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世纪转折的时段之中，这原本是纯粹偶然的事情。但是，一百多年之前的世纪之交，世界发生了几件极其重大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奠定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又出现了巨大的回转，人类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现在看起来正努力走上正道。未来的局势虽然比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人们所预期的要暗淡一些，但前途总体上来说似乎还是明朗的。然而，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世界好像也曾经出现过这样明朗的景色，但不久，它们彼此之间就展开了新一轮的厮杀。由此而观，人类前景的乐观与否，取决于当代人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就包括我们对上个世纪之交的反省和研究，以及对这个世纪之交的切近观察和分析。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期《北京大学德国研究》就以世纪之交的反思为主题。
科卡教授，这位北大德国中心热诚的合作伙伴，世界级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期里为我们提供了两篇颇有价值的文章。 在《未来与历史学家》这篇讲演稿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命题，即对未来的想象会影响人们对过去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更具体地说，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概念会决定某种历史思想的构成。在历史学的研究以及人们的历史意识时里，这是一个向来就存在的现象，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就包含一种相当明确而影响颇大的观念，即以过去为榜样而向着未来的演进，太平盛世。但是，科卡教授第一次清楚地将它表述了出来。
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这个说法是就历史研究的实际而言的，它还缺少一个维度，即一切历史其实都是为着未来的工作，它的结果和意义必定都是在未来达成的。
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蕴涵人类关于未来的思考和想象，而这种思想核心就是对人类及其性质的深刻关怀。当代是一个不确定的说法，因为在日常语言中，它所指的就是一个短时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过，在这个时段中，它还是以最近的过去为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的实际含义就在于，历史的问题之所以凸显，其意义之所以形成，取决于当代人的兴趣和理解，而这种兴趣以及理解的基础奠定在当代人的经验和思想之上。[2]
然而，仅仅说到这一点还是不足够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大范围多角度的历史研究，会向人们展示， 那个特定时代的各种事件及其它们的风云际会之中的关联，以及这些事件和风云际会发生的多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之中的多数最终被错失了，被其他的形势压倒了，或者仅仅因为一些当事人的决策而失去了。历史就以其现在向人展示或存在的轨迹发展到今天，它仿佛是必然的而不可抗拒的。但是，历史研究则是不断地从这个看似必然的发展过程揭示出各种向其他方向展开的联系，促成或能够促成其他事件或事件的其他转化的各种因素，从而让人们既理解这样发展的大势和脉络，也给人们揭示实际存在的各种偶然因素和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科卡的观点实际上揭示出了蕴涵在克罗齐命题中的更深层的意思。当代史的意识包含和体现了当代人对未来的思考和构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意识是潜在而无意识的。所以，科卡认为，这种关于未来的思考究竟如何影响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关联和构想，还是模糊不清的。自然，科卡说的非常诚实，而按照历史学的原则，他的观点还颇有些假设的色彩，只有在人们为此提供足够的证据之后，它才能够证明自身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历史感是通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才形成的，这就是说，没有对未来的思考和构想，历史就不是在时间的意义上、而在今天主要是进步的意义上展开的。因此，我这里能够予以进一步发挥的一点是，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主要是人们关于未来的思考和构想的关联——是双重的。第一，在现代研究者的眼光中，当时的历史向当时的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第二，当时的历史向今天的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而这种分析包含以今天的人类原则来评判历史上的事件及其组成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句“历史不能假设”的俗语在我看来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倘若不做假设，人们就根本无法在历史材料——无论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之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线索，也无法在这些材料之间建立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而历史的材料——无论何种材料——只能以其孤立的一项项的样式存在。有些材料，譬如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建筑遗址，以某种偶然的方式得到的孤立材料，人们只能予以单纯的物理的描述，或审美的描述，而无法给出历史的解释。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才会为一战早期由德国那些重要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那些重要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签署的《告文明世界书》感到震惊。虽然很久以前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平时国际主义喊得震天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旦德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立刻就成为了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但这样的文献还是第一次读到，尤其是签署者中有若干颇为我尊敬的科学家，如普朗克、伦琴和冯特，哲学家文德尔班等人。至于这份申明书的性质，黄燎宇教授已经予以犀利的批评，而我这里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这份申明书充斥对蒙古人、俄罗斯人和黑人的鄙视也并不奇怪，但这份申明书的发起人大概不会想到，种族歧视二十多年后会以其极端的形式加诸他自己身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种族歧视依然普遍存在，而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始终就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的自我评判为基础，尽管也不妨存在那样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因其种族和民族受到他人的歧视，但他们又去歧视另外一些被他们看作更为低级的种族。这些人或许不明白，种族歧视就像飞去来器一样，你抛掷出去，最终是要打回自己的。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整个西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人还为此提出了所谓的科学根据，美国施行排华法案，而在欧洲流行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德国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我们还得感谢黄燎宇教授，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个臭名昭著的讲演即世称《匈奴人讲演》译成汉语，终于使之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位德国皇帝的这个讲演其实只是把当时许多德国人头脑中的想法口无遮拦地说了出来，所以它能够得到德国士兵的共鸣。它不能被视为信口开河，当人们把它与《告世界文明书》对照起来阅读时，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德国士兵兴高采烈地在紫禁城里放马，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便在今天也会以各种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比如德国的《明镜》杂志就有时就会如河水泛滥般地发泄一下。
《告文明世界书》和《匈奴人讲演》，对我们从事德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题目，需要许多深入的探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解开许多历史现象疑问的钥匙。不过，它们依旧构成一个挑战，这就是人类的普遍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会在什么条件下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类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达成平等的合作？
