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虽然以“反服贸”为主题，但却是“反马”、“恐中”甚至“反中”等情绪的大爆发。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以“和平发展”为主轴，既务实又稳健，台湾绿营和学运其实找不到什么具体借口来直接“反中”。一些“反中”声音之所以出现，实际上与激进的“台独”势力紧密牵连，这是台湾政治的老问题，暂且不表。本文要分析的是近年来台湾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新问题：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停滞的影响，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出一整套社会动员力极强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为新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提供精神养料。
这套话语体系运用于批判马英九政府，就为“反马”提供了论述依据，运用于质疑两岸关系，就成为“恐中”的思潮基础。本文将探究这套话语体系的根源与动力，论证当代台湾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由于台湾社会发展史上一向缺乏稳定的阶级认同，因此“反服贸”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替天行道”姿态——摒弃代议民主，强调直接民权，诉诸阶级政治议题，为弱势群体代言，实际上夹杂着主观性极强的“国族认同”因素，也受到民进党路线转型的深刻影响。
“反服贸”运动：特点与实质
因跨国自由贸易引发的本土社会抗议，并不鲜见，美国、墨西哥和日本都曾爆发过劳工抗议运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起因都是担忧跨国自由贸易冲击劳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属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冲击下的社会自我防卫反应。
但是，台湾爆发的这场“反服贸”运动，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国家针对贸易自由化的社会抗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运动主体不同。当涉世未深的在校学生成为运动主体和舆论焦点时，令人困惑的是，服务贸易的直接相关群体——台湾服务业从业雇员并没有大规模站出来呼应，反而有不少的台湾工会团体发声挺服贸。据说五一期间台湾部分工运和社运团体上街游行反服贸，但也有不少工运和社团表态支持两岸服贸协议。
第二，运动诉求模糊多变。学运的诉求涉及两岸服贸协议的程序和内容（“反黑箱服贸”），乃至要求针对两岸协议的“国会监督权”和“公民宪政”等宏大议题，从经济议题跳跃到并不直接相关的政治议题。这就超出了一般社会运动的范畴，因为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往往要有针对性、具体性的诉求。
第三，以捍卫民主为名反民主。这场学运挑战过去20年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果，长期霸占“国会”，反对台湾人引以为傲的代议制民主。3月30日，学运领袖林飞帆在凯达格兰大道游行集会上激昂演讲，怒斥台湾国会政治。他还称这场学运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这些激进论述，得到很多台湾民众的喝彩。对此，不仅大陆民众，即便很多亲台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不可理喻。
第四，社运凸显，政党淡出。蓝绿政党的多位大佬们在这场学运中罕见地被边缘化，尴尬失语。也许唯一得益的是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因为学运推动了民进党高层政治的世代更迭，苏贞昌和谢长廷不得不主动退出党主席竞选。但是，蔡英文如果真想带领民进党再崛起，瞄准2016年台湾大选，将不得不努力争取理性的中间选民的支持，怎么敢走这场反服贸学运所揭橥的激进主义路线呢？
运动主体不同和诉求多变，说明台湾“反服贸”运动不是单纯经济层面上的“反自由化”或“反全球化”，而是夹杂着复杂社会情绪和政治主张，甚至存在政党政治操作的综合性运动。反代议民主和政党边缘化，则说明这场运动具有激进主义特征。一般来说，只有在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激进主义才有表演的空间，才可能获得社会的同情。
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把台湾这个浅碟经济体和新兴民主政体纳入全球和两岸经济整合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触摸到经济议题政治化和极端主义滋长的社会土壤：（1）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2）长期缺乏稳定的阶级认同；（3）被两岸国族认同问题所扭曲的利益观和阶级政治动员。这是被恶性政治权力竞争和不公平财富分配所一再蹂躏的台湾社会的基本体质。
客观的贫富分化
最近五年来，全台湾乃至全亚洲最热衷于贫富差距议题的政治人物可以算是蔡英文了。蔡英文2008～2012年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为了摆脱陈水扁遗留下来的贪腐形象包袱，全力把蓝绿政党斗争的主轴拉向“增长vs.分配”的结构中。她的团队努力把民进党描绘成最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党，相应地，经常指责国民党只在乎经济增长，特别是图利大资本家的经济增长。强调社会公平分配，前提是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整理和分析台湾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我们会看到贫富差距及其扩大，是近年来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严重问题，蔡英文的政治路线并非无的放矢。
