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变迁与现代解释，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论题。长期的主导观点是，西方是现代原生地和理论原创者。这是人所熟知的单一现代观。晚近阶段，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有志重新理解现代，强调现代并不由西方专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现代的肇始与兴盛，发挥了巨大的原创效用，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作用。这是仍然在演进中的多元现代观。多元现代是一种旨在取代单一现代的理念，两者之间的对峙性显而易见。但分析起来，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单一现代重在强调现代方案第一次系统呈现的西方样式，多元现代重视的则是现代起源上的东西方国家平分秋色。试图重新理解现代，需要对等看待两种解释意欲，并在不同的解释空间将之有效区隔开来，以此凸显一种调和结论。
关 键 词：单一现代观 多元现代观 西方中心主义 后发国家
从性质上讲，“现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总体结构，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等量齐观的单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由人类创制的新型社会结构。这一“现代”结构，是西方国家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从过程上看，“现代”作为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结构形式，起自西方，广被世界。所谓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一个出现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结构迅速世界化的过程。在理论阐释上，对现代做出完整、系统且深入论述的，也非西方学术界莫属。直到20世纪晚近阶段，一种旨在颠覆这种主流观点的论断开始兴起，并发愿取代由西方国家代表的单一现代观念，而着力强调东方国家对现代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一贡献，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关键阶段即17、18世纪做出的相应贡献。随之，现代的性质受到重新界定，全球化进程被重新书写，关于现代的理论阐释进入一个颠覆性时代。有问，截至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认知是完全错误的，以至于关于现代的重新认识出现了一幅人们完全陌生的画面?经此一问，人们会觉察，以一种较为持平的态度，重新审视单一现代与多元现代的两类主张，后者那种激烈地抨击前者的说辞，其价值需要再估价，由此才能导出更为合理的现代解释。这样，在实践上也与中共十九大重申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吻合。
一、单一现代：“西方的”自足性阐释
“现代”源自西方，曾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现代”理论创制于西方，也是公认的结论。现代这个概念，打不打上引号，具有极大差异[1](P27-29)。一方面，不打引号的现代，与古代、近代、当代这些纯粹表示时间段的概念排列在一起，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不过表明人类历史的自然延续，到了一个离我们身处的当下较近的时间段而已。另一方面，打上引号的“现代”，则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一者，这一“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应词出现的，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总体结构。这一结构的要素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构成。这些要素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要么缺少，要么有别。二者，“现代”的总体社会结构，体现在基本建制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复杂机制；表现于国家权力建制上，构成了分权制衡的立宪民主政制；呈现在经济活动领域，形成了工业企业引领发展的现代企业组织机制。在19世纪人类发展出现“大分流”的情况下①[2](P6)，“现代”与“传统”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三者，现代与“现代”确实不是自然而然地嵌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在比较历史视野中，只有在西方国家，现代与“现代”才是基本重合的。而在非西方国家，现代与“现代”常常是错位运行的。由于在非西方国家也存在“现代”的某些原生因素，人们有理由认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与“现代”也是自然叠合在一起的。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并不由非西方国家贡献给人类社会。
“现代”兴起和兴盛的复杂历史叙述不是笔者关心的主题。在历史学家那里，关于“现代”存在巨大的叙事差异，有早在11、12世纪就由英格兰人创制了“现代”的断言②[3](P6-7)，也有迟至19世纪才由欧美联手催生“现代”落地的论述。历史学家总是有他们据以立论的根据。但就“现代”而言，无论是多么不同的历史叙事，总是承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迟或早，西方国家绝对领先于非西方国家，将“现代”的全貌呈现给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具有排斥性的论述——排斥非西方国家在创制完整“现代”时的贡献，肯定西方国家做出这一贡献的唯一性。此即单一现代观的基本含义。笔者一向不愿采用无法准确定义的“西方”，因为从来不存在一致行动、同时发展、绝无差异的“西方”国家[4]。但也不得不承认，沿循英格兰到欧陆、北美，进而扩展到亚洲、南美、非洲的现代化进路，确实存在一个“现代”先发的“西方”国家阵营。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人们确实有理由断言“西方”国家贡献了完整“现代”。关键在于，这类历史叙事引导的理论阐释，与笔者确定论题的关联度更高。
