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是清末民初的经世之才，同时又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先后入幕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封疆大吏，深得倚重，对于清末政局颇为熟悉，宦海沉浮，也难免卷入政局之中。庚子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积怨已久的派系之争愈演愈烈，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农历丁未年）终于集体爆发，军机大臣瞿鸿禨、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与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互生嫌隙，各方势力裹挟进入政争，清廷高层进行了人事大调整，史称“丁未政潮”。政潮前后，面对朝中党同伐异的各方政治势力，郑孝胥逶迤于岑春煊与两江总督端方（袁世凯一系）之间，想借此有所作为，又恐陷入政局漩涡不能自保，一时进退两难。
对于此段往事，郑孝胥的日记有所记述，学界多有引用。不过当事人一方之言真假难辨，难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争过程与政情内幕。幸运的是，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中查到这一年郑孝胥、端方、袁世凯等政潮中人的往来电函，内容多涉及隐秘情事，远比郑氏日记复杂详实，借此能够厘清郑孝胥与多方势力的复杂关系，考证各方对于郑氏仕途抉择的介入与操纵，这些档案还未见学人利用。深入研究此段历史，可窥见郑孝胥的双向性格特点，亦有助于丰富有关清末政争与官场生态的认知。
郑孝胥以诗文享誉文坛，人称“卧龙”先生，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其尤为赏识，聘请入幕，委以重任，在人才济济的湖北官场，幕僚们称其为郑总文案。时任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于庚子勤王有功，深得慈禧太后崇信，准备广揽名士，开拓一番事业，因钦慕郑孝胥之才，于光绪二十八年连续两次保举了郑孝胥，郑氏之名得以在军机处存记。据岑春煊称，之前两人“并无杯酒之欢”，仅是“访之公论，察其行事，确为今日难得之才”（《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郑氏自此改换门庭，进入岑府。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岑春煊调两广总督，郑孝胥跟随来到粤地。时广西匪乱，地方事务颇为棘手，郑氏督办桂省边防事务，与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结识。两广兵力不足，军机处调拨湖北武建军助剿，端方提出武建军近年训练初具规模，所辖两旗统领不足以独当一面，“虽有贤将，不如苏盦（郑孝胥字）”，点名由郑孝胥统帅鄂军（《端方致岑春煊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端方档案）。郑孝胥不负所望，调度有方，连战连捷。湖广作为广西的协饷省份，端方尽力支援前线军饷。端方与郑、岑于政务互相支持，相处融洽，私人交际极为投契。不过，受困于捉襟见肘的边防军饷以及复杂的官场纷争，郑孝胥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广西军务督办，诗言“弃官才信一身轻”（《移情》，《海藏楼诗集》卷六）。辞官隐居，等待时机。
郑孝胥交代边务之后，乘船赴上海。自光绪八年乡试中举，至光绪三十一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四十六岁称疾致仕感慨颇多。光绪三十二年他在《元旦试笔》中写道：“胜天由素定，吾意稍施行。归老方耽学，投荒久厌兵。一闻春风至，复有少年情。只恐清樽侧，回肠醉不成。”表达出对政事的厌倦，内心又不甘于归隐山林。