一方面，贫富分化往往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紧密联系，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最近30年来，台湾服务业的就业者比例从不到40%上升到将近60%，服务业产值占GDP比例则由47%上升到70%左右。此外，大学以上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5%到2007年超越了20%，约与1990年代中期美国劳动力的高等学历比例相当。由于台湾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停留在1.5%～2.5%之间，台湾农业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伴随着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不动产、资讯传播业等）比重的持续上升，是工业（包括制造业、营造业、水电燃气及污染整治业）比重的连续下滑。最近十年来，台湾工业产值比重一直停留在30%左右，这样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符合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台湾以中小制造业企业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近年来中小企业家数依然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5%左右，但是其中服务业企业大量增加。产业结构数据显示近30年来服务业从业人口比例由将近40%上升到60%，同时从业结构数据显示台湾私营受雇者占就业者的比例也持续上升，由1981年的50%左右到2010年超过了67%；而其他从业身份，包括雇主、政府受雇者、自营作业者和无酬家属劳动者的比例相对稳定或者稍有下滑。怎么解释服务业比重扩大和私营受雇者比例增加的关系呢？答案就是私营受雇者增加的部分主要在服务业。由于服务业涵盖范围广泛，其中高技术高利润的科技企业和金融业与低端低利润的小餐饮及销售业并存，因此服务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很大。这种情况在台湾人口最为密集的北部都会区最为明显，从长期来看引发贫富差距扩大，短期来看则为外部经济动荡的冲击提供了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从家庭所得/收入来看，受薪资停滞、通货膨胀以及相对剥夺感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家庭之间的所得分化逐年扩大，近年来更加明显。本文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对台湾家庭可支配所得进行分组统计，描绘出最近30多年来台湾家庭所得分组变化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富有的上层家庭和中下阶层家庭的所得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在通货膨胀面前深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拮据状态。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不少富有的企业家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因两岸经贸合作而大把赚钱时，从难堪的拮据感中又爆发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拮据感和相对剥夺感成为“阶级政治”话语在台湾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甚至成为包括这场学运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主要诉求。
可以说，在当代台湾，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正在快速形成，这是重构主要源自国族认同矛盾的台湾政治社会格局的主要变量。蔡英文对民进党的路线调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具有相当能量的动员力，预计将继续引导民进党的社会动员和选举运动。
稳定阶级认同的缺乏
但是，为什么可能因两岸服贸而直接受损的服务业劳工雇员队伍没有站出来，反而是正在准备大学期中考的少男少女们在前冲锋呢？这就要回归到台湾社会变迁的一个独特现象——缺少稳定的阶级认同——去理解。
从社会学研究常用的阶级流动视角看，台湾在过去50年间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与中国大陆主要依靠国企担当经济发展的“老大哥”不同，中小企业是台湾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军，占全台企业家数的约98%。过去工业化时期，台湾的中小企业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官方产业政策的支持，全靠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才得到出口谋生的良机。这也锻炼了台湾中小、小微企业主们的强大生命力，他们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家族势力，全靠“爱拼才会赢”的艰苦奋斗精神，实现了“黑手变头家”的“台湾梦”（闽南语“黑手”指基层劳作的劳工，“头家”指企业老板）。“黑手”通过努力能变成“头家”，意味着顺畅的阶级流动。因此，即便一时身为劳工，很多台湾人并不认为自己会一辈子只做劳工，更不希望子孙后代也做劳工，因此不会有稳定的阶级意识和有意识的阶级行为。
从产业和企业结构来看，由于台湾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加上流行的生产外包制度，台湾工业化中缺乏明显的劳工阶级认同，劳资阶级对抗并非主要的社会矛盾。从就业结构来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服务业私人受雇群体不断扩大，一个规模庞大、组成复杂、边界模糊的中间阶层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有调查研究表明，在1990年代初有40%～50%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这种阶层认同感在最近五年一直处在40%左右。
从劳工组织来看，原来的国民党“党国”体制实行威权统合体制（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从上到下严格控制各层级、各行业、各县市的工会组织，自主性的劳工运动发展起来得很晚。直到今天，后发的台湾自主劳工运动依然缺乏对抗性的阶级认同，通过“兄弟意气”进行基层劳工动员的方式比较流行，也限制了台湾阶级运动的觉醒和发展。笔者最近与台湾多个工会负责人座谈交流时也了解到，台湾的多数工会团体都比较温和，他们习惯于把劳资集体谈判放在一年两度的“春斗”和“秋斗”期间进行，缺少从事街头运动的热情和议程。 此外，由于受两岸经贸密切交流的影响，台湾的产业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科技研发和金融服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具有共同的发展利益，企业兴衰又与雇佣就业和家庭所得密切相连，因此企业和就业没有形成严重的对立。所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大规模“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并没有在台湾出现。
这些因素，加上半个多世纪的均富型经济增长，整个台湾社会缺乏清晰、稳定的阶级化认同，缺少有意识的阶级运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自为阶级”在台湾尚未形成。另外，政治社会学的“李普塞特罗坎命题”（Lipset-Rokkan Thesis）指出稳定的阶级分裂导致政党分野，各个阶级在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中的利益可以通过代议制得到表达，但这一论断无法涵盖过去30年间作为台湾社会主要矛盾的族群认同矛盾，因而并不符合台湾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
