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科学在向西方“取经”到本土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本土化研究成果的供需矛盾，也经历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世纪争辩。本文在系统归纳、阐述并回答社会科学研究中“何为本土化”“为何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辨析研究对象或议题本土化、研究方法本土化、研究目的本土化、研究价值本土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认为本土化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和进步，应摒弃西方中心取向，建构中国特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并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本土化；国际化
一、引言
一个民族要想掌握时代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具有独立成熟的科学理论；一个国家要想构建新形态文明，当然有赖于科学原创的思想体系。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原创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8。
当前，中国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学术界应对时局、厚植和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一路径和使命，无疑有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摆脱简单模仿、编译引进甚至盲目追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徒状态”，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文明心态，走向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自我主张自由”。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使命来说，不同学者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路径，秉持不同的见地，由此使得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国际化主张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体现为不同研究者在学术议题、话术、观点、对象、范式、理论等方面的歧见和交锋，而且蕴含着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同评价和诠释。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发展来看，一方面尽管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诉求空前高涨，但还没有形成显著的原创性本土化学术成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本土化理论和知识供需失衡现象更加凸显。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诉求持续存在，但也面临着不同话语体系下国际学术对话的艰难，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在国际学术引用中来自中国学者群体研究成果的整体被引用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采用学术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不同发展阶段议题的归纳和评析，阐释“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为什么需要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如何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等问题，同时联系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呈现本土化与国际化学术争辩的世纪图景，期冀引起学界同人对于这一议题的进一步深思。
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
知晓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历程，是厘清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的重要途径。为此，在讨论本土化与国际化争辩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从广义来看，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经历了横跨三个世纪的嬗变，其中包括从抵触西学、到接纳西方理论、到学徒式模仿、再到尝试性探索乃至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反复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当前，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史，学者多以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或重大学术事件为标准来分期。本文采用这一标准，结合重大历史政治与学术事件，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洋务运动时期至1918年）
中国与西方关于中西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当时，西方与中国的海路贸易和传教不断发展，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探索热情随之日益高涨。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中西方综合国力的悬殊，导致闭关锁国的清朝遭遇列强环伺和内忧外患，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学术界的留洋归国者大都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以激进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大规模输入西方社会科学[2]。因此，他们主张的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是全盘西化，主要内容是全盘吸收西方学术，来置换中国传统文化。不过，在他们之中，本土意识较强的学者如梁启超对这种做法持警觉态度。1902年，西学刚刚传入中国，梁启超在引荐西方话语体系的同时，高声呼吁提高中国学术的警惕，他告诫学界“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3]。
与此同时，在清廷内形成了改良派和守旧派的对峙，这种对峙在思想学术方面引发了激烈争论，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和守旧派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和守旧派关于“西方先进思想理论的引进”的争辩。清廷守旧派强烈抵制西方思想文化，而改良派则主张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采纳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尽管如此，清末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百日维新运动将西方制度嫁接中国制度的变法谋划，既是改良派面对强大守旧派的妥协，也标志着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不久，就催生了特殊意义上的本土化意图或意识。
（二）第二阶段（191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特点是从本土意识萌发逐渐发展为主体意识形成。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渐形成三个派别[4]:
第一个派别是学成归国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学院派。1925年，许仕廉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中对中国教育体系中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教材进行了抨击，最早提出了建设“本国社会学”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工业化起步早，而中国还处于手工业的阶段，自然不可在社会科学方面相提并论[5]。应该说，许仕廉的观点有一定启发意义。随后，在社会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30年社会学社的成立，在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孙本文发表了《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主张“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6]。这也是近代中国较早将“本土化”一词纳入学科建设中的表达。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对风靡一时的“社会调查运动”和“社会史讨论”提出不同见解，开创性地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概念。此后，“乡村社会”“乡土中国”等，是在此基础上传承和改造了吴文藻力倡的“中国化的社会学”[7]。
