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至1930 年代中国新闻界危机与左翼记者的形塑
王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1920 年代末，随着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商业资本的扩张，移植西方的新闻学理及专业教育难以满足新闻实践的需求，加之民族危机持续发酵，中国新闻界陷入彷徨与困境。此时，一批不满于现状的新闻界进步人士，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左翼“社会科学”理论工具，对新闻业面临的时代问题做出回应，并逐渐形成共同的志趣，由此发展成为左翼新闻理论，进而形成左翼记者群体，并开展相应的新闻实践。这一方面是民国初年起中国新闻职业化探索的历史延续; 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新闻业者对行业危机进行思考与因应的产物，对中国新闻业随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左翼记者、商业化、职业化、社会科学
1930年代，中国新闻业在资本与技术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专业教育机构与职业团体大量涌现。[1]新闻从业者逐渐从传统文人群体中蜕变，形成职业认同，进而更积极地寻求扮演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社会角色。[2]然而此时，中国新闻业在职业化变革过程中却也面临重重危机，一批左翼新闻人成为反思那个时代的先锋，并逐步形成左翼记者的职业团体。[3]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除左翼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外，左翼记者的聚集、群体认同及其社会影响力，也成为左翼十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左翼记者群体的出现及其所提倡的新闻理念不仅是新闻职业化在中国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转折，更关乎中国新闻业随后的命运。现有研究虽对左翼记者独立个体或组织机构有所涉及，[4]但对左翼记者及其新闻理念形成的原委交代不足，尚待进一步揭示。其中，本文所指左翼记者并非仅仅是狭义上的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的成员，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自1920 年代末，新闻界不断分化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批判商业资本与权力网络带给新闻业的负面影响，反思精英化新闻专业教育的弊端，追求思想进步，进而在政治上发生左转的职业记者。本文力求回到历史语境中，深入探究1920 年代末新闻界浮现危机的时代背景，论述这一背景下左翼记者何以形塑；他们如何应对时局，萌生左翼心态和思想转向；如何建构左翼新闻理论，凝聚群体认同。
一、1920至1930 年代新闻界的现实困境与批判反思
191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闻业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迎来变革。辛亥革命前后盛行一时的政论报刊开始向商业化过渡。至1920 年代，新闻专业教育机构逐步建立，大量新闻学专著与专业期刊相继问世，各类新闻职业团体也应运而生。商业化固然推动了新闻业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在政治上淡化政党色彩，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商业化变革中，新闻界淡漠于政治问题，转而聚焦社会新闻以迎合读者，进而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这一结果与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于新闻业以公正、无私、服务社会公益的职业理念引导社会舆论的设想大相径庭。[5]至1920 年代末，一场悄然而至的危机促使新闻界不得不在反思与批判中重新寻找自身发展的出路。现有研究虽然意识到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与这场危机密不可分，但商业化也只是引发新闻界危机的一项重要起因，其背后反映出的中国新闻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或许更值得探究。
1920年代末，新闻业与其背后的权力、资本之间的张力越发明显，知识分子对新闻业的职业化社会角色认知与其实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已相去甚远。就权力层面而言，自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建政以来，不断强化其法统与道统，将其思想主义凌驾于新闻出版工作之上，并通过立法进一步制度化，力图主导社会舆论。[6]同时，国民党着力建设其宣传部门，以及《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等官方新闻机构，并试图吸纳部分新闻业精英，将其纳入权力网络。此举引发新闻界内部的急剧分化，赵敏恒、陈布雷、潘公展等一批报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走上仕途的。这一转变固然让新闻界面对强大政治力量而陷入难有作为的境地，[7]但推动转变发生的因素，如国民党吸纳知识分子的客观需求，知识分子群体内的舆论转向，以及北伐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具体而言，由于蒋介石建政之初面临干部匮乏的困境，收揽大量知识分子从政，成为他维系政权的一项要务。[8]出于对国家统一的维护，推动体制内的政治与社会改造，防范多元化的公共舆论，成为了当时知识精英群体内的主流意识。[9] 对成长于1920 年代的部分知识青年而言，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催生出民族主义与领袖崇拜的情怀。马星野便是这批青年中的一员，带着对北伐革命的浪漫想象，以及对领袖的崇拜感，[10]他毅然奔赴南京考取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11]成为其日后钻研国民党宣传理论与党报实践的发端。
就资本层面而言，随着1920 年代末报业垄断集团的出现，中国新闻界对于商业资本钳制社会舆论的担忧与日俱增，不仅加剧新闻界内部的不安，也引发社会对于报业发展的质疑。此前，新闻界精英们对于商业化曾有广泛共识。在他们看来，商业资本的引入无疑是推动报业走出政党垄断窠臼，实现新闻职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戈公振将新闻事业的发展视为“商业”与“职业”相互促进的过程，指出，“经济方面和生利方面”对于新闻业极为重要，因为人们难以“投身于不能营生的职业”。[12]邵飘萍视商业经营活动为新闻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商业发展水平不尽如人意，影响到各报纸的广告收入。相反，《申报》与《新闻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良好的广告经营。[13]
自1927 年起，史量才购入《时事新报》与《新闻报》股票，试图利用商业化之势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报业托拉斯。虽然这一目标最终并未完全实现，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报业商业化发展的信任危机。193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尖锐地指出，中国报业正被极少数人操纵，他们借助资本的力量，正成长为全国范围内的报业巨头，进而控制全国舆论。他告诫同行，报业巨头一旦“实行他们自己的新闻政策，那时也无所谓竞争，无所谓改进了”。[14]商业化不仅在新闻界内产生震动，还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质疑，报业经营者为此不得不向社会澄清，盈利并非他们的本愿，塑造新闻职业形象，服务社会公益的精神仍为报业经营的初衷。1929 年，《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的主持下实现创收，社会上的质疑也随之而来。人们担心，“《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以及“《生活》周刊赚钱何用?”邹韬奋回应时强调，其办刊宗旨“无所私于任何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鹄的”。[15]此时，《大公报》也面临同样问题，副总编胡政之回应指出，“新闻事业应为国家公器”、“新闻记者应为社会服务”、“不应该专重营利，只图赚钱; 也不应该专供政治利用，不为公理公益张目。”[16]
