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授权爱思想网首发，转载需取得授权

节大磊，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台湾认同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必要将其过分拔高乃至"迷思化"，进而对两岸的和平统一过度悲观。尽管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但是关于统独的政策偏好相当稳定，大部分台湾人在攸关两岸未来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中庸的。认同和民意似乎并没有对台湾当局一些重大的两岸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多重、复杂，并不意味着台湾认同的激进化或者对两岸交流的完全拒绝。

台北故宫入口牌楼

在两岸关系的博弈中，中国大陆、台湾岛内各政治势力及美国在诸多议题上尽管存在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主张和立场，却有一点几乎毫无争议的共识即台湾认同处于上升之中，而这种认同的转变对两岸的最终统一是不利的。不同角色看待台湾认同变迁的心态迥然不同：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岛内支持统一的人士来说，这种趋势使人忧虑；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台湾认同常被拿来作为其主张的社会基础及选战工具；对美国来说，如果台湾认同的变迁导致台湾当局采取激化两岸关系的政策，则会有担忧，而在两岸关系较为平稳的时期，台湾认同与美国的利益似乎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绝大多数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也都认为台湾认同不仅在上升，而且大概会成为决定两岸关系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诚如众多论者所言，在冷战结束和台湾民主化后的20多年间，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大幅上升，并且对台湾政局及其大陆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近些年来，台湾年轻世代所表现出的台湾主体意识使得寄望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人士忧心不已。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全面客观地理解台湾认同的意涵？台湾认同是否成为其大陆政策及两岸关系的决定性因素？2014年初在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是否意味着年轻人的台湾认同更显性、更强烈、更激进？2014年11月底执政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惨败是否意味着台湾选民对两岸和解交流政策的否定？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为台湾人，他们关于统独的政策认同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务实中庸的；认同和民意并没有对台湾的大陆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台湾认同的激进化。因此，台湾认同对于两岸关系固然重要，但是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种"迷思"，将其无限抬高到决定两岸关系的地位，拟或因为台湾民众的自我认同而对两岸关系过度悲观。

一、台湾认同的内涵

在具有政治含义的台湾人的认同中，至少有四个层面：省籍认同（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族群认同（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统独认同（统一还是独立），以及政党认同（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这四个层面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一个外省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两岸统一和国民党，而一个本省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台湾独立和民进党。但是，这种相关性颇为有限。省籍认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弭，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而政党认同更直接影响的是台湾岛内政局，以下讨论将集中于与两岸关系最为密切的族群认同和统独认同。

关于族群认同，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就是台湾人认同持续上升。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追踪调查表明，台湾人认同的比例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中国人认同，更是在2008年前后超越了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在2014年，台湾人认同、双重认同和中国人认同的比例分别为60.6%、32.5%和3.5%。

台湾原住民

另外，关于统独的政策偏好则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统独认同虽然在不同时间段有小幅波动，但就20年的时间跨度来说，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二是"维持现状"是显著的主流民意："维持现状再决定"加上"永远维持现状"几乎一直是绝对多数，并在2014年接近了60%。"维持现状再独立"的"偏向独立"者达到18%，"维持现状再统一"的"偏向统一"者有7.9%，而"尽快独立"和"尽快统一"则分别仅有5.9%和1.3%。

因此，族群认同的剧烈变动和统独认同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意味着，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对政策偏好的影响并不明显。正如台湾政治学者吴玉山所言，"族群认同上的台湾化趋势并没有转化成为对于台湾独立的政治要求。民众的台湾意识虽然大幅度的昂扬，但是他们对于国家的未来还是保持中间的立场"。 通俗一点说，就是"爱台湾"并不等于支持台独。