第二个派别是积极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他们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8]。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在精神上占据了主动，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6。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以郭沫若、薛暮桥、张闻天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用马克思的唯物论来分析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化”并加以传播[9]。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人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斗争道路的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失败与尝试，马克思主义历经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洗礼，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7年，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系统地论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10]，深刻揭示了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38年，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11]一文发表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后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式提出社会科学“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
第三个派别是极力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派。何晓明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派可以分成三个阵营，即19世纪60—90年代的“体用派”、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和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派一般坚守中国中心论，运用地道本土化的语言来解构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发展具有本土特质的社会理论，代表学者如梁漱溟[12]等人。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崩溃，使得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引发了全球学术本土化的研究浪潮，“边陲”国家与地区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文化自尊心”日渐觉醒，包含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经济开放程度提高、政治独立意识和民族自主意识增强，民族文化交流发展深化，为此，这些国家与地区积极试图抵制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扩张，抵抗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从而萌生出各自本土化的愿景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学术发展趋势的组成部分。
（三）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体现为中国局部地区的学术探讨。1949年之后，由于苏联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这些学科的发展也由此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与此同时，国际上主张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场文化自觉与文化独立的学术运动，其中，巴西社会学家拉莫斯在1953年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13]，拉丁美洲学界揭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关系的依附理论也在这时问世。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
（四）第四阶段（1979—2000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逐步形成部分学者的理性认知。学者邓正来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已经或将要发生两次“知识转型”：一是西方化、现代化的知识转型；二是本土化、自主化的知识转型[14]。
1979年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是年3月底，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5]此后，相关社会科学学科得以迅速恢复重建。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首先发端于港澳台地区。1980年，中国台湾地区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国际研讨会”，叶启政发表了其本土化主张。同时，香港大学等学术型机构召开了本土化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16]。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积极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例如，费孝通1984年关于“小城镇，大问题”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探索，并于1985年出版本土化色彩深厚的《费孝通社会学论文集》，整合了他在社会学领域的本土原创性研究。不过，按照法学家梁治平的说法，80年代大陆学界关于本土化问题探讨的深度远远不够[17]，社会科学主要是向欧美学习理论和方法，以达到“补课”的目的，其状态甚至几乎类同当初“引进西学”。
及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苏东剧变，中国学界兴起了一股与“本土化”对应的力量，即“学术规范化”。所谓学术规范化，就是强调社会科学知识的学科积累性，重视普遍性学科研究方法的创建，主张与国际学界接轨和对话，显然，这些主张与本土化的倡导大相径庭[18]，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片面追求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而舍弃本土化，1991年，由北京大学等五所学校学者合作完成的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会议论文集———《社会学中国化》出版；1992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与中国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室组织召开了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19];1994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召集社会心理学年会，主张充分开展本土化的研究[20]。20世纪90年代后期，鉴于苏联剧变的教训，学界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和国情展开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更加深刻清醒的认识。
（五）第五阶段（2001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逐步发展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政治属性浓厚的“中国化”概念。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民族文化复兴的要求，学术界再起波澜，具有更多文化内涵和学术韵味的“本土化”一词的使用频数逐渐超过了“中国化”一词[21]。值得指出的是：2004年，邓正来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讨论了中国法学发展为什么难以引领中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中国法学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和困顿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桎梏。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渗透，但是即使是再成熟的西方学术体系，实际上也无法解释中国问题。此后，他系统地探讨了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批判了“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主张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摆脱对西方既有理论体系亦步亦趋的状态[22]。随后，中国学术界众多学者开始反省简单照搬西学甚至削足适履的做法，评估西方学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效用，主张原创性和本土化学术，从而使得社会科学本土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主动和自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深刻阐述了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而为本土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要诉求
（一）关于本土化内涵的不同确定
在了解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诉求之前，必须厘清何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换言之，也就是需要对应中国学界关于“本土化是什么、本土化不是什么”的探讨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1. 本土化是使外来社会科学适应本土实践和发展需要。
有学者认为，从“本土化（indigenization）”一词的基本含义来说，就是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适应本国、本地或者本民族等的地域情况，进而具有本国、本地或本民族等的特色和特征[23]。例如，在经济领域，本土化通常是指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生产和经营时，为了迅速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人员、资金、产品、技术开发等当地化的策略。在他们看来，解析“本土化”的词意可知，这里的“化”，就是此物在彼物的影响下向彼物靠拢，带有一种倾向性和离此向彼性[24]。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来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是采用西方理论并将中国本土经验进行填充，赋予其内涵来机械地解释中国事实。
