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蔡英文大胜朱立伦308万票，得票率达到56%，而且民进党也赢得68席“立法委员”，成为台湾第一大党。这一幕如同重演八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胜选：2008年，马英九得票率高达58%，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席次。虽然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6%，为台湾地区自有领导人直选以来的最低投票率，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变的动向。从2008年到2016年，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民意的重大变动，并通过直接选举机制体现为政党轮替的实现与政治周期的循环。这一幕恍若一个巨大的政治摩天轮，在不停的运转中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几十年来，政治学界对拉美和东欧的民粹主义的研究发现，在贫富严重分化且中产阶级薄弱的社会，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往往使占多数的下层选民寄希望于左翼政治领袖；而一旦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时，则社会潮流常常会大幅转向，换党换人遂成为常态。这种社会心态的钟摆变动及其促成的政治周期的理论，在今天已迈入发达社会且中产阶级规模庞大的台湾却成为了现实，着实为政治经济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挑战性的新问题。如今，蔡英文率领民进党的中生代精英，依靠这个摩天巨轮般的政治周期攀上了台湾的政治顶峰，但是，她能否安全地走下这个摩天轮，还是未定之数。
一、台湾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与政治周期
今天，从中国大陆隔海望去，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已成“中等强国”的第一旗手，一时引领风骚。新加坡的超级自由港地位依然坚固，经济表现仍然出色。只有台湾和香港，过度的政治化冲击了经济增长绩效，“黄金年代”一去不返，“台湾经验”恍如明日黄花。
台湾经济历经四十年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后，自1990年代末期至今陷入了一个明显的波动期（而非简单的停滞或者下滑）：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参见图1）。这与台湾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民营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关。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的话，台湾很难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经济波动扩大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与最低所得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随着二十多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内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阶级意识逐渐抬头。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队伍里。这种社会分化说明：近年来台湾流行的阶级话语体系，是阶级分化和政党竞争下被建构的产物。从“反马”与“恐中”情绪在阶级话语中的发酵可以看出，台湾的内部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图1：1990-2014年台湾经济增长和景气对策信号（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
与此同时，政治民主化对行政体系和文官群体产生冲击，发展型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削弱。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台湾的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往往“顺了姑情逆了嫂意”，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在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年代，普通民众对政治领导精英的要求变得极高。马英九除了领导力薄弱的问题之外，在证所税、油电涨价、军公教优待、基层权益保障等内政问题上一再失策，造成执政公信力的严重下滑。同时，由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政争引发的执政精英矛盾造成党内不安。而此后国民党中央的“换柱”行为，以及不分区“立委”名单对派系因素和个人私利的考虑等问题，不仅让国民党普通党员灰心丧志，也让中间选民失望透顶。可以说，在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下，执政能力和政党内斗加速了国民党组织的衰败和最终下台。
二、结构性问题对民进党的挑战
台湾政治的钟摆经过八年的周期摆动，虽然背景图由“蓝天”换成了“绿地”，但是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蔡英文和民进党今日的胜选，说明台湾选民寄予其极大的希望。不过，蔡英文本人过去的资历并没有证明她有杰出的领导能力和重要政绩，民进党在过去八年间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反对和抗议，对台湾政治进步乏善可陈。现在，蔡英文和民进党不得不承受国民党执政八年所留下的经济社会低迷局面，压力极大，可以说一开始就深陷结构性的困境之中。
首先，在大陆连续发出坚持“九二共识”的强音之后，在两岸关系上如何“维持现状”就成为蔡英文的沉重包袱。“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民进党和蔡英文本人的国家认同观与此有着极大的差距。如果不认同“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八年来两岸经济社会文教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就没有政治基础，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就讲成为骗选票的政治谎言。蔡英文在选举期间以“维持（两岸关系）现状”、遵循“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承受“两岸交流既有成果”、依据“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等论述来回应各方质疑，对两岸关系议题采取了回避和淡化的策略。同时，由于大陆的克制，台湾民众也没有真切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危机。因此，两岸议题并没有成为此次台湾选战的主轴。不过，蔡英文当选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论述已不足以应对具体而迫切的两岸事务，两岸都在注视她对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的态度以及政策主张。可以说，大陆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本质问题上的认知落差，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第一个困境。这种不确定的两岸关系，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明显的差别。