关于“现代”的主流论说，出自西方学者，且代不乏人地得到阐释。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划出“现代”“大分流”的天际线之后，以“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面目出现的“现代”理论，不绝于缕。相比而言，在“大分流”之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堪为代表。在20世纪西方国家的发展领先世界的时候，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可谓一骑绝尘。晚近阶段，曾经被认为是同情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的理论家杰姆逊可称标本。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精神、理性审视世界历史，明确以排斥性的叙述，凸显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他指出，“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5](P56)唯有经过希腊、罗马的部分人自由，落实到日耳曼各族深明大义的人人自由，世界历史才豁然开显。而自由这一内在的精神表现于外(公理、法律、道德)的时候，便在世界历史中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只有在西方国家，历经精神的曲折发展，“‘自由’这个原则实现了它自己。因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假如‘客观的东西’在本身是合理的话，人类的识见必然会和这种‘理性’相称。于是那另一个根本的因素——‘主观的自由’的因素——也就实现了……‘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哲学’离开了社会表层上兴风作浪、永无宁息的种种热情的争斗，从事深刻观察；它所感觉兴趣的，就是要认识‘观念’在实现它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这个‘自由的观念’就是‘自由’的意识。”[3](P505)
黑格尔借助于自由、理性两个基本观念，一方面将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实践的单一成功范例，使之成为不假外求的自足性现代方案。另一方面，又完全将东方国家排除在“现代”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外，只有西方国家才独享呈现开创“现代”世界历史的荣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的排斥性论述中，非西方国家处在非常低层次的发展水平上，在缺乏自由与理性的情况下，完全不足以进入世界历史的范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与东方、边缘与中心的相对性论断，而是西方孑然独立地占据世界中心位置的断言。
如果说黑格尔是在“大分流”之际对西方国家先行迈入现代的顾盼自豪，那么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绝对主导“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时候，马克斯·韦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黑格尔式的论述进行了强化。黑格尔也承认东方国家在宗教、艺术与哲学领域中取得过成就，但他认为这些成就没有达到自由的高度，缺乏系统的理性自觉。韦伯可以说沿循了这样的思维进路。他也承认，现代西方国家所有的结构性要素，比如科学、艺术、历史学、建筑学、印刷术、职业官员、经济计算、货币、税收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于非西方国家。但将这些社会要素综合起来，塑造成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结构，则非西方国家莫属。“毋庸置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因为，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性的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计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规则的行政管理。没有这一点，可能会出现冒险性和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受政治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却不可能出现个人首创精神、固定资本和计算的确定性而产生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管理，只有在西方才是一直可供经济活动利用的，而且在法律和形式上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状态。”[6](P165-166)这与黑格尔将理性作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出现“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是异曲同工的。在论证上，韦伯与黑格尔有着高度一致的比较文明思维，这是一种退一步进两步的论证策略：退一步，首先承认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兴起做出的零碎化贡献；进两步，在承认非西方国家贡献之后，着重强调西方国家独特的理性精神对整合相关“现代”要素而独自登顶的绝对唯一性。
