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新历和壬子旧历元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指标性日期。作为大时代的亲历者，各色人等在感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同时，也还要继续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代的强音绕梁之余，身边的生活节奏仍在不紧不慢地敲击。剧变进程中过来人走向共和的步伐与感受，与后来者指向明确的认识自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好不容易熬得布政使的实缺，踌躇满志地赶赴湖南上任的郑孝胥，抵达任所长沙才刚刚三天，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密电，因为内阁要重新厘定外省官制，请各省派员到京，以备咨询，瑞澂希望郑孝胥代表其前往应对。郑孝胥复电表示宜抱定前奏“中央集权，各省分权，边省全权”的政策，专委李宣龚一行即可。在瑞澂的坚持之下，郑孝胥只得勉强答应北上。他于闰六月廿五日(8.19)启程，廿七日抵达汉口时，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渐起，“渡江谒莘帅，示川路诸电。王人文附和川人，抗拒国有之举，赵尔丰为之代奏。川人益横，欲逐李稷勋。莘帅与午帅会奏：请饬川督懔遵前旨。而廷旨甚怯，实不担责任也。莘帅奏饬李稷勋勿停路工，而令宜昌禁开会、止暴动，乃渐定。”[1]

让郑孝胥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波澜只不过是川路风潮惊涛骇浪的前奏。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奉命带队入川的端方拟请郑孝胥为川汉、粤汉铁路总参赞，郑孝胥则希望端方用其献策，而不必加以参赞之名。到京后，郑孝胥继续与载泽、盛宣怀等人谈统一国库及理财行政分科之法，商议对付四川抗路的办法，积极出谋献策。盛宣怀对郑孝胥表示：“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1340)而奉旨督川的端方也力邀郑一同入蜀。郑孝胥虽然推辞，却献计“蜀事似宜严拿罢市罢课之主动者，俟平静后，从宽办结。”(1342)

郑孝胥不愿入蜀，当然是不想趟此浑水，而托词一方面是认为外官制关系全局，愿竭其所见，终始其事，另一方面，觉得蜀本无乱，不必劳师动众。可是此时蜀乱已成，郑孝胥听来访的赵熙言邓孝可、蒲殿俊等人被拘，求其缓解，遂致电端方，告以川路诸人各有隐情，似宜保全，以为转圜之地。而端方却内心方寸大乱，畏缩不前。郑孝胥心知不妙，致函盛宣怀：“窃见午帅内怀疑怯，智勇并竭，如强遣之，必至误事。请公切言于中枢，日内须速另筹办法，万勿大意。乱本易了，措置失宜，或酿巨祸。王、赵已误于前，政府复误于后，则蜀事败矣。”(1344)这一次郑孝胥倒是不幸而言中。当日清廷加派岑春煊赴川，郑孝胥又和盛宣怀商议办法，电告岑“宜乘商轮直赴宜昌，换轮入重庆。派兵直修电线，通至成都，一面用告白解散乱党。不过一月，乱可定矣。”(1344-1345)

后来局势的变化发展再次出乎郑孝胥的意料。八月廿日(10.11)，湖北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郑孝胥为载泽筹划应对之策，“请言四事：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1349)这时北京已是风声鹤唳，次日传言长沙失守，南京焚督署，芜湖乱作，虽系谣言，却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京师内外城实行戒严，大清银行提取现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两余。此外讹言廿八有变，居民纷纷出京，以致车船不能容。郑孝胥还想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各方出谋划策，如让湖北方面“设法购线，招回汉阳四十一标附匪之营，悬赏十万元，保全兵工厂、铁厂”;拟稿请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侍其抗拒乃击之。”盛宣怀断言：郑孝胥“必不归湖南。”(1350)

八月廿八日(10.19)，郑孝胥还自嘲“以实缺布政使作舍饭寺住持”，次日，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清廷便下旨令郑孝胥迅速回任。可是郑未及动身，长沙已经真的失守。盛宣怀闻讯，“意绪颇仓皇”。九月初五(10.26)，郑孝胥从天津乘轮船南下。面对种种关于湖南变生不测的传闻纷至沓来，眼看无力回天的郑孝胥于次日船上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关于家国命运痛心疾首的感言：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以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宕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2]