一些借商业化东风起家的报界巨头，此时也在转变立场。成舍我曾怀有打造新闻托拉斯的雄心，其报业经营活动始于1924 年在北平创办的《世界晚报》，后在南京与上海先后创办了《民生报》、《立报》。然而至1930 年代初，他的思想开始急剧转变，对商业化提出了尖锐批判与反思。1931 年1 月，成舍我到访密苏里新闻学院，曾向威廉院长当面请教新闻商业化过程中，如何避免报业巨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威廉答复: “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者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牟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成舍我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他强调，“不能容许在美国已经出现的‘新闻大王’的存在”，如若既要推动中国报纸的发展，又要阻止其步入欧美报业垄断集团的后尘，“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之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成舍我认为报业垄断集团的出现是将新闻业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分配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唯有探寻“革故鼎新”的发展道路，即推动报纸国有化，亦或允许私人经营报业，但抵制资本巨头的参与；明确报馆全体同仁的责任，分享收益与权力；另设监督机关，指导报纸对政治、社会的批评，将“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17]
1920 年代，新闻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另一困境则是缺乏专业人才，新闻教育由此备受重视。梁启超曾寄希望发展专业教育，以改变“报界人才之缺乏”。[18]戈公振将专业教育视为“新闻记者职业的准备”。[19]至1920 年代末，密苏里新闻学院通过与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校合作，将其课程与教学方法移植到中国。[20]然而精英化的新闻教育，对解决新闻一线人才匮乏问题，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燕大新闻系自建立以来，尽管广受欢迎，但学生毕业后，或被中央通讯社录用，或派驻到各大国做常驻代表，[21]即使步入基层新闻岗位，也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担当起主编、经理等要职。[22]时任上海《时事新报》特约记者的钱鹤曾感慨: “中国专门办报的人才很少，求过于供”，“倘使没有专门的人才去干，一般学识不佳的记者，往往被目为文丐和无聊的文人。”[23]
此外，通过移植欧美新闻学而习得的知识体系，能否适应中国现实需求，服务社会; 由此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如何被合理分配、利用，也是当时新闻界常常讨论的问题。《新闻报》时评记者、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郭步陶指出: “新闻学本是外国人先着手，关于这一科的书籍，多有从外国文翻译，或取材于外国书籍之处，造诣深一些的学人，总要到外国去镀一镀金。”这一情况导致“在外国学新闻的人，往往偏重外国，难于尽合本国办报的实用”。对于那些有西学经验的新闻专业人才，“一从外国回来，自己身价就高了”，往往在缺乏一线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就被安排到管理岗位上，“几乎非社长或总主编之类不就”，或是“走入外国报馆里去办事”，“而中国报馆仍是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绝大多数新闻机构而言，“就是一两个镀过金的学人来服务，也是不能有多大益处的”。[24]
由于以上问题，导致当时新闻一线从业者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各种社会势力借此向新闻界渗透，形成了记者与政党势力、商业资本及包括帮会在内的社会力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新闻从业者滥用职权，穿梭于政客间，从中榨取经济利益，致使行业风气糜烂。[25]以上海报业为例，一方面受到国民党权力部门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断遭遇帮会势力的腐蚀; 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表面上虽为独立的行业组织，但其中的执监委员多是由国民党选派的头面人物以及帮会成员。[26]面对国民党上海党部、青帮以及军阀政客等各种势力不断渗透进《新闻报》编辑部，即便是身为副总编辑的严独鹤对此虽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27]
二、新闻界出现的左翼心态与思想转向
1920 年代末新闻界出现的危机与困境与1930 年代的民族危亡相互交织，激发有识之士对现状进行反思，进而出现了心态与思想上的转变。首先，在面对精英化新闻教育无法完全满足行业所需时，部分报人开始尝试大众化新闻教育，并付诸实践。1928 年，顾执中完成北伐前线采访后，深感“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发展，迫使新闻工作不得不比从前一个时期更活动更积极，旧的只擅长于饮酒赋诗的新闻记者已处处证明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而新的新闻人才又极少，所以一有事，就不免乱拉人，而乱拉得来的人又往往不能适用”。他发现《新闻报》的随军采访中，“沈颂芳不过在景林夜中学新闻科听过几堂课，但工作成绩就比其他的人为好”，提出改善新闻专业教育为“中国的迫切需要”。[28]
同年，在顾执中的努力下，民治新闻学校创办，旨在培养职业记者所需的专业技能、职业精神与社会意识，为新闻界输送人才。[29]然而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一方面，民治与国民政府有着天然的疏离感，其教育资质长期得不到认可。[30]另一方面，正是像民治这样被国民党轻视的社会角落，往往聚集了思想进步的青年，中共的组织渗透也更容易实现。“许多政治上追求进步而未能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有了学习的机会。学生中除了一部分是高中毕业生外，既有小学教师、年轻记者、大学肄业的兼读生，也有未读完高中而具备就读条件的青年学生以及在职的各业小职员。入学凭考试成绩，不需要缴高中毕业文凭。这就为政治上进步( 包括少数地下党员) 又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贫寒青年大开方便之门。”[31]仅在学校办学的第二个学期，顾执中就发现学生中有不少地下党员，时常利用壁报和马路旁的电线杆宣传革命理念。[32]九一八事变后，翦伯赞、艾思奇、柳湜、陈同生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中，受邀来民治授课，[33]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进步思想。
其次，随着1930 年代初民族危机的加剧，政治化阅读成为社会风潮，持续发展商业化的报业资本家为追逐利润，大量发行迎合社会舆论需求的政论型报纸。[34]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以史量才、张竹平为代表的报界巨头的立场左转，进一步加剧了报业与国民党权力网络之间已有的张力。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形成共识，希望国民政府停止国内纷争，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抵御外辱。在此背景下，作为报业巨头的代表，史量才的政治立场开始出现明显转变。他多次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发表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反对新闻检查的主张，其领导的《申报》也因刊登支持抗日及一系列左翼言论，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35]为规避书报审查，《申报》专栏“自由谈”发表的时政杂文，用解读、嘲讽或影射的隐晦方式表达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客观上营造出否定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公众舆论。[36]
面对《申报》日益左倾，国民党试图加以遏制，但效果适得其反。起初，国民政府试图对史量才拉拢收编。黄郛曾建议蒋介石，召集史量才等人赴南京“会晤以资利用”。[37]收买失败后，史量才惨遭暗杀身亡。事发后，最高法院检察署虽下训令，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彻查并缉拿凶手，但自此再无下文。[38]随后，上海市党部执委会向国民政府提议逐渐向《申报》渗透。[39]走中间道路，以中立立场办报一度是那些游离于权力网络之外的新闻业者的普遍想法，但这样的幻想随着史量才遇刺而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对国民党政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40]