这样的思维进路，在那些曾经表现出对非西方国家更多同情与敬意的学者那里，也呈现出来。詹明信(即詹姆逊)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政治、文化语境及其差异性高度重视。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充满纯正而诚挚的期待和同情。尤其是他对中国所表现的热情，是西方学者中少见的[7](编者序言，P4)。但当詹明信受邀到中国来做现代性的地域属性演讲时，却明确指出，现代性就是指西方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单一的现代性”。他认为，当前现代性的一个谎言，就是所谓交替的或选择的现代性……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希腊或俄国的现代性、儒家的现代性。但所有这些现代性方案都“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意义，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意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投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这些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投以怀疑，而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8](P24)。可见，西方的两类学者，像黑格尔、韦伯那些不同情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自然而然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颇为不屑；而像詹明信这些同情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学者，一旦触及现代方案地域归属的时候，也毫不迟疑地将之归于西方国家，而将非西方国家固化在尾随者的位置上。詹明信“单一的现代性”命题，可以说是对西方学者的不假外求、独自创制“现代”的主流主张的简明表述。而这一表述是具有象征性的：它象征着单一现代观在西方现代发展中从萌芽、成型、成熟与广被世界的全过程中，为西方学者一以贯之地坚持着。
二、多元现代：非西方现代进路的凸显
单一现代观是西方国家的学者看待现代的主流观点。这一主流观点，长期为多数重量级学者所阐释和坚持。但正因为这样的观点成为主流，就会受到非主流观点的挑战：主流观点极化以后，一定会激发另一种极化观点的浮现——既然西方国家独享创制“现代”的历史机遇，那么非西方国家是否如其所说，对“现代”的兴起几无贡献呢?正是这样的质疑，催生种种旨在矫正单一现代观的多元现代观——其基本含义是现代出现在不同时间与地点，由不同民族—国家所承载，因此具有各自的存在特性与表现形式，无法归纳出一个相同的模式。似乎在本质上呈现出差异性的不同“现代”便凸显出来，多元现代观因此浮现。
这类对峙的矫正型论说，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其兴起的动力，大致有三：
(一)在西方国家依靠硬实力与软实力推进“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他们自己深刻体验了多元文化的历史事实，且对多元现代的世界史逐渐有了明确的认知，这是西方国家国内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国外体认促成的认知结果
这里有两个重要史实值得强调：一是在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之际，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他们开启了可耻的贩奴贸易。但当黑奴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尤其是在解放黑奴运动以后，这些来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社会新成员，让西方社会体会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单一现代观因此受到冲击。二是西方国家成为不可撼动的发达国家以后，世界各国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逐渐让西方国家的单一文化结构发生转变，生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结构。只要直面现实，西方学者就不会对多元文化熟视无睹。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勃兴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正是对自身文化处境的一个理论反应。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并不直接支持多元现代观，而只是提供了某种精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理念彻底撼动了单一现代观的精神基础。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凸显的族性、语言与分离问题，直接引发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阐释。美国大熔炉的实践，一直是在处理族性问题对国家认同的挑战。至于民族国家建立的机制，导致的英国四块(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张力，显现的也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整合机制的复杂。“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以关注人类尊严与幸福为动力的标准训诫。这个训诫向我们证实：在现代西方社会，培养和鼓励文化群体的文化与物质的繁荣并尊重他们的身份，这种政治态度是正义的。”[9](P5)这种正义观得来不易，是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的单一现代观实践代价之后的理性成长结果：这是西方国家不再坚持一种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或者说优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优越态度，而明确反对歧视、推崇平等的政治理念的宝贵果实。将之扩展开来，势必让西方学者以同样的眼光审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平等关系。
(二)与西方国家的自我反省有关，这是多元现代观兴起的、内置于西方文化土壤的文化心理基础
