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遗骸是考古发掘中最普遍、最重要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遗存之一。遗骸上的形态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物学特征，它受人类遗传的影响，是人类遗传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发生大灾难导致种群灭绝或大规模混血的情况下，人类的形态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不同人群保持各自的特色。同时，人类遗骸蕴含的化学元素、同位素、遗传信息等为我们全面了解古代人群和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因此，人类遗骸在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体质特征、健康状况、遗传信息、食物结构、迁徙与融合等方面，具有其他遗存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初，欧美、日本的学者和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或考古发掘时，就注意人类遗骸和化石的收集，并交由人类学家开展研究。此类研究认为，中国史前人群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间接颠覆了一些学者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论调。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李济先生为了探索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并以《中国人的起源》获得中国人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主持安阳殷墟的历次发掘中，一直注意人类遗骸的收集，并开展专门的整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十分重视人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目前，各类研究机构和大学收集了数十万例人骨资料，初步建立了中国人起源、演化、发展、迁徙与融合的时空框架结构，并开展了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和文化整合研究。

中华文明形成的人类学基础

人类化石研究发现，至少到四五万年前，具有与现代人体貌特征一致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就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大陆上。他们脑容量大，熟练掌握用火技术，会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具有初步的审美和信仰。研究认为，尽管他们的体质特征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与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很多方面甚至呈现一脉相承的关系。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和同为晚期智人的广西柳江人，分别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和华南类型，他们有着与现代华北人和华南人极为相似的体质特征。这表明在数万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呈现出南北分化的“异形”现象。

根据出土的大量人类化石和人骨材料研究显示，在中华文明起源、演化、发展、繁荣的关键阶段和核心区域，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古代人群虽然在形态上略有差异，但都属于大的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只是属于大的蒙古人种下的不同类型，目前尚未发现有欧罗巴人和尼格罗人种的成分或大的不同人种的混杂现象。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都是由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人群独立完成的，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种替代或灭绝。这是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的生物学基础，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人类学基础，也是民族文化的统一性、高度的民族认同性的遗传学基础。

追寻先民踪迹

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古代人群和考古学文化基本呈现点状分布，出土的数量不多的人骨材料研究显示，没有发现大规模文化交流和人群融合的现象。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阶段，无论是遗址规模还是人群交流都较早期有了很大的提升。根据对不同遗址人类遗骸的研究，该阶段不同文化人群的体质特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作为稳定的基因遗传下来。

通过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北方地区以距今8000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为代表的“古东北类型”、以距今约9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为主的“古中原类型”和以距今约10000年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为主的“古华南类型”的体质特征。这些人群的自身特征，初步确定了中国史前人群的体质类型和遗传结构，为后来以及现代中国人奠定了体质基础。人骨中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含量可以显示古人的食物结构。稳定同位素研究显示贾湖人早期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随后捕捞业逐渐增加；晚期人口增长，农业成分增加，以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为主要食物来源。人骨中的锶同位素能够分析古人的迁徙与融合。贾湖遗址锶同位素分析显示，在研究的14个人类个体中有5个是外来迁入的，外来人口比例较高，且呈现出从早到晚人口的迁移率增加的趋势。该阶段人口膨胀、原始农业发展以及频繁的文化和人群交流，使中华文明开始走向自己的发展道路。

距今6000—5000年前，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口大规模膨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频繁而密切。研究发现，至少在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中原地区古代人群开始大规模向四周迁徙和扩张，开始了大范围的不同人群“仰韶化”的进程。具有“古中原类型”体质特征的人群在东到山东沿海、东北到西辽河流域、北到内蒙古中南部、西到陕西西部、南到苏北和江淮地区都有所发现，这与仰韶文化分布和影响范围高度一致，说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人群的迁徙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他地区的古代人群也开始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发现了类似来自蒙古高原或西辽河流域的古代人群的迹象。显然，当时古代人群的流动可能是双向奔赴，但是以中原地区人群向四周扩散为主。

同时，中原地区人群分布范围内逐渐出现了差异化，出现了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和山东大汶口遗址为核心的具有不同形态特点的人群，即差异化已经开始在同一类型的古代人群中出现，显示当时人群的大范围仰韶化和小范围的内部差异化同时出现。

该阶段不同地区的生业模式和人们的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出现了食物结构和墓葬形制上的阶层分化。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遗址人群主食以粟和黍为主（约占80%），有一定的肉类摄入，可能以家猪和野生鹿类为主要肉食资源；高等级墓葬人骨则显示有较多的肉食摄入量，说明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出现了差异化和阶层分化。同时期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古代人群的食物则以稻类为主，同时伴有一定的渔猎，基本确立了中国“南稻北粟”的经济格局。

距今5000年以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逐渐衰落，人群和文化逐渐向内收缩，山东大汶口文化则大肆扩张，乘势西进南下。大汶口文化人群向南到达淮河以南，向西跨过鲁西、豫东直达豫中和豫西南，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等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因素和不同人群的体质特征。这种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和体质特征的“大汶口化”对中国史前和青铜时代文化格局、甚至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文化现象甚至流传至今。

