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心灵的历程》是刘白羽的长篇回忆录，该著多处记述了作者与丁玲交往的种种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刘白羽与丁玲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友谊的建立——友谊的摧折——友谊的恢复。刘白羽与丁玲相识于1937年冬抗日烽火中的山西汾河前线，在战争岁月中建立了纯真的革命友谊。但是在1955的胡风案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丁玲遭到以刘白羽为骨干力量的中国作协的大力批判，两人的友谊随之破裂。到了19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刘白羽向丁玲表达了忏悔，两人最终握手言欢，恢复了原来的友谊。刘白羽和丁玲友谊发展变化的历程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其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其关系的变化历程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
关 键 词：刘白羽 丁玲 作家友谊 反右斗争 《心灵的历程》 Liu Baiyu Ding Ling writers' friendship Anti-rightist Struggle The Journey of the Soul
在1956年前后，时任作协党委副书记的刘白羽直接领导和参与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定案。1984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之后，刘白羽登门向丁玲致歉并取得了丁玲的谅解。刘白羽不仅向丁玲致歉，还向当年丁陈案受牵连和迫害的其他同志如徐光耀等人道歉。有人认为，刘白羽的道歉不具诚意，他后来对于自己的道歉又有反悔之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刘白羽和丁玲原本有矛盾吗?两人之间交往的历史细节是怎样的?本文主要从刘白羽《心灵的历程》的记述来考察二人关系变化的曲折过程，让人们看到二人的友谊是如何在革命的年代里建立、如何被极“左”运动的风暴所摧折，最后又是如何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得以恢复的。这样大致可以解答人们的上述种种疑惑。
《心灵的历程》是刘白羽历时5年写出的长篇纪实文学，于1992年脱稿，编入1995年10月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白羽文集》中，并于2003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分3册出版单行本。这部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在于作者以见证者的身份呈现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风云历史，记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涉及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重大事件如延安整风、辽沈战役、新中国成立等；知名人物上至领袖、总理，下至战友、朋友等。其中，这部回忆录多处记述了作者与丁玲的交往。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刘白羽与丁玲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友谊的建立——友谊的摧折——友谊的恢复。
一、友谊的建立
刘白羽与丁玲在1955年胡风案发生之前没有矛盾，而且较一般人的关系密切。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抗日的烽火岁月中。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里，记载了刘白羽与丁玲交往的种种细节。
刘白羽与丁玲的最初相识是在1937年冬抗日烽火中的山西汾河前线。“我们到八路军司令部，第一个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丁玲。她是一个穿着一件黄呢日本军大衣、腰间束着皮带的女战士。我后来看到一期美国杂志封面上刊登的就是穿着这件战利品的头像，她笑得那样直率、热诚，在这灾难深重的中国显示出人民必胜的信念。”[1]215在笔者看到的所有对丁玲身着戎装形象的描述文字中，刘白羽的这段文字最富有民族自豪感!他从丁玲身着战利品的微笑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这是战士出身的刘白羽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可以说，丁玲留给刘白羽的“八路军女战士”的第一印象是深刻而美好的。
《心灵的历程》还记载了刘白羽一行人经西安于1938年达延安，受到丁玲照顾的情景：“她从南京的那个魍魉鬼域中逃出，就如久别母亲的女儿，一直奔来延安，现在她已在前方经历了一番战火风霜，又回到延安后方来，这当然跟我们初来乍到的客人大不相同”[2]278。初到延安时，当毛主席询问刘白羽做些什么工作时，当时只有22岁的刘白羽激动得脖颈、面孔都红了。是热心的丁玲帮他回答：“他想打仗。”刘白羽顺势请求去敌后打游击。后来毛主席果真派刘白羽陪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卡尔逊到华北各游击区开展一项机密的军事行动。可以说，丁玲较早地以延安老战士的身份欢迎和帮助了刘白羽。