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的世界进程中，依靠的是软硬实力的双重动能。硬实力的最后依托，无疑是军事暴力和掠夺手段。由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的“现代”世界进程，绝对不是温情脉脉、催人泪下的过程。相反，在带给人类社会以超越传统的“现代”方案、让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一个繁荣富足、规范权力与融洽相处的状态之前，血淋淋的战争、罪恶的贩奴运动、市场的巧取豪夺等等，让“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充满道德的罪感和政治的下作。身处这一进程的西方学者，如黑格尔、韦伯等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冰冷的历史理性，因此心生一种强势文化战胜弱势文化的喜不自禁感觉。这催促他们去总结强权战胜弱国的根本原因，因之彰显自由与理性基点上生成的文化独特性。但是，在西方国家高奏全球现代化凯歌之后，健全的历史意识、温情的道德理性随之成长起来。西方学者自身的历史羞耻感、道德共鸣心因之发生和生长。同样是自由与理性的精神感召，促使他们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行为进行深入反思③。此时，三种文化心理相伴而生：
一是基于同情和理解，对被征服的非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促使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独特性以及对自身“现代”兴起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是柯文撰写《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直接的心理基础。“持续不断的关怀是我决心进入中国内部，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重建其历史，而不是根据西方人觉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简言之，我希望能超越过去承载沉重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设的中国研究取向。”[10](P51)这自然不是明确的多元现代观主张，仅仅是有利于多元现代观兴起的观念转变。但缺乏这样的转变，多元现代观就失去了可靠且丰富的多元民族历史事实的支持。
二是在比较文明史的视野，平等审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所做的贡献。因此，让西方国家的学者成功超越单一现代观支持的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立场，转而主张不同成色的多元现代观。在“大分流”的现代历史视野中，欧洲中心论成为必须抛弃的现代历史理念，而中国、欧洲与日本这样的多国家比较视野，成为研究者重思“现代”的可选择视角不说，东欧、东南亚、美洲和非洲也都应当在内发现代的视角被考虑在内[2](P22-24)。这不仅比按照非西方国家的自身历史看待其历史的观念(如前述“中国中心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与单一现代观仅仅从西方国家看待相关问题相比，简直可谓天渊之别。
三是西方国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演进，在长期主导思想界的理性哲学很难开拓思想新境界的情况下，以“后现代”的感知催生了后现代的哲学理念。出现这一显著的转变，与“1968风暴”具有直接关系。这一关乎西方社会前景的社会大事件，既让批判反思曾经的现代主流成为新主流，也让后现代哲学的解构、去中心、多元化、相对化等精神意向鲜明凸现出来④[11](P508-513)。于是，西方学者致力建构超越单一现代观的全球史观，力图将现代历史陈述惯性扭转过来：即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史抽离全球史来独立看待，并认定“现代”历史就是西方国家的历史；扭转为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史重新嵌入全球史进程，并给予所有国家在世界现代史中应有的地位，凸显它们对“现代”做出的贡献。
(三)与非西方国家挣脱殖民体系的解放进程以及事后取得的发展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重新审视单一现代观的外部动力
这一方面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帝国时代，让殖民者与殖民地构成的世界体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殖民地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殖民体系宣告正式崩溃。一个“全球分裂”的时代到来。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需要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历史，因此不再对此前由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保持曾经的那种礼敬态度。相反，在前殖民地寻求自身发展的时候，对资本帝国主义在军事征服、政治压榨之后采取的经济掠夺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⑤[12](P208-212)。一方面，“当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赢得独立时，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们便从各自的民主立场出发，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这是对殖民时代历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各自编写的历史，远不足以呈现世界历史发生的深刻变化。因为“只有这些历史还是不够的……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或许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13](P15)。这两方面的变化，让“现代”历史的解释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迅速崛起，他们改写“现代”历史的意欲就更加强烈。