在此意义上，学者对于本土化的定义是：本土化就是外来的某种事物与本国、本地、本民族存在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逐步内化为对于本国、本地、本民族事物具有适用性的过程[25]。
2. 本土化是使区域经验研究国际化，而不是使科学研究区域化。
有学者指出，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既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及文化变迁的一个环节，又是近代学术体系中重建的一个环节……“移植”和“加工”的性格，已经严重腐蚀了中国社会科学原创的根基，渐渐沦为形而下的比较或模拟分析……中国化绝对不是使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更应该是把中国学者对本土体系建设的努力纳入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体制之中去[26]。
3. 本土化是科学辩证地处理本土学术与国外学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的彻底排斥和拒绝。
一方面，中国学术本土化，是为了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为了把握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规律，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把中国现象套用在西方既有理论框架中，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真还是为伪。就其本质而言，西方理论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若跟随西方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式构建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那么，在学术领域内实现“去西方霸权”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7]。另一方面，认为学术本土化就是绝然站在西方学术的对立面，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西方学术，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反而强化了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凸显文化自卑意义上的消极防卫，实际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对话[27]。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意味着对于西方学科和学术的剖析和扬弃态度。
由此可见，学界对本土化的含义众说纷纭，归纳来看，本土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直接或间接以中国本土的现实社会问题为内容导向[28]；二是反思对西方理论的机械性移植与照搬。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15。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发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巨大热情，引起学界强烈的反响，本土化讨论由此渐入高潮。比如，2017年和2018年，《济南大学学报》每期都组织刊发了“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的笔谈。而在由《文史哲》杂志社和《中华读书报》联手评选的2016年度、2017年度的“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中，“本土化趋势”持续占据榜首[29]。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政治学研究》连续三期开设了“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专论”栏目。很显然，本土化研究已成为学界热点话题。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知，本土化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多学科均为讨论的热点（见图1、图2）。尽管如此，关于本土化的内涵和定义，仍然存在多种理解，亟待深入讨论，达成共识。
（二）关于本土化的多重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具有多重复杂的动因，综合来看，其主要是：
1.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使得社会科学本土化成为必然[23]。中国社会科学经历百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1]7。
在学界，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学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泛化，陷入潜在的以“问题—理论—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发现—结论”为全套的“洋八股”[30]，这一现象也正在蔓延到其他学科；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缺乏理论自觉，还有不顾理论适用性套入中国实践的现象[31]，因此，有学者严厉地指出，目前我国的某些议题的研究在学术上只是西方某个学派的“中国支部”[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社会科学支撑，需要从物质财富的积累走向精神和文化财富的积累，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克服对于西方文化的自卑心理、弱势心理和防御心理。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正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形成原创性的世界一流学术成果，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是建设和发展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2. 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崛起，赋予社会科学本土化以强劲内在驱动力。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改变，如在经济学领域中，世界经济学界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而逐渐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阐释。林毅夫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发展和改革的诸多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这种情况恰巧是中国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33]。在政治学研究中，我国学界通常关注宏观问题重于中观和微观问题，其中，以国家认同、权利主张、政权认同、社会正义和政治参与等议题为主的“国家建设”以及以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和党政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的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宏大议题，具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实践而发掘新理论的巨大空间[34]。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应该是西方既有理论的试验场，而应该是建构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理论发源地，以科学有效的原创性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共同要求。
3.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解除所面临的内外部互动的学术和文化压力的需求。
文化霸权主义的持续侵袭和由此引发的对西方社会科学普适性的质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内外部互动压力。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占据主流文化，“言必称希腊”的学术方式和学科局面，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戴上无形的文化殖民和理论霸权枷锁，致使中国不少学者在转换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失语”甚至“失智”，这种现象是以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扩张为手段的文化殖民的最可怕、最深层的失权标志[2]。这一现象引发了本土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指出，“认为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其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与规律性，所以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不必要的”，这类观点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28]。实际上，国家社会的差异和发展的动态性，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思想都是各自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历史社会经验的沉淀和提炼，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代西方科学在中国已经遇到适用性和有效性问题。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效应和本土学者的批判性反应，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特殊压力和动力。
