第一，他有编队，是个战斗单位，咱们中原地区不善于打仗，只适合鬼子来了的时候，跟他们周旋。中国人未必那么爱国，除非国恨家仇。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一旦鬼子侵入家乡，故土沦陷，打破了正常的生活，也能忍，忍者神龟，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是可忍孰不可忍！同仇敌忾，血战到底！
梁漱溟先生说了，家族伦理本位，使得中国都有点不像一个国家了。但有意思的是，不像国家了，它鼓捣得还挺大；越像国家的，就会发现，有的地盘，很小。因为西方人，打得动的地方就不算边界，打不动的地方才是边界。直到现在，中国国家人口和地理面积，是不是还是大约？大约960万平方公里。什么意思，难道过一段时间，还会增加？家庭伦理本位，梁漱溟，费孝通就说，中国是一种无兵的文化。雷海宗先生，就有一本书--《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雷海宗先生对中国无兵的文化，论说最周详，解说最妥帖。
但，别看说是"无兵"，一旦外敌入侵，中国人同仇敌忾，就会发现，中国的兵最多，因为中国是--民兵。意思就是，民可以是兵--"民兵"，不用穿军装。"八路"为什么比"国军"厉害，"国军"老穿军装，军人和群众分得特别清，"八路"没有统一的服装，有时候，就穿便装。毛润之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志浩注明：2017年3月25日，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乡土中国》读书会演讲，整理：中文系2003级王红芳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