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奇怪的现象，这便是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弃英雄如敝履，杀功臣似饮茶的现象，其最早的例子也出自春秋时期的南方诸侯列国——吴、楚、越等国，那里专制集权统治机制比较早地建立并开始运转，于是屠戮功臣以巩固君主集权也开风气之先，早早粉墨登场，领导潮流了。楚国成得臣(即：子玉)、子反不得善终，吴国伍子胥衔恨而亡，越国文种大夫一命呜呼，都是典型的事例。
这里，我们仅说伍子胥。
公元前6世纪初爆发的那场吴楚战争，伍子胥和孙武一样，是吴国大破楚军，高奏凯歌的主要功臣。为了夺取对楚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了“疲楚误楚”的战略指导方针，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
这一方针为阖闾所欣然采纳，并且在具体军事行动中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这样六年时间实行下来，吴军先后袭击楚国弦、豫章等战略重地，使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士气低落。同时，吴军这种浅尝辄止，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打了就跑的迹近“无赖”的做法，也给楚军统帅部造成了严重的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武装骚扰而已，断定“小泥鰍掀不起什么大浪”，因而忽略了吴军这些“佯动”“捣乱”背后所包藏的大大“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头。
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伍子胥与孙子等人一起，捕捉时机，辅佐阖闾指挥吴军于公元前506年全面发起著名的柏举之战，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军争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迅速穿越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一带），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乘隙蹈虚，风卷残云，重创楚军，五战五捷，一举攻占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郢都（今湖北江陵）。入郢之战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道为“东周第一战”，它使得吴国一举击败多年老对手楚国，给长期称霸、顾盼自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后期的整个战争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伍子胥又辅佐阖闾之子夫差，在反击越国进犯的夫椒之战中，统率吴军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杀得越军溃不成军，几近亡国。
可是，伍子胥在“西破强楚”、“南服越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辅佐阖闾父子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历程带来幸运。由于在夫椒之战后是乘胜灭越，还是北上伐齐战略方针的选择上他与夫差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更由于夫差本人的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对伍子胥的杰出战功怀有潜意识的妒嫉，夫差对伍子胥渐渐萌生了过河拆桥，杀驴卸磨的心思。当他看到伍子胥始终坚持南下灭越的初衷，知道伍子胥与齐国重臣有友好交往的消息时，不禁怒火攻心，气不打一处来，遂下决心诛杀伍子胥这位吴国兴盛的第一号功臣，派人给伍子胥送去属镂之剑，逼他自尽。
伍子胥手捧属镂之剑，回想自己一生坎坷经历，念及辉煌功勋带给自己杀身之祸的大冤恶遇，忍不住悲从中来，涕泪滂沱，沉痛地对下属说：“我死之后，一定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使其可作棺木以埋葬吴国；再挖出我的眼睛，将它悬挂在吴都东门之上，让我能看见越寇灭亡吴国这一幕吧！”说罢，他挥剑割喉，气绝身亡。一代英豪终于做了黑暗君主专制制度下“杀驴卸磨”的牺牲品。
夫差听说了伍子胥临终前的遗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人取来伍子胥的尸身，盛之以皮襄，抛入滔滔不绝的江水之中，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使得这幕悲剧更带上一则凄惨的“尾声”。
伍子胥之死，当然是一出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责任无疑该由吴王夫差来负，然而，一只巴掌拍不响，伍子胥在这中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才华、他的处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与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伍子胥自然极有才干，聪明睿智，深富韬略。当年伍氏遭遇灭门之祸时，伍子胥识破楚平王传召的险恶用心，没有像兄长那样犯傻回郢都自投罗网，而是选择了辗转出逃，使楚平王的斩草除根计划未能完全得逞。这种在生死关头的沉着、冷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战胜挑战的本钱，可见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远略的非比寻常的人物。
春秋时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对出奔目的地的选择，却能反映该人的政治智慧与斗争韬略的高下。伍子胥没有逗留齐晋等大国，也不曾飘泊于郑宋等小国，而是选择了南方的吴国，实在是高明之至。因为他懂得齐晋等大国有的是各类人材，物以稀为贵，多了便不值钱，在能人扎堆成窝的那里，自己想要立马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去齐晋实在不是上策；宋、郑等小国倒会热情欢迎自己去投靠，做把努力，谋个一官半职也大有机会，可是这些国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为楚国的对手，其主观上也丝毫没有向楚国叫板的胆量，自己去了那里不等于是白白忙乎一场，父兄之仇又是猴年马月可以报得！所以，郑、宋等小国也无需成为自己考虑投奔的选项，而强大起来的吴国必然会与近邻的楚国发生利益的冲突，双方对江淮流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己要报父兄被杀之仇，必须借助于吴国之手。而吴国要实现削弱楚国实力，取代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也必然离不开自己的帮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智谋。双方之间合则双赢，这个注，值得下。