尤其是近期中国的崛起，让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在曲折的“现代”历史处境中饱受创痛的中国，一方面感受到国家“现代”跃升所具有的世界能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在“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的叙事框架中陈述中国发展故事的时候，这种感受就会更加强烈⑥[14](P325)。另一方面也浮现强烈的“现代”文化创新意欲，国家权力一方在“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外，增加了“文化自信”的表述；学术界则呼应国家领袖发扬光大传统的号召，大力倡导儒家式的中国“现代”复兴方案：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现代”叙事成为论者的努力目标，全力疏离港台新儒家而浮现出来的“大陆新儒家”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象征性[15](P139-146)。就此而言，一种极化的、致力于颠转单一现代为多元现代的局面浮现在人们面前。
因应于上述三种动力，分别形成了三种助推多元现代的知识体系。
一是对西方单一现代观之负的结构面的反思。如果说此前的单一现代观主要集中于阐述这一现代理念之正的结构面，尤其是像黑格尔和韦伯那样聚焦于自由与理性的现代性特质的阐释的话，那么多元现代观关照之下的单一现代观反思，鲜明突出了后者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詹明信的单一现代观蕴含着两种可能性：(1)强调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呈现出原创的西方现代性与模仿的非西方现代性，因此“单一的现代性”主张得到进一步伸张；(2)在其指出非西方国家的模仿现代性尝试的同时，实际上预设了后发国家种种现代性尝试必然出现的不同走向。这就为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伸张留下了余地。詹明信这种基于后现代立场而推崇一种类似多元现代的主张之余，又强力主张西方国家原创的“单一的现代性”，中间所容有的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让后现代处境中的西方国家学术界自身都很难自圆其说。加之“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缺陷，令人触目惊心，西方国家的学者，无论左右，都有深入反省：尽管这些被其中一些学者痛诋的缺陷，可能并不是“现代”独有，而是人类根性上就难以克制的缺陷。但只要在“现代”背景中反思，就成了“现代”必须背负的罪责，而必须由“现代”来加以有效克制。后现代论说开启的西方国家自我反省与由此引发的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的批判，构成这类知识建构的双重动力。无疑，这类尝试极大推动了多元现代观的兴起，削弱了单一现代的自辩能力与理论效度。其中，西方学者对殖民史的罪恶进行的反思，以及对西方“现代”方案所具有的缺陷进行的检讨，构成两个重大主题。
二是全球史观的兴起与兴盛。全球史观的兴起，可以说直接受到颠覆单一现代观后的多元现代观的有力推动。由单一现代观引导的世界史写作，几乎被写成一部西方国家如何登台领导世界的进程，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史就是西方史。而兴起于1960年代的“全球史”，则是在多元现代理念引导下的世界史写作，其历史理念与黑格尔、韦伯他们有了根本差异。其差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者将全球各个国家整合进一个世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而不再将西方国家作为中心；二者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兴衰全面呈现出来，而不再将非西方国家看做是一直衰颓的国家；三者将先设的西方自由与理性等核心价值让位给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价值，而不再将非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视为低级的东西；四者将西方国家的线性发展史与非西方国家的线性衰颓史悬搁起来，不再将非西方国家曾经领先世界的历史一笔抹杀。全球史的重要推手威廉·麦克尼尔在其所著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中，就将世界历史的漫长进程简明扼要地划分为三大阶段：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均势的时代、西方统治的时代。在他看来，“不同的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类群体，并且他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题。”[16](P20)这显然是一种有利于多元现代观自证的历史观。
三是催生了后发国家的现代理念。这类观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西方国家学者倾向于同情后发国家而致力翻转单一现代说辞，凸显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曾经的全球化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白银资本》一书的论断堪称代表。弗兰克强调指出，“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却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均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其后亚洲的优势削弱了，而欧洲以工业经济取代亚洲而勃然兴起。但“可以设想，西方和东方会在不远的、已经隐约可见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社会中的位置”[17](P422-425)。这是一种与后现代认知高度吻合的多元历史观，也是一种相对性特征极为显著的历史观。其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后发跃升的国家，勉力对现代话语进行重新建构。在这方面，中国当下对自己独辟蹊径创制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现代”所表现出的高昂热情，很具有象征意义。近年“中国模式”论的广泛流行，就成为人们熟知而毋须太多分析的例证。
三、单一现代观被颠覆了吗?
