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蒙是好像是1970年，长沙南区的沙湖桥小学。父母都在自来水厂工作，住在南站道坡宿舍。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大概需要二十来分钟。从坡上下来的拐角有一个小铺子。瓶子罐子里装着梅子、蚕豆、冬瓜糖之类的零食，现在又都复活了，但不再是从前的味道。同样叫人怀念的还有铺子里的蚊香味，皮纸裹着木屑和药粉，蛇一般盘成一圈在墙角堆得很高。

也不记得是谁带着去报的到。到班里分座位时，有几个人印象比较深，王方、胡冰、谢异玲。王方、胡冰是男生，有股机灵劲。谢异玲是女生，漂亮秀气，暗暗希望闵老师能把我安排与她同桌。闵老师是第一位班主任，脸上有些麻粒，带个帽子，人很和善，当时年纪应该已经有点大，有个女儿，好像下乡当知青了。有次放学打扫完卫生回家时曾见闵老师蹲在地上生火做饭，用废纸点煤炉，烟很大。

那时成绩不错，语文算术都是满分，成绩单还有“毛泽东思想”一栏，估计相当于现在的“思政”，一二年级没有考试，我曾在那一栏也填上“100”，看上去就是全满分了。但带回家后又悄悄抹掉才拿出来。有虚荣，但也不完全是。当时正值“文革”，学校经常会有“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总是被安排发言，甚至妈妈在单位活动的发言稿也会要我写，当然主要是东抄西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以致后来放学回家，总是先要在传达室看半天的报纸再回去吃饭，搞得老妈很生气，说黄花菜都凉了。

进入三年级换成了林老师带班。她叫林翠娥，应该是师范毕业的，很有热情。这时因为跳绳、出黑板报我可能有了些存在感，比较受林老师关照。有次抄写课文被红笔批“传观”二字，但却十分惭愧，因为是蒋小方帮我抄的。她的也是“传观”，林老师难道没看出来么？有意思的是蒋家是三姐妹，分别叫蒋小东、蒋小方、蒋小红。跟我要好的到底是小方还是小红，也不是很确定了。

父母工作调动，三年级没读多久就要转学，主要是舍不得林老师。记得自己后来教中学有一个写老师的课文，老师说作者“心清如水”，我想我当时应该也是这样吧？

王方、谢异玲后来没什么交往，倒是胡冰、蒋小方，一直都会时不时想起。更多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林老师，眼睛、嘴巴都很大，还有一颗美人痣。据说后来她也离开沙湖桥，调到了湖南开关厂子弟学校。我有个同学师范毕业后也分到那里教书，问他，却说想不起有这样一位林老师。

刘老师叫刘如意，是我从沙湖桥转学到郊区新开铺的红卫小学时的班主任。可能因为教语文，我语文成绩又比较好，所以她给我的肯定是最多的。教育学有个罗森塔尔效应，可能我就是这一爱的效应的受益者。

有次数学朱老师气得告状，说陈明交作业不交草稿，问演算过程在哪里时居然回答“在我心里”。刘老师当然批评我，可我又清楚听到她跟别的老师说，那么简单的题目还要什么演算过程，难怪陈明要说“在心里”了。这话听得我“窃喜”，这应该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高考数学只能得二十几分。

刘老师对我发过一次大火。她给我安排的同桌都是她老公单位长沙机床厂的子弟，都是美女，一个叫钟理，一个叫张霞。我们学校在郊区，长机子弟比渔场子弟显得洋气一点。有次，张霞带了一本《烈火金刚》到学校，早自习时我就看了一下，一下子就被情节所吸引，史更新的命运生死让我听不进课，并且，书那么厚，一上午无论如何也读不完，咋办？趁课间操拿着书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进校门就被刘老师一把薅进了办公室。虽然这种凶悍有点意外，但内心还是比较淡定，好汉做事好汉当，况且，书已看完，不仅史更新的队伍有了下落，还过了一把肖飞买药的瘾，甚至还记住了吕正操的名字。很多年后，从北京回来去看刘老师，说起这事，她说她那凶神恶煞也是装出来的，其实心里矛盾，这孩子这么胆大妄为，不镇一镇将来真要闯出什么祸来可就麻烦大了。

刘老师、朱老师都是长机家属，到五年级都把自己的女儿从子弟学校转到了红卫。毕业的时候，两个二中的名额，分别就给了这两位老师子弟。我作为“出席郊区”的“三好标兵”则被分配到一中。二中就是现在的长郡，新开铺转一趟车就到，一中则要跨过整座城市，而我从住的黑石铺走到新开铺就要四十分钟。拿着通知书去了一趟，感觉每天这样长征太辛苦，就改派到十七中了。十七中就在四路车终点，相当于到红卫后再坐一趟车。

刘老师给我的评语给初中班主任带来很好印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是胡琳老师将我安排为她127班的班长。但是，没多久，又被调整为宣传委员，说我作文好，适合出黑板报。真正的原因则是给文东让位，文东是文校长的儿子。当然，我当时没有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跟文东一直就是很好的朋友。他考到南京工学院后我们一直书信往来，现在还记得信封上的信箱号码是四四〇四。

