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或者在先前的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坐下来谈论移民，那么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新问题，而是在以当下的视野重新提起一个古老的问题。移民无非是人类迁徙的一种形式，而迁徙属于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亦是迁徙使然。
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应当是一个常识。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所有稍大一点的民族-国家，无不是通过迁徙而最终形成的，甚至稍大一点的族类或族群大都也是通过迁徙而定居于现在所在的区域。迁徙的过程往往既是一个族群不断分裂的过程，也是它融合其他族类而更新自身乃至转变为一个新的族类的过程。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迁徙，世界上所有的族类，最终都成为形形色色的文化民族。这些乃是世界历史中的常规现象，然而，似乎是中国人最早认识到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蒙古帝国的历史。蒙古人在13世纪迅速崛起，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大蒙古国，蒙古人也因此散布在广阔的欧亚大陆。然而曾几何时，大蒙古国分裂为许多汗国，而蒙古人在崛起过程中就同化了许多不同的族类，在不断的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却又被不同的被征服民族同化为若干操不同语言、接受不同信仰的各异的族群。
再来概观一下欧洲，现在的民族-国家的大体格局就是由古代日耳曼人诸部落在几个世纪内持续的大规模的迁徙以及中间必然出现的分化、同化而奠定的。英国就是由相继而来的迁徙群体建立起来的国家：从凯尔特人到日耳曼族类的盎格鲁-萨克森人，从当时星罗棋布分布在英伦三岛大大小小的国家和许多到现在也无法弄清其名称和位置的小部落到后来统一的大英帝国。而当英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的时候，其殖民地的人民也开始移居到这个帝国的本土之上。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英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人们不太清楚的是，其实从大时段的视野来看，现在的德国也是一个由大规模迁徙而形成的国家。萨丕尔（Sapir）在他的《语言论》里通过词源分析指出，甚至日尔曼人的远古祖先所说的是一种与印欧语系不相干的语言。[1]他们后来如何采用了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乃是一个尚未解开的历史之谜。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应当包括迁徙。至于古代日耳曼部落的持续南下，民族大迁徙时期的部落迁移，在普鲁士等地区与斯拉夫等族类的融合，一直到二战之后大量原本祖居于其他国度的德裔人口迁居到当时保留下来的德国领土，[2]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德国是否一个移民国家，实际上依赖于如何定义移民国家以及德国人的自我认定，诚然，德国人多数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
历史也表明，在古代，族类和人口的迁徙实际上没有什么界限，能够阻挡迁徙步伐的主要就是战争。今天欧洲的格局不仅是欧洲地区族群迁徙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族群大迁徙的结果。相应地，今天世界上每个国家内部族群和人口分布的格局也是迁徙造成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史。只要翻开任何一部中国移民史的著作，人们就可以发现，每一个朝代都在发生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中国主体民族即华夏民族在远古的传说中，就是经过迁徙而来到中原。因为以农耕为生，他们才相对于其他族群比较早地成为定居的族类。也正是因为定居的性质，华夏族类才会与北方游牧族群之间发生历经几千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也就成了华夏族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成为华夏族类及其国家不断壮大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种迁徙和移民造就历史和城市的景象在中国现代史上展现得更加宏伟壮丽。上海就是中国最典型的现代化移民城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经由移民而现代化的大城市；天津的情况也是一样。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它的方言上海话主要是从另一个城市移植过来的。天津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天津话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只是它不像上海话那样有明确的来源地。
中国改革开放更是促动了全方位的现代化移民，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到发达的地区，每年的春运就是这股移民运动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最为剧烈的年度性悸动。深圳是改革开放和移民运动所造就的一个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快速扩张为一个国际性的制造和创新的大都市，人口从八十年代初的30余万增长到现在1000万以上。除了移民，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和力量可以让深圳发生这般人口变迁的奇迹。移民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特区政策造就的移民差。
最后来看看北京。本人上世纪70年代末初来乍到之时，北京是一个宽敞而舒展的城市，商业服务相对落后，人口871万。而今天，经过四十年的大规模的移民，北京已经扩展为一个超大都市，常住人口达2170万以上。事实上，北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通过移民不断扩展的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迁徙以许多种形式出现，如征服、移民、戍边、难民、流亡、逃难和游牧等等。流亡与移民不一样。流亡主要指暂时的、被迫的迁徙。在古代，流亡通常是指紧急、被迫的乃至非法状态下的出走。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苏州刺史的任上写过一句名联“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表明即便在盛唐，在江南富庶之地的核心，也时或会出现人民流亡的现象。[3]大规模的流亡通常就是由战争或灾荒驱动的难民出逃。因此，流亡通常也就被称为逃难。
