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文学史写作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发展至20世纪末，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而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文学格局的深刻变化，推动国际学术界世界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在21世纪发生了巨变。对《剑桥世界文学史》《文学：世界史》《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这三种新世界文学史著作的研究表明，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强烈质疑，经典名著不再构成其基本材料和载体，民族国家本位被打破，区域整合与跨区域文学交流、多系统与多中心、文学观念和文类的跨文化比较，成为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新范式。
关键词/：世界文学史 ； 西方中心主义 ； 《剑桥世界文学史》 ； 《文学：世界史》 ； 《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
世界文学史写作是一项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学术活动。它始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诗的通史手册》（Handbuch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der Poesie, 1832-1833）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Pettersson and D’haen 43）。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著述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不断涌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进一步扩展到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一些重要的著述包括德国学者西奥多·蒙特（Theodor Mundt）的《文学通史》（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1846）、约翰内斯·舍尔(Johannes Scherr)的《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1851）、阿道夫·斯特恩（Adolf Stern）的《世界文学史》（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1888）、亚历山大·鲍姆伽特纳（Alexander Baumgartner）的《世界文学史》（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1897-1911），法国学者洛里哀(Frédéric Loliée)的《比较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compares des origins au xxe siècle, 1903），美国理查森（William L. Richardson）与欧文（Jesse M. Owen）合编的《世界文学导论》（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 1922），英国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1923），美国约翰·玛西（John Macy）的《世界文学史话》（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1925），日本学者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世界文学の輪郭』，1925）、新潮社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讲座》（『世界文学講座』，1930），中国学者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7），俄国学者柯根（П. С. Коган）的《世界文学史纲》（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всеобщей литературы）等。20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出版的世界文学史主要有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8卷16册《世界文学史》（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3-1994），汉斯·赫特尔（Hans Hertel）联合丹麦、瑞典、挪威的北欧学者编撰的7卷本《世界文学史》（Verdens litteraturhistorie, 1985-1993），德国学者克劳斯·冯·西（Klaus von See）担任主编的25卷本《文学研究新手册》（Neue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72-2008）等。
纵观20世纪末之前西方国家出产的各类世界文学史，其宗旨、架构、范围虽然在不断变化，常写常新，但就总体而言，有4个共同特点：第一，都秉承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所写无不是以欧洲文学，更确切地说，是以欧洲少数几个大国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非西方文学只在其中占据极少份额，而且通常只出现在文学史的起始阶段。第二，民族国家构成世界文学史的基本单位，世界文学史成为民族国家展示自身文学成就的舞台；原本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思潮流派运动，通常也被纳入民族国家的范围分别叙述；在文学史的某些时期，区域划分会成为民族国家划分的补充，如中世纪欧洲文学，19世纪的北欧文学、南欧文学、中东欧文学等。第三，经典名著构成世界文学史的基本材料和载体，只有那些经过历史长河淘洗、存留下来的少数经典杰作，才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史。第四，都以一条时间线贯穿始终，这条时间线往往与欧洲历史的分期相迭合。