我们那一届主要是六二六三年出生，苦日子后生的人比较多，教室教师都不够。教室问题用“二部制”方法，即两个班共一个教室，各读半天。教师问题则是从小学抽调解决。胡老师是磨盘湾小学上来的，感觉她是憋着一口气要把中学生教好以证明自己。热情非常高，各种活动，课间操、眼保健操比赛都要争第一，文艺汇演更是各种创意各种获奖，也确实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她说文东、于雷、杨扬和我是127班的四块盖面菜。这四人后来也确实都考上了大学，文东成了大亨，于雷成了将军，我成了学者，杨扬成了大官——很遗憾临近退休被双规。

胡老师上课也很有激情，跟126的向老师有得一比。向比较左，经常穿一套绿军装，活脱脱一红卫兵干将。有次广播体操比赛，她发现一个同学穿的裤子裤腿比较小，俗称港式裤，她居然拿着话筒严厉呵斥学生站出来，大庭广众之中把裤腿给剪了。相比之下，胡老师人情味很浓，每次集体留校，都会放我先回去，因为知道我下了车还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至于教学，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上课，读到“历史的车轮岂能倒转”，有同学问“岂”字什么意思？她说，“岂能倒转就是不能倒转，岂就是不的意思”。

初中毕业进高中，新的班主任叫李安照，是个印尼回来的华侨，很有气质，头发有点卷，戴副眼镜，抽烟的时候很投入，像艺术家。从他那里学到的一个词是“缠绵”，他用于概括小说《牛虻》的特点。我后来读了这书，一点也没感觉到缠绵，坚韧、决绝似乎才是主人公亚瑟的精神气质。

我是语文课代表，应该说李老师还是比较认可的吧？所以，当他要我把作文本交给他时，还以为是要找范文。实际则是他在自己的备课本上发现了一行字：“李安照大草包，鸦片烟鬼”。他怀疑是我，要对笔迹。不知为什么，他还真就认定是我了，并将问题上交教务处。不是我当然不能承认，但看到好歹也是一厂书记的老爸每天都被叫到学校配合教育也不是个事，就认了下来。

然后就是记大过处分，就是发配到慢班。在这个过程中，我曾到胡老师家里寻求帮助。她说，既然不是你写的，就到公安局做鉴定好了。

确实如此。但我当时是希望她相信我，然后跟李老师和学校协调一下。我有点失望，她可能更失望。因为，在初中阶段，也曾发生过与小学几乎一样的事情。有次到文东家吃饭，在他家又看到了一本书，间谍小说《国境线上》，我又是被情节吸引，不告而带走，第二天才还人家。文校长或文同学可能把这事也跟胡老师说了。

慢班就到慢班，十七中的快班学生我几乎全认识，尤其文科，作文比赛我得奖，他们还名落孙山，所以满肚子不在乎。记得题目是“攀”，奖品则是一本《敌后武工队》。

慢班最后一学期没课，经常跟着南门口、燕子岭一带的同学混，也有一位女同学给我写信，自比《第二次握手》里的丁洁琼。我懵懂，主要是跟着陈泽安几个街上的满哥看电影，唱歌弹吉他之类。我这样有恃无恐的浑浑噩噩，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姐姐下乡，留城名额给了我，爸爸也给我找了公司最好的柳电工做师傅，毕业就能上班。

班主任罗松武老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他把我爸找过去，说您家孩子是颗读书种子，不要急着去学徒，至少让他试着考一次。然后，又帮我联系文科班的班主任周畅达，说你的优势是语文，到文科班，补补历史和地理就好。慢班没开历史和地理，在周老师班上主要就是听这两门。然后就是报名、考试，因为数学、外语都极差，数学二十几分，英语十几分，总分三百二十几，那年本科录取线好像是理科305，文科320，我喜欢哲学，就报了兰州大学哲学系，没有一个师范院校。第一批落选，招生办电话问接不接受调剂？我想旁听就可以考上，复读一年应该可以学哲学的。但我妈可吓坏了，这次狗戴帽子好不容易碰中了，明年哪还有这样的运气？求着我千万千万凑合着有个书读就可以了。二部制读书的那半天如何她不清楚，不学习的那半天可知道不是河里游泳钓鱼就是山上打鸟采蘑菇偷桃子，虽然喜欢看书看报，课本作业却是从来不曾打开书包摸一下的。再读一年？会把她急死。

罗老师也认为先找个地方待下来，还可以考研究生嘛。于是就调剂到了株洲师范专科学校。再见已是四十年后了。说起陈年旧事，罗老师说你还真不算顽皮的，然后翻出一首当年填的《沁园春·三十八班》：

乌合之群/睁眼之盲/看追男逐女/鼠窜楼阁/爬墙上屋/游戏操场/弄石玩沙/搜铜拣铁/时有弹弓处处张/尤堪恨/有鸳鸯一对/扒手一双

低级粗野荒唐/卖汤圆何止柳德方/叹诸科作业/秋蛇春蚓/课堂秩序/酒馆茶坊/徐某声嚣/曹君鼻息/彭氏临场舞弊忙/何时了/众疑难杂症/已结膏肓

里面的人物事迹，似乎都有点模糊印象。后来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了？师母在一边说，一个也没处理，都被他保下来了，经常来看呢，“下次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