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五十一岁。
在这之前，我当过日文翻译；编过报刊，《新湘评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又《人民日报》；搞过出版，抓了三本书，一是美国作家耐斯比特的《大趋势》，二是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三是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合著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有评论者认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结果，这三本书都获得了出版界的一等奖。下过海，厕身中国海洋直升机下属北方集团，过了一把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瘾。年过不惑而大惑，考虑人生重新定位。天命之年听到来自内心的召唤，决定皈依文学。
三年后，我在《煌煌上庠》一文中，描述年届五十的蔡元培时说：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有人对我的抉择大惑不解，说：“你出版过《大趋势》，你知道这社会已被官本位、金本位挟持，人心都掉进了钱眼，文化已没有出路。”
答：是啊，正因为文化已岌岌可危，所以必须有人知难而上。这不是中国一家，而是世界性的大问题，普遍的精神堕落，思想空虚，文化倒退，因此，需要重建文化。只有靠文化，靠精神，靠道德，才能挽救社会，挽救世界。
又说：“你都到了被淘汰的年纪，从头搞来得及吗?”
答：不晚，我打算用五年做试验，以取得知名度和发言权。
“你打算写什么?”
理论，多忌讳。小说，周期长。诗歌，边缘化。我选择散文，以它为突破口。
1995年正式动笔，第一篇为《文天祥千秋祭》，七千字，适合刊物发表。于是投稿，一家不行，再换一家，第二家仍不行，又换第三家，结果仍然碰壁。是文章写得不好吗？非也，恰恰是写得蛮好，所以人家不发。请看这开头：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
请看这华彩乐章：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生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一一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的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啊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慨呼啸。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年轻人不谙此中玄黄，我岂能不懂，也明白应该如何搞关系，但是偏不。我的应策是：改弦更辙，写千字文，一天一篇，攻报纸副刊。
因为报纸比刊物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如是乎忙活了一年有半，在报纸混个脸熟。文章结集，名《岁月游虹》，请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先生作序，承老先生赏脸，赐文“散文的光谱”，将我的散文归为“广义”，意即“不正宗”，结论尚算客气，赞之曰：“他的笔下常常有一种奇幻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具气韵、底蕴。”
五年限期只剩下三年半，照此小打小闹，玩不出大名堂。再度改弦更辙，找上《十月》杂志的门。
商谈，给我开一个散文专栏。
人家说：“别弄错了，我们是大刊物，上一篇都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有给别人开过专栏。”
我坚持：正因为你们是大刊物，从来没有给别人开过专栏，这事才有意义。给我专栏，一半是为我，一半也是为你们，我相信肯定会把刊物的质量、影响提升一大截。
“口说无凭，拿文章来看。”
好，一言为定。
适逢两年后(1998年)，北大将迎来百年校庆，校友中张罗写纪念文章。我于是便以此为题，写了一篇《煌煌上庠》。
文章交上去，编辑部认可。专栏命名“长歌当啸”，写20世纪的文化名人，从巴金、老舍开始。
我说不行，要写，就得从毛泽东开始。
这就有了以后的一组长篇散文：《韶峰郁郁，湘水汤汤》、《凝望那道横眉》、《梦灭浮槎》、《高峰堕石》、《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沧桑诗魂》、《瀛海征帆》、《隔岸听箫》、《魔鬼再访钱钟书先生》、《独秀的另类“文存”》等等。
三年后，专栏结束。结集《长歌当啸》，仍请季羡林先生作序。老先生很谦虚，对我由日文、新闻而转向散文，作出新的认识，他说：“总之，一句话，我过去是俗话所说的，从窗户棂里看人，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这里就轮到“老王卖瓜”了。文坛不能无视，王充闾认为我有梁启超的豪迈；贾平凹揭示我“不理会小节只讲究实质，平实里见风骨，不是以水流的行状而显示水的急缓大小，而是水在翻腾曲折之中体证河床的宽窄高下”；何建明更直接说，我是当代散文家中最值得一看的。
这前后，各种选本也都作出了反应，以中学教材为例，计有《文天祥千秋祭》、《雪冠》、《犹太三星》、《重铸汉字的辉煌》、《煌煌上庠》等多篇入选，《张家界》一文，被选作2005年高考语文试题。
坊间有了“南余(秋雨)北卞”之说。
2010，又是一个五年计划，做两件事：一是写作《寻找大师》。前提是，大师已经没有了。正如袁绪程所说：“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
既然没有了，那你又找什么呢?
为了分析，摸底，也为了激励，催生。
大师是一种社会坐标，天地元气。对一个以文化复兴为重任的社会来说，大师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紧要，不可或缺。
然而，大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大师的破土而出，大师的横空出世，固然以自身的条件为基础，与之同时，一定的外部条件也相当重要；有时甚至是绝对重要。清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里强调的就是外部条件。古义今释，就是要在今天造成一个风雷激荡、万马奔腾，适宜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大环境，而舆论的关切、呼唤、催生，自然也是“造势”工程的一大组成部分，正是有感于此，我才决定“寻找大师”。
另一件事，就是在京城闹市东单，设了一个季羡林文化书院，有一两千平米，这是传记的延伸。下一步呢，更打算以季羡林的名义，设一个国际文化大奖。这是重点的重点了。诸位应该看出，我为此已筹划了多年。拿它干什么?评选世界各国的文化大师，让他们到中国来领奖。
此事的意义何在?
一言以蔽之：为中华文化正名。
君不见，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已经不是莫言，而成了莫言的n次方。这是因为，乘数，即他的文章，未必就比张言、李言好，但被乘数，即名声，以及由名声而带来的平台、地位、实力，已今非昔比，乘积自然蔚为大观。
诺贝尔奖设在瑞典，其文学奖评委当中，只有一人懂得中文，由他来定中国文坛的高下，这不是荒唐滑稽吗?
哈哈，这是一个游戏，关键在于能玩出权威。
是呀，既然是游戏，外国人能玩，我们为什么不能?
做吧，努力向前走。大道理我就不讲了。大话也更不用说了。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卞毓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