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世界文学格局的剧烈变化，以及后殖民研究、世界文学理论研究、国别文学史研究等领域一系列成果的积累，西方国家出产的世界文学史开始酝酿巨变，到本世纪变成现实。欧洲中心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被摒弃；经典名著、民族国家，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中坚若磐石、理所当然的存在，都发生了动摇；甚至文学史似乎必不可少的时间线和历史分期，也受到挑战。本文以英语学术界在新世纪出版的3部世界文学史——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和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Gunilla Lindberg-Wada）主编的《文学：世界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 2022）、德比加尼·甘谷利（Debjani Ganguly）主编的《剑桥世界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2021）、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主编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 2006）——为研究对象，按照论题自身的逻辑顺序，依次从3部著作中抽取最有特色的部分，讨论新的世界文学史框架、内容、创新之处，以期发现其对于中国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史的借鉴意义。
一、从民族国家本位到区域整合与跨区域文学交流
在3种世界文学史著述中，达姆罗什和林德伯格-瓦德主编的《文学：世界史》最具“史”的编年特征。它按照年代划分为四卷：第一卷从起源至公元200年，第二卷从公元200年至1500年，第三卷从1500年至1800年，第四卷从1800年至2000年。其中的“世界”，被划分为6个地理区域，依次为：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西亚和中亚，非洲，欧洲，美洲。四卷书分别在各自的时间跨度内，对这6个地理区域的文学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依次交替进行论述。
从章节目录可见，地理区域，而不是民族国家，构成了《文学：世界史》从始至终的基本单位。《文学：世界史》反对把世界文学史写成许多民族国家文学史的总和，因为民族国家的文学史属于个别的文学传统，起起落落，并非一种恒定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是在与邻国完全隔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它也反对把世界文学史写成世界文学体系形成的历史，因为全球化开始之前的世界文学，并没有被一个紧密的全球关系网络维系在一起；即便是在当代，文学表达也不受单一的“世界体系”支配。《文学：世界史》对两者的破解之道，就是把地理区域作为基本单位，因为文学的区域发展与整合是唯一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线索；区域内部虽然存在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从属于区域整体的共同性，它是由区域地理、人种、语言、文化、历史的相似性及关联性所决定的。此外，以六大区域四大时段来结构世界文学史，也“为描绘各种文化的文学及其时间轨迹创造了必要的稳定性”（Pettersson and Damrosch lxxix）。
六区域四时段的结构性安排，使得欧洲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优待，还被区域板块所拆解。传统世界文学史将“欧美”并称作为论述的主干、占有绝对多数份额的情形不复存在。此外，编者为分卷所选取的时间节点也不是“欧洲时间”，而是全球各区域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大公约数；主编还为每一个区域板块在四卷书中平均分配页数；甚至在选择撰稿作者时，也充分考虑族裔和地区分布的代表性。这些都体现了编者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世界史》六大区域的划分，大多以洲为单位，唯独亚洲被细分为东亚、南亚与东南亚、西亚与中亚三部分。如果我们仍然以“洲”来计算，亚洲的份额就占据了整个文学史近一半的篇幅。而在亚洲文学中，东亚文学更受到优待，被放在各卷卷首的位置，时间上更古老的两河流域和埃及所属的西亚、非洲文学却被放到其后。笔者曾在“重写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的思想与方法”一文中指出，这种章节安排和篇幅比例分配显示，这部文学史不仅是去西方中心，甚至转向了“亚洲中心”，是亚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的表现（刘洪涛 2023：58）。
而现在，笔者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亚洲文学有因此被割裂之嫌。众所周知，在东西方思想与学术传统中，亚洲通常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建构的。亚洲是西方人眼中“东方”的主要承载者，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想主要是通过与亚洲的交往、对亚洲的想象而发展起来的。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整体的亚洲概念：在冷战时代，它曾被用来凝聚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力量；在后冷战时代，可以用它来承载非西方或全球南方的文化想象。总之，以往的“亚洲”，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将其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来加以塑造的：地理上比邻而居，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彼此间的文化相互影响，近代的命运相似，当代的使命也需要趋同等等（刘洪涛 2010：16），但《文学：世界史》打破了这种想象，亚洲文学不再是一个整体。