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一○五七——一一二一)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北宋晚年的重要作家，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在他生时即为他的词名所掩，其文、其诗，多零落不传，唯有年轻时所献《汴都赋》，为当时所称。《宋史》说他少年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谓其生活放浪，不守礼节）而博涉百家之书。
元丰初，周邦彦到汴京，元丰六年（一○八四）献《汴都赋》，长七干字，神宗（赵顼)见而异之，召他到政事堂，命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赋中多古文奇字，清臣多不识得，只好读其偏旁。这是一篇摹仿汉代《两都》、《二京》的大赋，其规模也像汉赋。赋中用假设的人物“发微子”和“衍流先生”的对话来逐步开展对于汴都描写与颂扬，其间也表示赞许王安石的新政。这和他后来的宦途坎坷很有关系。当他献赋之举传播之后，名动天下，即自太学诸生升任太学正。但以后久不迁升，而出任地方官，先任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后任溧水（今属江苏)知县。哲宗（赵煦）即位后调回汴京，哲宗命他再诵《汴都赋》，以后一直做京官，厉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并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改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迁官明州（今浙江宁波），再度调回汴京，拜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直到徽宗（赵佶）时代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院）。后来又出知顺昌府，迁处州（今浙江丽水）。
周邦彦的文集有南宋楼钥编的《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但元人编的《宋史•艺文志》集类所著录《清真居士集》只有十一卷。宋人有见其文者，陈师道说：“美成笺奏、杂著俱善，惜为词掩。”（《古今词话》）张端义说：“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文也。”（《贵耳集》下）陈郁说：“（美成诗）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藏一话腴》）周邦彦最初成名之作是《汴都赋》，楼钥的《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他“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又说：“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彳暴。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这篇《汴都赋》因为收在《皇朝文鉴》之中，流传至今。他的别的文章如《操缦录》五卷，《清真杂著》三卷，皆已不传。
周邦彦的诗似平在元代即已散佚。清初厉鹗等因编《宋诗纪事》，辑得其佚诗六首。后丁立中得六首，王国维得断句诗二首。近人罗忼烈复从《永乐大典》等书，多方搜辑，共得古近体诗三十四首。其中如咏战马《天赐白》（七古）、咏古烈士《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五古），及其它古体诗，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知宋代文人颇严诗词之别，不在闺房作《生民》《清庙》之诗，悬“杏坛讲学”之图。但这也并不证明这些文人不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疾苦。近人论词，有的以作品中有否反映当时社会情况为优劣标准，倒是证明这些批评家自己不知道某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须知，宋人在诗中写景、叙事、说理、论道，就是不谈情说爱，而在词中，则赞美女性，诉相思，叙离恨。宋人一般不在词中反映社会问题，直到南宋，才在词中谈论国家大事。因此，象周邦彦这样一位言情圣手，在他的诗中绝对看不到他在词中所表达的情调与观感，这就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一般的风尚。
周邦彦在宋代“以乐府独步，学士、贵人、市侩、伎女皆知其词为可爱”。当时歌女以能唱周词而自增身价。张玉田在南宋末年（去周已近二百年）遇见杭妓沈梅娇、车秀卿犹能唱周词，可见其社会影响。这与周邦彦妙解音律相关。周邦彦的歌词声音谐美，顺口悦耳，非其它生硬俗滥的作品可比。他的堂名“顾曲”，即用三国时周瑜的典故。周瑜精通音乐，当时流传一句成语：“曲有误，周郎顾。”以“顾曲”名堂，可见其对音乐造诣的自负。
作为文学作品，周邦彦的词在宋代作家之中的地位，可从下列事实觇之：
（一）在当时他的作品已有好几个版本，流传至今，有人统计，有十二版本。宋同中一人的版本从无如此之多。
（二）他的词集在宋代即有两个注本：刘肃和陈元龙注本。
（三）另外有三位词人把他的词几乎全部写了和词（即照周词的韵再作一首）[1]这在中国词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词学的观点来看周邦彦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说，那也是词史上空前的一个黄金时代。
北宋初期的词是《花间》与《尊前》的继续，它比《花间》的纯粹谈情和描绘妇女生活有点不同之处，是更多地继承了南唐二主和冯延已的哀怨之情。因此，宋初的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虽然过着富贵的生活，而其作品中却孕育着无名的凄侧之感。这种人生中固有的盛衰生灭之感，人世的荣华富贵也无法逃避或改变。于是按照自古以来文人们的老办法：借酒消愁。有酒有歌，他们的词就是酒席上的歌。这些歌大都是小令。《珠玉词》、《六一词》都是以小令为主，可以想见它们的作者的风致。