在《心灵的历程》中，当刘白羽记述延安时期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气氛时，首先谈到了有着哲学家气质兼文艺家身份的亲密朋友艾思奇，紧接着就谈到了丁玲：“今天，回想起半个世纪以前那遥远的友爱时，我必然记起丁玲。丁玲是个久负盛名而又有点传奇色彩的作家，但我现在从头到尾仔细思索，丁玲一直是一个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大作家做派的人。因此，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艾思奇是‘文抗’的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但她在我们之中是极普通的一员。她和别人一道赶着小毛驴到延河边上汲水；我们大家闹嚷嚷地抱着肮脏的衣衫，捧着一罐从木炭灰里过滤出的‘肥皂水’到河边洗涤的时候，她也总走在人们中间，赤着双臂，一边说笑，一边洗衣。丁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她的娓娓谈话充满智慧，充满炽情。她又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她的心如明镜、如烈火，光可鉴人。”[3]352刘白羽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丁玲在延安的生活情景，丁玲平易近人、融入群众的形象跃然纸上。
刘白羽还写道：丁玲的窑洞常常成为大家工作一天之后的聚会之所，在麻油灯昏黄朦胧的光线中，丁玲给大家讲述自己的母亲、讲述葬身龙华的胡也频等。无论是在杨家岭还是在兰家坪，刘白羽都多次到丁玲的窑洞里聚谈。当谈到丁玲与她的孩子生气时，刘白羽有精彩的描述：“丁玲是个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个刚强的人，她向我们展露心迹的伤痕时，总是平静地说着，无限伤情，却滴泪不流。我看到丁玲哭过一次。在兰家坪，有一天，我去她那里，突然发现她站在窑洞前的坪场上，暴怒得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不知为什么事正同孩子怄气，然后她在一个木墩上颓然坐了下来，伤心地泪流满面。”[3]354丁玲的很多同代人描写过她，诸如尼姆·威尔斯、姚篷子、徐霞村等。尼姆·威尔斯笔下的丁玲“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她有着发光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总是含羞地说些惊人的话。她是一个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不分的热诚的发动力[4]239；姚篷子笔下的丁玲在爱情失意之后久久地徘徊于恋人窗下、痛苦万分[5]168；徐霞村笔下的丁玲“开朗，但不狂放”，“敏感”“心怀坦荡”。[6]他们三人均未写到作为母亲的丁玲。刘白羽的这一描绘丰富了丁玲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显示了丁玲作为母亲的丰富的情感世界。
丁玲在1941年被调到《解放日报》担任文艺副刊主编[7]，向刘白羽征求意见：“白羽，你看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他认为那里时时刻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可见，二人当时是互相信赖、有共同语言的真挚朋友。丁玲在《解放日报》任副刊主编期间，因为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几篇杂文而受到批评时，也曾把自己的危机告诉刘白羽：
有一天，我和丁玲从杨家岭前面走过，她指了指中央所在地的山顶，告诉我说：“今天，将要有一场暴风雨!”
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安慰她：
“你要镇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只要对党取负责态度，党是会理解的。”
她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果然，不久以后，她辞掉了《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又回到“文抗”来了。
刘白羽认为丁玲是个坚强的人，她并未因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受到批评而有过稍微的低沉和丧气。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她做了剖析自己、维护党的原则的发言，并勇敢地参与了斗争。“文抗”时期，丁玲任副主任，刘白羽任支部书记，他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造谣称大批知识分子被关押、文艺界人士被屠杀等。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周恩来副主席派刘白羽、何其芳到国统区宣传党的文化政策、介绍《讲话》精神。当他们两人到达重庆后，许多文艺届人士纷纷询问丁玲等人的情况。刘白羽详细向大家介绍了丁玲的情况。他说，丁玲跟自己在一个单位，一直很好，并没有因为发表《三八节有感》而受到什么批判；倒是她自己参加整风，加深认识，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自我剖析的文章。丁玲和大家一样学会了纺线，而且纺出来的是头等细纱等等。[3]423作为丁玲的同事，刘白羽的介绍让人们感到可信，让大后方的人们知道了解放区整风的真实状况。
