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读者通过不同途径，对于本刊2000年第7期发表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提出了批评。中国丁玲研究会的一些学者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批评意见是中肯的，使我们感到了读者对本刊的关心，也使我们看到了工作的某些不足。本刊记者最近就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采访了陈明同志。
闻亮：丁玲同志逝世后，中央曾评价说：“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丁玲同志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丁玲同志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陈明：实际上，丁玲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位作家。她最初的创作，只是对于她少年时期不平遭遇的控诉。丁玲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是在她的母亲的影响下长大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丁玲的母亲是难得的才女，与向警予等是结拜姐妹。但是生活却很不幸。丈夫早死，留给她一个破落的家庭。还在吊唁丈夫期间，讨债的就堵住了门。1909年，她带丁玲回老家常德，半路上还有人拦轿讨债。丁玲的舅舅有钱，在舅舅家，女性的不平等现象给她留下了痛苦记忆。家里的丫头经常挨打，而丁玲则很同情这些丫头，偷偷地给她们送被褥等。她14岁时，弟弟早逝。一个亲戚说，要是死的是女孩就好了。这句话给了丁玲很深的刺激。所以，她一开始，就是控诉这种不平等，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就叫《在黑暗中》。从鸣个人的不平，到鸣国家、社会的不平。
闻亮：早在1933年5月22日，有一位外国友人访问鲁迅先生，问道：“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回答说：“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能够得到鲁迅先生如此赞誉的中国女作家，我想可能只有丁玲一位。当时丁玲还不满30岁。丁玲是怎样成名的，对待名利又是什么态度呢？
陈明：在丁玲最初的文学创作中，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叶圣陶先生。她的处女作《梦珂》，就是被叶圣陶发现，加以润色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她的第二篇作品，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由叶圣陶安排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这部作品，描写的实际上就是丁玲自己及她认识的周围知识青年女性的亲身经历，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同时也是一部知识新女性的宣言。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沈从文曾说：丁玲一登文坛就挂了头牌。此后，又有两部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这时，叶圣陶先生对丁玲说：已经有了4篇小说了，可以编一本集子了。于是，丁玲就编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这就是《在黑暗中》。正因为叶圣陶先生发现了丁玲，所以丁玲一生都对叶圣陶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1979年5月，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第一个去看望的就是叶圣陶先生。叶老十分兴奋，为此赋《六幺令》赠丁玲。
丁玲虽然在30年代初即已享誉中国文坛，但是她对于“成名”这件事看得很淡，或者说，在她的心目中，只有神圣的创作事业，而没有任何个人名利的追求。她的第一部作品集，是叶圣陶先生建议出版的，她完全可以请叶圣陶先生写一篇序言什么的，借以提高这本著作的身价，这也是当时惯用的做法。但她并没有这样去做。她把名利看得很淡，根本就不懂得这些。丁玲的一生都是这样，淡泊名利，默默劳作。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丁玲的这种执著的性格。1936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丁玲在去陕北途中路过西安。潘汉年找到丁玲，劝她不要去陕北，而去法国，去为红军募捐。丁玲谢绝了，一心要到陕北当红军。
闻亮：1933年，丁玲同志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北斗》杂志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被囚禁了三年多。丁玲同志一生所经历的大部分磨难，可以说都与这段历史有关。在当时，关于丁玲被囚禁的传言就很多。有说丁玲已经遇害的，也有说丁玲已经自首的。从我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看，最理解丁玲的，恐怕就是鲁迅先生了。鲁迅曾讲过：按照她的性格，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当听到丁玲已经遇害的传闻后，鲁迅在悲愤之下于1933年6月28日写了一首《悼丁君》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秋。”同年8月1日，鲁迅在一封信中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不如也。”可以看出，尽管谣诼纷纭，但鲁迅相信，丁玲要么已经遇害，要么仍然在反抗，绝对不会“自首”的。那么，这些谣传，对于延安有影响吗？