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这个地理区域板块。大洋洲是五大洲之一，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南太平洋诸岛国文学构成大洋洲文学的主体。诚然，大洋洲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属于后来者，分量较轻，难以独立支撑一个区域板块，与其他洲合并未尝不可。编者将其与南亚、东南亚合并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给出的理由是“地理上的相邻性”（Damrosch and Lindberg-Wada 31）。这当然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除此之外，原住民的亲缘关系应该也是一个考量的重要因素。太平洋中南部区域众多岛屿的原住民，大都属于南岛语族。学界普遍认为，这个语族的先人们最先居住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及东南亚一带。在大约4、5万年前，末次冰期造成海平面下降，在东南亚与澳大利之间形成陆桥，南岛语族开始迁移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广大太平洋中南部诸多岛屿地区。这种人种和语言的关联性，把大洋洲文学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文学连接在一起。
但如果考虑到近代以来欧洲在大洋洲的殖民历史，上述理由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因为这彻底改变了大洋洲，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面貌；而这个地区的书面文学是从18世纪晚期的殖民地书写开始的。事实上，传统的世界文学史，无论中西，但凡涉及大洋洲文学，也都将其划入“西方文学”范畴。因此，将大洋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合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文学：世界史》的编者显然意识到大洋洲与南亚、东南亚文学合并面临的地理与历史的背反，在权衡之后，遵循了在地优先原则。原因如编者所说：“因为坚持它们的殖民历史并将它们与欧洲结合起来，将会否定它们后殖民时代的现在和未来。”（Damrosch and Lindberg-Wada 31）这一新的区域文学整合，将欧洲在大洋洲的殖民历史悬置，为大洋洲文学从地缘关系中获益和在地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文学：世界史》并没有将世界文学史限定在六大区域内部孤立地加以论述，对于跨区域的文学交流也十分重视。这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通过置于各卷书之首的导论，分别描述四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学发展的样貌。这种描绘力图跨越六大板块的区隔，概括其共同特征：如第一卷的导论“公元200年以前的世界”，第二卷“公元200年至1500年的民族、语言与文学”，第三卷“1500年至1800年的世界文学”，第四卷“1800年至2000年的世界文学”。
第二种情况是在对区域文学史的论述中，往往会强调其所受域外文学的影响或对域外文学的影响。例如西奥·德汉在其撰写的“公元1500年之后的欧洲文学”部分中论及公认欧洲“领先”时期的文学时，会举例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欧洲文学是独立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作品或多或少相互依存。在此过程中，我也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之前试图追溯欧洲文学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内容”（德汉 20）。如在第三卷中，为了强调欧洲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甚至依赖，他“详细描述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敌对关系、对东方及远东的迷恋，以及发现之旅和随之而来的殖民事业”（21）对1500年至1800年欧洲文学的重大影响。
第三种情形是，前三卷设有数量不等的专章，讨论超区域的文学比较和跨区域的文学交流。前者如第一卷，有第三章“分离的世界：比较全球时代之前的文学传统”和第六章“书写系统与文化记忆”；第二卷有第二章“东亚和欧洲的宫廷文学”、第四章“南亚和欧洲的动物故事”、第六章“中世纪文学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第八章“第二个千年最初几世纪的环地中海景象——以拉蒙·柳利作品为例”、第十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第三卷有第七章“文学世界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些都是以具体的案例，对各个时期超区域的文学共相和跨区域文学交流进行了论述。
当然，六大区域四大时段的结构性安排也存在新的问题。众所周知，不同区域文学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先后。人类的文明最早出现在环地中海的西亚、北非地区，随后在南亚、东亚涌现，由此诞生了四大文明体——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人类的文学也最早在这些文明体中产生。而非洲、美洲、大洋洲文学属于后来者，其书面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在18世纪才开始。但《文学：世界史》的编者把六大区域的文学都安排在4个时段依次叙述，如此一来，原本在时段上的缺席和差距被人为“填补”和“拉齐”，制造出“齐头并进”的假象，而事实上，只有章节之名，并无内容之实。如1-3卷中的大洋洲文学、非洲文学、美洲文学部分，除了对地理、人种、语言、迁徙活动有简略介绍外，能够称得上“文学”（基本上也是口传文学）的内容，则少之又少。这种名不副实，除了说明编者“政治正确”，很难做其他解释。