再者，新闻界遭遇的困境与1930 年代初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的集权统治等多重压力促使一批新闻界进步人士开始放弃对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欧美新闻学理产生质疑，将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寻找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新出路。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认识到国民政府的消极作为，而“国际联盟又是一个纸老虎”，[41]遂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和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方向，并于1932 年12 月到访苏联。戈公振在苏考察期间，与邹韬奋保持了密切联系。此时的邹韬奋也深感中国“愈痛于帝国主义的侵凌”。他向戈公振提出，“国人对于苏联现状均甚注意”，希望戈公振“就观察所及，多多赐稿”。[42]
1933 年6 月18 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暗杀后，邹韬奋在胡愈之、杜重远等人的劝说下，赴欧洲考察避难。[43]抵欧之后，邹韬奋难掩对英法德等西方列强的失望之情。他发现英法两国只有“纸上自由”，“尽管听任你在文字上大发挥”，“但在行动上，这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好像铜墙铁壁似的，都不许你越雷池一步!”[44]访德期间，他看到报纸已成为纳粹宣传部门的附庸，新闻记者也沦为“道地十足的应声虫留声机”。[45]当邹韬奋来到苏联后，心境大不相同。参观真理报大楼后，他感叹苏联同行优越的工作环境，称其印刷工厂规模“尤为宏大”，“采用全世界最新最进步的”设备。针对社会上质疑苏联言论自由的声音，邹韬奋从阶级的视角出发，提出苏联新闻业的言论自由是为由工农联合起来的勤劳大众，而非“剥削阶级的余孽及其种种寄生虫”。[46]在莫斯科，邹韬奋与戈公振数次畅谈，从中感受到思想上的进步。[47]苏联之行使邹韬奋在心态与思想上经受一次洗礼。回国后，他致信高尔基，称《生活》周刊将秉承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48]
1920 年代末至1930 年代初，身处新闻界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在对现实的种种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后，心态与思想上出现了左翼转向。这一转向一定程度上是对民国初年移植欧美新闻学理，精英化的新闻专业教育，以及商业化的报业发展模式进行的质疑与否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与左翼社会力量、中共党组织甚至苏联官方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并探索全新的新闻学理阐释，以因应时局变化。
三、左翼新闻理论的探索
1920 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与风起云涌的城市群众运动，使知识分子感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促使他们克服因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苦闷，积极探索事关国家出路与民族命运的真理。随着1920 年代末，大量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知识界开始深入了解唯物论、辩证法等理论工具，并将其应用于文化抗争中，推动左翼文化运动走向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问题”逐渐取代“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此时，知识分子尤其关注社会变革，认为必须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陡然增加，社会学转向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最鲜明的特征。作为19 世纪欧洲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理揭示出社会是历史演进的原动力，并将人类历史建立在社会结构之上，与当时中国知识界亟需的理论指导相契合，[49]因此出现了将社会主义学说视为“社会科学”的潮流。[50]在1930 年代初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中，诸如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被纳入科学范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加以阐释，经由主义化与政治化，实现了思想理论、概念工具与时代感召的结合，引领知识青年投身到社会改造的运动中。[51]此时，“社会科学”也为左翼新闻思想萌发提供了理论源泉。
事实上，中国新闻学早在1930 年代前，已被冠以科学之名。徐宝璜在其遗著《新闻学纲要》中指出，新闻学“研究结果，颇多所得，足以构成一种科学”。[52]然而此时徐宝璜口中的“科学”只是将新闻视为一种专业问题，探讨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1930 年代出现的左翼新闻理论探索，则借助左翼社会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将新闻视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环节，关注新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中国新闻界遭遇危机与困境的实质，探索改造新闻界的途径。袁殊与张友渔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曾赴日研习新闻学，由此走向了探索左翼新闻理论之路。
袁殊曾于1928 年底赴日学习新闻，次年夏天归国后，萌生办报的想法。[53]1931年3 月16 日，《文艺新闻》正式出刊。袁殊希望借此“改变上海新闻界的腐败落后状况”，同时“以记者的身份列入新闻界，作为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以绝对的新闻的立场，与新闻之本身的功用，致力于文化之报告与批判。”[54]袁殊所指的“真正的职业记者”已非基于西方标准，而是借鉴苏联的阶级分析与大众教育的新闻观。袁殊对当时新闻界极度失望，他认为“无冕之王”、“有闻必录”等甚嚣尘上的论述已无助于解决新闻业的实际困境，他试图从“新兴阶级”的视角出发，探索一套强调媒介的“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功能，且“为劳苦大众说话”的新闻理论。[55]
袁殊的新闻理论探索深受“社会科学”的启发。陈望道是较早介绍翻译“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1925 年，美国学者萨克思( A. S. Sachs) 在其著作《科学的社会主义底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一书中，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学理。该书经彭芮生翻译，于1929 年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56]随后，陈望道与施存统将“科学的社会主义”一词改称为“社会科学”，并于1930 年，以《社会科学原理》之名将该书再版。[57]袁殊与陈望道私交良好，在其筹办《文艺新闻》时，曾就相关问题征求陈望道的意见，并得到其鼎力支持。[58]
受此影响，袁殊认为新闻学不能只立足专业问题，也绝非一门仅侧重采写编评等专业技能的学问，应上升为“社会科学”，即新闻“从社会科学的洗礼里，确定科学的中心的思想”，需要直面“社会问题”，使从业者具备科学理智的头脑与刻苦奋进的精神。[59]这意味着他对新闻学的认知不再拘泥于专业束缚，而是借鉴唯物论、辩证法、阶级分析以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法与理论工具，实现对新闻基本特征，及其社会职能的重新阐释。
袁殊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是造成当时新闻业各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依靠专业精英与资本巨头的改良不能从根本上使新闻业摆脱困境。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塑出复杂且矛盾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政治只能解决资源分配与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而新闻业则担负起揭示社会问题，并将其广泛传播的重任。因此，新闻业不仅代表“社会的权威”，也成为“操纵社会的力量”，甚至其社会地位高于政治之上。[60]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包含了极大矛盾”，因此新闻业在这种制度下难以维系其职业价值与操守，不免沦为“歪曲了事实与理论以欺骗读者”的工具。袁殊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业被赋予的责任与其所能承担的义务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新闻从业者只能“完全愚蠢的顺从着所谓促进文明的现代新闻纸之本身的矛盾，忠实做着统治者的附庸奴隶”。在袁殊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新闻”注定只能被“大多数阶级之对敌的少数人阶级”所垄断，因此通过推动商业化，以求改良新闻业的主张并不可取。对于新闻业的未来，他指出，“不要把希望的眼光，时刻倾注的投在望平街的高楼”，而应当另辟蹊径，“准备修成自己之新闻的理论与技术; 直接是以备将来去从事于新闻工作，间接也就是要参加社会革命斗争。”[61]