由上可见，多元现代观与单一现代观的对峙性是很强的。这种对峙的基本情势是多元现代观对单一现代观的严厉批评和直接否定。因此，说两者的论说是对峙的，并不是一种两者等价的对峙关系，基本上是多元现代观对单一现代观采取的一种单方向对峙。一方面这与后者的晚起有关，后起者总是具有一种否定先行者的论说优势。另一方面也与前者的论说占据优势地位以后便少有来者相关，面对多元现代的强势阐释，单一现代观缺少富有理论力度的刷新。再一方面也跟“现代”被淹没于复杂的现代有关。人们忙于认知由各个国家呈现的现代复杂世相，不大对各国现代变迁的“现代”基本内核提得起兴趣。因此，多元现代观相对于单一现代观，完全占据了对峙的优势。
相对而言，单一现代观的论说劣势较多元现代观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单一现代观主要致力于凸显强势现代民族的优势特质，既对这些民族的欠缺三缄其口，更对弱势现代民族是否同样存在某种优势拒不表态，并明显夸大弱势民族的精神缺失。显然，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比较。加之像黑格尔与韦伯那样，在自我夸奖西方国家的物质与精神优势即表达单一现代观的时候，从来都不曾对西方国家强力推广其现代方案所制造的不幸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愧疚，这就让单一现代观落在了道德的下风。与此同时，由于推崇单一现代观的学者对西方国家的现代经历与其中蕴含的普适意义的规范“现代”内涵不加区分，因此，便呈现出一种自封唯一“现代”的知识傲慢，这就将单一现代作为封闭现代来对待了。一个正在向世界敞开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或多或少都会展现出自身现代进程的某种独特性，其中一些元素可能构成规范“现代”的新形式、新内容甚或新结构，即便这些东西可能是在一种难以撼动的规范结构之中的呈现，但西方国家的现代显然不可能穷尽“现代”的展现形式与丰富内容。
多元现代观的相对优势很明显。一是它充分表现出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特点。这就让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不会陷入自大自傲与卑躬屈膝的两极状态，有利于构造一个让各个民族与国家融洽相处的世界氛围。二是它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的文化与价值表现出高度尊重，因此改变了西方国家内部紧张的族群关系。这种态度扩展开来，有益于营造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关系。三是多元现代观以更为长远和复杂的眼光看待历史，将全球史视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轮番崛起并统治世界的历史，而不是西方国家从古至今绝对统治世界的历史。这是一种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状态。四是它对西方国家崛起为世界领导者的作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既不过分夸耀西方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也不讳饰西方国家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带给后发民族的灾难。这是一种有利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达成历史谅解、彼此融洽相处的态度。这一点在全球史的倡导者那里显得尤为可贵：威廉·麦克尼尔在为《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出版25周年撰写的反思录中，就承认，即便是他当初的全球史写作，尽管表现出一种尊重非西方国家的姿态，其实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正是美国霸权[16](P17-20)。
取决于两种现代观的优劣，多元现代观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主导观念，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主导性体现为：人们更愿意以多元现代观来理解现代历史，不愿意将“现代”这种具有本质主义嫌疑的表述确立为叙述现代世界史的核心观念；人们更愿意以更为周全的眼光打量现代世界历史，不愿意将这部历史视为某个地域的世界扩展史；人们更愿意占据道德高位去平等对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处境与发展后果，而不愿意将发展先后视为发展能力高低；人们更愿意以一种显得自洽的多中心现代发展逻辑审视世界各地的发展状态，而不愿意以一种强硬但自洽性受限的西方带动世界发展的逻辑审视现代世界史；人们更愿意以一种超越历史阵痛的理性态度审视现代世界历史，而不愿意滞留在民族国家间的暴力与流血定势中看待世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
从总体上讲，单一现代观呈退守之势：即便是詹明信仍然主张一种“单一的现代性”，似乎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原创完全忽略，但其中已经不存在黑格尔与韦伯那种“会当凌绝顶”的西方优越感，多的是一种对非西方现代性尝试“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单一现代性之外，其余意义上(如文化、宗教)的非西方现代性似乎都已经彻底开放给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了。而与单一现代观的退守之势不同，多元现代观的进取之势隐然成型：多元现代观不仅是历史叙事和历史哲学的主流取向，而且多元现代观在后现代哲学、多元主义理论的论证中，得到了具有理论尊严的证成。在今日世界，西方社会已经将多元现代观视为政治正确的准则之一，人们几乎以高度的政治警觉保持对多元主义立场的支持态度；在非西方社会，则将之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法则，并以之作为维护自己所在国家现代原创贡献的重要理由。