《花间集》的传统在周邦彦的时代虽然还有影响，但已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作家即柳永、张先诸人。在张先（九九○——一○七八）这位长寿的作家的集子中，已开始引进大量的慢词，但小令还是主导的作品。在柳永的集子中则慢词大大超过小令。谈情说爱，离愁别恨的话头虽然永远是诗人的题材，但《花间》、《尊前》二集以及宋初诸家也就说的差不多了。柳永，张先便分笔写江山之胜、游宦之情，真能双管齐下。他们在传统的小令以外，又创造了许多慢词，但并不废弃《花间》旧业。摆在周邦彦面前的，有宜于写情的《花间》小令和擅长绘景的新兴慢词。风靡海内的是柳永的新歌，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柳七郎风味”（《与鲜于子骏书》）。但柳永的作品虽然音调谐和、辞意明畅，却有点美中不足之处，即就内容而论，其谈情作品不脱《花间》旧习，而乏《花间》之精致。写景抒情者又多平铺直叙，无回环曲折、波澜起伏之势。换句话说，不能融情入景，就景抒情。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未能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推其原故，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救之之道，即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但如果三者之中缺一，即难造成境界，若不能造成此境界，则其郁勃之气，未能藉其作品以抒写，即不能得到美学上最高之满足。周邦彦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北宋盛世，面对着旧的《花间》妙曲，新的柳、张慢词既有无限的才情，想有所发挥，又想如何达到“二难并”。周邦彦看来所缺者唯有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者变为有生，有生者另有新境。这种手段，后来周济称之为“钩勒”。他说：“清真愈钩勒愈浑厚。”他所谓“钩勒”，即述事以事为钩，勒住前情后景，则新境界自然涌现。既涌现矣，再加钩勒，则眉妩毕露，毫发可见，故曰“愈钩勒愈浑厚”。此事此境，可以凭艺术重现者以此。周邦彦最识此理，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写景抒情的方法叙述故事。由于述事，有时不得不重现当时对话，因此，不但使境界重现，而且使气氛重现。《少年游》（“并刀如水”）一曲是最好的说明。试想在寥寥五十一字中，不但写故事，使当时境界重现，而且写对话，使读者如见词中人，能闻词中人语，此境界并非一般写景抒情所能创造。他集中的另外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话中“而今”二字联系起来，使前后两个故事——亦即两种境界作为比较，重新追忆第一个故事中的情调。这正体现了周词“钩勒”的高超造诣。
但是《清真集》中许多作品有故事结构，如果不先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是不容易读懂的。前人由于不曾看懂作者原意，对于周邦彦词颇多错解。
我们说，周邦彦除了善于在词中融情入景以外，又善于引用“第三因素”——故事来钩勒情景，使其所创造的境界更为真实可信。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或后人围绕这些作品所编撰的“词话”或“本事”都是真的。宋代有些文人喜欢在笔记中替名家的作品编造“本事”，表示他们是“消息灵通人士”，“熟悉词坛掌故”。某些大家如柳（永）、周（邦彦）、苏（轼）、辛(弃疾）诸人的作品，尤其不免。仍以周的《少年游》为例。因为它写的生活情味特别浓，故事特别真实，最后又记录了殷勤留客的情话：“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样幽美的词境，热情的关切，对于“词话”作者的引诱力实在太大了，不能不就此添些背景来陪衬，因此，各种各样的“本事”也就出来了。
“本事”的编造者深知读者心理：总希望在读了一首好词之后，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词的情节故事。于是，挑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说出来你知我知，容易为人接受。其实他只是要为自己编造的故事作广告，硬要拉名人名作来为他服务。粗心的读者只要看“本事”有趣，不但受了他骗，还不知不觉为他做义务宣传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词话”的编造者往往先把一首名作中主人公假定为作者或别的什么人，然后为这首词布置“背景”，再把作者拉来作“人证”，作品本身作物证。你若不信，“有诗为证”。“词话”的编造者把本来真实的词，当作证据，为他所伪造的故事背景作证。有时，因为所捏造的故事太长，一首词的内容不够敷衍，还把别的词也招来为他服务。例如，周邦彦《少年游》的故事本来只写情人晚会，与政治无关，也不必牵涉别的作品，但南宋末年的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却将之与《兰陵王》捏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有声有色、头头是道的“本事”。
