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不曾正式学过词，也不象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他们那样，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对于词学此道，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初中时读词，我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注家的骗。我看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氏评温庭筠的《菩萨蛮》曰：“此感士不遇也。”评冯延巳的《鹊踏枝》曰：“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意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词选》卷一》词的内容与评语连不在一起，看不懂。当时我想：张惠言的评语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是自己不行，天资差。因此，越看越胡涂，越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张惠言说冯延巳进谗言、骗皇帝，我冥思苦想，就是想不通。后来，这部《词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着看外文，也就不再读词。
一九二八年，考上燕京大学，我读的是英文系，诗词都是在课间九点至十点时读的。有时候也在书店、在理发店里读。空隙时间读书，往往是站着读，没有什么系统。我喜爱李义山的诗，能背诵，并不曾正规读过，同样，我也很少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一部词书。但是，因为对诗词感兴趣，我曾经跑到国文系听顾随、闻宥讲课。顾随写新诗，也写小说，讲课并不正规，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他讲词，也讲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开始学词，我喜二晏，而不喜欢苏、辛。顾随推崇辛弃疾，我可能受了他的影响。一九二九年暑假，我在燕大图书馆专门为辛弃疾写了一篇传记，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三一卷八、九期）。当时有朋友见到这篇传记，曾劝我搞一本辛词读本，我说：“我不要当马二先生。”这朋友笑了。顾随注重创作，我听他的课，也尝试填词。闻宥讲《清真词》，是专门为国文系开设的。我读《清真词》，选用汲古阁本及六十家词本，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这是我规规矩矩读过的一部词集。除清真词外，有的词家作品，一时看不懂，就扔开，先看别的。当时，我还看了晏几道、欧阳修、李清照以及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我也得出一条经验，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初学填词，我常与四哥吴其昌磋商，或和韵，或联句，共同探讨。在我的集子里，还保存了一首《金缕曲》（吊圆明园与四哥联句）。但我俩的路子不一样，其昌替我改词，我经常不同意，除非是技术方面的，韵部不熟悉，平仄可能有误，可以接受。其昌有《抱香楼词》（未刊）。我的罗音室词，其中大部分就是大学期间写的。
我在北大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院）。这期间，我的治学兴趣主要放在文史研究方面。我于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释“书”“诗”之“涎”》。一九三五年所著硕士论文题为《“诗经”语词释例》（燕大图书馆藏抄本）。在词学方面尚未有专门著作。其中有一篇说到小山词用成句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意思的。文章称：“《小山词·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千古传诵，其实这是成句。五代诗人翁翔，字仲举，有五言穴春残锣一律，上半首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在翁诗中不见得十分出奇，一经小山和上文配合，便尔惊人。”并称：“他（小山）的本领是用了别人的诗，有时反而使读者觉得它比原诗更好——多半是因为他配置得好。”前几年，见到沈祖棻的遗著《宋词赏析》，沈教授在谈到小山的《临江仙》时恰好也提到“落花”一联。沈教授说：“小晏词用翁诗，以前的词论家没有注意到，因此也没有论及。”其实早在四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也稍稍“论及”了一下，只是那个时候，我还算不上是什么“词论家”。
一九三八年，我到西北联合大学任讲师，讲授李义山诗、宋词选、修辞学等课，才认真读词，注重词学中的一些问题。一九三九年，陈立夫将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西北大学，并且派文化特务进校，在西北大学压迫进步教授，校务委员许寿裳教授被迫离校赴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同年秋，经许寿裳推荐，中山大学来电聘请我为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古代文法、要籍目录等课。到中山大学后，我就不再教词，因为已经有了冯沅君。我在西北联合大学教词是承乏，到中山大学不教词是让贤。在中大时，曾有《点绛唇》四首，和沅君夫人原韵。词曰：
柳发篱梳，他年还忆篱前水。埋春何际，临镜衰颜是。（温庭筠诗：“衰桃一树临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倦夜灯昏，起视繁星沸。闲中醉。也应欢喜，渐减伤时泪。
弄雾催寒，天涯又发桃花水。旧游难际，肠断知谁是。 树隔长堤，隐约歌声沸。何妨醉。晚晴堪喜，吹尽枝头泪。
坠粉飘红，一春香满堤边水。洗妆眉际，脉脉遥山是。 煮梦敲窗，夜夜高楼沸。春如醉。一分欢喜，万滴伤春泪。
离乱天涯，此生几见春江水。竭来胸际，千古兴亡是。 极目中原，难制肝肠沸。天心醉。十方悲喜，多少征夫泪。