抗战胜利后，丁玲、陈明、肖三、杨朔等人发起成立延安文艺通讯团，到解放区展开工作。他们在1945年11月底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刘白羽是在1946年从哈尔滨到达张家口的，他要从这里赶回北平。在这里，他见到了丁玲：“我在小山丘日本洋房里，找到丁玲的住房，我几乎把她吓了一跳，她欢乐地叫了一声，我们就紧紧地握手，计算起来我们已经分手五年，最后一次见面是1942年，她从‘文抗’里第一个被调到中央党校去参加整风，我从兰家坪山坡上目送着她挟了行李，向延河边缓缓走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酿起一丝惜别之苦。随后整风陡起，我们都卷入那个来得有些鲁莽、却灌注给我们以神圣甘泉的伟大的解放思想的斗争。我在党校三部，她在党校一部，当然没有见面的机缘，随后我被派去重庆，她完全没有料想到，我会忽然在她面前出现。听见她响亮的叫声、笑声，对面的房门打开，肖三走了过来。”[3]599于是，分别数载的三人愉快地谈论着彼此的经历。
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刘白羽经常与丁玲一起参加活动。《心灵的历程》记述了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协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在代表休息室里，丁玲告诉刘白羽：以法捷耶夫为首的一个苏联代表团两三天内就要来到北京。10月2日将举行世界和平斗争日纪念会，苏联还派来个红军歌舞团。[6]981他记述：“啊，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步入会场。昨天，我和丁玲站在天安门上面，看见一辆汽车缓缓驰来，停在下面看台的外宾席后面。丁玲指着一个下车的，有一头银白色头发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法捷耶夫!’现在，他就从我面前走过，他那张淡红色的很像亚洲人的脸，一双眼睛蓝得像清澈的小湖，头发像燃烧的雪花……”[8]1002这段记述客观上透露了他与丁玲当时的密切关系。
就在怀仁堂举行“世界和平斗争日”纪念大会的当晚，刘白羽和其他代表兴致未尽，又拥到丁玲家谈到午夜时分。“我说我准备立刻回到战争中去。我跟丁玲谈到进军澧县、常德的情景，她对故乡显然怀着无限深情，她有一阵默然不语，然后说：‘母亲老了，她一生坎坷，为我更是操碎了心，我想接她一道住，让她过一段安静的晚年；你回前线，能帮我找一找母亲，去看看她。’”[8]991虽然后来刘白羽接受周恩来布置的拍片任务而未能回到前线，当然，也未能去看丁玲的母亲，但是，我们从丁玲当年的嘱托中可以看出丁玲对刘白羽的信赖。
《心灵的历程》还写到了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刘白羽利用大会休息的间隙整理他的小说《火光在前》。为了摆脱他人的干扰，也为了放松一下，他在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就跑到东总布胡同22号丁玲的住所去吃一餐，请丁玲给做湖南菜：“的确，整个会议过程中，我从未到别人那里去过，总是去找丁玲，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丁玲也是个十分热情的人。这些日子，在会场、在饭店总是在紧张中度过，只有到了丁玲那家庭气氛很浓的屋子里，我才感到舒畅。”[7]982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刘白羽是把丁玲看成故友的。他在丁玲那里感到适意和放松。
二、友谊的摧折
刘白羽与丁玲在1955年胡风案出来之前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胡风事件引发了“肃反”运动，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1953年刘白羽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调往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增补为党组副书记。1956年作协成立书记处，刘白羽任第一书记)。由于在胡风案中，从胡风处搜交的往来信件中，刘白羽看到有关“丁玲是实力派”的记录，他就把这些材料向党委做了汇报。于是，作协开始了对丁玲反反复复的调查工作。在丁玲案的审定中，刘白羽是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丁玲成了被审查、被批判的对象，刘白羽成为1950年代周扬领导下的中国作协的骨干力量。从此，两人的友谊罩上了阴霾。
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心灵的历程》记述很少，基本采取了回避态度。但从王维玲采访刘白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刘白羽本人的解释。“‘但您当时是中国作协的重要领导成员，在今天仍健在的领导成员中，恐怕您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了。《心灵的历程》只写到1949年建国，为何不把建国后一直到1998年您离休这段经历、心灵感受写出来呢?刚好使《心灵的历程》这件艺术品完整起来。’白羽庄重严肃地望着我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可是不行!有些人知道，我最了解情况，就是想让我出来讲话、写文章，我宁肯遭诽谤、受中伤，也不能这么做!我的日记是我的，但又不完全是属于刘白羽的，它是党的。将来我死后，交给党，由组织上保存，按照党的原则和需要去处理。’”[9]