4.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强化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求。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7。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是推动本土化深化发展的内在动因[35]。西方理论夹带的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在近代社会科学舶来中国时，便深深介入中国文化中。近代之初，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最初的亦步亦趋在所难免。中国社会科学本土意识萌芽，正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实践，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根本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典型而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巨大的实践成功，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精神主动，产生了强大的思想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1]15。由此可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意义上，文化自信与社会科学本土化是同步发展的[36]。
（三）关于本土化的争论
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既有倡导主张者，也有很多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其中，反对本土化的观点[37]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特殊主义论与学术规范化的对立。
反对本土化的学者通常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所提倡的“中国特殊主义”和“中国例外论”，而竭力倡导“学术规范化”。这些学者认为，特殊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常态，任何社会都存在相对于其他社会的独特之处，但是社会科学不应仅仅停留在特殊性阶段，更应该向更深层次发展。若过度沉溺于本土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会把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窄化为中国本土研究，这种视野会导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各种偏差和扭曲[38]。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便有“华夏之辨”的传统，因此，在社会科学建设中，要反对历史上表现汉族优越感的华夏中心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特殊主义随之兴起，而特殊主义论者以否定西方普遍主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地位，中国文化特殊主义论背后往往暗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的潜台词。同时，他们批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和隐藏在本土化运动背后的“东方主义”，进一步反思特殊主义论者对本土化运动的极力推崇，以此为普遍主义辩护[39]。另有学者极力主张，要提升中国研究的水平，重要的途径是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增强与国外学术界的对话能力。若把学科的建设比喻成一座大厦，那么，每一项研究成果、每一本研究著作、每一篇研究文章，都是这座大厦的砖块，而砖块的堆砌只有按照合理的学科发展脉络和规律联结在一起，才能为学科进步大步向前迈[40]。
2. 本土化动机与本质的质疑。
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质疑本土化的动机和本质，认为西方学术的逻辑框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而本土化运动的初衷看起来是为了抵御西方学术霸权，但是本质上却是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即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在近代受到冲击后而形成的“心理防卫机制”，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实际上也是明代以来本土主义的延续，今天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许是以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为目的而建构新的权力支配的虚假问题[41]。面对本土化研究力图从学理上寻求本土化论据的困难和混乱，加上自认为在西方文化学术格局遭遇“被矮化”，不少本土化倡导者直接将其倡导立于情感“共鸣”和反依附的民族主义基础上[42]。
3. 中国情境适用性的质疑。
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质疑本土化倡议者的“西方理论对中国情境不适用”观点。由于西方社会理论有上位概念层次和下位概念层次，在定量方法研究中，上位概念层次是可以用来分类的变量，而下位概念层次则是这个概念的具体取值。如中国在商业贸易交易中存在大量“走后门”和严重的熟人关系现象，其中，“正式制度”为上位概念而“社会关系”为下位概念，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说明中国正式制度相对脆弱，但是并不能说明上位概念的“正式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西方理论存在的上位概念层次是一个普遍性提纯，并非一概不适用中国这一特殊情境[30]。
4. 方法论的逻辑矛盾的质疑。
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认为，本土化倡导者在方法论上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的逻辑矛盾。科学主义取向下的研究知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在人文主义取向下的研究知识具有相对性和特殊性[42]。为此，本土化倡议者实际上混淆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取向，过于依重人文主义的论据，即将依重中国特殊化、区域化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本土化的论据，而忽视了科学的普遍性。同时，主张本土化的学者总是力图从中国本土特色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这种做法实际上又否定了本土化倡导者的特殊主义主张，由此使得本土化倡导者在方法论与取向性之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不过，从学科发展情况来看，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偏向于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和偏向于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实际上鲜少提出本土化主张，反而是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之间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存在着较强的本土化倾向。这种情况弱化了质疑本土化倡导者存在方法论逻辑矛盾的论据效度。
四、从一般社会科学到政治学的本土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支撑学科的政治学的方法论取向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这种特性，既为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较宽阔的空间，也为本土化研究带来特有的问题。那么，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政治学科的本土化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何不同？面对反对本土化的质疑，政治学科又该如何坚持和贯彻政治学学科本土化呢？
（一）政治学的特殊性
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不难发现，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政治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政治学本土化更具备学理性和合理性。
1. 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的统治，实质是阶级关系的政治反映。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作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政治学，理应反映和体现人民国家的本质。实际上，各国政治学对于政治的基本事实、基本判断、基本立场和基本规律看法相异，这种状况，使得不同国家虽有政治学，但是并没有在本质和价值意义上普遍适用各国的政治学，使得不同国家虽有相似的政治概念，但具有绝然不同的政治本质和概念内涵，比如，不同国家虽然都有政治发展的概念，但却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43]。
2. 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本土化，无疑有利于极大提升中国软实力。
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频繁的国际互动、国际交流，为国家软实力的传导和扩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此背景下，国家需要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等转换成为超越时空的巨大思想和文化力量。事实表明，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力，而政治力中的诸多因素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强弱，往往与政治学研究的强弱存在正相关关系[44]，而政治实力又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乃至核心组成部分，为此，缺乏政治学研究，缺乏政治学本土化科学创新，无疑会严重影响国家软实力。
