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道德的普适性问题上，人们常常陷入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夸大道德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陷入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弊端．把＂才智＂列在＂善德＂的名下，就是这种弊端的表现，而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知识越多越缺德”则是这种弊病的极端表现．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同两千多年来流行于全社会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直接相关的．那时，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从官员到民众也常常把伦理和才能对立起来，把道德和知识对立起来，似乎人越是有才、有知，便越容易缺德，而有才无德，被广大社会成员认为是贻害无穷的。但是，一个泱泱的礼仪之邦和道德大国，却在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的各次战争中，屡屡败于唯利是图、坚船利炮的西方侵略者，这样一个极其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肯于思考问题而又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警醒．由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启蒙运动，至五四运动时期，先进人士在弘扬民主和科学的同时，猛烈地批判起旧礼教、旧道德来，达到了启蒙运动的高峰。在道德伦理至上主义受到了强烈冲击的同时，显示出了社会的重大进步。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弊病，这既表现在古代苏格拉底的哲学中，也表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但在中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兴起，在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中，表现为禁欲主义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遭到了社会先进分子的批判和抵制，明显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十八世纪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在道德世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贬低乃至否定道德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弊病。在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上，既出现了已被历史学家们重视了的片面追求经济生产乃至物质享乐的思潮和行为，又出现了尚未被历史学家们充分重视的片面追求政治权力乃至政治投机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在十六世纪意大利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做为政治家和学者的马基雅弗利宣称：＂作邦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象狮子＂，＂在守信有好处时，邦主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他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那为了＂正确＂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并且在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中，的确起到了重大的消极作用．现代史上的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柳条湖事件”，就是与这种理论有直接关系的．这种理论，甚至影响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被一些人用所谓“道德服从政治”、＂小德服从大德＂的理论来辩解，所造成的恶果至今尚未得到澄清．在大革命时期，南方一些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总体上说，这是一场革命的、进步的群众斗争，但在一开始就站在前列的人中，既有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引导下苦大仇深、人性颇善的农民，又有惯于投机、人性不佳的＂痞子＂．后者能迅速行动起来向旧的政治势力和地主分子开火，但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往往不分清红皂白，并且搞打、烧、杀．其中一些人参加革命队伍后，在党的教育下，经过严酷的斗争锻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而另一些人参加革命队伍后习性不改，或成为逃兵和叛徒，或利用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乃至成为红军＂肃反＂中杀害革命同志的罪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虽然仍有“左”的表现，但已注意了对那些运动初期便行动起来的人的思想品德进行考察和识别，在领导层内部将其中心术不正的人，叫做＂勇敢分子＂，并加以掌控，以与那些品德较好的积极分子区别开来．但其中一些人还是混进了干部队伍，建国后不久即开始做官当老爷，并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以整无辜者为快．在党从总体上陷入左倾错误后，没有从理论上认真研究政治与道德两者的辩证关系，错误地或片面地、盲目地宣传“道德服从政治”、＂小德服从大德＂，使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道德规范，服从了左倾路线的政治目标．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那种“要看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喧叫声，弥漫于整个社会，致使打、砸、抢、抄、抓、烧、杀和其它不道德的行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不但那些投机分子和人性恶的分子，敢于胡作非为，就是原本比较善良的人，也响应毛泽东那个＂要武么＂的鼓动，把内心中不道德的因素调动出来，参与某些破坏勾当．他们有时也会踌躇不前：这不违反道德吗？但一想到毛泽东那个建立红彤彤的理想世界的＂崇高政治目的＂，便不择手段了！其实，没有优良的道德，也就没有优良的政治，＂大德＂是由＂小德＂积累而成并发展而至的，这就是道德与政治，“小德”与“大德”两者一致的方面．人们知道，在人类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黑格尔是以崇拜做为政治的主要实体——国家而著称的，但是，他后期所写的《法哲学原理》中，除了“序言”外，共写了三篇，在第一篇写完“抽象法”后，第二篇便写了“道德”，第三篇”就写了“伦理”。他认为伦理高于道德和法，称“道德同更早的环节即形式法都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伦理才是它们的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3页）这里引文中的“道德”是指道德中的初级方面，引文中的“法”主要是指政治方面。可见，即使象黑格尔这样张扬政治国家的人，也在实际上是把国家做为道德的高级方面——伦理的现实体现的，并不认为政治高于道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大德＂常被一些人误解为＂政治＂，而不问一问这是什么样的政治。当然，＂小德＂与“大德”是具有区别乃至对立方面的，人们有时为了小德而会忘记大德，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导人们使＂小德服从大德＂，例如＂关心个人＂可谓小德，但某个人作恶多端，触犯法律又不知悔改，那就要对之绳之以法，这里的＂关心犯罪分子个人＂这种“小德”，就要服从为广大群众利益而依法处理犯罪分子这种＂大德＂．但这并不等于道德应当服从政治。事实表明，＂道德服从政治＂，势必带来种种问题．它既会表现出不良的政治或糟糕的政治，对道德的消极影响，也会表现出“缺德”或恶劣的品德对政治的消极影响。