光绪三十二年，郑孝胥摆脱宦海束缚，旅居他乡，闲适从容，却度过了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临近岁杪，总结这一年写道：“丙午一年又辞我去矣。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与待世者，皆开从古未有之新意。”（《郑孝胥日记》，1076 页）。孤傲自负的郑孝胥，感叹“从古未有之新意”，显然有得意之作。
此年正月，郑孝胥乘船由上海赴烟台，此行是为见其“挚爱”—名角花旦金月梅（郑孝胥呼其“凤雏”，应是与自称“卧龙”相呼应）。两人相识有年，此后郑孝胥随幕主辗转各地，与金分居两地。此次赴烟台，先前应是久未联系，临行之际郑氏情感交杂，担心见不到，或者金氏嫁人。郑孝胥戰场上运筹帷幄，却对此行不存胜算，日记中流露出忐忑之意：“意凤雏不在烟台，余当不遇而返”，“又意凤雏已嫁，则当谢余不见;或请见余，略谈所遇情状，余何言以对乎”。幸运的是，金月梅未嫁，“悲喜相持，为余下榻，絮语终夕”，郑氏将迎回金月梅与诸葛亮收姜维相比：“吾神机妙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来烟台，如诸葛孔明之收姜维。可谓快矣！”（《郑孝胥日记》，1027—1028 页）上年离开广西，曾遭广西巡抚李经羲弹劾，军饷未造册报销。或许郑氏离职解交的军费并非实数，发了军饷财，此时又抱得美人归，凡此种种都可称得上“从古未有之新意”。
不仅如此，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郑孝胥在上海置办了房产，临近河岸，屋后洋房一幢，明亮宽敞。摆脱了紧张的军务与幕府兼差，身边有佳人相伴，又在苏州、太湖等地买了土地和多处房产，做起了地主和寓公，不时在上海会见名流，生活闲适惬意。正如三十一年除夕自书“名教乐地，风流人豪”二语，准备在上海这片华洋杂居之地享受一番。郑孝胥是六月初四日搬入新屋的，就在同日，出洋考察大臣端方（三十一年被派出国考察）回国途经上海，张謇、瑞澂、赵凤昌等沪上知名人士设宴招待，郑孝胥位列其中。酒桌上，郑孝胥建议政府包买进口洋药，加抽土药税，为制造机械筹集资金，此后全国施行禁烟，得到名流们的认可，“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郑孝胥日记》，1050—1051 页），其才华又一次在华洋齐聚的上海得到认可，想必性格狡黠的端方也说了一通客套话。
解甲归田，郑孝胥隐于喧闹的上海，享受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时刻观察着朝局动向，在《隐几》诗中写道：“卸甲归来倚市楼，腾腾人海独吟秋。浮云北极天将变，落日中原事可忧。”凭借多年宦海经验，他已意识到朝局将变，自然做好了随时入仕的准备。对于己才，十足自信：“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郑孝胥日记》，975 页）三十二年七月中旬，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拨款筹建中国公学，聘请郑孝胥为校长。郑孝胥适机入幕端府，再次踏入政界。
老东家岑春煊与郑孝胥也一直保持联系，光绪三十二年，岑氏出资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当年九月改为预备立宪公会），请郑孝胥参与帮办。十月初，岑春煊乘船来到上海（岑由两广调任云贵，并未赴任，又补四川总督）。自此，郑孝胥逶迤于端方与岑春煊之间，开始了“一仆二主”的生活。
临近岁杪，广西巡抚林绍年内召为军机，途经湖北，约郑孝胥汉口一见，应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讨论了朝局异动。郑孝胥在给林绍年的诗中写道：“朋党兆已萌，勿使祸再起。”提醒林氏此次入京多加小心 （《赠林赞虞侍郎》，《海藏楼诗集》 卷六）。几日后郑孝胥记道：“铁良将入军机，瞿子久（瞿鸿禨）将不能自固，京都情形视上半年更加黑暗。”（《郑孝胥日记》，1073 页）郑氏已经隐约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狂飙渐作的高层政争即将上演。
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高层爆发群体性政争事件——“丁未政潮”。政潮发起的直接引线是一直以病为由，滞留沪上的岑春煊，以赴任四川总督之名，擅自入京觐见，参劾北洋一系。揆诸史实，岑春煊并非贸然扣响宫门，而是经过了精心筹备。三月初二日，即入京前两周，邀请郑孝胥“同入都”。郑氏“谢不能同行”，应是出于京中动向不明，不想伙同进入是非之地（《郑孝胥日记》，1085 页）。