事实上，《心灵的历程》部分地涉及到了解放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文革风暴、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等。但是，刘白羽对于1950年代自己在作协工作的具体情况没有记述，对于自己在1950年代发表的批判性文章也只字未提。对于这种刻意的回避，刘白羽或许是有意隐恶，或许确实有某种难言的苦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总之，我们难以从刘白羽自己的叙述中看到当年他在政治运动中的身影。所以，目前关于刘白羽在丁陈反革命案件中的角色和行为，我们只能在他人的记述中获得一些详细信息，从而考察那一时期他与丁玲的关系状况。郭小川、王增如和李向东、黎辛、梁诗雄对此事均有过陈述。
郭小川说：“19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玲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狠，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股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10]115
王增如、李向东编写的《丁玲年谱长编》中记载：1955年9月6日，刘白羽代表党组作总结发言说：“党组扩大会议从匿名信问题开始，揭发了存在我们党的文艺队伍里边最严重的问题——以丁玲同志为首的，丁玲、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集团。……罗烽、舒群、白朗三同志，他们之间就有着不正常的小集团关系，同时他们与丁玲这个集团也是结合着的。另外，还有其他暗流、细流也常汇流到丁玲这里来。”[11]339这里，刘白羽的身份是中国作协党组的代言人，他的发言既是个人的，更是集体的。
黎辛是当年整风与反右斗争中作协的总支书记。他在《送白羽》中这样叙述了刘白羽在处理丁玲事件上的作为：“1955年，中央肃反领导小组成员、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要白羽‘经受锻炼’，带领公安部的同志去逮捕胡风，在胡风家抄走胡风的信件与日记。胡风在日记中说丁玲与冯雪峰的好话，并说丁玲‘是可以合作的’。周扬指示刘白羽约作协总支书记阮章竞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材料，揭发丁玲等人的错误。……这时作协党组副书记邵荃麟病休，作协的工作由代副书记刘白羽做。接着批斗其他反党集团与进行机关内部肃反也都是白羽出头露面做的。反右斗争为荃麟领导、白羽协助做的。”[12]
当年在胡风案之后，刘白羽与阮章竞给陆定一写了揭发丁玲的材料。黎辛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他在《读〈丁玲与胡风〉一文所想起的》一文中写道：“刘白羽与阮章竞为什么写作给陆定一呢?刘白羽在世时，为着建议与帮作协写作历史，曾约我共同回忆过去作协的旧事(有录音、笔记，有时也有刘白羽的秘书参加)时，告诉我是周扬叫写的。我问刘白羽，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他可以处理，为什么要你俩向陆定一报告呢?刘白羽说他叫我做我就做，我想这样做，周扬不出面，陆定一批了，他处在执行的位置。”[13]116由此可见，在当年丁陈案的酿成中，刘白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本人也处于执行的位置上，但对周扬在党内展开的宗派主义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诗雄的记述：“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在刘白羽的主持下，把30位作家、理论家、翻译家打为右派分子，另有11位受到了批判和处分，被周扬称赞有‘大功劳’。比例之高，超出一般的单位，成为重灾区，尤其是‘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震惊全国。”[14]
从上述各种叙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当年“丁陈反革命集团案”以及“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案”的审定过程中，刘白羽是骨干力量。尽管当时邵荃麟是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副书记，但由于邵荃麟较为温和的性格以及曾经一度的自身难保、病休等原因，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上，刘白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在当时来说，军人出身的刘白羽是把反右斗争看作一场战斗而加以重视的。为了保卫革命者出生入死打下的红色江山，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了新的战斗。因此，尽管丁玲是自己多年的老上级、老朋友。但是，一旦革命需要，刘白羽则“大义灭亲”。今天看来，刘白羽的行为多了一些盲从，少了一些独立思考。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像他那样的老革命都可能这样做。正如徐光耀在给刘白羽的回信中所说：“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15]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刘白羽不仅对丁玲是这样的，他对其他许多人如徐光耀、秦兆阳、李清泉、陈涌等都是这样的，是把“反右”作为党交给的神圣任务来执行的。所以，丁玲和刘白羽的友谊被肃反运动的风暴所摧折是必然的。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刘白羽与丁玲的友谊关系被政治运动所侵袭，但是，彼此心底的理解还是存在的。