（二）当年Ｍ?韦伯在他区分所谓＂意向伦理观＂和＂责任伦理观＂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要实现＇善＇的目的，只能以对待道德上可疑或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为代价，以带来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乃至盖然性为代价．＂（＜政治做为职业＞，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５９页）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但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却显示出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影子，并含含糊糊，闪烁其辞，似乎伦理学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以Ｍ?韦伯所举的暴力来说，人类的道德规范并未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使用暴力，为了正义的事业，即归根结底为了使人类绝大多数免遭暴力的危害，是可以和应当使用暴力的．而有了这种道德信念后，即使在被迫使用暴力时，也能尽量减少杀伤，在战争中对放下武器的敌对者，取宽容态度，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反映了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重大进步．不过，这里的＂正义的事业＂，常因民族、党派、个人之间的斗争而被弄模糊了．西欧十字军东征和日本侵华战争打的都是＂正义的事业＂的旗号，十月革命后白匪的武装叛乱和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也都打的是＂正义的事业＂的旗号，甚至＂文革＂中那些在肉体上残害干部和群众的造反者打的旗号也是＂正义的事业＂．这些群体和个人的暴力行径，显然是不道德的．然而，即使一些在总体上是进步的群体和个人，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也有个遵守道德规范的问题．如尽力避免防卫过当，尽力避免虐待俘虏，不搞逼供信，不诛连家属等．把为了某个进步的、革命的政党的利益，而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用“道德服从政治”、＂小德服从大德＂来加以辩护，是不正确的．在某种情况下，这样做或许对该党的暂时利益有利，但从该党的终极目标来说，即从最根本的＂正义的事业＂来说，这只能带来损害．总之，不道德的行为，决不是＂正义的事业＂所需要的，恰恰相反，它只能损害＂正义的事业＂．
（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仍然存在．在拨乱反正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一般说来，只是讲＂错误路线＂的危害，却不讲道德上的缺失．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在＂有政绩就是好干部＂的说法的影响下，在经济发展上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行为，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但在问题败露后，领导机关多是谈论＂改革者难免犯错误＂，却避而不谈败露者道德上的根源，而把那些既能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又能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成果经得起历史考验，却未能一时“政绩显赫”的人，视为保守派而不予重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领导者虽然屡屡批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数字工程＂，却收效不大的重要原因．今天，党内外相当多的一些人，仍然把政治与道德对立起来，并用政治压倒道德，把“稳定压倒一切” 、“与上级保持一致”视为最高政治原则。他们对己，不能以“慎独”精神在无人监督下，特别是在无上级监督下，不做任何违反道德之事，他们对人，则好坏不分，一团和气，甚至阿谀奉迎，看风驶舵。不可否认，忽视从道德上寻找错误行为的原因，是与当年党在总结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时，未能认真从道德视角上揭示毛泽东晚年所犯严重错误有关．（只是轻轻地谈到了“骄傲”）当年，从政治视角和方法论视觉批评左倾错误是当务之急，如果当时就重点阐述毛泽东在道德上的错误，或许会有副作用．但长期回避这一不可否认的根源，不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深入地、持久的道德教育，而且引发了逆反心理，促使某些人走向另一极端．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早年和中年之所以取得了重大成就，是与他那时基本上能够出以公心，在道德上较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关一样，毛泽东晚年所以犯严重错误，并持续发展而不能改正，是与他的不可遏制的个人权势欲和征服欲过度膨胀，直接相关的．尽管在他的心目中仍有＂人民利益＂的淡淡影子和此类名词术语，但在维护和固化他那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下（他即使在接待国外政要时，也不忘表现自己是多么高明和与众不同），在那种对众多得罪过他的部下、战友的憎恨和报复的激愤中，置人民利益、同志友情于不顾，宁可天下大乱，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水平明显降低,多人非正常死亡，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毛泽东晚年在道德上的重大缺失，对于他那陷入极端片面的思维方式和绝对空想的政治理念，特别是陷入严重错误的左倾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很难纠正的作用，这鲜明地表现了道德缺失对政治活动的消极影响。那种赋予毛泽东晚年＂好心办了错事＂的政治言说，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应当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清理中，不但从思维方式和政治理念上吸取教训，纠正极左遗害，而且从道德情操上吸取教训，以警示当代和后世的党政领导干部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但有人直到现在还在宣扬可以为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弄虚作假。就在今年，某作家还撰文称，“毛泽东晚年身体非常不好，但见报的照片又必须让他神采弈弈。”于是便“出现了给毛泽东划一个领子、换个头的情况。”他振振有词地辩护说：“不然老百姓不答应啊！”其实，这种弄虚作假的人，是在怕当政的“四人帮”及其同伙、爪牙们不答应。毛泽东晚年的外在形象，就这样被人为地、歪曲地美化起来。当然，不应夸大毛泽东晚年在道德上的缺失程度，那种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的道听途说，就认定毛泽东晚年“荒淫无耻”，甚至说他一贯＂道德败坏＂，＂残害生灵＂，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重视了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道德教育的工作，努力把政治与道德统一起来。胡耀帮的胸襟坦荡，朱镕基的严于律己，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温家宝的＂平民情结＂，习近平的＂以德为先＂，就表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