一九四〇年夏，中山大学迁回广东砰石。一九四二年，国民党CC份子在中大煽动风潮，我因拒绝与CC份子合作而被解聘。此后，我曾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又任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四四年夏，受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日本投降后，于一九四六年随中央大学复员船迁返南京。在大后方，结合教学工作，对于词学研究也有所积累。我曾以《论读词》为题，在重庆《读书通讯》连载论词文章。并且应罗根泽之约，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论词文章：《论词的句读》、《论名物训诂隶事之类》、《论词的章法》及《论读词须有想象》。当时想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词学导论》，后因出国讲学而中止。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得到英国牛津大学电聘前赴讲学，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抵英，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吏、中国诗及甲骨文等课。旅英期间，我注重于红学研究，在牛津大学出版了《红楼梦探源》（英文版)。一九六二年归回祖国，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发表了三十多篇红学专论，编集为《红楼梦探源外编》，于一九八○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国讲学后三十馀年，没有机会进行专门的词学研究工作，但却读了不少词书，并将自己的心得批在书上。随看随批，可能批了一、二十种。我在一九七八年以来所发表的论词文章，有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批语整理而成的。我想将来编写成为一部《罗音室词话》。
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被聘请为文学系教授，指导唐宋诗同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三年又指导词学博士研究生。七、八年间，发表了若干论词文章。解放以来的词学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豪放、婉约划线，“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并且人云亦云，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势力。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我非常不赞成这种错误做法。产生这种错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以外，寻根究底，我看还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胡寅的谬误，二是宋人笔记小说的谬误。胡寅所谓“眉山苏氏（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花间》为皂隶”，“柳氏（柳永）为舆台”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胡寅不曾传下一首词，也许根本不懂词，但“外行领导内行”，后世的词论家则跟着瞎起哄。这是一大根源。其次，产生这种错误，与宋人爱编造“本事”也有一定关系。例如，有关柳永、周邦彦以及苏轼等人的某些风流韵事都是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而后世论者信以为真，以之作为论词的依据，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明知有误，也要拿来虚张声势。这两个方面的根源非彻底铲除不可。一九七九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曾指出：
周济《宋四家词选》划苏、辛为一派，以辛弃疾作为头头，苏轼归附之，以为稼轩地位在东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观为代表。这样分派很不全面，不准确。实际上，秦观的词有的一点也不婉约，柳永、李清照也有写得很露骨的；而苏轼三百多首词，写得豪放的，仅个别几首，辛弃疾是带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响。此外，周邦彦词，则既不豪放，也不婉约。两派说，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我反对以豪放、婉约二派论词。我向研究生讲这一问题，遇到有关专家也讲这个问题，有的人不赞同我的意见，但也有赞同的。 一九八二年九、十月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明确指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我说不能将苏轼看作豪放派的领袖。我的意见在日本学术界颇为轰动，日报《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这篇讲稿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题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此外，我还撰写《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对上述观点进一步加以阐发。除了破除豪放、婉约“二一分法”，我还准备将宋人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词“本事”，来一番总清算，免得年轻一代再次受骗。
我平生为词，不听止庵之所谓“问涂碧山”，而是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我最不喜欢梦窗。清末民初某些词人标举梦窗，其目的一是在于借梦窗以抒遗老之情，二是在于借梦窗以掩饰其艳冶生活，三是在于借梦窗以掩盖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于填词此道，我一向主张“真言语真性情”。离开这个“真”字，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同时，也只有这个“真”字，才能深切体验古词人之良苦用心，也才能学好词，写出有功于词苑、有益于读者的词沦。
原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