陈明：的确，丁玲被囚禁后，国民党编造了不少谣言，而在延安的时候诬陷丁玲“自首”的始作俑者，则是康生。在1939年，康生就散布流言，诬陷丁玲“曾在南京自首”。但是，与鲁迅先生一样，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却非常相信丁玲。她到达保安时，毛泽东设宴欢迎她，称为“出牢人”。当她到前线去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临江仙》词，用电报发给丁玲，称赞丁玲“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天武将军”，给予了她极高的评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对于他们来到陕北的由衷的喜悦心情。毛泽东对于丁玲是很信任的，当他知道关于丁玲的那股流言时，曾向丁玲建议：“你也可以去看看康生么。”丁玲说，我看他干什么。1943年审干后期，当周恩来知道丁玲因为周围的人不了解她而感到苦恼时，对丁玲说：“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你怎样叫周围的人了解你、接近你。”当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遭到批评时，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再次对丁玲及她的这篇文章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说：这篇文章，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后来周恩来告诉丁玲，她的《三八节有感》，他曾让《新华日报》全文转载，邓颖超建议，只转载后面一部分，即写建议的一部分。当时在延安整风和审干时对丁玲的批评，并不像后来所传的那样严厉，也并不存在什么“暴露黑暗派”。
给丁玲历史问题作出组织结论的是中央组织部。当时任弼时找丁玲谈话。1940年10月4日，中组部作出正式的组织结论。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找丁玲谈话。陈云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加上去的。结论最后有陈云和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亲笔签名。1941年1月，陈云又找丁玲谈话，把手抄复写的一份组织结论交给丁玲，嘱咐她好好保存。陈云在这份材料第一页上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署名是“陈李”，即陈云、李富春；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当时丁玲还不明白陈云同志的用意，她想，我保存这份材料有什么用？后来才理解了陈云的良苦用心。陈云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可能还会有人利用丁玲这三年的历史作文章，所以让丁玲本人保存一份，来保护自己。陈云和李富春真是爱护同志，不仅想到了当时，也想到了以后。
闻亮：从您以上所讲的情况看，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对丁玲是非常信任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已经作了结论的问题，以后又在很长的时期里给丁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连陈云交给丁玲保存的那份有陈云签名的组织结论，也没有能够保护她。那么，您能不能谈谈，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反复、从而给丁玲造成惨痛伤害的真实原则究竟是什么？
陈明：为了脱身、重返革命队伍，丁玲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等等。在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情况下，这张纸条既没有表示叛变、自首，也没有表示动摇、妥协，完全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手段。何况这是丁玲在1943年审干时主动向组织作的补充交代，并不是1956年批“丁、陈反党集团”时发现的新问题。在批“丁、陈反党集团”时在这张纸条上大做文章，显然是“欲加之罪”。对于丁玲在被敌人关押期间的表现和这个纸条性质，1984年7月14日中组部的文件已经作了结论，其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把她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1936年4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为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经中央同意，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1940年以来，党组织进行过多次审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以后多年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1933年10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养母’。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人自首的言词。”在中组部已经对丁玲在那一段时间的表现和那张纸条的性质做出明确结论后，《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仍然把那个纸条看成问题的“关键”，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也有些人认为，丁玲遭受这多么的磨难，是由于个人恩怨所致。这个看法也是不对的。在30年代，当两个口号争论时，丁玲被敌人囚禁，没有卷进去。但她始终是尊重鲁迅，站在鲁迅一边的。延安时期，周扬1938年到延安，担任边区教育厅长，丁玲的孩子在安塞保育院，我与丁玲去看孩子，路过教育厅，都要去看看周扬。看不出有什么隔阂。日本投降后，丁玲请示任弼时，成立了“延安文艺通信团”，组织几个作家，到新解放区，边走边采访，最终到东北，长途跋涉，很艰苦。周扬走得晚一些，带着孩子，坐骡马大车到张家口。路上翻车，周扬的小儿子不幸遇难。一路周扬哭得很伤心。到达阜平住下来。听到这些，丁玲和我都很同情。在延安时丁玲的女儿祖慧与周扬的女儿从小一块长大，丁玲就把女儿送到周扬家，让她陪陪周扬，陪陪周密，一直住了一、两个礼拜。后来周密也到我家里来住了一个礼拜，我还帮助她补课。1946年，周扬在张家口，在机会到北平考察，他在北平向中共华北局建议派丁玲到北平办报。丁玲不愿意离开解放区，没有去。看来周扬要做工作，还是愿意用丁玲。