较早探知岑春煊借道北上的人正是两江总督端方，上海在其辖区，自岑入沪，端方即派眼线时刻监视。三月初四日，据袁世凯电告盟友军机大臣徐世昌称：“午桥（端方字）电开，云帅（岑春煊）初四自沪开行，初六七过。此行名为入蜀，实则入都，有荐膝之陈。”（《袁世凯全集》，第十六册，河南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71 页）。需要说明的是端方自上年丙午官制改革后，与袁世凯政见相合，结为金兰之谊，交往愈发密切。反之猜疑岑春煊有谋求江督之位，渐生嫌隙。
岑春煊入京关系朝局走向，端方急于探知内情，邀请郑孝胥到南京面谈。端方从郑氏处探知：“北来蓄志已久，在沪向苏盦（郑孝胥）说此行专为推翻政府，改良外部，必欲达目的而后已。当事（奕劻）力薄，不足制之，请公（袁世凯）用全力密为布置。此子智小谋大，怨家太多，诚如公言，无能为也。”（《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端方档案）端方将信息告诉了袁世凯，所提及的“推翻政府，改良外部”，是希望引起北洋的注意，同时有捧袁贬岑的意蕴，“诚如公言，无能为也”，实际还是为了唆使袁氏“全力密为布置”。
岑春煊入京后，接连受到两宫召见，借此打击异己，弹劾朝中重臣，以北洋居多。令北洋一系深感不安的是，岑春煊觐见后，竟补邮传部尚书，将常驻京城，对此郑孝胥不无得意：“余在沪尝告云帅，入京必补邮传部。果然。”（《郑孝胥日记》，1088页）岑春煊尚未履任新职，即将北洋亲信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参劾去职，一部之长未及上任就将卿贰拿下，这种刚劲的办事风格，在官场是极为罕见的。
岑上任后，立即致电郑孝胥赶紧入京，想必邮传责重事繁，急盼帮办。为稳妥起见，岑上奏保举，“特旨调令来部，在丞参上行走”（《岑春煊保举郑孝胥、张元济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
岑春煊此时正承两宫雨露，获得连续独对的恩宠，报界风传入军机指日可待，加之与郑多年交情，自信“卧龙”不日即到。事情却未按其设计进行，这是岑氏始料未及的。
端方为阻止郑孝胥进京，告知御史江春霖参劾奕劻，慈禧太后甚为不满，京中局势异常，名为担忧郑的仕途，实为暗示不能贸然行事。而得知都中形势未定，郑孝胥自然不愿冒险，但迫于岑氏压力，复电称“容即赴沪，料理北行”。
此一阶段，相比仕途的进退两难，郑孝胥更为情所困。金月梅于三十三年二月回烟台，三月初突然寄来诀别信，称“依君一年，自惭无功坐食……高情厚爱，终身不忘。今愿自苦，复理旧业。请勿相迎，婢不来矣”。郑孝胥接信后，“肌跳头眩，几不能坐”，悲痛欲绝，连复三书，其中一书曰：“汝病疯耶，乃为此语：我诚有负情义，使汝有去志耶？”以图挽留（《郑孝胥日记》，1086—1087 页）。所作“琅琊王伯舆，区区为情死”（《三月十二日四十八岁初度是日自上海赴南京》，《海藏楼诗集》卷六），正是此时的心境。
不过，有“官屠”之称的岑春煊顾不上郑孝胥的这些苦衷，劝其尽早入京，同时上奏保举郑为邮传部丞参。端方得知即电促袁世凯阻止，“苏盫在此深资臂助，西林（岑春煊）近拟攘之入邮，闻已奏保丞参上行走。苏盫见局势扰攘，不愿往。……鄙意苏盦大材，亦断不可为西林有，能为苏盫在外边谋得位置，既使彼有所展布，亦免为某附翼”（《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一，端方档案）。
端方建议将郑留在南方，安徽按察使或可运作，“若以苏盦接替此席”“暂令迴翔，亦所甚愿”（《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端方档案）。同时，端方也向朝廷保举，“将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破格擢用，于大局实有裨益”（《两江总督端方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录副奏折），显然这是为郑任职安徽臬司做铺垫。端方的奏保和运作无疑打动了郑孝胥，决心拒绝入都。岑虽大怒，但动之以情，发长电相劝：“相知有年，即不念私交，宁不念国事？又当此急而相求之际，煊纵极庸下，不可共功名，宁不可共忧患耶？务求践约来都。”岑春煊这封电文可以看出其性格刚正强势，与端方之狡黠大不相同。郑回电拖延：“容月内行。”（《郑孝胥日记》，1090—1091 页）同时将此电抄示给端方，望能够帮助给出对策。