有学者指出，以上衡量认同的方式无法揭示很多台湾民众的真实想法，尤其是所谓"维持现状者"--这些"维持现状者"出于种种考虑而掩盖了自己对于统独的真实想法。 因此，为了衡量台湾民众的真实偏好，需要首先给定明确的条件，亦即要衡量"条件性偏好"。一方面，如表1所示，假设"台独"不会引发战争，则有72%的人选择支持台独；但是如果"台独"会引发战争，则也有73.3%的人反对"台独"。这其中有46.2％的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取决于"台独"引发的后果。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假设两岸在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条件相当，则有64.2%的人愿意支持统一，反之则有75.7%的人不接受统一。这其中也有45.2%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他们对统一的立场取决于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也就是说，台湾社会固然有一部分立场坚定的独立派或统一派，但更多的人是"实用派"，他们既可以接受统一，也可以接受独立，主要基于现实情况和利益考量。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年轻世代身上更加明显。相对于上一辈或者上上辈对统独更加两极化的态度，台湾年轻人显得更加"中庸"，更愿意考虑未来的不同可能性。 这与不同世代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不同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对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威权统治时期长大的很多老一辈台湾人来说，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国民党当局利用其"代表全中国"及"反攻大陆"的虚幻映像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人们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爱台湾"是不被允许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威权时期形成的台湾认同就意味着拒绝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且拒绝国民党通过威权统治"强加"的所谓"大中国意识"。换句话说，"爱台"与"反中"几乎是一体两面。

对于台湾的年轻世代来说，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民主化后的台湾，"爱台湾"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也不需要通过反对或者拒绝什么才能实现。也正因为如此，"爱台"并不意味着"反中"。一方面，他们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是台湾人；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排斥了解和接触中国大陆，或者在大陆寻找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尽管老一辈人和年轻世代均秉持台湾认同，但由于时代背景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尽一致，其内涵也就有所差别。

二、台湾认同的影响

如上文讨论所示，尽管台湾人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攀升，然而就统独偏好而言，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务实和理性的，年轻世代尤为如此。那么，认同的变迁对台湾的大陆政策是否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粗略回顾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台湾的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就会发现认同变迁的影响至少不是决定性的。不管是几乎直线上升的台湾人认同，还是较为平稳的统独偏好，其变化都是接近线性的，而这与台湾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波谲多变、波浪形变化并不契合。例如，台湾民众"维持现状"的主流民意并没有能够约束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时常挑衅性的举动，而马英九时期愈加上扬的台湾人认同与其采取的加强两岸交流的举措似乎也不甚合拍。

对于民意如何影响涉外政策，学界并无定论。取名自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著名记者李普曼的所谓的"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认为民意如流水，民众对涉外政策的认识肤浅、影响有限。尽管这种"共识"近些年来遭到了挑战，但是能够清晰论证民意如何影响涉外政策的研究依旧鲜见。 德国政治学者托马斯·里塞－卡彭（Thomas Risse-Kappen）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大众民意还是政治精英主导涉外政策，不是一个单纯"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内部政治结构：在政治体制相对集中、社会相对分裂的地方，民意对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反之，则民意影响较大。 台湾在经历民主化后，尽管政治体制的集中程度较之威权时期有所削弱，但是经历几次"修宪"，权力也越来越集中于其当局领导人和行政部门的手中，而台湾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为蓝绿两大阵营，正属于里塞－卡彭所描述的民意影响较小的类型。

事实上，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决策体系和过程的确高度集中。如美国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和卜睿哲(Richard Bush)所言，台湾当局的决策过程集中在少数高层领导人手中，其当局领导人的个人观点和性格常常影响甚巨。 下文以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重要事件为例，来检视台湾认同及民意对某些具体政策是否有重大影响。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抛出的"两国论"极大地冲击和伤害了两岸关系。为了抗拒两岸的政治谈判，巩固自己所谓的历史定位，李登辉为了"两国论"的出台可谓蓄谋已久。 早在1998年8月，李登辉就成立了所谓"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小组，由时为学者的蔡英文和"国安会"咨询委员张荣丰等人负责召集一些国际法专家进行研究。1999年5月初，小组的研究报告呈送李登辉，里面就包括了"两国论"及"修宪""修法"等内容。研究小组的存在和研究报告的内容仅有李登辉及极少数的幕僚知晓，很多内部人士都被蒙在鼓里。在此基础上，李登辉更是凭借一己之念决定于7月9日在外媒面前抛出"两国论"。时任"国安局局长"的丁渝州是在第二天读报得知，而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陆委会主委"苏起也表示事先毫不知情。 正如苏起所言，"两国论"源于"一项完全机密的个人决策，一项完全没有经过人民讨论，甚至没有经过政府内部商议的决策"。 由此观之，在"两国论"整个决策过程中，众多理应在决策圈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更遑论民意或认同。