其次，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和台湾经济波动的小环境，给民进党执政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目前，美欧市场大幅萎缩，台湾的外向型经济正在因失去国际市场而萎缩。剧烈的经济波动导致台湾很多企业的经营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对下一年度缺乏稳定、可靠的增长预期，很多企业在投资、薪酬、研发等方面都无法做出可持续的安排。因此，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发展空间压缩等问题接踵而至。而且，今后几年，台湾将进入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时期，大学倒闭、经济动力匮乏等后果将会浮现。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微观的企业经营和就业问题只会恶化，不会好转，而蔡英文一再描绘的美好的经济创新图景只会成为泡影。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两岸紧密的经贸关系如果因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政治主张而得不到维系和发展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发展将失去可靠的动力来源。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参见图2）。而且，根据我们的最新实证研究，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其GDP增长的拉动率是贡献最大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参见蔡世峰、郑振清：《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之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
图2：1996-2014台湾对大陆投资占对外投资百分比（%）（资料来源：“行政院主计总处”）
再次，亚太贸易自由化浪潮汹涌澎湃，对台湾构成严峻挑战。韩国、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与台湾的出口商品同质化极高，中国-东盟FTA和中国-韩国FTA生效后，对台湾出口大陆构成直接挑战，将使台湾经济状况雪上加霜。2010年，中国-东盟FTA的签署迫使马英九当局加快与大陆签订ECFA，2013年以来中韩FTA的谈判进程使得马英九当局再次感受到压力，因此两岸签订服贸协议。不过，由于“太阳花学运”的冲击，两岸服贸被搁置起来，货贸协议的谈判也受到影响。如此一来，台湾错失了巨大的机遇，目前中韩FTA已经生效，中澳FTA已经签署，台湾商品在大陆的竞争优势一再流失。今后，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台湾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只会缩小，不会扩大。更不用说，如果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下，由于政治原因而失去大陆广阔的市场，是台湾对外贸易“自杀性”的表现。
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政治浮沉是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之下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现在，蔡英文和民进党面临新的政治周期，美好理念还未得到检验，新的挑战就已经浮现：更有挑战性的两岸关系，更加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更加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脆弱的社会心态，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领导力。在这个新的政治周期里，台湾民众会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审视施政效果。
三、台湾政治周期下的“显性台独”与“隐性台独”
台湾大选过后，大陆若干退休将领提出“武统论”和大陆大批网民发起的“帝吧出征台独Facebook”是相辅相成的，反映出大陆民意的变化，亦即在强国心态下政治自信和国家统一情怀。不过，迄今为止，武统论基本上是一种应急式、惩罚性的决战思维，它并不考虑两岸关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基础，也没有全 面考虑两岸所处的复杂外部大国关系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武统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威慑和制止各种“显性台独”，但难以对付“隐性台独”问题。
“显性台独”包括并且不局限于如下内容：以所谓“宣告独立”、“制定新宪”、“宪政改造”、“公民投票”等政治法律形式进行“国号正名”、更改“固有疆域”、“两国论”或“一中一台论”入宪等行径，以及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活动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制造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但是，武统论很难有效对付“隐性台独”问题。这里所说的“隐性台独”是指以各种教育、文化、艺术、社会传播、公共政策和涉外交往推行增强“台湾国家意识”、凸显“国家主权”、强化“台湾主体性”并与大陆进行政治区隔等活动。对台使用武力固然可以遏制“显性台独”行径，但长期看难以解决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疏离问题和敌对意识，这些正好是“隐性台独”的社会心理基础。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多年跟踪式民调数据，在台湾民众的认同趋势分布中，“台湾人认同”第一次超过“中国人认同”即发生在1995年大陆在台海试射导弹之后。今天，除非对台实行军事占领后再把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搬到台湾，否则要强行改造一个成熟的、发达的现代民主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综合各方面信息判断，蔡英文上台后更可能走的是“隐性台独”道路而非“显性台独”。蔡英文当然不是马英九，没有“振兴中华民族”、“中兴中华民国”的信念，但是她也不是陈水扁，不敢大搞“法理台独”、“烽火外交”等冲突政策。在陈水扁任内，她当年的政务官生涯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保守派和理智派。民进党在野时期，她作为党主席试图在强化“台湾主体性”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论述脉络里，寻求与大陆“政经分离”，即只要台湾的经济利益，不谈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愿景，并且以民主决策、自由选择、透明决策、公平分配等诉求挑战马英九的大陆政策。
考虑到蔡英文和民进党推动“隐性台独”的复杂前景，也考虑到两岸关系多年来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源，应急式的武统论可以保持对“显性台独”的威慑力，但不足以对付阴柔的“隐性台独”，也不利于继续积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经资源和社会基础。务实且可行之策，乃是通过引进新的政治干预、加强对台经济社会政策吸纳、逐步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方式克服和平发展战略的局限性，继续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蔡英文当选后，她本人的“隐性台独”作风，民进党部分精英对“台独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时代力量党和独派社团的激进“台独”言行，势必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引发台湾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困境。这种不稳定的两岸形势，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因此，两岸关系前景并不明朗，变数很多，蔡英文依旧面临台湾政治周期逆转之危险。
余论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虽然还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今天，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相信随着中国大陆全面崛起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扩大，台湾将更深入地融进大陆发展、改革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加深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开展政治协商，共同缔造统一的新国家，将是水到渠成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