锶同位素研究显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非本地人口非常少，中上层人群的外来人口所占比例更少，人群的迁徙可能存在着阶层差距。稳定同位素研究也显示了肉食摄入比例在不同层次人群之间存在差异。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阶段，无论从墓葬形制、食物结构还是人群迁徙上看，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比较严重，文明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阶段，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交流和冲突加剧，甚至可能导致一个高度成熟文化的灭亡或断裂。虽然在山西南部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出现了不同形态人群共同出现在同一遗址的情况，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却出现了早中期人群与晚期人群不一致的情况。同时，锶同位素研究显示，陶寺晚期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70%。这绝不是正常聚落的人口结构，只能是大规模社会冲突和人群替代的结果。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将早中期墓葬破坏和遗骸损坏的情况，这些都说明在陶寺遗址中晚期之间可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结合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一系列人头坑等考古发现，以及对人骨遗骸的形态学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遗址人群可能给陶寺文化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导致陶寺遗址居民也被迫北迁，这与人类学研究结论高度重合。这些北迁的人群对后世影响颇大，甚至对陕北、陇东等地的先周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多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出现了人类遗骸被人为损坏的情况，甚至在石峁遗址中出现人头坑，这种以人头为祭祀品的文化对安阳殷墟的祭祀文化造成了极大影响。这种社会矛盾冲突和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早期国家的形成。

龙山时期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人骨古DNA研究结果表明，古代瓦店龙山文化人群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同时观察到龙山时期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居民具有东亚南部遗传成分的流入，而这一成分在现代汉族形成过程中呈现持续流入的状态。中原地区古代人群在基因结构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又有外地基因的流入，人群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中国古代人类学共同体的形成

进入青铜时代，人群的融合和分化更加明显，甚至在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人群中也出现了不同类型文化人群的不同形态分化。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有限的人骨材料研究显示，虽然多数居民可能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人群的后裔，但也有来自海岱地区、甘青地区以及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人类学线索。

近期二里头遗址出现的井中埋葬男女老幼多人的现象在过去未曾被发现，这种可能与祭祀等有关的现象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和人群来源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稳定同位素研究显示，二里头人的食物以小米为主（80%—90%），也有少量人食用稻米。锶同位素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外来人群的比例超过了30%，而几乎同时期的青海喇家齐家文化遗址的外来人口比例只有13%。古DNA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古代人群在序列变异上与亚洲东部人群最为接近，与现代山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此外，二里头遗址古代人群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多母系起源的特点，说明二里头遗址人群来源具有多样性。

殷商时期是大规模人群迁徙与融合的高潮。甲骨文显示，商王不断征伐，俘虏各地的居民到商都作为奴隶和牺牲。同时，高度发达的商文明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人群。殷墟出土的人骨资料显示，当时都城中有来自各地的具有不同形态的人群。这些不同人群的规模和来源的范围都远超过去，有些人群来自西北、北方、华中甚至华南地区。锶同位素研究显示，至少有超过20%的个体来自外地，上层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更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商王朝可能有来自欧罗巴人种的成分，而商王族本身可能源于京津冀辽地区，这显示出商王朝本身就是多种人群混杂的多元统一的文化和迁徙高峰。

西周和先周的人类学材料显示，西周文化本身就是多种文化和不同形态人群共同造就的，先周文化和居民甚至可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晋南。西周疆域内包含了大量不同体质类型的人群，而且，在西周稳定的社会结构下，以“古中原类型”为主体的人群不断向四方扩散，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向南进入两湖地区，向北进入宁夏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给当地带入了文化和基因上的新鲜“血液”。近年来一系列楚王墓出土的人类学材料显示，楚国贵族与当地人群的体质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他们可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北方人群，被分封后从北方迁徙而来。在秦人的来源研究中，人骨研究也发现了秦人墓地中一些东方因素，与秦人东方起源观点不谋而合。这可能与当时存在的“异地分封”制度有关。这种大规模、大空间的人群流动一方面有利于上层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整合和繁荣，为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末期，周王朝势力衰微，及至平王东迁，北方人群和西北方人群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当时中原地区人群的体质特征。东周时期又是一个大规模人群迁徙与融合的高潮。除了不同形态人群或集团间的社会冲突以外，考古研究中也发现了不同人群“和平共处”的现象。河北行唐故郡遗址、张家口白庙遗址、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等东周遗址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形态、不同生业模式、不同文化风俗的人群和平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现象。正是这种长期的和平共处、基因和文化相互影响、不分彼此的生活，共同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和“有容乃大”的胸襟，也造就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人类学基础。

中华文明的人类学根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成果“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2001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开展综合研究，“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独树一帜。我们有自己的环境特点，作为古代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有适应和利用环境发展的独特的生业模式和技术体系，具有自己的管理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具有自己的审美和信仰文化。这一系列的文化独特性以及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深层基础，是统一性的人类学基础。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研究的核心区域和关键节点，人类化石和人骨材料研究显示出中国古代人群一方面保持了蒙古大人种的一贯性，没有发现其他人种的基因成分或人种取代现象，中华民族的核心基础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族群的新鲜血液积累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人类的基因结构并非一成不变、故步自封，而是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其他人群的优秀基因成分，同时也将自己的基因传播到四方。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融合中，不同人群和文化的不断整合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人类学基础。这种稳固的人类学基础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物学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向心力、民族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无论遇到何种挫折，无论繁衍迁徙到哪里，只要这种人类学基础仍然稳固，中华文化就会传播到哪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16日第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