如果说李登辉时期的"两国论"至少还有迹可循的话，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意外。2002年8月3日，陈水扁通过越洋视讯会议向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发表讲话，脱稿提出"一边一国论"。这次连陈水扁决策核心层的"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幕僚马永成、林锦昌及"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事先都不知晓。也许是因为2001年陈水扁试图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未能得逞的失望，也许是在2002年7月21日就任民进党主席当天被瑙鲁断交的愤懑，无论如何，陈水扁的这次言论震惊了所有人。陈水扁的另一幕僚刘世忠事后评论，"一边一国论"的"决策过程极端不透明……内部对此一声明并无心理准备，也无事先因应方案"。

因此，在过去20多年里，"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这两件事无疑对两岸关系冲击最大，但其决策过程相当集中封闭，民意和认同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明显。事实上，政治领导人非但可以通过机密决策绕过民意，也可以主动通过舆论手段引导、型塑和操纵民意。在很多时候，政治领导人重视民意不是为了顺应民意，而是为了研究如何利用和操纵民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更有甚者，政治领导人有可能有选择性地释放信息，乃至编造虚假信息，欺骗和误导公众。 就台湾来说，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是操弄和利用民意的个中高手。李登辉1995年的康乃尔之行及其政治性很强的演讲，虽然严重冲击了两岸关系，却为其带来1996年选举的胜利和在台湾岛内较长时间的高人气。陈水扁在2004年大选通过操弄所谓"防卫性公投"险胜后，曾向幕僚坦诚："这次会赢，拢是公投。"

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次演讲上，李登辉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台独”演讲

当然，以上讨论并不意味着认同和民意对台湾的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毫无影响。但至少说明，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也是相当间接和有限的，并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撇开政治领导人时常的操弄和利用，民意和认同也因为具有笼统性和总括性，很多时候其具体政策指向性并不明显，因而决策者有较大空间进行诠释和再诠释。

三、"太阳花"学运、"九合一"选举与台湾认同

2014年，发生在台湾的两件大事--三四月间的"太阳花"学运和11月底的"九合一"选举--震动了台湾社会和关心两岸关系的人士。前者似乎表明台湾年轻人的台湾认同更为强烈和激进，而后者似乎表明大多数台湾人通过选票拒绝了国民党马英九当局追求两岸交流和解的大陆政策。 果真如此，则两岸关系的未来堪忧。然而，事实上，"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和"九合一"选举的结果有着多重复杂的因素，台湾认同和中国大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

"太阳花"学运爆发于2014年3月18日晚，数百学生占领"议场"，三个星期之后的4月10日，占领学生走出"议场"，学运结束。在这期间的3月30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还发生了号称50万人的大游行。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导，再加上几位学生领袖时不时的"台独"言论， 让人觉得台湾年轻人的台湾认同和"反中"情绪较之其他世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反中"似乎也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如此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对民主程序被"破坏"的愤慨、对自由贸易的反弹及对中国大陆影响力的担忧是"太阳花"之歌的三重奏。

2014年3月，台湾岛内掀起“太阳花学运”

"太阳花"学运的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和学运支持者的最大公约数是捍卫所谓"程序正义"。2013年6月21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上海签订，6月25日，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和亲民党达成了对协议进行"逐条审查、逐条表决"的朝野协商协议。在这期间，台湾民间已经陆续有一些声音批评"服贸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过程透明度不够，属于"黑箱操作"，但是未成气候。时间推至2014年3月17日，担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在审查"服贸协议"时，在一片混乱当中突然宣布由于协议送交"立法院"已经超过三个月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这个所谓的"三十秒审查"迅速点燃了人们的怒火，也变成了国民党片面撕毁"逐条审查、逐条表决"承诺、妄图绕过实质审查的证明。尽管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民进党在"立法院"内外针对"服贸协议"的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拖延阻挠才是迫使他们有了"三十秒"下策的主因，但是大部分台湾民众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其次，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则是"太阳花"学运中的另一层基色。2008年以来，两岸经济交流的密切和深化惠及两岸，但也有不少台湾人认为这种经济红利更多地为大企业、大财团所攫取，所谓"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和青年族群）似乎反而被边缘化。有关研究也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民众自认为中产阶级者下降，相对剥夺感增强，多数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同时功绩主义信仰弱化，相信吃苦一定会成功的人数减少。 在这种阶级意识抬头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的举措势必会遭受更多的反对声音。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太阳花"学运中的"恐中""反中"心态也时隐时现。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大陆，很多台湾人意识到与大陆接触和交流无可避免，但同时又过度担心大陆借此增强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的所谓"反媒体垄断运动"。拥有三家台湾平面与电视媒体的"旺旺中时传媒集团"本计划收购更多的台湾媒体，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而告吹。"反媒体垄断运动"者声称，旺中集团在中国大陆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任由其掌控更多台湾媒体恐怕会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类似心态也出现在"太阳花"学运中：一些人担心"服贸协议"所部分开放的广告、印刷、电信等行业为大陆施加舆论影响提供了更多渠道。尽管这种"恐中"心态站不住脚，也对"服贸协议"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这与一些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恐中""反中"不尽一致。后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不证自明的、拒绝与中国大陆有任何关系的激进心态，"反中"本身既是结果也是原因；而前者的"恐"和"反"是具体的和有特定理由的，仅是一种结果，源自对其他价值的关怀。

