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篇小说肇源于佛教的宣讲文学，经历晋唐以来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唱导、变文、俗讲、宣卷，演变成后世民间的弹词、说书等大众化的讲唱文学。再由这些讲多于唱、民间故事多于佛教宣传的口语话本，最后几乎全部摆脱了佛教宣传的内容，变成完全华化了的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即《三国演义》》和朴刀、烟粉、灵怪，乃至人情世态的话本或拟话本。我们现在仍能读到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作品。
上述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都是说话人讲话用的“脚本”，所以是口语文学——从前称为白话小说。至于用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却来源甚古，而且纯粹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学。凡是古书中一切有主题、有情节、趣味隽永的历史故事，其实都可以视作短篇小说。抗战时期我在大后方一些大学院校教书，不但把《史记》、《汉书》里一些传记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霍光传》、《赵皇后传》等作为短篇小说让学生研读，还从过去认为枯燥无味的《尚书》和《礼记》中找出一些篇章，选作短篇小说给学生读。例如《尚书》中的《金縢》，《檀弓》中的陈子亢反对杀奴以殉葬的故事，石祁子父死不肯沐浴佩五的故事，不但是很好的短篇小说，而且有深入的心理分析。我相信写这些篇章的古人也意识到他们所写不是干巴巴的历史，而是美好的文学。至于先秦诸子中有思想性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神话故事。但在注重理性的文人学士看来，这些“言不雅驯”的东西，“缙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语），所以即使是包含着真实史料的初民神话，也被正统的历史家所摈弃（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没有《三皇本纪》）；这种传统，从史学的角度看来是好事，使我国的古史比別的文明古国更为正确，保存得也较好。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古代许多荒诞但是美好的神话显然在历史的过程中被扬弃了。屈原在《天问》中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在他脑中本来是古史中重要故事，而我们现在，即使号召殷墟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来一起帮忙拼凑，也所知无几了。这些古代神话传说之所以被淘汰或遗忘，就是因为它们“言不雅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违背常识，难于置信。孔子不信“怪、力、乱、神”，他对于祭祀鬼神这样重要的事情，
也只假定好象有被祭的对象（“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这种极端理性的，几乎是反宗教的态度，使正统派的儒家减少许多荒诞的迷信。但知识分子（搢绅先生）中的一部分和他们以外的老百姓，尤其是在神话比较流传的地区如楚国，则对于鬼神之事还是颇有兴趣，或敬而畏之的。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前死后或另一世界（天堂、地狱）的好奇是根深蒂固的：连汉文帝都要向贾谊打听鬼神之事，何况其他“苍生”。东汉传入佛教，印度和“西天”的神话故事也被挟以俱来，刺激了民间对于神奇事物的兴趣。中国古代本来就有“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淮南子》）。所以魏晋以后，外来的和本土的神奇鬼魔的故事相结合，流行更广。文人学士除了写他们的正经著作外，也写些有趣味的笔记小说，于是产生了所谓搜神志怪之书。另外一些有关天象变易人事反常的“社会新闻”，如男女易性，死而复生之类，也被写入正史的《五行志》。如《晋书》说：“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年八岁，浙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同书又说：
元康中，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娉。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其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迳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知，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这很可能是依据当时的记录写的，则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文章。但如果把它收编在二百多年前的《聊斋志异》或《子不语》中，也几乎可以乱楮叶的。
不过笔记小说之类的短篇小品文字，和当时在庙宇中长篇大论宣讲的佛经故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在庙中讲的，为了使老百姓，尤其是文盲的善男信女都能听得懂，当然要用当地流行的口语，而文人学士写的笔记，为了节省书写工具、材料和时间，则力求简短。佛庙中的宣讲务求能吸引听众，感化听众；有口才的和尚为了达此目的，往往把佛经中的故事临时加油加酱、添枝添叶。那些不善于即兴编造的“唱导师”就得预先准备好稿本．以便届时“照本宣科”。这些本子，到唐朝演变成“变文”（参看本书页九五《论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若讲的内容不是佛教故事，而是中国历史上或民间的故事，如伍子胥、韩凭（朋）、王昭君的事迹，就称为“俗讲”（有的和尚也会俗讲，如唐代的文淑），庙里的听众有时听腻了佛经的宣传，打瞌睡了，唱导师为了提高听众的兴趣，有时也夹叙一些民间故事，以吸引听众。从这里就发展成为宋代的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明代的长篇小说和拟话本（如《三言》、《二拍》），一个旁支，是从佛教的“宣卷”演变成后世的弹词、木鱼书之类。这一系统的文学作品，本来是“说话人”（“话”即故事）讲唱的手册或稿本。它们区别于文人学士的笔记小说的最大特色是用口语（白话）写成这一新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是弹词的韵文部分不用口语而用浅近的文言，其对话则甚至于用当地的方言）。