周扬几次热心想要给丁玲安排工作，而丁玲却一心要深入生活只搞创作。1948年，中央决定丁玲参加妇女代表团，出席匈亚利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到中央所在地集中时，路过华北局所在地，丁玲去看周扬，周扬动员她留在华北做文委工作，并让她自己向中央反映。结果，周恩来同志没有同意。
还有一件事：建国前夕，丁玲几次出国访问，回国后便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同志商定，决心留在东北，到鞍钢深入生活，创作工人题材的作品。文代会后，周扬又一次留丁玲在京，担任全国作协的领导工作。丁玲一再婉辞。这时周扬说了几句心里话：“你还懂原则，识大体，顾大局，还是留下吧。”这样，丁玲没有再推辞，留在作协，主编刊物，筹办文学讲习所。丁玲曾和我说，在周的手下老老实实工作，他会说我的好话。但他对我的创作很冷淡。我常常琢磨，周扬和丁玲，实在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为什么几十年来，总是在运动中要揪着丁玲不放呢？
依我看，根子还在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还在于党内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1942年在延安时，一次毛泽东曾对丁玲谈起过周扬，他说：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跟党走，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闻亮：丁玲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陈明：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丁玲对于这个问题是有着深刻认识的。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在文代会期间，11月8日，丁玲有一个发言，她讲：“我那天问孔罗荪同志，我说，我们是吃了亏。我们文艺界吃的亏，大得很呐！我五十几岁到七十几岁！五十几岁都不能做点事，七十几岁还能干什么呀！那些二十几岁，刚出土的苗苗，四十多岁的，还可以做好多事，他们有些收获，但到底也是吃了亏，我们整个国家，都吃了大亏。我总想搞清楚，我们这个亏是吃在什么地方，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好不好？孔罗荪当时就讲了，‘封建！’我说对，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上你再讲讲嘛！他说：‘哎呀，大姐，你别考我啦！’我说：‘不是考你，我只想弄清楚。’后来回去，我自己也想，我们社会上封建的东西多得很，我在政协小组会上讲过，现在农村老百姓还是相信菩萨呀！那是封建。我们文艺界相信菩萨大概是没有的，我们文艺界是有一个封建的东西，这个封建的东西要是不打倒——我从十五岁，1919年就反封建，反到现在七十五岁了，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
闻亮：这个认识，确实非常深刻。如果没有那番痛苦的磨难，也许就不会有这种大彻大悟。
陈明：可以这么说。在得到彻底平反后，1984年，丁玲八十岁，为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给阳翰笙写了一封信。我们要理解丁玲，不能不读读这封信。丁玲在信中写道：“你是从左联一开始就担负着指导中国文学向哪里发展的重任的。你是左联的老领导，而且一直从事党的文学的领导的。我加入党是向你提出来的；也是你通知我被接受的消息的。你是我入党的当然介绍人。创办《北斗》，叫我负责，也是你们，雪峰、你、汉年等在中央同意下推荐我出来主持的。一九五○年创办文学研究所，你也为我出了力，我是记得的。当年的这些关系，我是一直尊重的。只是，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引起一些感慨。五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很好地回溯一下。我们同志，我们许多老战士，都是把自己整个的一生放在革命事业上的。我们为革命胜利欢喜过，庆祝过。我们在几十年中为革命吃过苦，我们理应有一样的感情。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常常感到中间有一层膜？我们应该团结得更紧，一致向前。在党的艰难时期，我们三十年代的老党员更应高举团结的旗帜，为党的新任务而战。为什么我们反不如五十年前在敌人的刺刀下那样亲密？你的为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何况我们都为着同样的命运而咽下过同样的苦汁（我是直到今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我们，包括许许多多同志，我们都应当互相多给与一点感情，一点鼓励，一点谅解。这次招待会，我很想我们大家老一代的同新的几代人共同聚会，促膝谈心，真可惜未能全到。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多想些办法，我们一定要团结，要成为年轻一代的表率。希望你健康，我们携起手来，为党献出最后的生命。”可以看出，在这里，丁玲尽管吃了那么大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但一切还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没有去计较什么个人的恩怨。这封信，体现了丁玲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党性，可以说是她高贵品质的写照。
闻亮：确实，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丁玲。
陈明：在真理面前，修正错误，这是党的好传统，这需要勇气。我也还在学习。
闻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