因此，"程序正义"、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某种"恐中"心态都在《两岸服贸协议》问题上得以发酵，共同构成了"太阳花"学运的群众基础。这种多重性也体现在参与学运的各种社会团体中：有青年学生组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有关注民主程序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有"台独"倾向的"台湾教授协会"，有左翼的"台湾农村阵线""台湾劳工阵线"，有关注人权的"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还有关注环保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等。总之，声势浩大的"太阳花"学运汇集了有着不同政治倾向和政治目标的社会团体和参与者，将之简单归结为台湾年轻人台湾认同的激进化或"恐中""反中"情绪的爆发显然失之偏颇。

2014年11月29日举行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选举产生了22县市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执政的国民党遭受严重挫败。新当选的22名县市长中，13人为民进党籍，6人为国民党籍，3人为无党派人士。

2014年11月底，台湾的"九合一"大选落下帷幕，执政的国民党遭遇了空前挫败。一些媒体和分析者随即将国民党的败选当作对其两岸政策的否定。 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如同"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大败也是多重原因综合所致，绝非一次对马英九当局两岸政策的"公投"。 选举结果表明选民对马英九当局在过去几年的施政高度不满。首先，这种不满源自经济增长率的低迷，贫富差距扩大，年轻人就业遭遇困境。 尽管这些问题既非始自马英九，亦受国际和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但与大企业大财团关系相对密切的国民党，以及推行较为自由主义的内外经济政策的马当局，自然成为民众不满和怨气的倾泻对象。其次，国民党在若干重要县市推出的候选人被选民看作"官二代""富二代"或者地方派系二代，又进一步加强了其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形象，也削弱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国民党候选人的认同度。此外，马英九当局的决策方式和行事风格也大大削弱了其支持度。在当今台湾的政治环境下，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或议题不存在争议，而马英九当局针对有争议性的事项往往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常常稍做坚持又在反对声浪中退却，最终支持者失望，反对者获得更多动能。以上为国民党大败的主要因素，而关于两岸关系的话题在整个"九合一"选举过程中，仅仅在台北市有些许讨论。

结论

综上所述，就台湾认同的内涵来说，尽管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但关于统独的政策偏好却相当稳定，大部分台湾人在攸关两岸未来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中庸的；就台湾认同的影响来说，认同和民意似乎并没有对台湾当局一些重大的两岸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近期的发展变化来说，"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惨败的原因多重复杂，并不意味着台湾认同的激进化或者对两岸交流的完全拒绝。台湾认同和民意的变化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未来的和平统一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种"迷思"--将其上升到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准，进而由于台湾认同某些层面的变化而对两岸关系的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如果以台湾认同是否发生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变化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政策评估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在"太阳花"学运爆发后，有评论认为这意味着经济整合在推动两岸关系方面的作用走到了尽头，甚至建议大陆不能"无原则"地"让利"，要把两岸经济往来与台湾的所为挂钩。这样的建议失于简单和片面。经济整合也许在认同方面效用不彰，但是在推动两岸经济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制度化、加强两岸同胞交流方面，助益颇多。 另外，台湾认同的变迁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原因，并且经历了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此，期待某项政策在短时期内能够立竿见影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衡量政策是否成功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此项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最终目标；二是如果没有此项政策，是否会使情况更糟--亦即是否会离实现最终目标更远。或许可以将第一个标准称之为"最高标准"，将第二个标准称之为"最低标准"。如果某项政策达不到最高标准，则说明或许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或许还需要假以时日，但不应当成为否定此项政策的原因，因为它还有可能满足最低标准。只有当某项政策被证明无法满足最低标准时，才是真正考虑抛弃它的时候。两岸的经济整合应当就是满足最低标准却无法企及最高标准的典型例子。