再就是以区域板块作为世界文学史的基本单位，使得一些因地缘政治或文化因素导致边界变化或模糊的情况，难以被有效处理或被忽视。例如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斯拉夫文学，不仅所占份额极少，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呈现，而是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仅在第二卷以一小节寥寥数页的篇幅介绍了其起源与早期的形态。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未有专节论述。苏联中亚、西亚地区的塔吉克文学、奥塞梯文学等，则在第三、四卷被划入“西亚和中亚”板块，归到“波斯文学”和“欧亚突厥文学”名下，完整的俄罗斯文学不复存在。
二、 从欧洲中心到多系统与多中心
德比加尼·甘谷利主编的《剑桥世界文学史》共分两卷，它没有采取传统的文学通史都有的单一时间线与历史分期，而是由一篇导论、9个专题组成。导论由主编甘谷利执笔，介绍了编写该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方法及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语境。9个专题依次是：文学谱系，思考世界，跨区域世界，地图转换，世界文学与翻译，诗学、文类、跨媒介，范围、多边系统、经典，阅读与流通模式，世界与星球。这9个专题共有47章，由47位学者分别撰写，其中前4个专题26章归入第一卷，后5个专题21章归入第二卷。如此框架结构与专题安排，反映了编者对世界文学史的全新理解：
《剑桥世界文学史》基于这样的设想：世界文学不是世界所有文学的总和，也不是一套在全球取得成功的文学经典选集。它强调对文学作品流通逻辑的研究，这种逻辑是从多样文学文化和文本技巧中提取出来的。本书并不排斥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立足点，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绘图见解——半球、海洋、跨区域、群岛、多语地——以更好地反映文学生产的多标量（multi-scalar）和空间分散（spatially dispersed）的本质。它们质疑现存的历史、方法和地图限制，展示了人文学科和文学在应对世界级环境和人道主义灾难问题上的努力。(Ganguly)
这段文字写在第一卷卷首，相当于全书的总纲。它直截了当地摒弃了传统的世界文学史书写逻辑：既反对把世界文学史看成是全球文学的总和，也反对把它看成经典杰作的罗列，这意味着《剑桥世界文学史》既不追求五大洲各时段的全覆盖，也不以经典杰作作为入选世界文学史的依据，而是以案例分析的典范性，以从多样态、多层面、多区域文学中提取的流通逻辑，作为研究的中心。在编者看来，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流通史，文学的流动性、形成性被赋予了世界文学的本体价值，是唯一受到关注的，这种流通包括已经形成的、正在形成的、已知的、未知的、文本的、媒介的、纸本的、电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学的流通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策源地，即不是从某个中心出发，向周边地区扩散，进而覆盖全球。我们看到，莫莱蒂所概括的基于欧洲中心的“树”和“波浪”的文学流动逻辑，在这里失效了，卡萨诺瓦描绘的以法国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体系解体了。《剑桥世界文学史》把西方中心主义解构得这样彻底，以至于全书47章中专门论述欧洲文学的，只有区区3章。甚至达姆罗什的椭圆形世界文学空间理论也不再适用，因为在这个文学世界中，所谓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双焦点互动、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逻辑支配的椭圆折射不一定发生，这里有无数的大大小小、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适的中心、系统；这些由时空连续体交织而成的形形色色的中心、系统，纷纷攘攘，众声喧哗。
《剑桥世界文学史》围绕文学全球流通所分析的47个案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侧重于对传统世界文学谱系的解构。这个谱系以“二希”为源头，在吸收了西亚北非的滋养后，独厚欧洲，从中古时代的拉丁文学，到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文学，一脉单传。《剑桥世界文学史》第一个专题“文学谱系”中的8章，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从世界文学起源写到当代，凸显的却是这个传统文学谱系的外源性，以及更大范围的欧洲以外文学对现代世界文学的形成所起的奠基作用。如第一章“古代世界文学”，作者达姆罗什以《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圣经·创世纪》、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金驴记》等作品为例，论述了古代环地中海地区世界文学的生成，认为其是跨区域、多文化交流混合的产物。第二章“世界文学的丝绸之路”，作者欧阳文津（Wen-chin Ouyang）追溯了《一千零一夜》早期的创作、翻译和传播，驳斥了其在18世纪初被译成法语后才成为世界文学的传统观点，认为此前在连接东亚、南亚和西亚、南欧的丝绸之路上，《一千零一夜》已经用波斯语、阿拉伯语翻译、改编、引用了一千年，是古代世界文学的一个范本。第三章“阿拉伯的艺术散文、‘阿达布’（adab）文学与伊斯兰帝国文化的形成”，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姆（Ahmed H. Al-rahim）研究了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后期至阿拔斯王朝早期，阿达布文学传统如何在亚欧多种语言广泛的翻译活动和对波斯、希腊化世界文学传统的吸收中诞生，认为其体现了近东和地中海区域文化的交互性与连续性。还有第五章“殖民地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起源”，作者瓦迪克·巴塔查亚（Baidik Bhattacharya）追踪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等东方学家对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中文的研究工作对欧洲思想的影响，认为德国作家、语言学家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Fredrich Schlegel）正是借鉴了这些比较语文学的成果，才会比歌德早20年便在“印度文学与世界”（1808）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只不过没有使用德语“weltliteratur”一词）；而歌德对世界文学观念的论述，也产生于东西方语言文学交汇的时代背景中。这也使得世界文学观念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驱动的结果，并打上了东方主义的深刻烙印。