再往更古的时代看，一部春秋历史就充满了这样的流亡故事。在那个时代，人们给那些贵族和精英分子的流亡起了许多专门的名词，如出、奔、亡、流、逐等等。在今天，流亡仿佛成了精英人士的专利，比如流亡诗人，流亡政治家，很少有人将流亡用于一个平民。平民的去国离乡顶多就是移民，甚至有些人不得不偷渡。由此而见，自古以来，流亡一事的用词也是大有讲究的。西晋末年大乱，士族南逃，中原文明南迁，人们用衣冠南渡来指此事。事实上，中原人民亦相继流亡江南，但他们似乎不在衣冠南渡的指称之内。
这里我自然也就想到，中国的家谱就是一部迁徙与移民的谱系记录。每一部家谱是一个家族独立成派的历史，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外在原因就是因迁徙而分谱。因此，一部家谱所记载的世系或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之前的先祖，但是在宗祠所在地的定居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年。几乎每个宗族的另立堂名或分谱都是迁徙的结果。
行文到此，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有关迁徙的一些重要问题。（1）导致迁徙和移民的常见的原因和形式，包括游牧、殖民、战争、开疆拓土、逃难，以及现代化和城市化等。（2）迁徙与原住民会发生如下一些关系：取原住民而代之、同化原住民、与原住民融合或被原住民同化，最为消极的后果是外来的迁徙者与原住民一同灭亡。他们与迁徙途中遇到的原住民或其他族群也会发生相似的关系。（3）迁徙与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就从智人出现以来的历史而论，毫无疑问，只有迁徙才造就了文明。我们不必提到太古的事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表明，迁徙既能催生新的文明，也能毁灭发达的文明而导致历史的倒退；它也能够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或者通过混合和融合而造成一种新的文明。至于其中的冲突，我将在第三部分予以稍微详细的讨论。
二、移民：现代迁徙的困境
现代世界的迁徙与古代的所有迁徙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比如，从直观上来说，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是以人类迁徙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的。这是其一。其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群体性的迁徙基本上就是目标明确的移民，而古代的迁徙则包含多种因素，大规模的迁徙的目标通常是不明确的，而历时又可长达几百年。比如，突厥人的祖先从东亚北部经过几百年间迁徙到现在的土耳其，就并非简单的移民，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土耳其劳动力大量进入德国也不能说是一种迁徙，而属于移民。
粗略地说，现代社会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是殖民，比如最早到达美国的欧洲人。但是，首先从欧洲然后从世界各地向美国的迁移，从早期的殖民到后期就演变为移民。第二是移民。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我主要讨论移民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
现代移民有其固定的流向，即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从封闭地区向开放地区，从乱序地区向良序地区，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这些移民的某种类型，比如欧洲现代早期，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还伴随着人身的解放。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流向属于无可避免的现代化趋势，即使像德国这样以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为特点的国家，近年来柏林等大都市的人口也在加速增长。因此，今天人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建设大城市，而不是如何阻止人们进入城市。
现代性的移民是全球性的，只要有移民差，移民就是无可避免和阻止的，但在不同的国家或面临不同的困难。比如，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内移民长治久安地定居下来，而不是产生一代又一代的暂住民；而德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乃是是否、如何接受国际移民。因此，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活动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状态。
在这里，我把导致人们集体地迁移的动力原因称为移民差。它指农村与城市、贫穷地区与富裕地区、封闭地区与开放地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乱序地区与良序地区之间存在的综合性的社会水平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移民差的这些类型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移民的具体目的地即流向则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一些地区的移民差会降低，而另一些地区的移民差会升高。
与古代的迁徙不同，自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移民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或类似共同体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控制，这也是迁徙收缩为单纯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从现在看来，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发生一个族群整体大规模地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取代或征服那里的原住民，新建一个大的族类聚居区或一个国家的现象，也不会出现一个族类整体地迁徙到一个原始的或无人地区重建一个社会的现象。严格的边境管制原本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制度。厄梅尔在《欧洲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中引用了茨威格的一段话说，“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全体人类。每个人，只凭他心意，能够去任何一个地方并且在任何一处停留，无需任何批准或许可。我在1914年之前到印度和美国旅行时，甚至从未见过一本护照，每当我向年轻人讲述这些情况时，他们表露出的惊讶神情都令我感到好笑。”[4] 这就是说，即便在欧洲，护照也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流行。尽管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之前，人们的跨国旅行和移民没有像所说的这样方便和随意，但严格的边界制度确实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这当然也就使得古代那样的迁徙不再可能，而移民也要经过重重手续和批准。