在经济停滞的年代，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缺少稳定的阶级认同和自为的阶级运动，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说明：近年来台湾流行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不是社会自然发展产生的，而很可能是被政治力量所建构出来的；而且，从“反马”与“恐中”情绪在阶级政治话语中的发酵可以看出，台湾的内部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也被卷入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被扭曲的利益观与被操作的阶级政治
让大陆人民百思不解的是，多年来大陆对台经济政策一再“让利”，这次两岸服贸协议中也有很多优惠台湾的条款和开放项目，但是那么多“台湾同胞”却毫不领情地“反服贸”，甚至“反中”！？对此本文要指出，表面上是非理性、情绪化的“反服贸”，内里是矛盾的认同观和积极的政治运作。“让利”能否促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积极认同，还缺少足够的实证资料，但是现有的民意调查已经发现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差异影响到他们对两岸经济交流利益的判断。换言之，看似客观实在的经济利益（所指），被选择性地用“蓝”或“绿”的认同观过滤后，才能转换成认知观点（能指）。大陆民众和官员由于基本没有国族认同的差异，很难会想象到这样的问题存在。这是两岸社会差异所引发的一个认知盲点。
社会基础的变迁：认同观对利益观的影响
“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上承民族主义谱系，下接政治社会学理论，在后殖民、后内战与后冷战的两岸关系背景中，这个概念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还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认同过程的很多特征。不过，复杂的认同观可以直接表现为个人在特定场景条件下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因此，学者们可以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抽样和测量认同观的分布趋势。
最近20年来，就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选择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政治偏好光谱测量研究法，即按照特定政治议题测量出偏好光谱，例如急统、缓统、先维持现状再统一、永远维持现状、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缓独、急独等，进行分类分析。
第二种是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这种测量研究方法排除了“战争威胁”和“两岸发展差距”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干扰，可以让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与统独选择充分且真实地呈现出来。台湾中研院吴乃德研究员按照第二种方法设计调查问卷，他列出两个问题要求随机抽样的受访者回答，问题1是“如果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不是同意台湾应该独立？”问题2是“如果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当，你是不是同意两岸应该统一？”问卷收集后对答案进行交叉联列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受访者真正的认同，并描绘出调查样本的认同分布趋势。
2011年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涉及两岸经济交往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的关联影响问题。根据上述“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分类，民族认同被分为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双重认同和维持现状及其他，而两岸经济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正面、负面进行程度划分。
分析指出，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比例，高达88.9%。而认同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受访者中，对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正面与负面看法比例分别是38.1%对41.1%。至于双重认同者和维持现状者的看法，也是多数认为有正面影响（分别是76.2%和73.7%）。这些数据说明，对台湾经济如何受两岸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认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认同观直接影响了利益观，主观性盖过了经济理性。
这种基于认同观的利益观，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利器。双方分别从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认同观的民众中动员和收获选票支持。实际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贸具有相同点：具有台湾民族认同的民众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而具有中国民族认同的人则多持支持态度。
民进党的阶级路线与“反服贸”论述
即便民进党内部人士也不否认“太阳花学运”的骨干们多出自蔡英文系统。本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学运骨干们不仅在经历上与蔡英文系统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政策观点上也深受蔡英文推动的民进党路线转型的影响。这个路线转型，就是要推动民进党走向以阶级政治、民生政策为主轴的选举动员方式。