在考察和研究德国现代历史时，人们经常问起而许多学者也难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大学体制在内，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顶峰，拥有那么多出色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和富有洞察力，那么，由这样一些杰出人才构成的德国为什么会发动和卷入第一世界大战，不过才二十年的时间又极其短视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无疑还有待人们的继续努力，才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像科卡所说的那样，通过对未来的设想来理解、认识和反思这一现象？无疑，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关切，必定要求人们说清楚这个现象。这种研究的一个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避免在未来重蹈类似覆辙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学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如下这样一层意思：对过去的或当下的许多事件，只有到了将来才能得到清楚和明白的认识，或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因果线索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有意的掩盖以及人们不愿意正视现实的心态等等，只有在后来才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这个现象在过去一再发生，而在今后还会发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大事件和大现象的有些因果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揭示出来——历史认识的延迟就是未来对历史学重要意义的标志。黄燎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才出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蓄谋的结果。然而，这一说法却遭到无数德国人的抗议，还受到官方的打压。尽管在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已经承认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以及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对德国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会导致一连串的认识和判断的颠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德国人视为对自己在一次世界大战及战败中所受屈辱和不公平的复仇之战。如果心怀这样一个判断，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虽然多数德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事实，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但是，他们内心对此次战争的原因和其他事件事实上持有其他的看法。而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德国人发起的，那么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判断就必须做出巨大的调整，他们就要承担更多的事实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一点当时有许多德国人接受不了，这也在情理之中，难怪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到了1965年还呼吁人们“清除”弗里茨·菲舍尔等人“对德国历史和德国形象的扭曲”。对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来说，德国以及欧洲尚有许多现象及其因果还不为我们所知，从而不仅让我们无法准确和深入地理解欧洲人，欧洲历史和现实，而且也无法同样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通常会偏向甚至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在国内学术界常常遇见的一种现象——甚至在许多博士论文中——是，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予以过高的评价，不少学者、文人往往喜欢通过西方一些名人的一些片断的话语和事迹来批评和反讽国内的现象。但是，这篇告白书却让许多人看到了德国那些颇受尊敬的人物的另外一面。在这里，合理的态度当然不是由此而抹煞这些人的其他成就和思想，而是提醒我们自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一个人物和一种现象。在这里，核心之点依然是我们对未来的普遍人性的关切
实际上，历史事实和现象就放在那里，许多材料和文献是现成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或者他们不愿意去认识和理解这些事实和现象，还有一些人难以理解它们。要达到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深入认识，假以时日大概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谓人们可以坐等历史自己揭开自己的面貌。比如，张乐和孙进的论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等教育扩张与教育过剩危机——基于“长时段视角”的社会文化史分析》一文就引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其中可能蕴涵了决定当时历史走向的一些看似并不重大却相当关键的因素。魏玛时代，也就是纳粹崛起的年代，德国中等教育的扩张，学校和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在中学里面，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学生比率从原来的二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而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出于下层社会的学生又再次回落到魏玛共和国初期。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系列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些学生与魏玛时期民主的遭遇有什么关联？学生成分的这种起伏与纳粹思潮的高涨和纳粹上台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纳粹的青年力量与这些学生又有什么样的关联？纳粹的主要社会力量来自什么阶层？这些问题今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而获得相关的材料似乎也并不困难。关键就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意识，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意愿。
此外，历史的重大趋势，大局面的发展和走向在开始阶段通常也是不明朗的，这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为人所认识，而为多数人所认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意谓，它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的未来才能够实现。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是否取得了进步？进步当然是巨大的，但是这个进步在不同的国家、文明和民族中有其相当不同的局面；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经济上的进步与人类不同族类之间关系上的进步，也并非是同步和一致的。而且人们还要关注，这种进步是否是稳定不移的，还是可能面临重大的倒退？
学术为天下公器，它既出于理智的兴趣，也出于人类的关怀，但是，所有学术都事关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与未来之间联系的大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热情、意志和精神去持续不断地从事这类艰苦的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被认为缺乏普遍性，其实，这种普遍性是确实存在的，它的基础就是真正的人类关怀。虽然，这种关怀和它的原则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是，缺乏这种关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难以达到真正的深刻，人们也无法由此而达到对自身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偏见就会一再产生。而这类偏见一旦影响到有权势的人，影响到多数人，如雾霾一样弥漫开来，那么灾难性的结果就会产生。
一种文明，无论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多么发达，如果缺乏人类的关怀，它就完全可能在创造出其他各种伟大成就的同时，反过来加害于自身。《告世界文明书》的发起者福尔达的悲惨结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我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出于人类的关切而进行的研究，与追求真理，其实是等同的，没有根本的冲突。《北京大学德国研究》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所以它也就办得越来越有水平。
2015年7月24日写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原文发表在《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2015年）
[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2] 参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