不过，人们应当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如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大多数是由迁徙或移民而来，或者经历过大规模的迁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乃是移民国家。正是因为迁徙和移民，才出现了犹太人问题。另一方面，只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各种不同族类即民族、族群和部落等的居住地才固定下来。因此，移民才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一个法律问题。在这之前，移民当然是一个问题，比如社会、宗教和经济的问题，但大体上不是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尽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迁徙史，人类社会却尚未找到有效应付和处理大规模迁徙的办法。即便像美国这样被称为移民国家的自由民主大国，它的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多半还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符合许多人想法的移民政策，因此那些对移民持消极态度的人把票投给了他。于是，长度或许仅次于中国长城的一道阻止外国人的长墙就将出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而这里原本是美洲原住民自由往来的地区。
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移民现象中的一个复杂关系：迁徙者与定居者之间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即迁徙者不会永远是迁徙者，定居者却常常把自己视为永久的定居者。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比如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吉普赛人依然属于迁居不定的流浪族群。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家W.L. 托马斯和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两人合写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专门研究波兰移民移居欧美的现象，后来成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这两位社会学家描述和分析了如下事实：这些波兰农民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现代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来自德国、塞尔维亚的移民一起构成了现代美国产业工人群体，并且从他们之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5]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些移民的后代现在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他们之中的一些可能以城市人自居，以美国人自居，反对新移民。新移民反对老移民，这就是一种现世的变换，也是在许多地区和国家都发生的事情。
角色的这种变换主要源于利益的转换，后者也同时导致观念和态度的转换。美国现在居民的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或本身就是移民，比如特朗普是移民第三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新移民持消极的态度。
再进一步说，人类永远无法找到或制定出一套一劳永逸地解决迁徙和移民问题的制度或法律，因为只要人类存在，迁徙就总会发生。所以，一切移民政策、制度或法律都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诚然，现代民族-国家既是迁徙和移民的产物，却也为人类迁徙和移民制定了最多的规矩，而规矩就意谓限制。人类的有序流动是现代人的理想，但是，即便实现，它也只能发挥短期的效果。从今天的形势来看，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贫富差别、战争、宗教迫害、民族迫害、政治迫害乃至社会制度的不同，作为主要的移民差的类型，在可见的将来会一直存在。因此，人类社会，尤其是处于移民差高位的地区和国家，就需要做好长期应对迁徙和移民的心理准备。
康德，这位历史上最不愿意挪动自身的大哲学家，却对迁徙和移民提出了最为一般的主张：“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6]康德基于世界公民的理想做出这样的断言，而事实上这与人类自智人以来的迁徙史正相吻合。因此，他面向未来做出断言，却指出了过去人类定居与迁徙之间的一个基本事实，而未来人类的迁徙也必定要立足于如此这般的公平权利的主张。
三、移民与文明断层线的变迁
如前所述，人类迁徙在今天被各种制度和法律约束成单纯的移民，古代那类出于战争、争夺生存地和征服等原因的整个族群的大规模的迁徙，除了个别的例外，再难以发生了。移民虽然包含族类的特征，但是以孤立的家庭或个人，而不会以整个部落、地区或整个聚居区（如村庄）的形式迁徙。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类社会性的规则在移民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会顽强地发挥作用。在现代的移民群体里面，宗教和种族成为族类或族群自主划分的最主要根据，亦即认同根据，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源于移民的文明冲突的最主要根源。因此现代移民与古代迁徙同样，必然带来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尽管冲突的形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这里，我把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礼仪之间的冲突归为文化冲突，而把不同的宗教、语言、法律和权利观念之间的冲突归为文明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的文明冲突与古代的在形式上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大规模而激烈的文明冲突通过征服、战争、迁徙和殖民等实现出来。在今天，这样的文明冲突虽然仍有发生，但迁徙或移民不是它们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冲突倒成了移民的重要原因。