在重塑新闻学理论方面，袁殊受到《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黑田乙吉的启发，提出“集纳主义”，以求赋予新闻学以全新内涵。黑田曾留学苏联，对当时苏联新闻理论有较深入研究。袁殊从黑田的论述中更加系统地了解了苏联新闻观，并将其译成中文，刊发在《文艺新闻》。在黑田看来，苏联新闻业被赋予了多重政治功能，即政治行动的先导，政治教育的手段，凝聚大众力量的武器等。因此，苏联新闻业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机构，其性质与被称为“journalism”的资本主义新闻业有本质区别。[62]袁殊承袭了黑田对苏联新闻观的理解，指出“新闻”一词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谎骗造谣的别号了”，且已有的新闻学著作未能涵盖“真实的journalism”，因此将journalism 冠以“集纳”之名。他尝试重新界定“新闻”一词，扩大其外延，将journalism 解释为: “一切有时间性的人类生活之动态的文字、图书、照相等，使之经过印刷、复制的过程，再广遍的传布给大众。”这一定义旨在突破现有专业知识的局限，从人类文明活动的视角出发，突出强调了新闻的普遍性、社会性与大众教育职能，即“使大众在生活行为上，受到活的教养，而反映于其生存的进取与努力”。[63]
袁殊对“集纳”的定义及主张，展现出他对新闻业进行彻底改造的雄心，谢六逸与任白涛等新闻学前辈们对此颇为支持。[64]至1931 年末，任白涛、黄天鹏、翁从六与袁殊一道，召集《申报》、《新闻报》、《时报》、《文艺新闻》，以及复旦大学与民治新闻学校等一批进步记者及师生，共同发起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希望借此大力宣传研究集纳主义。[65]然而，这次尝试却未达预期。在袁殊看来，任白涛等人只是“旧民主主义者”，以至在新闻研究会上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事实上，任白涛一方面赞赏袁殊的“集纳”立场，并对袁殊的理论探索与担当精神给予支持，称“这是很好的态度”，“希望他永不改变这种态度”。另一方面，任白涛对袁殊的理论主张又有所保留，以至于在给袁殊的《学校新闻学讲座》作序时，特别声明自己的新闻学研究态度“早已在‘应用新闻学’的自序中郑重声明过”，试图澄清其立场与袁殊有所出入。[66]
两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任白涛更关注“专业问题”，强调新闻专业实践; 而袁殊更关注“社会问题”，强调新闻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探索新闻学理与实践的共同追求，袁殊与任白涛于1929 年前后相识，此后他们联系密切，常探讨各类新闻学相关问题，并交换书籍资料。[67]尽管两人都曾留学日本，接受新闻学熏陶，但他们却成长于不同时代，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因而各自的理念也不尽相同。1916 年，任白涛赴早稻田求学时，正值日本大正初期，一方面继承了明治时期的维新开化成果，另一方面又因欧洲大战爆发，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日本。此时，日本新闻业在相对繁荣和民主的氛围下，经历着商业化变革。随着资本不断注入，各大报社扩大新闻生产规模，标榜“准确”、“及时”、“中性”的报道原则，并形成推动民主运动的舆论力量。[68]任白涛在其著作《应用新闻学》中，主张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社会之师表”，持有“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立场，[69]一定程度上受到大正时期日本新闻业发展的影响。然而至1920 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危机，报社经营遭遇困境，逐渐沦为各派政治势力的附庸。与此同时，在日益盛行的左翼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新闻界陷入左右两派的严重对立中。[70]随着日本左翼运动的兴起，大量介绍研究左翼革命理论及苏联社会建设经验的文献出现在日文书报资料中，袁殊从日文文献中了解到苏联新闻观，意识到这是为劳苦大众代言的“新兴阶级的新闻学理论”，为之一振。[71]
这一时期，张友渔通过广泛吸收借鉴佐野学、青野季吉等一批日本左翼新闻人的思想主张，更系统地对新闻的阶级属性与职能加以阐释。张友渔早年曾在天津《泰晤士晚报》以及北平《世界日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后于1930至1934 年间三度赴日求学。[72]自1931年起，他开始关注日本新闻理论、政策及实践方面的研究著述，并以马克思主义学理为分析工具，完成其著作《新闻之理论现象》。在书中，针对日本著名报人杉村广太郎将新闻视为社会公器，促进社会文化的主张，张友渔提出了不同看法。依据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论述，张友渔强调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并在表现社会意识的过程中展现其阶级属性。他指出: “报纸本身是阶级社会中之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它的背后常站着一种阶级的势力，至少也站着党派的势力，因而它们所登载的消息，不能不渗透过这种阶级意识或党派意识的作用，隐蔽了或改变了它的真象。”[73]
通过阶级分析，张友渔进一步指出在不同阶级手中，新闻业扮演着不同角色，“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74]进而言之，新闻是统治阶级“实行一种思想的统制”，作为其暴力统治的补充，而被统治阶级则“在暴力的反抗之外，常拿新闻来作一种反抗的工具”。由此，张友渔认为新闻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在于维持社会公益，而是满足社会不同阶级间的斗争需求。他进一步指出: “新闻最能表现它的性质和任务的时期，是在旧社会和新社会间，正在变革，旧势力和新势力间，正在斗争，以及新社会代替旧社会而成立，但新势力还没有巩固地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此外，针对新闻商业化过程中，报业经营者常标榜其“中立”、“不党不偏”、“超阶级”的立场，张友渔借鉴日本左翼文人川口浩的主张，指出新闻的所有者是资本家，广告主作为新闻业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资本家，因此商业化并不能改变新闻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75]
其实，早在1922年2月12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的演讲上，已开始借鉴、应用并宣传马克思主义，[76]到1930 年代，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学理为理论工具，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左翼新闻理论。这意味着中国新闻学完成了从先前的专业视角到“社会科学”视角的认知转变。左翼新闻理论在形成过程中，依托唯物论、辩证法与阶级分析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聚焦新闻业发展与社会形态演变之间的联系，从而呈现出新闻业内在的阶级属性，以及权力与资本对新闻生产的内在机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进而揭示出民初以来，在新闻界盛行一时的“中立”、“非党”等一系列主张的片面性，为随后的左翼新闻实践，乃至中共的新闻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四、左翼记者的群体聚集与新闻实践的开展
相较理论创新，左翼记者形成群体聚集并开展新闻实践的经历则更为艰难曲折。1927 年国共分裂后，《布尔什维克》、《上海报》等一批在沪的中共党报党刊遭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与查禁，因此不得不停刊或转入地下出版。[77]然而此时，中共党组织及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有一定的公开活动空间，[78]这一情况成为推动左翼新闻实践的有利条件。以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与《文艺新闻》为依托，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瞿秋白、邓中夏、潘梓年等人的推动下，于1932 年3 月20 日成立，后于1934 年1 月7 日秘密出版机关报《集纳批判》。[79]该报在发刊词《我们的使命》中明确了“左记联”所追求的理念与奋斗目标。文中强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所谓新闻事业已成了某阶级压迫、麻醉、欺骗某阶级的工具。”进而提出:
“一切阶级的现象和现实，是新闻产生的源泉; 是造成斗争理论底综合的前提。”[80]“左记联”无论是采用“集纳”一词当作报名，还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核心理念，号召新闻从业者高举革命大旗，都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左翼新闻理论探索的成果，然而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工作的过程往往充满艰辛曲折。“左记联”声称，“争取新闻事业在一切交通机关——航空航海铁道邮电——的无条件的绝对便利”，号召“粉碎并摘发一切反动新闻托辣斯国民党法西斯蒂各色官僚军阀的走狗报及其御用的走狗记者之欺骗与其存在”，并“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认识批判过去布尔乔亚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社会基础与阶级的存在”。[81]这些诉求直接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以及主宰新闻业的资本所有者，极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进而遭受限制乃至迫害、取缔，因此“左记联”的活动并未取得实质进展。[82]
在袁殊看来，“左记联”的一些主张与实践在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很难生存下去，工作定位与实际情况有偏差: 其成员作为记者担负着职业责任，应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报道社会问题，但实际工作却仅局限于工人群体。经过这番总结，袁殊开始尝试筹划非正式的座谈，从新闻职业本位出发，淡化政治色彩，包容各种政治派别，最大限度地团结新闻从业者，借此推广他的“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达成统战，以在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帮派林立的上海打开局面。[83]自1933 年夏天起，他与陆诒、恽逸群、范长江等一批新闻从业者，相约每周聚餐，讨论新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新闻学理论与实践、中外时事分析、报纸报道点评及言论表达，以职业交流为契机，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参与者的认知。随着探讨的深入，与会者皆感日渐受益，参与人数从最初的三五人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随后又联系《大美晚报》开设《记者座谈》专刊，将每次讨论内容记录整理后进行刊发。[84]
随着《记者座谈》专刊的持续出版，讨论的日渐深入，左翼记者不断聚集，并逐渐形成群体认同。此时，参与讨论者、《记者座谈》的撰稿者，他们的背景、政治立场差异较大，如陆诒在思想上依旧对民主主义抱有期待，《新闻报》记者杭石君则有较深的帮会背景。[85]尽管如此，袁殊和恽逸群确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86]袁殊的多重身份[87]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合不同身份与观念带来的紧张对立。因此，《记者座谈》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新闻业者对职业“责任担当”与“自由守望”的期许，[88]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思想理念与政治背景上的差异，《记者座谈》对当时新闻业所关注的问题有着多元化的认知。
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为《记者座谈》带来活力，讨论因此得以持续开展。以商业资本运作为例，杨半农对此持有较为积极的看法。他并不认同“新闻纸的私营制，易于流成资本主义的产物”，提出: “经营新闻纸非资本莫办。”至于资本运作下，如何防止新闻媒体被用以它图，杨半农寄希望于读者，强调滥用媒体是事实，但“难逃过明眼人的判断”。[89]杨半农与先前威廉的看法不谋而合，指出新闻界对商业资本的批判已矫枉过正，强调读者才是新闻业最好的监督评判者。袁殊则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期待“作报者”与“看报者”的合作努力，以解决商业资本垄断带给新闻界的弊病，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希望寄托。在他看来，由商业资本所引发的一系列新闻业矛盾，是由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所引发，因此更应关注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改变。[90]有别于袁殊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提出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此暗含呼唤时代革命的诉求，恽逸群多从务实的视角出发，针对当时新闻业面临的具体问题，从新闻本体论出发，阐发他对新闻职业的期许。基于当下“新闻纸没有离开商品化范畴”的客观事实，恽逸群认可广告是“整个报馆的生命之源”，但提倡新闻与广告要有明确界限，避免“纯广告性的新闻消息”无节制地占用新闻版面，以损职业道德。[91]
针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座谈》一方面呼吁新闻职业团体自律自强，通过“研究学术技术，检讨理论，整饬风纪”，改变“颓废”、“悲观”、“浪漫”、“软弱”、“自私”的行为举止，[92]另一方面也试图从新闻职业立场出发，表达抗争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隐喻。杨半农将国民党实施的新闻检查视为被动应对日本威胁，却无助于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93]恽逸群批判当时的环境迫使新闻界“不许说出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只是“讲人家臆造的谣言”。他呼吁新闻界“不应再被人们利用做麻醉品”，而应担负起新闻记者的职责，不屈服新闻统制的压力，“做民众的喉舌，民众的耳目。”[94]
在亲历者看来，《记者座谈》的讨论会在相对轻松自由的氛围下开展，就新闻理论与实践工作展开探索争鸣，实现自我教育与团结进步。[95]尽管《记者座谈》在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化，但讨论的焦点却聚焦于回归新闻职业本位，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参与者形成群体归属感。此时对于新闻职业的认知，已不同于民国初年为逃避政治，而单纯强调新闻的客观与非党原则，而是在无形中赋予了新闻职业以应对民族危亡与改造社会的政治职责，使之带有左翼色彩。
然而，左翼记者的养成绝不是纸上谈兵的结果。中国素有文人论政的传统，但缺乏深入调查的实证精神。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线采访虽为必备要素，但言论始终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至报人追求的是其言论的权威性，即“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96]至1930 年代，各家报馆外勤记者匮乏，由于缺少深入实地的采访，“新闻自形减色”，不得不依赖于各大通讯社，“往往至于受人利用”的窘境中。[97]九一八事变后，加强边防建设的重要性开始深入人心，开发西北地区的呼声日益强烈，然而民众对于西北的认知十分有限，西北地区考察见闻成为社会亟需的读物。[98]此时，有关西北地区的信息成为上海各大报馆竞相刊登的内容，然而外勤记者长途跋涉所需差旅费用远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且各报馆大多不愿花费这笔支出。[99]袁殊凭借出色的社会活动力与广泛的人脉交往，为左翼记者赴第一线采访考察创造各种有利条件。1934 年初，经袁殊安排，顾执中与陆诒等上海记者团一行六人获得四川民生实业公司及英国公使馆的邀请与差旅资助，前往四川西康等地考察。[100]在民族危机四伏的年代，范长江、陆诒、孟秋江等左翼记者深入中国抗战前线及西部大后方，在深入第一线的实地采访过程中，他们更深刻全面地认清了中国抗日图存的艰难现实，爱国情怀与职业使命感油然而生。陆诒曾感慨，在淞沪战场、热河、绥远及卢沟桥前线，爱国将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激励他奋笔疾书，通过新闻报道振奋人心。[101]《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到青海去》等一批基于鲜活生动的采访见闻而写作完成的通讯集相继出版，成为畅销之作。这些著作结合翔实的一手采访素材与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融入个人的深度思考与分析，不仅开创了引领1930 年代中国新闻界的新闻写作体裁，更推动了新闻成为强有力的大众教育工具。[102]①
