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大磊，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迄今为止，如果说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言行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在做什么，我不会对他们发出警告，我不会让他们轻松地置我于一个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之中。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怎么做，或者怎么想。我喜欢变幻莫测。这让他们不知所措。”特朗普在其《再次伟大：如何修复问题美国》的书中说道。2016年4月，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中，他再次说道，“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更加不可预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被预测。我们告诉别人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派遣军队，我们告诉别人。我们要派遣别的东西，我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必须变得不可预测。从现在开始。”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去年4月份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就出现了若干前后抵触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说“有些团体永远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又说“我们永远都很乐意看到昔日敌人变成朋友”；他说“美国将会再次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和盟国”，但是又说“我们保护的国家必须承担这些保护的费用，否则美国也许只能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他说“美国不会再［在其他地方］进行国家建设，”但是又说“我会和盟友们一起重振西方价值和制度” 。即使在强调美国外交要“不可预测”之后，他却又说要追求“有原则、有目标、有一致性”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在当选后，继续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一些令人不知所以的评论，内容涉及广泛，包括中国两岸关系、美国核战略、美以关系、朝核问题等等。另外，他与蔡英文、杜特尔特、谢里夫等人的通话也激起了不小的涟漪。美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无法确定：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从风格到内容都“不走寻常路”的言行，到底是因为缺乏积累和经验，还是政策改变的前奏？
有美国媒体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的外交比作尼克松总统时期曾经奉行的“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也就是说，在对手和敌人面前保持一个不可预测、不够理性乃至不计后果的形象，将会更容易向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让步。据说，特朗普团队中的确也有些人相信保持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在对外政策中大有裨益。
其实，这样的逻辑其来有自，并不新鲜。马基亚维利就在其《论李维罗马史》中就曾言，“时而装疯卖傻其实是明智之举。”不久前去世的托马斯?谢林在讨论威慑战略的时候，也说到有的时候表现得容易冲动、不太可靠、失去控制反而有助于增加威慑的可信性。
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以及基辛格为了体面地结束越战，则试图将“疯子理论”用于实践。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前者曾经对他说，“我把它叫做‘疯子理论’。我希望北越感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我们得向他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当他发怒的时候没人能够制止他，而他掌握着核按钮！那么两天后胡志明就会到达巴黎祈求和平了。”总之，尼克松和基辛格想要展现一个失去耐心、不计代价的非理性形象，希望借此给北越和苏联施加足够压力并在谈判桌前攫取优势，从而以更接近于美国立场的方式结束越战。
空口无凭，为了配合自己的“疯子”形象，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0月中下旬秘密地大规模提高了美国的全球核警戒水平，希望在使国内公众和美国盟友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苏联能够留意到美国发出的威胁。美国军方因此被要求准备一个“整体性的军事行动计划，使得苏联确信美国正在应对1969年11月1日前后的任何可能结果”。这段期间，美军在美国本土、西欧、中东、大西洋、太平洋和日本海等地采取了多项军事行动，包括10月27日18架载有核弹的B-52轰炸机在苏联领空附近逡巡良久。
尼克松后来在其1980年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也提到了“不可预测”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在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期间，学到了后者“战争边缘政策”的精髓，“如果对手认为你不可预测乃至轻率鲁莽，它就会对你有所忌惮，不太敢于提出过分要求。对手让步的可能性会因此增加，而不可预测的总统则略胜一筹。”
特朗普政府的人员组成也让人们对其借鉴尼克松的“疯子理论”有所想象。迈克?弗林的副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麦克法兰（K. T. McFarland）曾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国安会工作，担任基辛格的助手。国安会的战略沟通事务资深主任莫妮卡?克罗利（Monica Crowley）在大学时代就曾担任卸任后的尼克松的研究助理。另外，特朗普在选前选后也数次请益基辛格，基辛格也曾公开表示特朗普也许会在外交领域取得非凡成就。
但是，尼克松的“疯子理论”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尽管1969年的全球核警戒大动干戈，并且增大了美苏核战争的风险，但是苏联领导人似乎对此无动于衷。尼克松总统也就没能在上任初期以体面的方式迅速结束越战。
事实上，“疯子理论”的逻辑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理性－非理性”的悖论：其表面上的“非理性”和事实上的“理性”之间的相互抵触。换句话说，“疯子理论”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装“疯狂”而已，是为了增强自己威胁的可信性，以达到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理性”的战略目标的存在就意味着表面的“非理性”必然有其限度，从而削弱“非理性”在对手眼中的可信性；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疯子理论”也就成了毫无目的、毫无必要的无谓挑衅。
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实施的全球核警戒充满了理性算计：他希望美国的动作既能让苏联感受到自己已经失去耐心，但是又不至于过度挑衅，并且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惊动美国民众和盟友。如此充满矛盾的要求不仅使得美国军方在执行其命令时疑惑丛生，也让苏联轻易地看出尼克松在虚张声势。
相对于尼克松，特朗普的优势在于，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形象；但是，特朗普同样明显的劣势在于，他是否真的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比如，他在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只简单地宣称后者时日无多，但是不会告诉对方“在哪里以及如何”消灭他们，因为要保持“不可预测”。这不禁引人猜测：他到底是为了“不可预测”，还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借用美国媒体的话，他是不是只是“madman”，而没有“theory”？
一般来说，“疯子理论”似乎不是强者所为，更不应当是一个霸权国的行为方式，而是相对弱者的应对之道——因为实力不济所以假装非理性以获取一些优势。尼克松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都面临着内部分裂以及外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境况，这与“疯子理论”之间的联结也许并非巧合？
另外，“疯子理论”以及不可预测性也有其潜在的代价——国际政治当中不确定性和误判风险的增高。特朗普在《再次伟大》一书的开头说道，在与别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应该不惮于“翻脸走人”。但是，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毕竟不是做生意。很多时候，“翻脸走人”之后，再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双方乃至多方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重大代价。而有些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谈判桌前。
原载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