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罗马帝国史，一个极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竟未能建立一种明确的帝位继承制——不仅可以儿子继承，嗣子继承，也可以禁卫军首领或军事强人凭武力继承，还可以两个儿子或一个儿子一个嗣子共同继承，更有过帝国一分为二，由四个皇帝（两个奥古斯都或“正帝”、两个凯撒或“副帝”）分别继承的局面。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制会产生何种政治后果，不难想见。任何读过罗马帝国史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围绕皇位的继承，发生过多少由禁卫军直接操盘的血腥惨剧。
奥古斯都（屋大维）
反观华夏，帝位继承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嫡长子继承之基本原则，后在实施中虽也出现过问题，甚至严重偏离过原则，但至少已有一个基本原则，藉此可大大减少权位更替中的不确定性和争斗。如何解释华夏和罗马帝国这一显著的不同？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像中国那样，享有黄河-淮河-长江流域这么一个适合农耕且交通便利的超大陆地板块。这里，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水流把各区域隔断，而大河流向又基本一致，极有利于经济和交通发展和跨区域经济、社会整合乃至政治统一。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政治整合与统一方面，华夏世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强大的文明动能。
恰成对照的是，因枝蔓散裂的地缘格局，也因在扩张过程中意大利和海外诸多政治实体以与罗马结盟的形式加入罗马，帝国从一开始便缺乏政治整合，遑论政治统一。事实上，罗马帝国不得不普遍而持久地实行地方自治，在广大被征服地区搞的所谓行省制其实只是个空架子。在这种治理框架下，形形色色的地方自治实体除了没有外交权、宣战权，需交少量赋税，在战时向罗马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在其他方面都近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罗马帝国无政治统一可言。不仅如此，罗马帝国显然还缺乏政治统一的动机和意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屋大维以降罗马帝国所谓“帝制”，其实只是元首制，或一种准帝制。在此制度下，元首或“皇帝”其实只是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而非古代西亚君王那样的“神”，或秦汉中国那样的“天子”；元老院虽已无太大的权力，却因袭自氏族制度的深厚共和传统，仍能很大程度地对元首进行掣肘。既如此，罗马人似乎就没必要在帝位承继问题上用心用力了。实际上，在整个帝国历史上，“元首制”概念从未有明显的法律界定，帝位继承也从未有明确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涅尔瓦，五贤帝之一
图拉真，五贤帝之一
哈德良，五贤帝之一
安敦尼，五贤帝之一
马可·奥略留，五贤帝之一
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天下大治”的五贤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可·奥略留）时代，罗马人也没能发展出一种相对平稳的帝位更替制度。一个殊难解决的结构性的问题是，元老院既然对皇权构成掣肘，在皇位的葆有和继承方面，就必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保住皇位，皇帝自然会讨好甚至骄纵禁卫军，这就难免酿出禁卫军干政的毒酒。至２世纪后期，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受皇帝骄纵，禁卫军变得越来越腐败、贪婪、凶狠，对皇帝赏赐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无理要求稍稍得不到满足便策动哗变，杀旧君立新君，故而篡弑废立频频发生，成为家常便饭。
禁卫军制度始于奥古斯都，但从提比略时代起，便被用来威胁吓唬不听话、不合作的元老。爱德华·吉本说：“长期处在由一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禁卫军的骄横；渐致使他们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无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爱德华·吉本
（1737─1794）近代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西元68年，“暴君”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公敌”，逃亡路上自杀后，驻守边疆的军事统帅们为争夺帝位而大打出手，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四个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发动大规模战争自相残杀，争夺帝位。这是自屋大维登基以来，帝国在近百年内发生的首次内战，著名的“罗马和平”因之大打折扣，西元69年也成为血腥的“四帝年”。期间，禁卫军以杀害伽尔巴、拥戴奥托而参与了皇帝的废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长期处在由一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禁卫军的骄横；渐致使他们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无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193年，罗马帝国创纪录地出了五个“皇帝”，禁卫军的恶行也达到了令人目眩的新高度。皇帝康茂德行为不端，与禁卫军矛盾重重，以出售公职为由处死禁卫军长官克里安德，新任禁卫军长官雷图斯与康茂德的情妇玛琪亚又合谋杀死了康茂德，把曾与康茂德合作的罗马城执政官佩蒂纳克斯扶上皇位。之后，禁卫军因没有捞到太多利益，在罗马城里公开拍卖起皇位来。竞拍者中，居然有皇帝的岳父——罗马市总督苏尔皮西阿努斯。最后，富商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以6250德拉克马的高价买下了皇位。为了使交易圆满完成，禁卫军竟杀死了刚刚继任的佩蒂纳克斯，从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但尤利安努斯几乎还没坐上皇位，潘诺尼亚军团拥立的塞维鲁便起兵造反，元老院借机将新皇帝处死。塞维鲁即帝位后，解散了原禁卫军以示惩罚，但旋即又从潘诺尼亚军团中挑选精兵，组成新的禁卫军。
据吉本统计，238年数月之间，帝位在屠戮中竟六易其手，6名皇帝先后被杀，创下全新的纪录；在皇帝伽利埃努斯活跃于政坛的15年中，共有19人登上大位，全系行伍出身，竟无一人得善终。另据统计，在皇帝伽利埃努斯一生即218年至268年这50年中，共有50名僭位者获得头衔，平均每年产生一个新“皇帝”；在3世纪，27名通过法律程序即获元老院正式任命的皇帝中，除1人外，其余26人统统被杀。不用说，禁卫军参与了这些杀旧立新、篡弑废立的行动。以中国标准看，这种事太过荒谬，完全不可接受。即便在宦官专权或新旧朝代更替时代，中国皇帝的废立也远没有频繁到如此程度。
君士坦丁大帝
在受元老院制约的准皇帝的统治下，政治稳定并非常态。禁卫军儿戏般废立皇帝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人独裁、强人专政，才是常态。284年，奴隶出身的铁腕将军戴克里先即位。鉴于历来禁卫军的所作所为，他采取强力措施降低其地位以加强控制，禁卫军从此再也无权无力干预政治。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后干脆解散禁卫军，甚至摧毁了其大本营，恶贯满盈的禁卫军终于走下历史舞台。然而，虽不再有禁卫军，罗马帝国所受祸害却实在太久太深，至此已是日薄西山，进入了垂死期，能干者如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竟也无力回天。禁卫军当然不是帝国衰亡的唯一原因，却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原载《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