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厚德载物”到“厚德载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因此，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还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更感到自豪，坚信社会主义好。虽然一度有挫折、迷茫和混乱，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全民族精神更振奋了。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进入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推动人类进步却充满矛盾的历史阶段，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反而贫乏？道德到底该怎么搞，人有没有底线？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在走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它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容易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成为我们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深入地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去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一些经济主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段论述使我们眼前一亮：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就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经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2013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党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已三十多人。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这些数字毕竟够大了，总不能“老虎遍地有，苍蝇满天飞”。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17日 0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