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由两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部分构成：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前者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客体, 即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所应坚持和运用的圭臬，后者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主体，即研究者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只有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全面把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并在思想文化的各个研究领域加以贯彻，中国学者才能具有不断增强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

[关键词] 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逻辑和方法；思维方式

9年前，我国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忧心忡忡地说：“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①] 这段论述的话语背景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史学界，许多学者早已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束缚，但就是打破不了这种束缚，抑或说，许多主观上想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束缚的学者，一旦着手具体的史学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②]，因为，他们使用的史学研究的工具，如相关概念、范畴、框架和范式等，都来自于西方学界。而这些概念、范畴、框架和范式等，都是基于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体验”提炼出来的，其中有些本身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上述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9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史学研究状况而发的，但其涵盖面实际上包括了发展中国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而且今天仍然适用。

就我国来说，可以认为，目前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上还处于直接借用西方学界已有的理论框架和范式，来展开学术探讨或考察国内外重大社会问题的阶段（古籍整理和一些工具书写作等除外）。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局限性也日趋凸显，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面对有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重大社会问题，一旦没有可“直接借用”的了，学界就往往或在整体上处于“失语”状态，或采取简单回避的态度；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致使我国学界形成不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及其之相应的话语，当然也就难以与“西方中心主义”在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相抗衡。这也说明，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与拒斥“西方中心主义”，在逻辑上是同一过程。本文当然不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仅想为解决这方面问题提供一种思路，即：要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必须首先明确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否则，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然会流于形式或止于“响亮的口号”。

一

笔者这里所说的“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这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这里先讲第一个层面含义上的“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其基本规定是：在事实评价层面、价值评价层面和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所谓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是指：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

“客观地看待”旨在“求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是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的（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有求真的问题）。只有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方法论上就是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

就破除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言，我们主要不是要搞清楚18世纪以前是中国先进和18世纪以后是西方先进的问题，更不是精致地论证中国最终还是会领先于西方乃至世界的问题，而应是在方法论上确认：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先进”都不能作为“中心主义”的依据。为此，至少应在方法论上明确这样几点：首先，既不应“虚无”或“抹黑”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相对落后”时期，也不应“放大”或“美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时期，而应全面把握一个民族和国家“先进”时期与其“相对落后”时期的关系。其次，无论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一个大的或者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间的关系会呈现断裂和连续并存的样态，但我们既不能用“连续”抹杀或淡化“断裂”，也不能用“断裂”抹杀或淡化“连续”，而是要全面、正确地把握“断裂”和“连续”间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就往往以“断裂”来抹杀或淡化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连续”，贬低这种“连续”在他们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再次，既不能以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来虚无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也不能以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来虚无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而应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把握这两种特点间的多方位、多层面的关系。但关系只能是有区别的事物间的关系，否则就无所谓关系。应当看到，特别是自世界历史发展的近代以来，每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特点的变化都不能离开其他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能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点完全照搬到自己的内部来。即便在西方社会，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在其不断扩大和深入交往的过程中也没有消失[③]。最后，在现代世界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来的普遍性因素，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法治）、正义、公正等，不是哪个民族和国家的“专门制造”，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共有的宝贵财富。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参与了这些普遍性因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虽然西方国家曾在这一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既不能把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在不同层面认同这些普遍性因素，简单地视为西方文化的扩散和普及过程，也不能以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为名来否定对这些普遍性因素的认同。同时，所谓“普遍性因素”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被改变，以适应时代和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不能保证“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时，就不可能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

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所谓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是指：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把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在这方面，马克思“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的理念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④]。