战略的核心是高明地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正如流行歌曲《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所唱的“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有谁来为我参谋”。战略就是决定向“左”或向“右”的“参谋”。伍子胥作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确选择，证明他无愧为不世出的谋略大师，战略学家。至于破楚之后吴国新的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伍子胥的识见和判断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齐、晋”两个方向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很显然，伍子胥是最坚定的“南进”派。他认为，齐、鲁等国对吴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国语·吴语》），“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史记·伍子胥列传》），何足畏惧。反之，越国则是楚的盟国，长期以来为虎作伥，赤膊上阵，同吴国对着干，兵锋咄咄，得寸进尺，有亡吴之心，实乃吴国的心腹大患。吴国只有首先彻底打败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总算苍天保佑，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获全胜，此时灭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所以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求夫差当断则断，把灭越大业进行到底。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不是省油的灯，眼下越国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不能不一鼓作气，乘势一举灭亡它，绝不能养虎贻患。另外，他认为灭亡吴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伍子胥的意见没有错，他对吴国的忠诚也是无可置疑，可是为什么他的好心不能得到好报？姑且不说其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酿成最终的悲剧，这就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了。
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禀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
这一点他在攻入郢都后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疯了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他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自己的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王的斧钺之下，自己则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历尽人间的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让人日夜衔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如今苍天有眼，青山作证，自己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洒满泪血的土地，让人百感交集，万般慨然。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禁热血沸腾，怒火中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就是彻底复仇，一泄心头之恨。
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最高的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伍子胥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辨解，这无疑是强辞夺理，错上加错。
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是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和阖闾同辈的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了，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自己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之于马超，高颎之于杨广，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
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呢。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伍子胥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的话，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多嘴，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在了危殆的境地。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自己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得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走向了他初衷的反面。
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的行为，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地到来。“狡兔三窟”，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再这么做，却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他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道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强梁”是他显著的性格特征，可哲人老子早就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同时，伍子胥是元老，是“亚父”级人士，对这类人来说，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绕着走，碰上难题三缄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又“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卦》）。伍子胥呢，以他特殊的背景，则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他才有可能与雄心勃勃、刚愎自用的夫差相安无事。
然而，伍子胥毕竟不同于后世的长乐老冯道诸人，他不但要“谋其政”，而且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如何能让夫差容忍，如何能让夫差舒坦，双方的彻底决裂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秘密被揭露，这时候，伍子胥再是聪明，再是能干，也是百口莫辩，一败涂地了。
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纵政治，只会使得一切变得混乱糟糕，走向反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事与愿违，种瓜得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诫孔子那样：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这是因为其议论他人；博学多闻者容易危及自身，因为其批评他人。还是糊涂一些，不要固执，“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史记·孔子世家》）。伍子胥无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顶着“亚父”这样不尴不尬的特殊身份，无怪乎是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子胥之死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能责怪他自己。可谓“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