端方告知正为谋划安徽臬司一职，京中人心惶惶，审时度势，郑氏接受端方的建议，拒不赴京。只是安徽巡抚恩铭早有皖臬意向人选，谋得此职难度不小，端方请袁世凯联合奕劻从中斡旋。袁氏很快有了回复，托人给端方带了一封密信，称“大老（奕劻）亦在上前说明，颇以为然”（《袁世凯全集》第十六册，176 页）。不过，袁世凯判断此事已经无关紧要。
原来袁世凯写这封密信的时间为四月十九日，此时岑春煊入京已有一月，此间京中朝局发生了剧烈变动，先是岑获恩宠独对，到了四月中旬渐渐失宠，四月十七日，上谕补两广总督，被排挤出局。既然岑出任两广总督，袁世凯据此认为郑氏是否入都已无关大局。四月二十二日，如端方所愿，鄭孝胥任皖臬谕旨下发。岑春煊离京之际，大力参劾北洋嫡系原两广总督周馥，袁世凯请端方沟通郑孝胥帮助斡旋，郑表示“当保无虞”，显然已倒向北洋。
岑春煊补两广总督上谕下发，基本已经确定出局，但并未即刻离开京城，而是寻找时机，伺机翻盘，再发电邀请郑孝胥入京，郑以胃病发作为由婉拒。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岑春煊知大局已定，在京周旋无益，怏怏出京。临行之际，上奏请将郑孝胥与广东按察使朱寿镛互调，谕旨允其所请，郑氏得知后“齿痛甚剧”，称身患大病，拒绝随同赴粤。五月初七日，岑春煊乘船抵达上海，郑孝胥便衣求见，在日记中特意强调，“旧幕府郑苏盦，非以广东臬司来见也”，看来已决心更换门闾，不再追随旧主（《郑孝胥日记》，1091 页）。
岑春煊到了上海，端方反而一改前态，怂恿郑孝胥进京，以避免随岑赴粤，并向新任邮传部尚书陈璧请托，为郑谋丞参一职，请袁世凯“预为招呼”（《端方致陈璧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端方档案）。在等待陈璧回复期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端方借机上奏称郑孝胥堪膺派署，未果。六月二十四日，陈璧回电称邮传部所奏预报丞参各员中，郑孝胥排位居首，已交军机处记名，并特别强调得到了中枢各位大员的认可。
岑春煊被排挤出京，此前北洋的头号政敌瞿鸿禨已被罢免，反观袁世凯、奕劻圣恩日隆，郑孝胥入京前景大好，入粤可得岑氏重用，倚为心腹，宦途也不会差。不过郑孝胥选择了弃官，先是拒任广东臬司一职，请端方代奏开缺。同时为防京中政局有变，邮传部丞参一并拒绝。端方认为郑孝胥自请离任对其无益，陈璧也认为外省可大用，千万勿萌退志。无奈郑孝胥去意已定，坚执如前，作诗《弃官》表达对处境的无奈：“弃官宁不遇，厌世始猖狂。欲老真甘死，难行却善藏。累心情略尽，用短巧何妨。此意将谁语，凭阑送夕阳。”
此后，岑春煊依然逗留上海，七月再遭北洋一系重创，被免去两广总督职务。郑孝胥频繁往来沪、宁之间，日记中记述经常与岑春煊进餐打牌，间或起草文书。当然也不乏与端方的交际，不过已然不同于政潮期间那般频仍。后来，郑孝胥好友熊希龄向其透露：“午帅（端方）前有电入都，谓郑某乃岑春煊死党，如令入邮传部，不啻为虎添翼云云。”熊氏同为端府食客，所言非虚，前文业已详述，郑孝胥听后则“笑而不信”。本年七月，内阁学士恽毓鼎参劾岑春煊结交康有为、梁启超，图谋不轨，有传言为端方发动，郑孝胥认为“江督贤者，而亦为此耶？当系谣言耳”（《郑孝胥日记》，1107—1109 页），对端方足够信任。
光绪三十三年末，郑孝胥总结这一年：“老态已成，殊无生趣。厌世之意益坚，弃官其余事耳。恨无知者可与深言，嗟夫！”是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因此萌生“厌世之意”，还是如其所言，缺少“可与深言”者？不得而知。临近岁杪，写下一首《残岁》：“殘岁每添怀抱恶，北风弄雪晚冥冥。捐书未必遂闻道，厌世何为空养形。歌哭圣狂喧海市，酣嬉醉梦祕云屏。人间正有沉迷乐，莫信灵均说独醒。”诗中表达了对世事的无奈。
丁未政潮是清末政局转折的重要枢机，影响了权贵进阶，也改变了一些中下级官员的仕途命运，郑氏此年的仕宦沉浮与矛盾心境是为清廷高层政争的注脚。三年后，川路风潮爆发，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大臣，推荐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寄望助力，郑氏拒不赴任，倒向更有权势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这与其丁未政潮期间的抉择如出一辙。处在大变局之际的官员与朝士，本质上既非顽固，也非革新，大都是为了仕途奔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