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一个古老的理念，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论语》中有30多处言及“信”字，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里的輗和軏是连接辕和车横的木榫头。他的意思是：人如果无信，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就像大车或小车如果没有接榫，请问如何能行走?可见，孔子把信看作是人立身处世的一种基本品格。“信”的作用也和木榫头相似，只不过它联结是的人的言语和行为，一旦人的言语和行为脱节了，人必然无法行走于世。

信不仅仅是指愿意恪守诺言，它也意味着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去履行诺言。如果“信”只是指尽力去实现所说之言，并不看重结果，那恰恰错了。孔子把没有实力去践行诺言，也看作是失信的一种。所以他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意思是：狂妄而又不直率，无知而又不忠厚，无能力又不可信，我不知这种人该怎么办了。孔子要他的弟子漆雕开去做官，漆氏答道“吾斯之未能信”，我对此事还未能做到信，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当一个人还不具备实现诺言的能力时，拒绝所托之事，也是信的一种表现。
    孔子不只是把“信”看作是个人的一种基本伦理，更把“信”视为执政者最基本的一种政治操守。《论语》中子贡向他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道：“粮食充足，军备充分，民信之矣。” 这里的“民信之矣”多解释为“民众信任政府”，其实孔子是从执政者角度说的，应解释为“使民信之”，也就是要取信于民的意思。子贡接着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个?”孔子答：“去掉军备吧。”子贡又问：“如果再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哪一个?”孔子答：“去掉粮食吧。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政治箴言，但今人对此理解多有歧义。按说在“民无信而不立”之前，有一句“民信之矣”，这句话不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但在历代注释中，对这句话的理解又确实有很大不同。台湾徐复观先生专门写过文章，辨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正确理解这句话对理解孔子政治思想的精髓很有助益。对这句话的误读，隐含的是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他认为理解这句话，对理解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非常重要。
    一种通常的误读就是，认为“信”是针对民众说的，就是说，民众宁可饿死也不可无信。钱穆持的就是这个观点，认为此语是孔子针对执政者对民众的教化而言的，认为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同归于尽。钱穆认为政治稳定的核心是民众的诚信。而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是这么解释的：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从这个解释可看出，政府取信于民是前提，而民众相信政府是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儒家的这个观点，用今天的观点看，也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一旦没了公信力，虽生也无以自立。但朱熹同时又所“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这个解释显然是想调和两者矛盾，采用了一种模糊的说法。
    比较正常的注解，来自孔子的后代孔安国，他的解释是：“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何晏对论语的解释，用的也是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信”这个字是针对执政者说的。后代也有释者认为，原文中的“食”是指国家的“食政”，也就是今天财政的意思。足食﹑足兵﹑民信为执政者的三个要件，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宁可减少兵役、减少赋税，也不能失信于民。
    徐复观之所以重视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因为他认为后代的很多误读，源自一个更大的学术错误，就是混淆了“修己”与“治人”的标准。原始儒家之所以后来常被专制政治所用，就是因为混淆了两者的标准，常常把对执政者修己的标准，拿到政治上作为对民众的要求。
    徐复观认为，先秦儒家一直是把对民众的“养”放在第一位的，类似于西方说的“天赋人权”，也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把对民众的“教”看作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说，政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人的这种基本权利，执政者是为民众而存在的，而不是民众为执政者存在。执政者如果把“教化”民众当作政治的首要目的，就会让政治沦为一种强制与极权的力量。这显然是先秦儒家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