而文人的笔记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等，因为是知识分子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且古代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也昂贵而不易得，所以文字力求简洁，表达方式也只好用经济省字的文言。这种文学“媒介”，从魏晋以来一直用到明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由此可见，自魏晋以来，写小说的文字工具大体上发展成为两支：文言与白话。在唐代的文人手中，这种情节动人、文词优美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一般称为“传奇”（这和明清的戏剧也称为“传奇”二者不同）。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九七七——九八四）曾把自魏晋到五代的笔记小说做过一番总结工作，从收集到的三百四十三种书中，编纂成五百卷的笔记小说总集《太平广记》。这部大书的编者李昉等颇有点文学眼光，他们所引用的原料书中虽然也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史，《庄子》、《管子》、《墨子》、《淮南子》、《抱朴子》等子书，但他们取舍采择的标准则是以文学作品为主，有小说意义而趣味隽永者才能入选。其中有些作品在历史家看来不是重要的故事，只因有文学意味，也照样收录。至于被正统派文人认为“街谈巷议”、“言不雅驯”的作品，也细大不蠲，兼收并蓄。书中较多的故事与宗教有关，如佛道神仙、因果报应、宝境天堂、阴曹地狱，占了较多篇幅。他如山妖水怪、珍禽异兽、狐鬼幻术、鱼龙变化，乃至酷吏土豪、天灾兵祸、民间传说、社会趣闻等等，也尽量收入。这部大书虽编成于宋，但广泛流行，是在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谈恺刻行以后。明清两代文人对这部书发生很大的兴趣，纷纷仿此书写了许多笔记小说。因为这种体裁可长可短，每篇独立，不象章回小说那样要与上下回有联系照应，它可断可续，写写停停也没关系，所以写的人很多（如王士祯的《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后来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但都不如《聊斋志异》）。但四百多年（从《太平广记》一五六六年重刻流传算起）来，这一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就内容题材而论，《聊斋志异》是《太平广记》的嫡系后裔，只要一比较两书的目录，即可了然。后者收得最多的是有关神仙的故事，共有五十五卷。还有“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兽类之中孤独多，有九卷，其他畜兽共十三卷，水族九卷。但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杂传记》十九卷，收罗了唐人最精彩的传奇。每篇字数也最多。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大都取材于此书。《聊斋》多谈狐说鬼的故事，在《太平广记》中这类故事也最多。《聊斋志异》中故事大都很短，一页半页，寥寥数行，戛然而止；但读者余味盎然，觉得它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但也有一些较长而情节复杂的篇章，可以和《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比美。
《聊斋志异》基本上是仿《太平广记》而写的。可是后者成于数百年中数百文人之手，而《聊斋志异》则成于蒲松龄一人之手。即此一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非常显著了。
然而《聊斋》的价值，不在于它和《太平广记》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正在于它的不同之处。《太平广记》因为成于众人之手，历时甚久，内容门类也很多，各个门类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各不相同，也各不相谋，当然不会有共同的主题。（除非在“因果报应”这一点上，许多作者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宣传这种思想，认为它对社会上的恶人可以起克制的作用，同时鼓励了所谓“善举”）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借写狐鬼以鞭挞社会的丑恶人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对于贪官酷吏的描写，从阳间直写到阴曹，也是为攻讦时政，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蒲松龄对于平民的同情，一珍同志在《蒲松龄的为人及其思想》一章中有详尽的讨论，并且引他的诗作为旁证，这是我们平日只把《聊斋志异》当故事读的人所不理会的。他通过对于水、旱、雹、蝗灾害的描写，一方面批评了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的灾难不但无动于衷，甚至照样厚敛豪夺；另一方面描写灾民的惨状，富户的奢侈浪费，作为对比，是可以使有心人深思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的。作者对于另一社会现象的不合理，因为他本人有过切肤之痛，所以写得也特别深刻。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不仅所考的内容迂阔无当，而且还要走后门、行贿赂才能考中，这是率普天下之士子以入于虚伪卑劣之路，国家安得不渐渐趋于衰亡。清初三位最杰出的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科举八股，他们是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而蒲是最先提出这问题来的。
《聊斋志异》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不须多说的。此书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读者，即是因为他书中的“鬼”“狐”有的比人还可爱，而且通人情，讲道理，不忘恩负义，不暗中害人。其行为性情，虽是异物，却令人置信，令人钦佩，令人愿与之为友。
孙一珍同志研究《聊斋志异》多年，她对于蒲松龄的行谊思想，了解得比我深刻，上述各个方面她都已说到。本书所收她的论文可以进一步提高对于《聊斋志异》的了解，对于蒲松龄思想的认识。我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很肤浅，上面的话未必有当，吾亦“姑妄言之”耳。
一九八二、六、十五、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