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掌门，曾跟人讲：“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在两岸敌对、资讯隔绝的状态下，以胡适之地位、之法眼，去捧一个“敌营”中的学者，可见，他对季羡林是如何之高看，又是如何以曾经与其共事为荣。

胡适是季羡林的师辈，他接触并了解季羡林，只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段，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那期间，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季羡林是他属下东方语言学系主任。

这一段，也是季羡林的转折期。以前，他是在德国“老君炉”里锻炼的留学生；现在，他终于掀开炉盖，胜利归来，而且落在了一个高大的平台。只是，他手里缺乏金箍棒。什么是金箍棒？就是他在德国赖以做学问的梵文典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是说一点米没有，高梁、地瓜、大豆之类的杂粮，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那就拿它们熬粥、煎饼吧。季羡林降格以求，从中印文化比较着手，写一些通俗性的文章，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本师与画师的故事》、《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语言和童话》等等。其中，也有两篇上档次的，属于“粗粮细做”，一为《浮屠与佛》，二为《<</span>列子>与佛典》，虽然不能与在德国的那篇“细粮精做”的博士论文相比，在那种材料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势下，亦不失为精彩的亮相。

让我们看看，这两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先谈《浮屠与佛》。此文完成于1947年10月。季羡林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有一个背景：“浮屠”与“佛”，是两个外来语，孰为它们的母语？何时传入中国？出现在中国文献，究竟是“浮屠”在先，还是“佛”在先？当时学界的两位大佬，胡适和陈垣（辅仁大学校长），正为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石头碰石头，火花四溅，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季羡林冷眼旁观，“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季羡林出手了。胡、陈二佬争来争去，不出中国古代文献，季羡林别开生面，他从梵文、焉耆文（吐火罗文A）、龟兹文（吐火罗文B）入手，兼及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这是他的独特优势——得出以下结论：

“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方言，“佛”来源于吐火罗文。

中国文献中，先有“浮屠”，后有“佛”。

《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其一，是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凡是称“佛”，都言“浮屠”； 其二，是译自某一种中亚语言，凡是称“浮屠”，都言“佛”。

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舶来，而是由中亚间接传入。

文章写好，投石问路，拿去念给陈寅恪听，得到陈师的肯定，并经其推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问之道首先在于武库，有十八般兵器，就有十八般功用。季羡林操的是新式进口洋炮，这一炮，就把胡、陈二佬久攻不下的碉堡夷为平地——不由得他俩不暗暗佩服。

胡适的佩服程度，已有本文开头的称赞作证明。陈垣那里呢，直接的证据我没有查到，间接的，倒有一例：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后，陈垣作校长的辅仁大学请他去讲语言学，每月三块大洋。季羡林晚年作口述史时说：“那时候有三块大洋，拿在手里边啊，觉得心里稳当极了。外边那时候是法币。三块大洋不得了的。”

再谈《<列子>与佛典》。《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但是，这部书撰于何时？著者是谁？虽然众说纷纭，却谁也没有搞清楚。季羡林的武库又发挥了作用，他从《列子·汤问篇》与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中一个故事的雷同，追究出它们共同的老家是印度；进一步证出，《列子》中的那个故事不仅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再进一步，从《生经》的译出年代，太康六年，推断出《列子》的纂成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最后根据《列子》序中的破绽，得出作伪者乃张湛。

此文写于1948年12月。这当口，季羡林入北大已足足两年，和胡适熟悉了，有了前一篇《浮屠与佛》垫底，胆气也壮了，文章脱稿后，径直送给胡适指正。胡适已领教了季羡林的绝招，见才心喜，连夜披览，拍案叫好。第二天即回复，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你看，不但“确凿”，而且是“之至”！

数日后，胡适就离开北大，去了南京，然后赴美，转而赴台，一去不再回头。季羡林留在北大，一帆风顺在北大，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也在北大。

话说1999年春末，季羡林访问台湾，听李亦园院士转述胡适当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季羡林说：“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胡适的印象，“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没错。“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就未必。五十年代，大陆批胡适，季羡林没有跟风——事实是，那些跟风的文章，胡适都收集来看了；季羡林那十几年中与胡适无关的文章，他倒不一定能看到。

我替胡适遗憾，他死得太早，没有看到季羡林晚年的成就。比如那篇《浮屠与佛》，他还有一篇“再谈”。

为什么要“再谈”？在于心里有一疙瘩：吐火罗文的“佛”，是清音，汉译“佛”的古音，却是浊音，两者是怎么对应的呢？这个疑问，搁在心里，一搁就是四十年。直到1989年，他看到了一些新材料，这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佛”字的对音来源，极大可能就是浊音。于是旧话重提，作《再谈“浮屠”与“佛”》。这一次，他在看家的梵文、吐火罗文之外，又调动了大夏文、巴列维文、摩尼教安息文、摩尼教粟特文、佛教粟特文、达利文等语种，为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问，画上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

这是什么？这就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抓则已、一抓到底！

胡适九泉有知——且慢，假若胡适真地九泉有知呢？他会遗憾吗？不，他一定会拈着新蓄的长须，高兴地向众鬼炫耀：“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做学问，就应该像人家季羡林这样！”

原载《中国青年》2016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