《剑桥世界文学史》提供的第二类案例是对不依赖欧洲的多系统、多中心世界文学的归纳和阐发。其中曹熙英（Heekyoung Cho）的“作为过程与关系的世界文学：东亚的俄罗斯文学与翻译”（第二卷第30章）讨论了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东亚文学的关系，认为东亚文学通过与俄罗斯文学的互动，而不是与巴黎的文学现代性结盟，生成了一种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新文学。这种跨区域文学关系，是对卡萨诺瓦、莫莱蒂阐述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扩散模式，以及国家间文学必然是竞争关系的有力反驳。张隆溪的“作为比较范式的东亚”（第一卷第14章）论述了东亚文化（学）圈的形成、特征、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认为这个在欧洲之外形成的相对连贯的文化文学空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由此反驳了卡萨诺瓦世界文学观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丹尼尔·金（Daniel Y．Kim）“朝鲜世界与冷战的回响”（第一卷第19章）认为，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当代全球小说塑造了东亚地区的跨文化力量，这些作品要求读者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的框架之间穿梭，要求把世界文学本身视为一项正在进行的、本质上“未完成的工程”。萨沙·埃贝林（Sascha Ebeling）的“从离散泰米尔文学到全球泰米尔文学”（第一卷第21章）将当代全球泰米尔文学作为一种新世界文学形态加以考察，认为其早已经超越早期的地理格局，成为遍布全球、紧密合作的网络，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文字、文本和思想的世界”。
《剑桥世界文学史》提供的第三类案例是对新的世界文学系统、中心的发掘与图绘。这类系统与中心大多超出了传统民族、国家、区域，甚至洲域的框架，在半球（例如全球南方）、海洋（例如湾区、湾流、流域等）、群岛（例如中南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多语地（多语言混杂地区），在不同区域与洲际之间，因商贸活动、战争、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因人口流动或聚集，从而形成文学群落；此外还有难民文学、监狱文学、网络文学等，它们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甚至在洲、文明体、传统文化圈的框架内往往被遮蔽，而《剑桥世界文学史》借助新思路、新概念、新方法，把这些新的文学版图绘制出来，使它们成为世界文学新的流通系统和中心。
例如安德里亚·巴赫纳（Andrea Bachner）的“拉美与中国：跨区域批评与比较的挑战”（第二卷第40章）讨论了墨西哥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Salvador Elizondo）小说《法拉比夫》（1965）情节中嵌入的一张晚清中国凌迟处死犯人的照片，由此关联到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的著作《爱神之泪》（1961）、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古巴作家塞韦罗·萨杜伊（Severo Sarduy）的《写在身体之上》（1969），以及中国作家莫言的《檀香刑》、中国台湾艺术家陈界仁（Chen Chieh-jen）2002年创作的装置艺术《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中的相关描写和表现，指出它们之间都有一种取自中国的“互文内核”。作者由此认为，把拉美和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在地图上处在地球两端的区域“放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跨区域的星座，可以绘制出一幅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之关系的跨文化地图，而这个跨文化地图是被传统的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的二元划分所掩盖，被以欧洲或北美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体系边缘化的。再如莎拉·纳托尔（Sarah Nuttall）的“作为星球文学的世界文学”（第二卷第47章），通过对毛里求斯作家林赛·科伦（Lindsey Collen）的《叛乱》（2001）、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饿潮》、韩国作家韩江（Hang Kan）的《素食者》3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从星球视域分析文学文本、理解星球时代世界文学的方法。作者认为，星球意识和视角将把我们从人类世、从以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直面维持生命的物质本身——水、空气、大气层、地球，这种视角的转换必将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重塑世界文学的形态。
