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之兴，不仅仅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也不仅仅要社会和谐、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强，文化之兴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势必要求香港社会大力培育、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之建构，需要首先在香港推动去殖化。去殖化并非简单地改改地名之类，而是必须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入手。

西方中心主义对香港影响之深，由近月来围绕香港两个国际排名下跌的讨论，可见一斑。先有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布之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仍排名第一，但得分较往年有明显下跌；后有“世界正义工程”公布之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的排名不仅“创2014年获纳入指数以来的新低”，而且令香港精英更为在意的是，“跑输排名第四位的新加坡”。两项国际排行榜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香港排名的下跌归咎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这不禁令人顿生疑窦：是否意味着，那些实施着远比香港更为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干预法的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度和法治排名都很不堪？

提防西方文化霸权操作

笔者与研究团队并未纠缠于这些排行榜的学术包装与非政府组织伪装，而是尝试去探究相关机构的背景特别是意识形态背景，更令人好奇的是，其背后到底藏着哪些赞助机构，又有哪些“专家”在为其出谋划策、设定标准？粗略看下来，要不就是哈耶克的徒子徒孙，秉承着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与里根主义和戴卓尔主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要不就是背后隐藏着美国国务院及其下辖之美国国际开发署，索罗斯臭名昭著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以及早在冷战时代就甘为中情局白手套的亚洲基金会等也是其赞助机构。这些排名榜虽然千藏万藏，总还是抹不掉西方政治势力意识形态操作的痕迹。

近年来，内地国际关系学界不少青年学子对于西方软实力(Soft Power)运用之研究颇有独到之建树，既有利用史料还原美国主导的“文化冷战”之真实面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张扬教授乃此中之佼佼者)，亦有对于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护持西方文化霸权、运作跨国社会网络之深刻揭示(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银培萩博士新著尤为发人深省)。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西方国家的深层统治力量，善于运用软实力来形塑各种国际标准与规则，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基建，强化西方中心论，捍卫西方的文化霸权，为西方继续统治世界提供合法性与认受性。黄平先生即以高度凝练的笔触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模式为基本‘理想类型’，试图在‘科学意识’的掩盖下，实现世界的‘同化、融合、一体化’：西方化。……随着‘冷战’以苏东解体而宣告‘结束’，不少人一时间还以为人类已经迈入了‘历史终结’，这种二元框架反而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得到了加强，甚至被冠以‘普世’的价值”。

破除对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

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是现代国际体系的缔造者、支配者与中心，西方中心论则是西方文化的内设前提。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是二元对立框架。特别是近200多年来，西方国家以一整套的西方发展叙事来诠释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发展历程，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历史定性为落后，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标榜为先进，形成如是“落后-先进”二元框架。于是，西方在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殖民、经济压迫的同时，更以西方中心论来巩固其文化霸权。在后冷战时代，西方中心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西方国家以更为隐蔽的手段运用软实力来强化这种二元对立论，以左右非西方国家与地区的价值取向，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与知识分子，从而令他们持续扈从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体系。

香港长期深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本地政商精英深受西方中心论之影响，尤为推崇各种国际排名，不仅珍视“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荣誉，也不时以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为自身的法治水平背书，而甚少反思、质疑这种排行榜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操作。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所谓智库或非政府组织恶意调低相关排名，甚至干脆直接把香港剔除出榜，并攻击香港国安法，那么过往推崇这些排行榜的精英们势必会跌入话语困境——既不能不予以反驳，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是又无法严词反驳，因为过往的赞扬随时会被翻出来，形成“回力镖效应”。

要摆脱这种尴尬，摆脱这种话语陷阱，关键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反西方，不是事事、时时与西方对立，而是在精神上祛魅，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顶礼膜拜，站起来思考自身的发展模式；不是唯我独尊，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摆脱二元对立论，实事求是看待世界各地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框架下探索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路径；不是拒绝各种国际排行榜，而是要拨开迷雾，对于各种指数、排行榜背后的意识形态操弄了然于胸，认清西方运用软实力、维护自身文化霸权的各种套路。

一言以蔽之，袪魅──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乃香港去殖民地化之要害所在。

陈少波，香港正思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