笔者以为，在目前学界，“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地纠缠着我们，严重阻碍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其方法论和文化层面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界在被“西方中心主义”干扰的同时也被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所困扰[⑤]，故出现了种种方法论和文化层面的混乱，即：我们往往用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的批判发生“错乱”。其结果是：或在狭隘民族文化观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狭隘民族文化观”与“西方中心主义”，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文化观”。例如：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不少人往往或是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法治）、正义、公正等代表着人类共同创造的现代精神等同于于“西方中心主义”，并把国学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实际上是用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或是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反对狭隘的民族文化观，虚无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主流和文化（这实际上是用“西方中心主义”来批判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笔者以为，上述“错乱”也可称之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时空错位”，即：把不同时空条件中存在的对象置于同一时空条件中来批判。这样，既搞乱了“对象”本身，也搞乱了批判指向。可以认为，无论在狭隘民族文化观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反对“狭隘民族文化观”与“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在客观上和逻辑上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见，当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缺乏“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时，同样不可能实现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无论是事实评价还是价值评价，都要通过特定的话语系统表现出来。所谓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是指：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从而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近些年我国学界为此而做出了努力，如围绕着所谓“话语霸权”问题展开的探讨便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准远远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与中国在国际上不断提升的地位极不相符。这说明，我们离成为“文化强国”和“学术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走向世界，与国际学界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并引入相关理论和术语，的确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必需的。但如果把西方学术界相关理论和术语无批判性地照搬，并将“中国经验”仅仅作为对其的一种注释，那就有问题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正是在由此而产生的。当然，西方的“话语霸权”不等于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却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话语形态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中国学者如果受制于这种话语霸权，以西方学术界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就不可能做到“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和“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遑论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

例如，多年来，学界关于资本逻辑、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西方学界相关认识成果的一种“再现”（这里姑且不论“再现”的是否准确），故很难切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难以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再现”基本上是一种话语解释型的。所以，学界有不少著述看起来挺深奥、新鲜，但稍微关注下西方学界的远近状况，就会发现，这些看来挺深奥、新鲜的著述只不过是西方学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认识成果的话语“翻版”。这些话语“翻版”都一个共性，即：一遇到目前中国“应怎么办”的问题，都“绕着走”，或至多简单地敷衍几句，令人不知所云。再如，近些年来，“中国问题”在学界越来越引起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方面也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倾向：在学界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叙事中，“中国问题”往往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中国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而滋生出一种绝对怀疑主义的心态，认为凡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学术术语都会给我们设下“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应当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大都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某些西方国家也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从而确立新的话语霸权，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某些西方国家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的企图是否能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主要不取决于“话语源”国家，而主要取决于“非话语源”国家。进而言之，“非话语源”国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国家话语霸权是否能够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如果我们能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从西方学界引入的哲学社会科学术语加以科学的批判，并逐渐融入具有“中国经验”内容的汉语语言的科学诠释，从而使这些被引入的学术话语增加新的规定性、甚至形成新的内涵，并进而在国际学界传播，那么我们就既能有效地抵御西方“话语霸权”，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性。在国际思想文化界，“非话语源”国家并非不能掌握话语权，也不是永远不能成为“话语源”国家。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束缚，就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真正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还必须明确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因为，前者在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的贯彻，主要取决于后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的确立。进而言之，明确后者的意义就在于：只有认清在当代世界历史及其发展中的“大我”是什么，研究者才能真正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正确运用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里所说的应科学认定的“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至少包括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⑥]。中国学者如果不搞清楚这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不明确自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那么，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就难免不会在相关研究中被扭曲，从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

1.“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有三重相互联系的规定。其一，“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在我国，民族狭隘性有两种形态：一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一是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自近代以来，这两种相互联系的民族狭隘性就一直积淀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顽强的表现出来。当然，这两种民族狭隘性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

毫无疑问，上述这两种积淀在中国文化深层的民族狭隘性，仍然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这里所说的“复杂影响”是指：在客观上刺激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主要表现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必然在方法论上按“西方中心主义”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言，在现代，任何“中心主义”都必然使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则在某种意义上“衬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高明之处”。抑或说，在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发生直接对抗的不少场合下，更多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中心主义”走。

可见，民族狭隘性与“中国特色”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而它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能形成。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作为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能获得丰富的规定性。这对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世界交往中，中华民族才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其内在文化心理够超越民族的狭隘性，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合拍，那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状况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改观。

其二，“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和体现出的“优质”。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事物特色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然“差异性”并不等于“特色”。同理，“中国特色”的根据来源于中国特点，然中国特点并不等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指中华民族的“优质”，它标示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特长和优势。而“中国特点”这一范畴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质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其劣质方面的内容。

“中国特色”蕴含于中国的优质与其劣质斗争过程中。只有当中国的优质占主导地位并能获得不断的优化时，“中国特色”才能确定起来。而这一确定过程是受中国所处的特定世界历史时代制约的。所以，如何对待特定世界历史时代的制约作用，至关重要。至少迄今为止，中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故这里就有个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历史时代对其的制约作用的问题。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中国既有输导生产的国际化、社会化发展的一面，也有对其输导资本的国际争夺和控制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法的过程：不断地辩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这一历史时代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保守、落后的倾向，调动自身的内聚力，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不断确定自己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所体现出的“优质”，或误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特点”，那就易于受各种“左”的或“右”思潮的干扰，从而导致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发生指向上的混乱。

