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110年时光犹如一把刻满了时间刻度的标尺，客观地度量着无数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辛亥革命无疑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一场伟大革命。

一

何以会、何以能发生这样一场革命？回到武昌首义的时间轴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革命者率先思索并用行动交出了一份时代答卷。为了鼓动革命，他们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宣传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要走革命道路。从《湖北学生界》到《浙江潮》，从《革命军》到《猛回头》《警世钟》，革命的声音从海外传到国内，这些报刊和书籍从文字上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说明了革命的合理性，极大地影响了一批爱国青年志士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此外，革命者还大量翻译、编印了外国革命史、亡国史，既热情地讴歌了法国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又无情揭示了落后挨打乃至亡国的惨痛教训，说明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拯救中国的不二之法。

当时的顽固势力将革命派称为“乱党”，为了阻止革命发生，他们采取各种严厉措施禁止革命报刊、书籍的传播。但他们从未意识到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有觉察自身统治出现的问题，反而希望以有限的改革消弭革命，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史学界在探寻辛亥革命起因时，主张放长历史尺度，放宽历史空间，提出“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百年的展望”（章开沅：《走出中国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页）。革命只是历史长河中翻起的一朵“浪花”，但是，没有风力、水流的作用甚至波涛的搏击，平静的水面上是无法翻起这朵“浪花”的。因此，研究辛亥革命需要长时段、宽视野、多层次、全方位的剖析。

辛亥革命前的百余年间，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统治者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下，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鸦片战争发生后的两年，身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竟不知道英吉利位于何方。而此时的英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掀起了一场以纺织技术和蒸汽动力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到1840年前后，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这场革命。此时的中国还处在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英国却已经成长为“世界工厂”，中、英两国间的生产力水平出现了巨大反差。据研究，18世纪末，中国人均生铁占有量只有0.05公斤左右，而英国人均生铁占有量高达近100公斤（赵德馨等著：《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第40~4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除了经济、技术上的落后外，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当时的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中国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陷入“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而对这由远及近的危机，清政府上下浑然不觉，更谈不上居安思危。

战争的胜负虽然有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可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战前中英双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已经预示了结局。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割地、赔款，直至沦为“洋人的朝廷”，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危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进行了有限的改革，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甘于被动挨打，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一役使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破灭，洋务运动没有找到为中国摆脱贫弱的出路。甲午战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高举“变法”旗帜，掀起“百日维新”，但这场温和的改革终究也只是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根本行不通，时代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辛亥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长期准备，但它更是百年来逐步积累起来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也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革与改良运动失败后拯救民族危亡的一次新的探索。

二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决条件，它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高度认同、命运相连、利益一致的民族群体。不同的民族在其形成的道路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为“多元一体”，一体是趋势和结果，多元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基础和现状。到了辛亥革命，包括维新派、革命派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主张“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即使是激进的革命派也主张“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3期）。因此，早在革命理论准备阶段，革命派就已经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建构。

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主张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满洲政府既倒之后，凡汉、满、蒙、苗诸族，同受治于共和政治之下，同享有平等之权利，满、蒙诸族其有抱负不凡者，起而为中华民国之总统可也”（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第25页）。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以整体面貌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共同体成为新型民族关系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内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奠定了“五族共和”的法律基础。1936年，国民政府宣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重申，“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民族意识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界、知识界向学校教育渗透，植根于青少年心中，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李方晨的《中华民族统一运动史》、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张旭光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李震同的《中华民族的来源》等，大多描述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是如何融合成中华民族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以生动的语言、通俗的文字讲述着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故事，培植学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中华是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家，我们的祖宗生在这儿，死在这儿，我们自己现在也是生长在这儿。我们爱护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家，也爱护我们的民族。可是，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假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是怎样地从相打而相识，从相识而团结成为整个的中华民族，那末，我们将加倍热忱爱护我们的民族（陈鹤琴、陈选善主编，马精武编辑：《中华民族的成形》导言，世界书局1943年版）。

文化认同既是民族内聚力的强大纽带，又是民族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强劲精神源泉。从根本上说，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就是文化认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发生促成了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开端，抗日战争时期共同的命运强化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与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形成”（彭南生：《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

辛亥革命迈开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提出“建立民国”，孙中山先生将它阐释为民权主义，后来又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确立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这是对民权主义的深化与发展。孙中山先生还对民权的实施路径进行了设计，从建立国民政府逐步过渡到人民主政，最后实行五权宪法。

民权主义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党人对实现民权主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痛定思痛，认为民权主义的挫折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旧势力过于强大，必须与之进行彻底的斗争。经过革命洗礼的一批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新的形势下，民权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为民权主义而奋斗的经验教训，认为“以后应当把调和妥协的手段一概打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难能可贵的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识到民权主义不能套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我们要解决民权问题，如果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至此，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在中国实现民权主义的认识。可惜，他未能看到民权主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

经过几十年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民主政治的中国实践显示出强大优越性。

四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提出“平均地权”，表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将它概括为民生主义，希望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识到，仅仅依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还不够，还需要“发达国家资本”，振兴实业，包括交通运输、工矿企业等。南京临时政府将其民生主义付诸实践，专门确立了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鼓励创办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煤矿、铁路、航运、机械制造及各类工厂。然而，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时间很短等原因，上述发展经济的举措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设上，精心撰写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国公路网，整修运河和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加快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农业实现机械化，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庞大的实业计划未能成为现实，但他希望通过加强实业建设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崇高理想，激励着后人为之不懈奋斗。他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民生主义的核心理念超越了时代条件，对社会建设具有重大启迪。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们为中华民族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现实，并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现代化冲刺。我国建成的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均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网络四通八达，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据7个。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神舟升空、北斗定位、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伟大工程接连完成，中华民族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虽然由于种种限制，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但它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号角。110年来，中国人民接续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新的征程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作者：彭南生，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