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台湾三次“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注重沿着省籍族群统独的社会分歧线进行切割式的选举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民进党政客刻意宣扬“本土”对抗“外来”、“台湾认同”对抗“中国认同”的二元政见论述结构。不过，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青壮派人士反思陈水扁时期的路线错误和执政弊端。罗文嘉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
在党内青壮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社运界的联系。
2011年8月蔡英文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公布，标志着民进党“中间偏左”政治路线成形。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为了应对这个新形势，《十年政纲》列出民进党的六项基本主张，其中“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和“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两项主张成为引领民进党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
按照《十年政纲》的阐述，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台湾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成长与劳工权益。这些政见主张正是“中间偏左”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阶级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此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建立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收拢人才，培育力量。而本次学运的几位骨干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的青年追随者，或本身就是民进党员。他们的激进行动，未必直接受民进党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划，但是从他们的很多言论中，可以辨识出蔡英文近年来政治路线和社会动员论述的痕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贸自救宝典》（媒体称“反服贸懒人包”）的作者台大经济学系教授郑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会成员。学运一开始以“反服贸黑箱”为主诉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时主打反“黑箱作业”的论述如出一辙。所谓“黑箱”问题其实是程序问题，而激起更多社会民众质疑和反对服贸的，恐怕是“批发零售生活产业将被陆资替代”、“弱势产业将受冲击”、“服务业劳工就业不保”、“两岸开放不对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点。由于马英九政府对两岸服贸协议宣导不力，这些观点谬种流传。这些都是典型的“中间偏左”论述观点和阶级政治动员话语，在台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民生连年凋敝的时代背景下，极易煽动民意形成“反服贸”的浪潮。
三三零凯道游行前后，学运形成了“退回服贸”、“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法制化”、“召开公民宪政会议”、“朝野立委支持人民诉求（即先立法再审查）”四大诉求。并且，学运支持民进党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国关系”入手定位两岸协议的性质。于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一经济事务被转换成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在国族认同的刺激下，在民进党阶级路线的影响下，学运对大陆经济力量和两岸经济交流的恐惧超过了对台湾经济利益的考虑。不管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有没有好处，只要它有可能削弱台湾经济的自主性，就是不正当的，因而反服贸也就成了正当、光荣的行为，其价值超过占领“国家公署”、破坏公物的法律问题。
总结
总的来说，台湾“反服贸”运动中流行的阶级政治话语和相关社会反响，主要源自家庭所得差距扩大所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而不反映稳定的阶级分化或阶级认同，也不存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欧洲社会过去常见的阶级政治，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浮现出来了，但这是一种没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政治，其动因更多地是两岸关系中既有的国族认同问题和民进党近年来的社会动员路线转型。这是“太阳花学运”和民进党以两岸服贸协议将冲击台湾社会民生为号召，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并获得不少响亮回应的政治社会学逻辑。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令台湾社会恐慌不已的话语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和大肆渲染，而且有可能成为今后台湾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的主要议题。
理想至上和对未来恐慌的青年学生们很容易接受这些流行议题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并走上历史舞台热情甚至自我献身般地扮演着“创造历史”的角色。但遗憾地是，今日的“太阳花”并非当年的“野百合”，太阳花学子们今天扮演的角色恐怕对台湾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毫无助益，对新兴的台湾民主制度的巩固也是一次危险的冲击。
在方兴未艾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自由贸易大潮中，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崛起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大业中，台湾确实值得保留她的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她的经济前途除了中国大陆，无处可去。只有融入一个富强、民主、法治、自由的中国，台湾的美好价值才能得到最有意义的彰显，而这是需要时间的——对北京和台北来说都是。
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