与丁玲的关系，刘白羽和周扬有所不同。丁玲与周扬在年龄、资历等方面旗鼓相当，而刘白羽从年龄、资历上来说，基本属于丁玲的弟弟辈和下级。而且，刘白羽与丁玲曾有过长期密切的交往。所以，丁玲被定为反革命之后，周扬与刘白羽对她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周扬(原文是“一位权威”)带着一副“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总结会上对丁玲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16]刘白羽与丁玲的谈话则既严肃又温和，不失原则也不失人情味。陈徒手在《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一文中摘录了当年刘白羽与丁玲的一次谈话记录：
刘白羽：最近报上批判右派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丁玲：我很想老老实实地到下边去做点工作，做个普通农民，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刘白羽：一段时期把创作放一下，到实际中去锻炼改造有必要。
丁玲：前些时候，我看了少奇同志的书。
刘白羽：你可以看些文艺上有关批判修正主义的书。
丁玲：最近我想柯庆施，那时他是个傻小子，老实，也经过一些锻炼，因此马列主义也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过去是满不在乎，实际上是政治幼稚，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没政治。
刘白羽：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原来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要考虑周到一些。
丁玲：我想搞工业，大工业不行，就搞搞林业工作，我想到伐木场去工作……
谈话之中，丁玲突然间喃喃说出：“姚蓬子、冯雪峰管我叫冰之，左联同志都叫我丁玲。”这种忆旧，让刘白羽诧异不已，最后说了“要读党报社论，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战士”几句，就草草结束了谈话。刘白羽还交待，在下去之前，时间好好支配一下，有些批判大会还要参加。丁玲心里明白，这是以罪人之身陪斗[17]。
陈徒手认为刘白羽与丁玲两人的谈话前后不搭，像是漫不经心的一次闲谈，其实是耐人寻味的。丁玲在刘白羽面前是敞开心扉的，她谈对柯庆施的看法，谈自己的政治幼稚，谈姚蓬子、冯雪峰对自己的称呼，其间所流露出的困惑和痛苦是毫不遮掩的。作为丁玲故友的刘白羽，现在却要命令式地给丁玲下通知，确实很尴尬，但他又必须这样，因为这是革命工作。他当时的复杂心情有如下记载：“有一件事时时在我心中翻腾。丁玲被迫离党后，有一天到我这里来，他说：‘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当时，她哭了，我也哭了。这证明在严重挫折时，她的心所依恋的就是党。那以后我们长谈过几次，她表示还要做一个党员，我也劝她应当争取回到党内来，她含着泪默默点头。”[1]218面对丁玲被开除党籍的局面，刘白羽落泪了，这说明他从心底里对丁玲是关心和同情的。
对照当年的谈话记录以及刘白羽后来的回忆文字，不难看出，虽然当时刘白羽与丁玲处于整和被整、批判和被批判的关系中，但是二人的友谊还没有彻底地恩断义绝。这正是他们日后友谊可以恢复的感情基础。
三、友谊的恢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白羽在极“左”潮流肆虐中的表现，特别是在“丁陈反革命案”中的极端做法被一些当年参加运动的人所诟病，认为不可原谅。但是，当他向丁玲表示歉意时，丁玲给予了谅解，实现了友谊的超越，可谓“劫后忏悔泯恩怨，文坛佳话传千里”。
《心灵的历程》多处表达了对丁玲的忏悔。或许是刘白羽对丁玲怀着特殊的忏悔之意，或许是刘白羽的一生中与丁玲的交往确实比普通朋友频繁，不管是何原因，丁玲多次、频繁地在刘白羽的笔下出现。“关于丁玲，我在后面还要以友谊的心和赎罪的心讲谈。”[3]600这就为后来记述自己向丁玲表示悔罪埋下了伏笔。
在刘白羽回忆起1949年10月2日那个激动之夜时，他再次表达了对丁玲的悔意：“亲爱的读者!当我老年回忆到那值得喜庆的日子，闪着欢笑，流着眼泪的那个深夜，一种深沉的罪恶感却不能不升上我的心头——那就是几年以后，在一次暴风骤雨的运动中，我辜负了我与丁玲一道共过患难而又一道承受喜悦而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那闪着欢笑、流着眼泪的可爱的深夜，我们何曾想到后来命运会做出那样无情的安排。丁玲呀，你在国民党魑魅魍魉世界中受过磨难，谁知你竟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又受到如此深沉的灾劫。对于这一切，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担我的历史责任。……欠了债，只有自己偿还，我到丁玲那里去了，我说：‘丁玲!我向你请罪来了!’但是丁玲对我十分谅解，十分宽容，从此又恢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延河水清澈的友谊，是第一个十月一日欢乐泪花冲击的友谊。”[8]992
刘白羽表示，在自己的心灵历程中，对丁玲所犯的错误，是他最苦涩、最悲痛的历程，他一生中最痛苦的错误是给丁玲造成的苦难。他对于自己对丁玲所犯的错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一直到他怀着内疚默默死去。刘白羽真诚的忏悔赢得了丁玲的谅解。在丁玲逝世的第2个月，即1986年4月，刘白羽就写了带检讨性的纪念文章《丁玲在继续前进》发表在《人民文学》。文章写道：“……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痛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8]218