此外，《剑桥世界文学史》也探索新的世界文学类型、要素、环节、主题、题材。例如简·贝滕斯和雨果·弗雷（Jan Baetens and Hugo Frey）的“作为媒介形式的绘本小说”（第二卷第34章）研究了绘本小说的全球化历程和多媒介样态。梅莱克·奥尔塔巴西（Melek Ortabasi）的“世界儿童文学”（第二卷第35章）概述了19-20世纪儿童文学的世界化进程，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类型，是一系列复杂、纠缠的全球历史和政治语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罗赞·肯尼迪（Rosanne Kennedy）的“作为世界（性）证词的《关塔纳摩日记》”（第二卷第45章），分析了被长期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穆罕默杜·斯拉希所写《关塔那摩日记》，指出其能够风靡全球、成为世界文学的原因，是对人权的普遍关注、全球英语和回忆录的兴盛，认为它重塑了古老的证词传统，展示了回忆录作为一种全球文类的潜力，将新的声音和地缘政治背景引入了世界文学。麦德斯·罗森达尔·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的“非人类、后人类与宇宙”（第二卷第46章）关注文学中对于非人类和后人类世界的描写，认为其一直都是世界文学的主题，是促进跨文化对话和理解的文本元素，也是克服差异、推动普遍思维、构建人类共同性的力量。
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史如何可能？
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主编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酝酿于1996年由瑞典研究委员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赞助的“全球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学史”项目，由一群瑞典比较文学学者和区域国别文学研究的专家合作开展。该项目持续到2004年，出版了论文集《跨文化文学史研究》（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而2006年出版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是其最终的成果。
《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跨文化比较”是其最鲜明的特色。瑞典于默奥大学瑞典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安德斯·佩特森（Anders Pettersson）在此书第一卷的导论中，揭示了这一项目的初衷，是要解决传统的世界文学史存在的四大问题：
首先，文学文化之间的空间分配似乎并不公平。西方文学（指用欧洲语言写成的文学）往往占据总篇幅的80％左右，而其他文学则占据剩余的20％（也可能为跨文化概述等留出了一点空间）。其次，这类文学史虽然涉及许多不同的文学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西方等，但总体而言，每种文化都被描绘成一个自己的世界，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第三，不同文化的叙述一般都有自己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角度，但在整部文学史中却找不到一套一致的观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涉及文本类型时，就没有使用一致的术语。第四，尽管文学概念对于文学史至关重要，但这个概念基本上没有得到解释。（Pettersson 4）
佩特森揭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西方中心主义，而反西方中心主义是本文论述的3部世界文学史的共同目标。至于后3个问题，佩特森则认为都需要用跨文化文学史写作来纠正，即“将对文学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历史变异性及其异同的经验认识，与对文学研究中跨越国家、文化和时间界限的复杂性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Pettersson 5-6）。为此，四卷本《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以对以下3个问题的讨论支撑起文学史的框架：文学的观念，文类的观念，文学文化间的遭遇、交流与互动。前两卷以文学观念和文类的跨文化比较为中心，选取的文学史个案多集中在古代与近代；后两卷讨论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涉及的主要是19-20世纪世界文学。全书通过跨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交流两个维度，为跨文化文学史的写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本书前两卷采用的跨文化比较属于对等同类比较，也就是在世界文学史的时空框架内，把一些同类项放在一起，比较其异同。第一卷主要由7位学者的论文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来自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东非和西非文化传统中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流变。编者没有采用以虚构和想象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也没有从宽泛的意义上认定“文学”观念，把历史、讲演、哲学、地理、巫术等一切文本都包含其中，而是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使“与不同文明和时代相关的文本世界，在它们的社会背景下，连同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功能，以及倾向于想象文学的话语类型，都被标记出来并加以例证”（26）。换言之，即把“文学”或与之相近的概念，放到各自的文化传统中，考察其如何被构建出来、如何被应用。同时也关注本土的“文学”传统如何在近代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产生化合、被赋予新意，并在新的文学观念引导下重新激活了传统。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文学”概念的复杂性，对其社会实践、知识和社会背景，都要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