现在由迁徙和移民造成的文明冲突的场所乃在于日常生活，在有不同族类杂居或混居的地方，个人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服饰、生活习惯和社会微结构等乃是形成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宗教信仰则是文明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除文明冲突之外，移民也导致种族冲突，而它与文明冲突一样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在谈到冲突时，我要提及另一个现象：不同族类和群体的大融合造就新的族类，比如人们提过的美国民族就是通过所谓的民族大熔炉形成的。不同族类的融合通常要通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与古代不同，在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这种融合需采取符合人权原则的方式。但是，这个原则既为现代族类融合提供了根本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张力和腾挪的空间。
谈到融合，就自然联想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的族类或民族都不是所谓的纯粹族类或单一民族，所有的族类和民族都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通过融合和同化而形成的。与古代相比，现代移民加速了这种融合，并且受到普遍性条件的支持和约束。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条件包含了内在的缺陷，可为一些极端的派别或群体所利用，成为侵蚀和毁坏自身的工具。比如以对基本权利原则的无内在约束的解释向违反基本权利的所谓宗教规范让步，以宽容的理由助长不宽容的行为、团体和个人。另外，事实上，移民群体本身也千差万别，不同类型的移民差并非兼容和协调一致。追求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带来封闭的观念和社会关系，或者未经启蒙的宗教信仰；追求城市生活的移民群体，也可能带来乡村传统人际关系的潜规则。
近几年在欧洲和美国由移民等引起的重大社会分歧、分裂和冲突现象表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能有效地应付和处理由移民带来的文明冲突，或者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以其自身立身的原则来有效地处理由不同族类的移民或种族引起的形形色色的文明冲突这个程度。
仅就欧洲而论，在那里由移民所造成的文明冲突如果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必定会改变几大文明的地理分布。不过，由于随心所欲的政治正确的限制，以及眼光的狭隘，这样一个趋势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在专门讨论移民及文明冲突的《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中，人们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北大德国研究中心日常举行的沙龙、工作坊和其他学术交流中，以及在我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中，这个现象及其所牵涉的问题则经常为人提及。当然，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尤其是公开的、在事实材料充分的基础上的讨论和研究乃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我们看到，黑格（Heger）通过论述和分析与移民相关的可能的犯罪行为，得出结论说，在德国，移民的犯罪率并不高。他的结论与人们通过媒体所得到的消息，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感受，虽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实证的研究却有其独特的说服力。
我们今天关注、研究这个题目，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是从由过去移民所导致的文明冲突之中预见未来文明冲突的走向和格局。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中有关文明断层线的判断在今天看来存在重大的缺陷。[7]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世界局势来看，文明断层线并不仅仅停留于国境线之间或地区之间，它已经推进到欧洲大城市的城区之间。这也就是说，文明断层线已经在欧洲文明核心地带的中心逐渐展现，而不再只是在欧洲文明的手边脚下徘徊。虽然亨廷顿也提到，在若干国家内部因为存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集团从而也存在文明断层线。但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国家不包括欧洲国家，尤其不包括西欧和北美的国家。[8]现实是相当冷峻的，然而，就如我们所见到、听到——甚至私下所经历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之中的部分在德国以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依然还是一个禁忌。
确实，无论在社会的内部还是外部，中国都无法置身于文明冲突的局外，而其面临的冲突或许更加尖锐和剧烈，也更加多样。倘若我们不能认真、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和理解这个现实，深入思考和提出应对的办法，那么文明的冲突也会在中国的大都市里面出现。亨廷顿在这一点上大概是对的，哪里有断层线，那里就有文明的冲突。
2018年3月4日改定于北京褐石园听风阁
[1] 萨丕尔，《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0页。
[2] “到1946年10月底，共有大约1000万名德裔难民和被驱逐者”进入被肢解后保留的德国领土内。参见《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第81页等处。
[3] 韦应物《寄李儋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4] 《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第70页。
[5] W.L. 托马斯 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137页。
[6] 语出康德《永久和平论》，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5页。
[7] “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8] 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发表于《北大德国研究》，2018年4月，总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