自1920 年代末，各类新闻团体在上海的活动日渐频繁。尽管不同的新闻团体之间人员构成不同，各自的主张也有差异，但在争取新闻工作者权益，反对国民党对新闻的干涉等方面往往能形成某种共识。[103]至1930 年代中后期，左翼记者通过不断凝聚共识，形成群体认同，并公开发表其立场与主张。1936年1 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刊发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指出职业记者的职责应为: “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要把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实际情形，坦白地报告给读者; 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说民众所必要说的话。”
《宣言》对国民党新闻统制提出批判，声明: “言论自由、纪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呼吁抵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同时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呼吁“报纸应该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唯一武器”。[104]该《宣言》共有70人签署，其中不仅包括顾执中、陆诒、谢六逸、郭步陶、恽逸群、杨半农、卜少夫、萨空了等左翼新闻人，在上海文坛及新闻界已小有名气的包天笑，以及《大美晚报》主编石昭泰( T. O. Trackery) 也参与其中，形成记者群体的一次广泛集结。由此可见，自1930年代中期起，左翼记者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引领时代的先锋。
全面抗战爆发后，媒体在战争动员机制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展开，中共在国统区的出版宣传工作也由先前秘密进行转为公开活动，中共的党报理念和工作方式随之发生改变。随着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延伸至新闻战线，对新闻专业人才的争夺也变得更为重要。1937 年7 月10 日，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夏衍，提出在国统区针对新闻工作者建立统一战线，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工作。[105]经范长江、羊枣、袁殊、恽逸群、陆诒等一批左翼报人的参与筹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于同年11 月8 日成立，成为中共与一批心怀救亡理念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平台。[106]此后，他们相继进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国际通讯社等中共组织领导下的新闻机构，凭借其专业知识与技能，采编读者真正关心的新闻，提升了社会公众对中共的认知、理解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影响。
五、结语
思想史研究认为，自清末民初起，传统士人开始实现向职业报人的身份转变，期间曾展现出追求非政治化的意愿，然而政治势力却借重报章媒介实现自身诉求。至1920 年代末，意识形态化政党的出现使得媒介舆论控制得到加强，新闻业再度充满政治气息。[107]这一历史轮回固然可以总结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系后统制新闻舆论的结果，但不可忽略的是，1920 年代末，商业资本的驱动正在形成报业垄断集团，这也引发了新闻界自身对这一趋势潜在负面影响的种种疑虑。这一时期，移植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经验，为中国培养新闻人才的方式也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弊端。这些因素几乎在同一时间汇聚交织，使得新闻实践与知识分子所预期的职业化发展方向大相径庭。新闻界由此陷入对现状的深刻反思中。他们在对于原有价值进行批判的同时，又亟需建构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使之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需求。
19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危机，社会陷入困顿与焦虑的舆论氛围中。新闻界与国民党权力网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内外交困中对美英等西方列强的失望也陡然增加。由此，一部分新闻界进步人士开始重新探索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出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苏联。此时恰逢左翼文化盛行之际，左翼社会科学思想的引进和传播为新闻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源泉。袁殊、张友渔等人正是借助这一理论工具，一改民初形成的将新闻学视为一种专业的论述视角，转而将新闻生产实践视为社会问题的一环，从而揭示出新闻的阶级属性、大众教育与社会动员的职能，并对新闻的商业化经营、职业化重塑、新闻与社会改造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全新阐释，形成左翼新闻理论。此后，多元化的探索和讨论促使新闻界一部分进步人士逐渐形成群体认同，并积极开展因应社会需求的新闻实践。
学界曾将苏联宣传理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视为新闻职业化的终结。[108]不可否认，左翼记者群体的出现及其新闻理念的探索，职业身份转变，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苏联新闻宣传理念，预示着新闻业在一些方面回归政治导向。然而无法忽略的是，这一历史演进始于中国新闻界自民国初年起所尝试的新闻职业化探索，以重塑新闻职业操守为初衷，在民族危亡之际自主追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闻业发展路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多重面向的左翼记者群体，初步完成了新闻理论的创新与建构。这对当时的新闻业而言是一种全新的风气，并对随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刊登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2期
注释：
[1] Stephen R. MacKinn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vol. 23, no. 1, 1997, pp. 7-8.
[2] Xu Xiaoqun，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2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1-162.
[3] Terry Narramore, “Illusions of Autonomy? Journalism, Commerce and the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Billy K. L. 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and James K. Chin, ed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8. 穆德礼(Terry Narramore)教授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到访中国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宣讲该论文的早期版本，后经李斯颐编译，以《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为题，刊载于《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
[4] Hung Chang-tai, “Paper Bullets: Fan Changjiang and New Journalism in Wartime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7, no. 4, 1991；段勃：《中国最早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社团———从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到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编辑之友》2011年第8期；蒋含平、梁骏：《转身之间:职业期许与救亡图存———1930 年代的左翼记者群体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李秀云、吴云柯：《20、30 年代左翼报人的新闻理论》，《学术交流》2016 年第12 期。
[5] Timothy B. Weston, “Minding the Newspaper Busines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n 1920s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31, no. 2, 2006, p. 31.