道君（宋徽宗赵佶）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棵（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2]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3]：“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调，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京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4]，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国都）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指出：“此条所言尤失实。”他的证据是：（一）周邦彦没有做过“开封府监税”；宋代没有“大晟府乐正”、“大晟乐府待制”这两个官职，（三）据《宋吏•曹辅传》，徽宗微行“乘小轿子，随从数人”，则“马滑霜浓”之语即不适用于他身上。这几条证据当然是过硬的。但我们即使不查核《宋史》，即使不问周邦彦是否做过监税、乐正之官，单就这两首词的内容而论，也可看出张端义所编故事完全是靠不住的。这里，我们不妨先比较两首词的内容。这是两件独立的艺术品，彼此各不相涉。如果说《少年游》是一篇短得无法再短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冬夜留客之景,那么，《闺陵王》则是追忆春日分别的情景；二词各自独立,并无故事情节联系,何必为了伪造“本事”，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少年游》上文已引，这里不妨把《兰陵王》录下，看是否与《少年游》的事迹发生在同一时期。词曰：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我们来看：《少年游》事在冬夜，“隔一、二日”，恼羞成怒的徽宗捏造一项罪名，把它的作者周邦彦“押出国门”。李师师这时到城外送周时，怎么已经是“梨花榆火催寒食，”[5]“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春天？伪造“本事”的人连词中时令都没有弄清楚，可见对两词的内容并不理解，只是瞎猜，以为《兰陵王》词中送客即是李师师送周帮彦，殊不知周邦彦在《兰陵王》中所咏者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兰陵王》词的构思比较复杂，用笔也灵活，所以过去的词学家对此也不甚了解。虽然各家选周词者多遗此篇，但解释往往语焉不详，含糊了之。其实这首词如仔细分析，也不难懂。这首词分为三片（段），即所谓“双拽头”。第一片只是泛论古今来隋堤上折柳送客之众，只是晏小山所谓“世间离恨何年罢”的感慨，并非有所特指。周济谓“客中送客”[6]，盖泥于“谁识京倦客”一句而言之，殊不知“长条千尺”，非一人一朝所折，而折之者又岂尽是“客中送客”之人？第二片写实景，比较曲折，需要用些想象才能钩画出当时的图景，补足其省略部分。其中，“闲寻旧踪迹”一句，读者只要问：什么是“旧踪迹”？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寻？寻者是谁？我们假定他是作者自己，再假定“旧踪迹”即是上片所谓“长亭路”上的行馆。但他自己如果是送行者，他将和行客诉说离情别意，哪有“闲”功夫去“寻”“旧踪迹”？这里，着一“闲”字，说明被送之客已走，故闲得无聊，非在情话缠绵、难解难分之际。那么，他寻到了“旧踪迹”，又见了些什么呢？是“酒趁哀弦，灯照离席”，乃一个未散的“离会”[7]。这种会也即是自古以来所谓“祖道之会”。一方面是亲友们依恋不舍的诉说离恨别愁，另一方面又在“祖道”（祭道神之路，祈求水陆平安）对天地酹酒，祭品即作为别宴的酒馔。因此，这种会，也称为“离会”。第二片接着点明时令，说明是清明前一日。而“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作者则突然改变了视点，从船中写景，又抱怨船开得太快：“回头迢递便数驿！”他是什么时候离岸上船的?被送的行客又在哪儿？他补了一句，作为二片的歇拍：“望人在天北。”谁“望人”？“在天北”者是行客还是送客？等等。第二片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所不解的。周济说：“‘愁’代行者设想。”下文他就老实说：“以下不说辨是情是景，但见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怎么行客又已经在“一箭风快”的船中，望“天北”送客之人呢？如果行客已经上船，则“离会”已散，何以还有“哀弦”与灯火；若“离会”未散，则船中又是何人？等等。这些问题，周济并不曾明白。今按：“闲寻”以下十四字是全首词结构中枢钮。一“愁”字又是十四字的枢纽。行客并未下船，故“愁”字不是代行者设想。“愁”字乃作者自言预愁或预想，乃从李商隐《曲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的“迎忧”中化出。古时送客常常陪伴客人行走一段去程，然后送者归家。清真另有一首《夜飞鹊》也说明这种情况。其下片云：“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但徘徊班草，欷虚欠酹酒，望极西天。”这一段异叙述与《兰陵王》中片收束时说“望人在天北”，笔法相似。但《夜飞鹊》是实写，《兰陵王》中片“一箭风快”一联是设想，是预“愁”。“回头……数驿”即“相去日以远”之意，也是预“愁”。作者自己设想在送走了客之后，于回程的船中一个人孤寂地归去。但《兰陵王》比《夜飞鹊》多出了第三片。这一片上接第二片所预想的船行之速，下接“别浦萦徊，津堠岑寂”，使二三两片看来好象浑然一体。周济因先假定“愁”字代行者设想，所以下文便无法解释。我以为，船中所见之景，并非代行者设想，仍是作者预愁别后回程中所必经的“凄恻”情景。于是，在孤寂的回程船中，又回忆从前和情人“月榭携手、露桥闻笛”的韵事，觉得往后只有在梦中相见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这首《兰陵王》是一首独立的词章，与《少年游》毫不相干，也不可能是写了《少年游》之后不久的作品。说明：有关这两首的所谓“本事”，完全是伪造的。前人对于宋人有关宋词的笔记小说，早已有过怀疑，但未提出具体的证据，以上的分析，可证实前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此，研究周邦彦及其词，必须从作品的具体内容人手，弄清其时间、地点、人物的行动等各种关系，才不至在“烟霭苍茫”中迷失方向。
[1] 三家和词的作者是：陈允平、方千里、杨泽民。
[2] 当场“隐括”，从床底下塞给李师师歌唱？
[3] 中间略去的部分如下：“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
[4] 《浩然斋雅谈》作“越一日”。
[5] 古人以清明节一二日禁火，谓之“寒食”，即今四月四日。
[6] 《宋四家词选》本词评语。
[7] 参看清真《夜飞鹊》：“相将散离会。”
原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