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进行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政治地位的变化总是与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甲午战争、抗战胜利、朝鲜战争、中美和解、冷战终结等大事件无一不极大地影响了台湾命运和两岸关系。今日东亚地区最重要、最深刻的国际政治变动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的崛起，而今日的两岸关系也可以说处于1949年后的最好时期， 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台湾问题始自中华贫弱时，亦将终于中华复兴日。中国大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根本保证。中国大陆崛起和实现民族复兴不仅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了最佳的结构性条件，也有可能会推动台湾认同朝着积极的方向发生变化。

注释：

1.例如，以下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三位学者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台湾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极为重要。参见余克礼：《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须正视台湾认同危机》，《统一论坛》2011年第2期，第17－19页；Chu Yun-han, "Taiwan's Politics of Identity: Naviga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yung-Kook Kim & Anthony Jones, eds., Power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Shifting Strateg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p. 225-254; Ted Galen Carpenter, 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 200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关于台湾认同的研究以台湾学者居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参见吴玉山：《两岸关系中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中国事务》2001年第4期，第71-89页；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2005年第9卷第2期，第5-39页；萧新煌：《20年来"台湾认同"与"中国印象"的辩证变化》，载游盈隆主编：《近二十年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台北：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2008年版，第45-66页；陈陆辉、耿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载包宗和、吴玉山主编：《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3-194页；John Fuh-Sheng Hsie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Mainland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4, Vol.13, No.40, pp. 479-490; T. Y. Wang and I-Chou Liu, "Contending Identiti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2004, Vol. 44, No. 4, pp. 568-590; T. Y. Wangand G. Andy Chang,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Mainlanders' Identity and Policy Preference," Issues & Studies, 2005, Vol.41, No.4, pp.35-66。欧美学者对台湾认同的研究参见Alan M. Wachman,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Shelley Rigger,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que," Pacific Affairs, 1999, Vol. 72, No.4, pp. 537-552; Shelley Rigger,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Policy Studies, No.26, 2006,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Gunter Schuber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Rise of an Overarching Consensus," Asian Survey, 2004, Vol.44, No.4, pp. 534-554。中国大陆学者对台湾认同的研究参见鞠海涛：《当代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透视》，《两岸关系》2005年第3期，第6-10页；刘相平：《两岸认同之基本要素及其达成路径分析》，《两岸关系》2011年第1期，第1-6页；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第1－9页；杨冬磊：《试析"台湾人认同"内涵的多面性》，《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第24-31页。

3.台湾人认同的持续上升有诸多原因，包括历史上形成的悲情意识、"邦交国"和"国际空间"的缩减、台湾岛内政客的操弄，以及两岸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等等。鉴于这并非本文讨论主题，故不做展开论述。关于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关系的讨论，参见李义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政策回顾与对策》，《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2-9页。

4.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5.同上。

6.吴玉山：《两岸关系中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中国事务》2011年第4期，第84页。

7.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到，"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3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8610403.html，2015-03-18。

8.John Fuh-Sheng Hsieh, and Emerson M. S. Niou, "Measuring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2005, No. 181, pp. 158-168.

9.台湾政治学者刘义周较早将政治世代的概念引入台湾，参见刘义周：《台湾的政治世代》，《政治学报》1993年第21期，第99-120页；陈陆辉、耿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第176-179页。

10.Shelley Rigger,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Policy Studies, 2006.

11.至于为什么在2008年两岸恢复制度性协商及各方面交流加强之后，台湾人认同反而持续上扬，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囿于篇幅，本文不做探讨。

12.关于民意和涉外政策的回顾性文章，参见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2, Vol. 36, No. 4, pp. 439-466; Matthew A. Baum, and Philip B.K. Po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No.11, pp. 39-65。

13.Thomas Risse-Kappen,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1991, Vol. 43, No. 4, pp. 479-512.