刘白羽的忏悔是真诚的吗?有人怀疑过刘白羽忏悔的诚意。但刘白羽对1980年代文艺界的落实政策是支持的，他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值得肯定。
关于丁玲问题平反时刘白羽的态度，马烽的说法是这样的：“周扬、白羽、默涵过去都是比较左的。刘白羽这个人，跟上周扬整丁玲是不遗余力的。可是丁玲问题平反的时候，中央文件下来，刘白羽第一个说，确实我们错了。而且，丁玲死了以后，刘白羽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文章带检讨性的。过去，我呀，孙谦呀，总觉得刘白羽这个人是‘老左’，很偏激，看了他这篇悼念文章，观点立刻有点转变”[18]。
关于刘白羽的为人以及他向丁玲道歉的生动细节，周良沛在《未能如烟而去的往事》中都有记述。周良沛笔下的刘白羽是十分生动的。周良沛曾经受刘白羽的好友方纪之托，给刘白羽捎去一坛窖藏几十年的绍兴酒。刘白羽不是感谢，而是严肃地告诫年轻人不要讲究品茗饮酒、自毁前程。刘白羽这种让来客觉得有些生硬、尴尬的告诫令周良沛产生了特殊的感觉：
……不论你听得怎么不对劲，人家也就是那么一个人，就是那么为人，办事。这倒让我在日后文坛的是非中，不论他有什么错，我都看作他思想状态的必然，还不把他和搞阴谋的那些家伙混在一起。
对丁玲的问题，刘白羽始终是认帐的。关于丁玲的《复查改正意见》，周扬不表态，他签字同意。……在这之前，他走到丁玲家，刚进到客厅门口，他那大块头的个子是百多度的弯下腰去赔礼道歉，丁老太太忙着接迎过来，“你这是干什么?事情都早过去了嘛!”“人谁无错，只要胸襟磊落就行。”两人促膝谈心，没有谁在演戏。丁玲去世，《生平》中一句“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作协”要删，亲属、朋友坚持不删，告别仪式为此一再拖着，白羽也是支持同情家属，不时来问情况，出主意，想办法的。[19]
关于刘白羽向徐光耀道歉一事，早已是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然而，也有人对这段文坛佳话产生疑惑。例如，石湾发表《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一文，对刘白羽向徐光耀致歉的真诚性提出质疑。原因是石湾作为作家出版社副总编，他在出版刘白羽的最后一部散文集《天籁集》时，在选文上与刘白羽意见相左。刘白羽坚持在《致徐光耀信》后，附上黎辛的《致黄秋耘信》，而石湾坚持要附上徐光耀给刘白羽的复信。刘白羽不同意这样做。最终双方彼此妥协的结果是把原有的《致徐光耀信》也删去了。对此，石湾表示非常遗憾：“就这样，《天籁集》作为刘白羽此生最后一个散文集，由我签发，于2002年12月出版。遗憾的是，在这部散文集中，找不到他晚年著作中最大的一个亮点：《致徐光耀信》。”[20]
刘白羽向徐光耀致歉的信就摆在那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15]看了这段字字千钧的文字，我们很难说刘白羽的致歉不是真诚的。再说，2002年出版《天籁集》时，刘白羽有必要对自己此前的道歉反悔吗?仅仅凭借刘白羽坚持不选《徐光耀的回信》就猜测他有反悔之意，理由不够充分。总体来讲，刘白羽是个坦荡磊落之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还不至于出尔反尔。
刘白羽不仅登门向丁玲道歉，而且在丁玲住院期间，还多次到医院探访。他的道歉是真诚的!他那种公开道歉、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向人道歉是一种精神的自我疗伤，也是灵魂的洗礼与升华!刘白羽与丁玲的友谊正是在他的多次道歉中放射异彩!从郑伯农的记述：“在我的印象里，他对总结文学战线的历史教训，纠正历次政治运动对人和事的错误处理，态度是积极的。譬如，对于丁玲，他从心底感到搞错了，诚恳地登门道歉。他很佩服丁玲，不仅佩服她的文学才华，更佩服她历经磨难不改对革命的忠贞。”[21]
通过对刘白羽和丁玲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二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历程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友谊的变化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刘白羽和丁玲都是有着坚强党性原则、心中燃烧着圣火的革命作家。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抗日的烽火岁月中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在20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中，他们的友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彼此成了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在80年代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新形势下，刘白羽主动向丁玲道歉，二人恢复了以往的友谊。因此说，刘白羽和丁玲关系发展的每个阶段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关系的变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现当代革命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