[6] 1928年5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施行《著作权法》，将“显违党义”列为违禁事由，由此拉开了国民党以其思想主义为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之原则，并以立法方式将其制度化的序幕。在随后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如1929年1月10日的《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8月23日的《出版条例原则》、1930年3月17日的《出版法》，以及1932年11月24日的《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以“总理遗嘱”、“三民主义”等国民党核心价值作为言论审查标准。参阅《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1 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8－90页。
[7] 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
[8]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15－517页。
[9] 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69－70页。
[10] 北伐给马星野的心灵带来极大震撼，他对此曾讲道：“时院长领导国民党革命军北伐，扫荡军阀，旌旗所至，万民欢迎，而又尤以我辈未满二十岁之青年革命热忱如潮如泉。”参见《马星野自述》，1952 年4月12日，马星野档案，档案号099－01－01－01－00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 《马星野先生行述》，《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 “中央日报”社，1992 年，第493－494 页。
[12] 戈公振:《新闻学撮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2页。
[13] 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黄天鹏编：《新闻学名论集》，上海: 联合书店，1929年，第47 页。
[14] 谢宏徒(谢六逸)：《最近的感想》，《文艺新闻》1931 年6 月1 日，第3版。
[15]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周刊第4 卷第1 期，1928 年11 月18 日。
[16] 胡政之: 《我的理想中之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上海: 良友公司，1932 年，第1 页。
[17]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 《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公司，1932 年，第7 页。
[18] 梁启超：《梁序》，戈公振：《新闻学撮要》，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5 年。
[19] 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报学月刊》第1 卷第2 期，1929 年4 月。
[20] 以燕京大学为例，自1929 年9 月正式成立新闻系以来，通过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合作，拥有了以黄宪昭、聂士芬( Vernen Nash) 等人为代表的中美两国资深报人组成的师资队伍。依照密苏里的教育理念，燕大新闻系设置了写作、采访、编辑以及报业管理和广告等课程，教师由美国职业报人或留美华人组成，教材也全部为英文。详见卢祺新、葛鲁甫: 《燕京新闻系》，《燕大文史资料》第3 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29－31 页。
[21]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6, p. 70.
[22] 燕大新闻系1926 届毕业生饶世芬毕业后任职于北平国闻通讯社英文部，至1932 年已为英文《平西报》经理。1931 届周科征毕业后曾任职《天津商报》，次年便担任天津体育周报社长及主编。同年毕业的王成瑚任职于其父经营的《汉口公论日报》。详见黄昭宪: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燕京大学编: 《新闻学研究》，上海: 良友公司，1932 年，第8 页。
[23] 钱鹤：《教育与报纸的关系》，黄天鹏主编：《新闻学演讲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145－146 页。
[24] 郭步陶：《造就新闻人才和办理新闻事业有彻底合作的必要》，《新闻学期刊》1935年第1期。
[25]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39页。
[26] 陆诒：《文史杂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 年，第146页。
[27] 陆诒：《忆严独鹤先生》，《新闻研究资料》1987 年第3 期。
[28] 顾执中:《报人生涯: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336页。
[29] 1930 年起，陆诒每晚来民治学习新闻课程，期间得到校长顾执中、戈公振、严九鹤等新闻战线上前辈们的亲临指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诒被《新闻报》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录用为助理，由此开始了职业记者的人生。次年1月28日，陆诒奉命奔赴前线，采访中国守军官兵，因表现出众，获得同行的认可，不久被报社提拔为正式记者。参阅章戈:《真切翔实绘时事、朴实无华是本色———陆诒谈新闻工作生涯》，《群言》1993 年第12 期。
[30] 就校名问题，起初以“民治新闻学院”提交教育部，结果遭到否决，顾执中又将其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但潘公展并不买账，并语带嘲讽地提议改称“民治新闻补习学校”。详见顾执中: 《报人生涯: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338页。
[31] 罗列、徐中尼:《流水不断，草木长青———缅怀母校上海民治新专》，《民治新专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第13页。
[32] 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340页。
[33] 顾执中: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简史》，《民治新专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第1－2 页。
[34] Chin Sei-Jeong, “Print Capitalism,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ass Media in 1930s China,” Modern China, vol. 40, no. 4, 2014.
[35] 陆诒任《新闻报》记者期间，曾多次遇见史量才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并发表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反对新闻检查的主张。1933 年春，陆诒因交涉《新闻报》一篇东北抗日义勇军稿件被上海新闻检查所扣发之事，与《申报》联系，应约至史量才办公室，一起与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陈克成交涉。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史量才严厉斥责陈克成：“时至今日，你们还要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以此表达他鲜明的抗日态度和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批判。详见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新闻研究资料》1982 年第6 期。
[36] 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3－194 页。
[37] 《黄郛电蒋中正可否拨冗约杜月笙史量才等五人来京会晤以资利用》，蒋中正总统文物，1934 年6 月7 日，档案号002－080200－00168－003，台北“国史馆”藏。
[38]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最高法院检察置令通缉史量才被刺匪徒的文件》，1934 年，档案号Q181－2－581，上海市档案馆藏。
[39] 《上海市中国国民党党部执委会电蒋中正申报改组公司可否由中央筹款加股并派报界闻人主持编辑事务》，蒋中正总统文物，1934 年11 月22 日，档案号002－080200－00193－098，台北“国史馆”藏。
[40] 陆诒:《史量才与〈申报〉》，《20 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8 页。
[41] 戈公振: 《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生活周刊》第8 卷第31 期，1933 年6 月13 日，第15 页。
[42] 邹韬奋：《致戈公振》(1933 年4 月5 日) ，上海韬奋纪念馆编：《韬奋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39 页。
[43] 详见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56 页。
[44] 韬奋（邹韬奋）：《萍踪寄语初集》，上海: 生活书店，1935 年，第254 页。
[45] 韬奋（邹韬奋）：《萍踪寄语二集》，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第112 页。
[46] 韬奋（邹韬奋）：《萍踪寄语三集》，无出版机构，1936 年，第284－290 页。
[47] 韬奋（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世界知识》第3 卷第4 号，1935 年，第174－177 页。
[48] 《致高尔基（英文）》（1934 年7 月26 日），上海韬奋纪念馆编: 《韬奋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40 页。
[49]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 36.