本书第二卷聚焦文类，讨论了中国传统文类理论、日本的物语和私小说、阿拉伯古代诗歌、波斯的“文学”观念及其文类划分、拜占庭圣徒传作为文学体裁的特征，还比较了中国、日本、印度古典戏剧在教谕和娱乐方面的类同与殊异。文类的跨文化比较面临着和“文学”概念比较相似的困境，即林德伯格-瓦德在第二卷“导言”中所说“简单地应用在西方丰富的体裁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概念和观点”（Lindberg-Wada Vol．2：1），而纠正的方法是安德斯·佩特森在第二卷结语部分所阐释的3个相互关联的范式：第一种称为“文类的传统视域”（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iterary genres），指对各民族国家文学传统中已有的文学体裁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要求把原本被视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学作为主体，从其传统内部考察它是如何被看待、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中被定义的。但因为以本土术语呈现的文类系统往往互不兼容，很难比较，这就需要采用第二种范式“文类的分类视域” （the classificatory view of literary genres），即从外部引入新的文类概念，以便能够比较属于不同文学文化的文类及文类系统。这是一系列纯粹分类的概念，有些类似于刘若愚在研究中西比较诗学时，改造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而确立的比较框架。只不过，这里确立比较框架的不再是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而是文类的术语，这些术语取自西方，但剔除了其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联系，使之成为纯粹的分类概念。像“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文类概念，尽管它们来自西方传统，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它们视为一个纯粹分类的概念，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外来概念的引入，任何跨文化比较都是无法进行的。文类跨文化比较的第三种范式是“文类的交流视域”（the communicatory view of literary genres）。这是佩特森受到俄罗斯批评家巴赫金的体裁研究启发提出的。巴赫金的《言语体裁问题》等著作，从人类语言和行为的交际功能角度研究体裁，把传统的、既定的体裁（文类）纳入更大的“言语体裁”范畴，认为言语体裁是人类交际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而文类是其中更为复杂、典型的一种，由此开辟了文类研究的新方向。佩特森据此认为，文类的跨文化比较不应该局限于对传统的、既定的文类范式的研究，还应该重视一般的言语体裁，灵活地、实用主义地对几个跨文化文本的形式性因素或诗学品格进行类同性和相异性分析，这无疑拓展了文类跨文化比较的范围，深化了其内涵。
《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第三、四卷聚焦现当代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流通，对其跨文化发展的历史现象进行追踪研究。后两卷与前两卷一样，也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由15位学者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广大的区域选取案例进行研究。这些案例既没有线性的时间延续和空间的均匀分布等整体性规划，也没有刻意的组织，以凸显什么中心、趋势、整体性等；如果说编者这样做有什么用心，那就是反对传统的世界文学史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线性进化观和扩散主义的现代性。
《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清楚地意识到传统世界文学史的弊端，即把文学史置于单一时间发展的视角中，将其描述为一部进步的历史、一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被构建为“现代”，成为文学新思想、新技巧、新时尚的策源地，引领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而亚洲文学停留在漫长的中世纪晚期，非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更处在史前时代，在单一的时间链条中，它们属于过去或后来者。文学的流通被理解为从欧洲向其他地区的单向运动；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往往被看成是被动地跟从，是西方文学次等的复制品。（Lindberg-Wada Vol. 3: 12）
针对如此弊端，第三、四卷在研究现当代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流通时，虽然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探索欧洲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但剥离了现代性与西方之间的固有联系，立足于欧洲以外地区文学的主体性，凸显其对于现代性的主动选择和创造。例如，考库姆惠子（Keiko Kockum）的“西方文学在日本现代小说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日本近现代小说是西方文学翻译与本土和中国的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博·霍姆伯格（Bo Holmberg）的“史诗的‘跨文化’：阿拉伯觉醒与《伊利亚特》的翻译”，把1904年出版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阿拉伯语译本放置到近现代阿拉伯民族觉醒运动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探讨了阿拉伯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对《伊利亚特》的征引和挪用。史蒂芬·拉森（Stephan Larsen）的“欧非对话：从实例看欧洲潜文本中的非洲超文本”，细致研究了4个非洲文本——索因卡的戏剧《欧里庇得斯的酒神伴侣》（1973）、奥拉·罗蒂米的戏剧《众神不应被指责》（1971）、伯纳德·戴迪的游记《巴黎黑人》（1959）和卡马拉·拉耶的小说《国王的光辉》（1954）对欧洲文本的改写和挪用，指出这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为其注入了反殖民主义的内容。纳尔逊·冈萨雷斯-奥尔特加（Nelson Gonzalez-Ortega）的“互动中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叙事”，揭示了早期印第安文本与西班牙帝国文本、现代拉丁美洲小说之间的互文对话，以及它们对文化差异的相互印象，其中蕴含了一种与西方文化霸权相抗衡的混合性。玛格丽塔·彼得森（Margareta Petersson）的“印度英语文学的杂合性”，把混杂性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辨析了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研究了其在印度当代英语小说文本中的主题配置，认为其有助于在新的文学史中揭示全球化众多接触区域中的跨文化现象。
