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说颇能启人神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本身的特性闹不清楚，即可作为例证。譬如宗教问题吧，大家都已接受马克思的教导，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红卫兵运动起来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庙宇，毁神像，逼得一些和尚跳崖殉教。但那些用世界上最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向名山古刹进军时，却是手捧红宝书，背着装有主席像的镜框，又有与过去的游方和尚相近的地方。当时领导上正在掀起一个造神运动，或许觉得群众集会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够，因而号召每个子民家中都得供上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藉保平安。农村里一些供奉主席像的台龛更是布置得跟过去的土地堂一样。或许红卫兵小将们年岁尚轻，没有看到过旧社会的种种奇形怪状，但在一些年纪较大的人看来，却又觉得似曾相识，与过去参拜、诵经等宗教活动差不多。

当然，20世纪的造神运动与过去的宗教活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是用最最“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与宗教迷信不是一回事，然而二者之间却似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红卫兵轰轰烈烈地重走长征路，要过艰苦卓绝的生活，因此颇有禁欲主义的味道。但有一些小将却也会利用形势，编一些《时事手册》之类的畅销书，借推广革命思想之际去捞一些钱，然后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又如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男女关系深恶痛绝，不惜将一些违背革命原则的“腐化分子”鞭打致死，但在自己进行革命串联时却也常是结对而行，不废男女之乐。

当时的造神运动者似乎意在构建一种新型的革命宗教，它当然与传统宗教截然有异。就拿所谓世界三大宗教来说吧，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这与主席像铺天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佛教主张普渡众生，当代造神运动者则把他们心目中的不信教者成千上万地驱入地狱。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有罪的，当代造神运动者则认为只有自己圣洁无瑕，他人若有半个不是，那就真是罪该万死，非但不能让他们上天堂，还要永远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知新时代的造神者真的已与传统割断了联系。他们自信已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凡是经历过这一历史阶段的人，常会感到迷茫。据说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最深，为什么这时的表现却又那么极端？形式与内容落差太大，神圣与世俗距离太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叫作相反相成，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从宗教的角度观察这一造神运动，则又似乎可以说，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一丝内在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说，这只能产生在有道教传统的土地上。

大家都知道，相对于世界三大宗教而言，道教自有其民族特色。他们的神中，尽多现世的人所转化者；他们讲的是超尘脱俗，但绝不排斥当下的物质欲求。

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例如陈寅恪之治魏晋南北朝史，即以道教为线索而纵论其时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旁及书法、绘画、诗文等艺事，足征鲁迅之说可信。研究近代史时，也应关注道教的影响问题。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报告》中曾极论道教对我国思想史的影响，结论是：“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氏极言道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但又慨叹无人对此做过精深的研究，“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这种情况其后虽有所改变，但其成就还不能说是符合人们的期望。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逐步解除，国人环顾外界，越发显出中国思想界有关宗教问题研究之贫乏，于是众多学者纷纷投入这一领域的探讨，一时颇呈蓬勃之势。总的看来，佛学的研究人数多，收获也多；投入道教研究的人数少，收获也少。

研究道教困难很多：起源不明， 文献杂乱，派系纷繁，与其他宗教时起纷争，而又通过多种渠道相互渗透。学者着手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做一番细致认真的梳理工作，大而至于教派的区分，小而至于名词术语的诠释，都要进行严肃的考辨。研究者不但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对各种文献有明确的认识。这就说明，研究道教的学者一方面要有深厚的学养，一方面要有水平很高的思辨能力。研究道教，真要说到“研究”，那就不是对文献做些描述性的演绎就能奏功的。这里要做艰苦的工作，勤奋地积储资料，严谨地详加辨析。

我在序言的开端就介绍了前时造神运动和鲁迅的观点，说明道教对于国人影响之巨。文学方面也是这样。即以最为人乐道的游仙诗而言，曹操诗中就有道教的明显踪迹，郭璞的游仙诗更是六朝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这些道教文学的先驱者对唐代的诗仙李白曾有巨大的影响。假如研究者能深探游仙诗的底蕴，考察道教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何利用诗文进行宗教活动，那么《真诰》等重要典籍中的诗文创作等项，也就是必须加以关注的了。可惜这方面的材料未能进入学人眼帘，研究显得滞后，或许道教研究本身就难度很大，所以一般人不愿投入宗教文学的研究吧。但从认识国人的民族特点而言，道教与文学这一课题，必须不断有人深入探讨。

赵益自学生时代起就喜欢研究宗教，博士论文即以《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为题。他在取得学位后，即任职于南京大学古籍所，至今也已多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文献学基础较深厚，而他又因兴趣所在，一直关注民俗小传统的研究，从而对博士论文中的内容锲而不舍，多方探讨。他的思辨能力很强，对道教中的许多复杂问题，一些专门的概念与重要的范畴，都能进行新的考察，在研究内容上有新的开拓。因此，这一博士论文的公开出版，可以视作道教与文学研究中的一项新鲜成果，将对这一课题有所贡献。我自指导他写作论文始，目睹他不断跋涉的历程，深感其志可嘉，因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