（二）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及本土化议题
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如何呢？作为一个思想底蕴深厚的政治大国，中国近代政治学却是“西学东渐”的舶来物，政治学学科从传入中国直到今日，其发展历程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一般无二，大体上都是起步于戊戌变法期间。1901年，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独立成形，显示了政治学专业化知识体系得以创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和治理的实践需求，使得政治学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的意识不断发展，从而使得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声逐步高涨。
总体来看，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议题众多，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议题，由此在议题设置方面显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讨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却遵循着所谓休谟的铡刀所引发的西式政治学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二分法，按照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类属来设置本土化的议题、衡量和评价本土化的取向和程度。这种议题设置的方法论，本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作为规范和价值的政治与作为经验事实的政治，客观上并没有截然的界分，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设置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议题，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有机结合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有效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构建原创性、科学性、时代性的中国政治学。
（三）本土化与国际化争论下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本土化倡导者大多支持中外文化相互交融，比如王绍光指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取经”“效仿”“自觉”等三个阶段后，应该向前再跨一大步，那就是“本土化”[45]，而本土化的实现途径，概括地说，就是批判性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平等化地交流[46]。
1.从议题与理论源泉来看，政治学要建设好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成果。一方面必须明确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创新的基础是在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经典理论和著作，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等；另一方面，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和根本价值观的差异是政治学的显著特征。西方的政治学价值观和研究范式，是以西方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由于经济基础、制度条件、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任何试图直接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搬用西方政治学说的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比如，照搬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显然会造成严重误导[47]。为此，任何认真严肃对待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者，都应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扬弃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吸取西方研究范式的相互关系。
2.从方法研究与范式构建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回归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研究，加快构建主体性体系。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集大成的学科，它深刻反映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体现着不同的阶级属性，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中国政治经验，从中国实践中概括、抽象、提炼原创性的解释框架[48]。这种从中国经验提出问题、构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加以验证的循环，既是社会科学必要的认识循环，也是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要求。经过这种认识—实践—再认识循环的政治学，可以逐步提炼自己的科学概念和范畴，形成科学严肃的政治学命题，进而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49]。另一方面，政治学是富含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价值取向的学科，中国特色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人政治精神和人格特征的总体性描述和概括。要实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必须从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50]。
3.从学科影响力与国际学术对话交流来看，亟须增强政治学学科的国际对话能力。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逻辑具有相通性，学术逻辑的这种相通性可以使社会科学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对我国政治学发展来说，一方面要处理好政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在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意义上赋予政治学以人文主义色彩。与此同时，鉴于西方政治学受逻辑实证主义严重影响，多年融入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强调所谓“价值中立”取向，力图使政治学不断趋向“科学主义”。我国政治学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推进政治学的人文关怀和科学主义的共生统一[51]，破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潜在张力，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观照人文主义关怀，实现政治学的多重学科、学术和社会属性和功能。另一方面，我国政治学需要增强与国际政治学对话的能力。事实证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实行闭门造车，只会使中国政治学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国学术和文化相互渗透，中国政治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为此，中国政治学科的建设必须进一步强化和优化国际交流的理念：不再盲目崇拜和迷信，更多自主创造和理性，以主体性夯实学术国际交流的基础；不再简单模仿和套用，更多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和创新发展，变国际交流的单向为双向；不再简单引进和学习，更多输出和互鉴[44]。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国政治学的优秀学术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可，才能使得中国政治研究成为强化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台阶，才能逐渐破除西方政治学术的话语霸权，实现中国话语的世界平等表达。
此外，诸多学者对我国政治学本土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拓宽政治学研究领域、注重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注重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研究等，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五、争议中的本土化及其发展
自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命题提出以来，关于是否本土化，学术界不乏激烈争辩，政治学也不例外。人们在倡导谨防落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同时，也在告诫谨防落入唯中国特殊主义论，但是中国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发展的选择，是否只有非此即彼呢？
研究显示，中国本土化可以区分成“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方法理论全面替代型本土化”等四种不同的类型，它们分别针对研究“对象本土化”“基本概念、基本命题、研究范式的轻量级本土化”“理论彻底本土化”“对象、理论、范式完全本土化”这四种类型本土化的范围和程度逐一递增[52]。