14.Michael D. Swaine, and James C. Mulvenon,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Santa Monica, 2001, CA: RAND Center for Asia-Pacific Policy, pp. 77-90;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 pp.217-224.

15.邹景雯：《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1-230页；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2005, pp. 217-221;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239-244。

16.丁渝州：《丁渝州回忆录》，台北：天下文化2004年，第192-193页；苏起：《两岸波涛二十年纪实》，台北：天下文化2014年版，第89-144页。

17.苏起：《两岸波涛二十年纪实》，2014年，第93页。

18.刘世忠：《历史的纠结：台美关系的战略合作与分歧》，台北：新台湾国策智库2010年版，第30-31页。

19.Lawrence R. Jacobs, and Robert Y. Shapiro, Politicians Don't Pande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Loss of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0.比如，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前误导舆论和公众的行为。参见Paul R. Pillar,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the War on Iraq," Foreign Affairs, 2006, Vol. 85, No. 2, pp.15-27; Frank Rich,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2006.

21."拢"为台语用法，意为"都"。吴钊燮：《吴钊燮与"外交"突围》，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1年版，第95页。

22.John Garnaut, "Young People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Refusing to Accept the Unification of 'Greater China'," Sydney Morning Herald, October 11, 2014, http://www.smh.com.au/comment/young-people-of-taiwan-and-hong-kong-refusing-to-accept-the-unification-of-greater-china-20141010-1147tq.html, 2015-03-18; Roselyn Hsueh, "Taiwan's Treaty Trouble: the Backlash against Taipei's China Deal," Foreign Affairs, June 3,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518/roselyn-hsueh/taiwans-treaty-trouble, 2015-03-18; Austin Ramzy, "Independent Is Elected Taipei Mayor as Taiwan's Governing Party Falter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2014; Shyu-tu Lee, "Elections Reflect China Policy Effect," Taipei Times, December 1, 2014.

23.《接棒郑南榕！林飞帆、陈为廷支持台独》，TVBS新闻，2014年4月7日，http://news.tvbs.com.tw/entry/527137，2015-03-18。

24.2014年8月，笔者在台北对台湾学者和"太阳花"学运参与者所做的访谈。

25.台湾指标民调在"太阳花"学运爆发前所做的民调表示，73.7%的人赞成"逐条审议""服贸协议"。《台湾民心动态调查、核四与服贸争议》，台湾指标民调，2014年3月13日，http://www.tisr.com.tw/?p=3940，2015-03-18。

26.林宗弘：《失落的年代：台湾民众阶级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变迁》，《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3年第25卷第4期，第689-734页。

27.关于贸易自由化与阶级分野的关系，参见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Michael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J. Michael Cole, "Taiwan's Black Saturday Election: A Rebuke to China," CNN, December 2, 2014, http://www.cnn.com/2014/12/02/opinion/taiwan-opinion-cole/，2015-03-18; Ralph Jennings, "Taiwan's Pro-China Ruling Nationalist Party Dealt Setback in Local Polls,"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29, 2014,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4/nov/29/taiwan-pro-china-ruling-nationalist-party-election/?page=all，2015-3-18; Paul D. Shinkman, "Taiwan's Election and the Dangerou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2, 2014,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4/12/02/taiwans-election-and-the-dangerous-implications-for-china，2015-3-18; "Taiwan's Elections: Local Elections Seen as 'China Policy' Vote," BBC, November 29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0257504，2015-03-18.

29. 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在选后也清醒地表示，"九合一"选举不是一次"针对两岸政策进行公投的选举"，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失败或者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失败。《吴钊燮：九合一不是两岸政策公投》，《联合报》2014年12月4日，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4/9108678.shtml，2015-03-18。

30.对"九合一"选举的讨论部分取自于笔者：《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之原因及其影响》，《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7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4年12月20日。

31.当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所言，两岸的经济往来应当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受益。《习近平会见宋楚瑜一行：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经得起风浪考验》，新华社，2014年5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5/08/c_133317317.htm，2015-03-18。

32.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较有可能赢得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之后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但笔者并不认为会因此引发大的动荡。

（本文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