其三，“中国特色”是对“中国国情”的辩证否定

由于学界不少人没有在方法论上把握“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间的关系，故在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无视这两者间的区别。笔者以为，把“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混为一谈，既无助于“中国国情”研究，也不利于“中国特色”建设。“中国国情”不等于中国的“优质”，亦即不是中国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中国特色”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但“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国情”，它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有些国情如“落后和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需要被逐步彻底改变；有些国情如人多地少等，需要加以逐步调整，以将其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有些国情如包括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则需要在当代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和发扬光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中国国情”绝不完全是由中国自己所造成的特定状态，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相互作用的状态。因此，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离不开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换言之，既然“中国特色”是通过中国与其所处世界历史时代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建设离不开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不断优化，那么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也就必须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内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才有可能不断获得有利于筛选和改造中国国情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的“国情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危害是不浅的，它往往为各种错误思潮所利用。

2.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

从文化的角度看，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展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因此，发展“中国特色”，就是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当然，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其学科范围几乎涉及到整个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故对这一课题的展开研究是本文所不能完成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规定问题。如果连“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规定都搞不清楚，那么在特定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总体指向就会混乱。而在这种混乱中又谈何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呢？！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规定。

其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是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而是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确认这一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一个充满“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不是凌驾于各个先进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也不是消融了各个民族先进文化特点的大一统，它是指当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间相互联系的总和。当代世界先进文化是当代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核心，同时也标示着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世界先进文化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在当代，不能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民族文化，不能称之为“先进民族文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都不是这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纯粹自身发展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都不能脱离世界先进文化而存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也是如此。在其本质和发展方向上，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与当代世界先进文化是一致的。所以，必须把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作为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为此，既要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反对“中国中心主义”；既要拒斥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又不能受制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否则，我们就会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中心主义”的牢笼。

其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把批判性地汲取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

批判性汲取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与批判性汲取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就都会被扭曲。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和消除阻碍实现这种“有机结合”的根本羁绊，即迄今中国文化中仍然大量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小农经济的文化因素和专制主义的文化因素。当然，这两种文化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这两种渗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文化因素，其在社会思潮方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披着“吸纳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吸纳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外衣下，把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腐朽方面和本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方面揉合在一起，由此不断构筑滋生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的温床和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渠道。因此，肃清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文化因素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影响，是实现上述“有机结合”的逻辑前提。这当然也是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的逻辑前提。

其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自主创新的文化。

说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丝毫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恰恰相反，正因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故其才能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最基本的特色就是：超越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批判性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素和一切外国文化优秀因素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自主创新的核心成果，而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不断推动着这种自主创新的发展）。当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其中的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方面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及其话语照搬到中国，从而使“中国经验”仅仅成为印证“西方问题”和西方理论普遍性的例子。

应当看到，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在时空上比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故解决起来其难度也要大得多。一方面，“现代性”即以科学、自由、民主、法治等为核心的现代精神还未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扎根，前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局限问题又开始在中国显露，所谓“后现代性”思潮对学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充分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性一切肯定的成果，避免或减少西方国家在人和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就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最根本的“世界历史”任务。可以说，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切环节都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这一任务展开的。所以，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既不属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形态，也不属于作为对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文化形态的批判和重新诠释的后现代性文化形态，而是在批判性地吸纳一切外国文化优秀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素基础上的自主创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必将会丰富世界先进文化的内容，并为其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综上所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拒斥不是简单的批判和声讨，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至关重要。如果说，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客体，即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所应运用和坚持贯彻的圭臬，那么，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方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就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主体，即研究者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全面把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并在思想文化的各个研究领域加以贯彻，中国学者才能具有不断增强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

[①]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笔者在有关著述中，把“西方中心主义”分为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类型：种族学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最后一种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与自觉或不自觉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关于这方面问题，请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本文所讲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指第三种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③]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叶险明：《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东西方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④] 马克思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基本方法时说：“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所谓“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亦是指：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从方法论上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⑤] “西方中心主义”在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但它又具有与相对落后国家的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的不同表现，故在这里，为了逻辑叙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从一般意义上的狭隘民族文化观中抽译出来。

[⑥] “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构成了中国学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即研究主体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