目前，学界在主张不同形式的本土化的同时，都伴随着反对的声音。比如，有学者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范式本土化”等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53]，主张中国的研究必须参与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与西方学界竞争，研究更严谨的方法，以提升世界影响力。这种观点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反思。笔者认为，为了实现文明的互鉴，应该更多地从本质上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或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议题或对象的本质
从研究议题或对象的本质，可以透视中国本土概念与西方概念的差异和联系。本土概念如儒家政治、关系社会、道、阴阳等，西方概念如“公民文化”等。尽管中国本土概念与西方概念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却均在不同层面试图解释人类社会背后的文化联系和知识建构。以“公民文化”为例，这一概念虽然起源于美国学界，但从当前发表的英文学术成果所关注的焦点来看，其实际上已不再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民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就没有启迪意义了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清楚把握以下三个前提性问题：一是为什么美国学界抛弃这个概念；二是相关“公民文化”的替代性概念或竞争性概念的解释力是否更好，新概念解释内容的涵盖范围是否更广阔；三是近年来，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变化，西方也零星出现一些“公民文化”研究，但主要是新媒体带来的政治社会化发展、公众舆论变化、社会运动与政治参与发展等相关研究，这一变化仅是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借用”“营造表面上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其他很多起源于西方的议题和概念，也都需要从其发展历程变化探究其本质意义的变迁，才能进一步科学合理剖析、借鉴、转换和调试或验证，以更好地开展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探索。
（二）研究方法的本质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在讨论研究方法创新时，有学者强调，应该把握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在承认中国本土实践的特殊性的同时，承认在特定条件约束下解决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54]。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对国外政治学优秀成果的借鉴和吸收，是拓展和深化中国政治学研究视野和强化政治学创新的必要环节。所以，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为了提升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应该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虚假争议[55]，通过共性研究方法的验证，走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实际上，这种看法较多地注重分析途径和工具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尚未深入涉及思想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如上所述，我国政治学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坚持人文主义取向的方法论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应该清楚认识到，割裂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偏执一端的思想方法论，本质上带有形而上学的底色。
（三）研究目的的本质
政治学研究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推进政治学健康发展的关键。面对现实政治，学者只有进行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研究，才能够准确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其中，现实政治为学术贡献实践基础和思想灵魂，学术环境为政治提供温暖的“孵化器”。以中国政党研究为例，其话语建构需要平衡学术研究与中国情境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以学术服务于现代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因此，中国情境下的政党话语构建既要基于知识生产立场形成符合学科规范的学术概念，可以用于学术共同体的讨论和使用，又要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优效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和特色，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话语体系。显然，这一任务相当艰巨，既不能简单搬用或者套用带有明显价值偏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学术话语，也不能胡编乱造、杜撰所谓原创性理论和知识，而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实践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出发，采用高度科学性和共识性的学术概念和话语，以学术讲政治，构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56]。
（四）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辩证把握
那么，如何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基于中国实践和国情的学术研究站位，坚持政治学研究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坚持科学严肃的学术态度；二是通晓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我国政治学的繁荣，应该加快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把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充分认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虽然具有矛盾方面，但是二者也具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可以基于中国实践并创造条件，使得二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政治学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必然过程[57]；四是在坚持原则立场和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化解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误解和对立，努力积极沟通，实现学术互鉴。有些学者提出，应该超越和兼容本土化—国际化二元论，努力促进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和谐发展，防止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非此即彼和扬此抑彼，把本土化和国际化作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58]。在政治学的话语建构中，其对学术话语的权力维度的强化，实际上容易遮蔽学术话语的理性维度，使人们忽视学科本身的基本原理、知识类型与人文关怀，不利于自我反思和形成良好的知识生产环境[59]。笔者认为，无论是超越还是忽略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我国政治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建设学术中国和中国学术的必经之路。
六、结语
总体来看，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不应该囿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简单争论和选择，更不应诉诸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他的唯科学主义[60]，而应该采取更开放、更包容、更积极的做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思想方法、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学术研究主体性的前提下，在深刻认识和充分把握我国国情、准确把握时代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础上，以广阔的胸怀和深远的大历史眼光，积极发掘和汲取多方面有益学术资源，汇聚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壮阔海洋。
新时代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强烈催促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倡导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本质上包含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要求。因此，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转型和创新，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建构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既是对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下西方霸权话语的应战，更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种自我觉醒。
谨以此与学界同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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