[50] 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曾撰文，对当时将社会主义学说混同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问题的潮流提出批判。参见孙本文：《何谓社会问题》，范祥善编: 《现代社会问题评论集》，上海: 世界书局，1930 年。
[51] 唐小兵：《形塑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5 期。
[52] 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联合书店，1930 年，第1页。
[53]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54] 袁殊：《文艺新闻最初之出发》，《文艺新闻》1931 年3 月16日，第1版。
[55]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39页。
[56] 〔美〕萨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底基本原理》，彭芮生译，上海：江南书店，1929 年。
[57] 〔美〕萨克思：《社会科学原理》，陈望道、施存统译，上海：上海我的书店，1930 年。
[58]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0页。
[59] 袁殊：《学校新闻讲话》，上海：湖风书店，1932 年，第172页。
[60] 袁殊：《学校新闻讲话》，上海: 湖风书店，1937 年，第6－7 页。
[61] 袁殊：《学校新闻讲话》，上海：湖风书店，1937年，第169－173页。
[62] 黑田乙吉：《苏联新闻概观》，《文艺新闻》1932年1月25日，第3版。
[63] 繍一（袁殊）：《集纳正名》，《文艺新闻》1932年6月20日，第6版。
[64] 袁殊：《记者道》，上海：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第85页。
[65] 曾龙：《我的父亲袁殊》，台北：独立作家，2016 年，第150－151 页。
[66] 任白涛：《写在袁著“学校新闻讲话”的白页上》，《学校新闻学讲话》，上海：湖风书店，1932 年，第13-14页。
[67] 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
[68] 小野秀雄：『新聞の歴史』，東京堂，1961 年，93－94 頁。
[69]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第10－11页。
[70] 小野秀雄：『新聞の歴史』，東京堂，1961 年，98 頁。
[71]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0 页; 李之：《传奇式人物———袁殊》，《镇江文史资料》第12 辑，第80 页。
[72] 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新闻研究资料》1982 年第3 期。
[73] 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1933年12月14日），《张友渔文选》(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34 页。
[74] 张忧虞（张友渔）：《新闻之理论现象》，太原: 太原中外语文学会，1936 年，第3页。
[75] 张忧虞（张友渔）：《新闻之理论现象》，太原: 太原中外语文学会，1936 年，第7－10页。
[76] 详见陈力丹:《关于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三位教授的演说词》，《新闻研究资料》1989 年第3 期。
[77] 详见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 1850 －1949)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626 － 647 页。
[78] 尽管1927年后，国民党对中共采取了高压态势，但三民主义依旧为其党纲宗旨，且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也标举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等主张，因此并未完全禁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由此使得共产党人及左翼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依旧可以在思想文化领域公开活动，并在社会上掀起左翼文化思潮。参见杨奎松: 《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 : 内战与危机（192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4－195页。
[79] 「左翼宣伝印刷物調査表」、JACA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950000、共産党宣伝関係雑件/対日宣伝関係/共産主義文書輸入、密輸、輸入禁止関係(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古钟: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史略（1932－1936）》，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6－307页。
[80] 《我们的使命》，《集纳批判》1934年1月4日，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3－304页。
[81]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集纳批判》1934年1月21日，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304－306 页。
[82] 1934年4月3日，《社会新闻》刊发《左翼记者会破获》一文，披露“左记联”在上海实际仅有不到20 名成员，除在《集纳批判》上发表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主张外，就是在亭子间做有限的讨论。这些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事人纷纷被捕。作为一份为数不多的能够反映“左记联”活动的材料，这则报道虽有夸大偏颇之嫌，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左记联”的很多主张与现实有严重脱节，难获社会认可，更谈不上付诸实践。参阅离离: 《左翼记者会破获》，《社会新闻》1934年4月3日，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 年，第337 页。
[83] 袁殊：《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4－46 页。
[84] 详见陆诒：《“青记”的前身: 上海记者座谈》，《新闻研究资料》1981 年第2 期；恽逸群：《记者道序》，《记者道》，上海：上海群力书店，1936 年，第5－6页。
[85] 《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4－46页。
[86] 袁殊与恽逸群虽已正式入党，但二人隶属不同组织，也不清楚对方的具体组织情况。详细内容参见《袁殊对文艺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3－44页；顾雪雍：《奇才奇闻奇案———恽逸群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30－31页。
[87] 关于袁殊的多重身份问题，详见孙宝根：《袁殊传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
[88] 徐基中：《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与自由守望———以〈记者座谈〉为中心》，《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 期。
[89] 杨半农：《地方新闻纸：公营与私营论》，《大美晚报》1935年2月7日，第4版。
[90] 怀云（袁殊）：《“集纳日志”抄》，《大美晚报》1935 年8 月22 日，第3版。
[91] 逸群（恽逸群）：《广告与新闻道德》，《大美晚报》1935年5月2日，第3版。
[92] 陆诒：《民族自救的烽火中我们应加紧自励工作》，《大美晚报》1935年11月14日，第3版。
[93] 杨半农：《统治新闻政策下的检查制度非今日中国之所宜》，《大美晚报》1936年1月16日，第3版。
[94] 恽逸群：《良心与天职》，《大美晚报》1936年3月26日，第3版。
[95] 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新闻研究资料》1981 年第2 期; 李碧泉（袁殊）：《休刊的话》，《大美晚报》1936年5月7日，第3 版。
[96] 李金铨：《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2页。
[97] 林仲易：《改良社会新闻与多聘外勤记者》，王文彬编：《报人之路》，上海：三江书店，1938年，第50页。
[98] 谢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平绥沿线旅行读物，1935 年，第1－2页。
[99]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西北采访考察时，报馆并未向其支付工资及差旅所需费用，仅支付了稿酬。参见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 1850－1949)》，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748页。
[100] 「上海新聞記者四川西康視察関係」、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8060436600、各国ノ対中国経済発展策関係雑件/英国ノ部第二巻(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101] 陆诒：《战地萍踪》，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02] Hung Chang-tai, “PaperBullets: Fan Changjiang and New Journalism in Wartime China,” Modern China，vol. 17, no. 4, 1991, pp. 427－429.
[103] 详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3－711页。
[104] 《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大众生活》第1 卷第9 期，1936年1月，第232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371页。
[106]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107] 章清:《“公共舆论”与政治: 略论近代中国报章成长的曲折》，李金铨主编: 《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6页。
[108] Stephen R. MacKinn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vol. 23, no. 1, 1997, 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