《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是本文论述的3部世界文学史中最早出版的，在探索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流通方面提供的类型、案例还稍显单一、单薄，尤其是对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文学流通涉及较少，但编者的用心是宏大的，他们期待这些案例能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中心、系统，自成方圆，互不隶属，众声喧哗，甚至相互龃龉。编者对此明确指出：“我们需要连贯性，但也许不是一个包揽一切的叙述，而是几个相互竞争或部分竞争的声音。”（Lindberg-Wada Vol. 3: 28）“我们试图通过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阅读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学和文学史，使已有的叙事模式复杂化［······］我们还想开发一些更异质的模型来研究文化互动，而不是模仿、衍生和英语化。”（28-29）这样的宏大用心虽然未能完全如愿，不过，正如前面论述过的，2021年出版的《剑桥世界文学史》在呈现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流通多样性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足以弥补《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在这方面留下的缺憾了。
结 语
21世纪以去西方中心为宏旨的世界文学史写作“革命”究竟会走向何方，目前尚不明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场“革命”发生在西方内部，是西方学界从自身的问题域出发、对世界文学史进行重新建构的结果。尽管国内比较文学界不断有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对的问题域与西方并不相同。因此，对这一“革命”的成果，绝不能照单全收，作为自己的所谓“创新”，而应该秉承中国立场，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的结合点切入，开辟出一条新路。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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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林心娴和郭思聪为本文推送提供了有力支持，特此致谢。
Abstract
From its emergence in Germany in the 1830s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was always framed within the field of vision of Occiden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ccelerating rate of globalization and dramatic remapping for the lierary landscape have led to many drastic paradigmatic changes in this fiel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 study of three new hist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indicates that, with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West-centrism, literary classics havenot been featuring prominently in the texts as basic subjects anymore and the national mindset has also been abandoned. Instead, Tran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between literary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rans-regional exchanges of literature, and multi-systems and multi-centers have become the fresh traits of the paradigm of trans-cultural writing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west-centris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
刘洪涛，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世界文学理论、中西文学关系、西方文学史。电子邮箱：htliu@bnu.edu.cn。
本文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24年第3期“学术前沿：欧美比较文学学科史研究”栏目，第2-15页。原文脚注和引用作品英译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