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和蓝云谈京剧中的《伍子胥》，觉得意犹未尽。我还想谈谈从历史上的伍子胥所想到的其它一些问题。

屈原曾说“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见《悲回风》），注云：“自适，谓顺适己志也”，可见屈原对子胥推崇之重。后来王逸等人多以子胥比干并举，成为忠良的楷模。伍子胥在春秋时期是作为一个伟人的形象被人所尊重的。

不过，这里所谓忠的观念，和后来有着极大不同。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平王无道，胥父伍奢忠言直谏，被平王残酷处死，全家灭门。只有伍子胥只身逃出，往吴国搬兵灭楚。倘据后来某种观念来评判，子胥不但不可谓忠，甚至可说是大逆不道。春秋时代把他视为忠的表率，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同样和后来对忠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对早期儒家的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这乃是后人的一种误解。

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双向关系上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杀掉昏主暴君，孟子甚至认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

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我曾经和持这种主张的一位老友说过，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愿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倘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他直言批评。他一直殚精竭虑为民主宪政而呼吁，我想他会接受我的意见的。不料，他说不能再花力气做这些事而拒绝了。这使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在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这种既定观念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驳的，这就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其实这种反传统精神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那里就已形成，五四只是将其推向极端罢了。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宗旨，五四虽因袭文艺复兴之名，（最明显的是五四代表刊物《新潮》即以Renaissance为英文译名），实际上却恰恰悖道而行，以反传统为纲领。五四的反传统就是五四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谁如果对五四思潮、五四精神的某些消极因素或错误观点（如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加以质疑而进行反思，那么他就一定是在倒退复古。

因此，这些不容对五四进行反思的人采取了一种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态度。五四自然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

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至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一例。法家如韩非则明目张胆地揭橥君主专制主义，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曾把君主比作帽子，帽子虽弊坏，也必须戴在头上；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所提倡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五四不但不反法而且尊法。主张全盘继承五四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观点上闷声不响，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