虽然表明甘做遗老的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郑孝胥自觉抱负甚大，惟疆吏是求，也是清季内外大员们举荐最多的能员干吏之一，却长期不得实官，直到辛亥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才授湖南布政使，到任不久即赴京参与外官改制会议。虽然终于受到清廷的重用，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革命的爆发使其满腔抱负化为泡影，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清廷和造反者两面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舟抵沪上，湖南独立的确信已至，郑孝胥只得滞留上海。开始他还心有不甘，重九日“登台凭眺，真欲发狂。与其坐以断肠，无宁与匪决死。”(1354)而湖南军政府方面，也试图争取其启程回湘，为汉族效力。革军还将其家眷护送到沪。在沪观望期间，各地纷纷独立，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面对南北双方立宪与共和的角逐争斗，郑孝胥主张立宪，而保留皇室，但是对于清廷的态度动向相当暧昧。九月廿四日(11.14)，与之私交甚好的柯鸿年、孟昭常等人欲往苏州投靠已经宣布独立出任光复政权都督的程德全，郑孝胥告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1356)

一再声明要做遗老的郑孝胥，对于清室是否真的忠心耿耿，不无可疑。他对于湖南、福建等省军政府的积极争取不置可否，对于各地清朝官员的降叛行为，有所理解，谨守死节者反而视为愚忠，面对北京朝事危急，君臣以泪洗面，各地乱者四起的局面，以遗老自期的郑孝胥“独袖手于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北京，在北京则驱之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他自认为“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盖所种者实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转得投闲之果”，百般不解之下，觉得“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1358)这样依违两造的态度算计，在真正的遗老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后来寄居沪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郑孝胥没有动静，坊间猜测其或许真的会严守中立。

郑孝胥欲在清廷与民党你死我活之际居间做调人的想法很快落空，一方面，革命党有人斥其为维护满清皇权帝制、破坏革命的汉奸，以“民国团”、“革命团”等等名义屡屡扬言要将其刺杀，置于死地，另一方面，郑孝胥屡经朝廷催促不肯返回任所，内阁另外奏简杜俞署湖南布政使，并帮办湖南军务，等于解除了郑孝胥的职位。此后郑孝胥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赞扬少数向清室效愚忠的官员，一方面又对唐绍仪在汉口谓革党代表曰“满廷政府所用，以汉人攻击汉人之策”颇有同感，表示“予亦深知，此语辞简意赅。”(1372)

郑孝胥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其一以贯之的道理。他本来主张立宪，积极参与立宪团体的活动，如果不是最后被授予实官，仍然是立宪派中人。而正是最后所中官毒，使得他既与昔日的同党有别，又与老官僚有异。郑孝胥反对共和的理由未必为效忠清室者所认同。他指责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1358)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人革命只会扰乱天下，招致瓜分。郑孝胥以诗名世，据说其辛亥年的作品，“今春在京所作，多痛执政之酿乱;近日之作，则不解南中士君子何为干名犯义以附和荡检逾闲之乱党。”(1372)所谓南中士君子，正是立宪派的同道。他看过梁鼎芬写的劝黎元洪投降书，认为“武昌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1361)

对于夹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袁世凯，郑孝胥有所寄望，开始他觉得袁似欲保存皇室，否则决战，认为“如能挟外交之力，抱尊王之义，诚今日之正论也。”(1355)后来又对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抱有幻想，“今为袁计，有路三条：守君主而战，一也;辞职避居他国，二也;漫应总统之举以图后日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条诡谲太甚，亦极危险。”(1374)对于岑春煊发电呼吁袁世凯接受共和，郑孝胥则深恶痛绝，指“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肝肺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1381)

十一月初九(12.28)，清廷颁布信誓十九条，郑孝胥认为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经确定，“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1376)后来获悉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清室，懊悔“以君子之心度项城”，(1388)但还是自我解嘲道：“皆望袁以臣节终始之意，倘果负朝廷，则我为不智矣。”(1393)

郑孝胥坚持清朝的君臣节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革命和民主立宪导致动乱延长，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各省士绅避乱于上海，革党反对君国，不敢犯外国，在他看来都是乐于瓜分、甘心受制于外国的表现。他对严复说：“中国之为销货场，乃西人造成。观五十年以来商务悉在口岸，稍裕之商无不恃洋行以营业者。此乱既作，前功尽弃。将来非将全国开放，不能造成第二次销货场，故借债造路乃必至之势也。前此断断然以主权国际为争，今则自将主权国际四字焚毁，不留余烬矣。避乱者悉归外人保护之地，求瓜分而不可得，皆无政府之象也。故全国开放乃此乱收束之效果耳。”(1373-1374)十一月十一日(12.30)，得知清廷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君宪与共和体制，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孝胥记到：“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即不为一朝计，民主立宪之局定，则扰乱之期反恐延长，而全国发达反致阻滞矣。”(1376)担忧动乱招致干涉瓜分，实行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权合法性不能保障，造成国家分裂，阻滞社会发达等等看法，民初的政局似乎部分予以印证。可是帝制早已无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而郑孝胥后来为满洲国做事，恐怕也不是忠孝节义所应有。

[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338页。

[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352-1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