多元现代观对单一现代观的优势，是不是注定了前者就彻底取代后者，让单一现代观退出了现代解释的理论天地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一者，两种现代解释都具有各自的解释根据，因此一定会具有继续维持自身论证的理论努力。二者，两种现代观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和理论解释的排斥性，但并不是彻底不兼容的对峙性解释，在各自的解释脉络中，它们依然可以获得历史与理论的辩护。
从两种现代观的解释依据来看，单一现代观确实彰显了西方现代的历史实践之凸显“现代”的规范内涵与形式结构。这一解释也确实抓住了西方国家现代的区域实践所呈现的“现代”的实质性蕴含——自由与理性，确实是“现代”绝不可少的精神品质。而且对之的规范理论解释，无疑在其原创阶段只完整地出现在西方思想世界。就此而言，西方的现代实践与“现代”呈现，确实具有某种唯一性。不过单一现代观的绝对排斥性，将现代的丰富性干瘪化，既落在了知识的下风，又落在了道德的低位。对此，前已述及，不再赘述。至于多元现代观，其在历史呈现的多样性、现代发展的丰富性、道德站位的高企性方面，都体现出高于单一现代观的特点。不过，多元现代观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多元现代观的几个优点，也同时是它的缺点：历史呈现的多样化凸显出来了，但历史的结构化突破及其时间节点隐而不彰了；现代发展的丰富性彰显出来，但“现代”的规范内涵反而有些含混不清了；道德站位远比单一现代观的西方自恋要高，但因此可能忽视不同国家在现代发展上的差距与呈现“现代”规范内涵的多寡。
最为紧要的是，大多秉持多元现代观的学者常常是基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考量的结果。政治正确自然具有宪法层次的支持理由，尤其是在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现代国家内部，在族群与个人间保持同样的尊重态度，乃是宪法爱国主义的必须⑦[18](P13)。人们必须无条件信守这一立场，否则就会将一国的公民与族群划分为必须尊重与勉强尊重的两类人，成员间的权利平等就会受到威胁。相应地，一国的立宪根基就会动摇。与此关怀相近的自由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都致力于建构立宪建国与公民赋权的相互支撑关系。这一争论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话题，但现代国家的公民在其权利受到尊重基础上致力维持立宪国家的稳定，则是不变的现代建国原则。进一步讲，在这种政治规定性的基点上，会促成一种政治美德——在一国之内，公民们应当相互关爱；广而言之，族群之间亦应相互尊重。在国家之间，也应当建立起相互尊重的习性，并且对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尝试尽力给予同情的理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事情总是在人们习于了解的一面，存在需要人们关注的另一面：一旦多元现代观成为一种政治习性甚至是政治美德，它很可能走向反面——正因为人们必须尊崇多元价值观且视之为一种美德，人们在这种社会道德氛围中，就会让此外的一切社会政治诉求让路。结果，它肯定会遮蔽一些人们并不愿意但却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与价值理念：
首先会遮蔽的是立宪本身对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同等的关怀与约束。人们常常认为少数民族应当享有比多数民族更多的宪法关怀，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总是倾向于伸张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类似，在国家间关系上，先发的西方国家似乎也应当处处对后发国家采取谦让态度，而后发国家好像具有无条件指责先发的西方国家曾经对自己利益的伤害。这就无法达成一种现实条件下平等相处的政治契约，难以维持一种众所认同的政治秩序。
其次会遮蔽的可能是历史发生与历史典范之间的真实关系。在“现代”创生的现代世界历史上，各个国家先后卷入现代历史的洪流之中，先发者占尽历史先机，后发者受尽欺凌。这就让现代世界史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与耻辱心的复杂互动：先发现代的西方国家发现后发国家的惊人落后，自然会像黑格尔、韦伯和詹明信那样充满自豪感；后发国家在失去转型优势、市场利益甚至国家主权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深受挤压，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一旦将两者放到现代历史的道德审判席上，先发的西方现代国家就必然承受道德谴责。这一谴责具有历史理由。但在声泪俱下的谴责中，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都可能丧失掉必要的历史理性，即丧失掉“现代”之作为各个国家避无可避的处境的理智判断，而让西方国家的忏悔与非西方国家的义愤占据了历史理性的应有位置。
再次，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先发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现代世界进程的规范蕴含，凸显了“现代”之引领现代的基本状态，因此，这足以让西方国家感到为人类增添了崭新活力的自豪，但同时也让非西方国家心生排斥“现代”的现代冲动。需要高度的理性引导才能有效划分清楚的西方现代与西方“现代”，就此无法被非西方国家理性地切割开来。结果，西方国家感到难以与非西方国家融洽相处并让其接受宝贵的“现代”秘籍，非西方国家感到西方国家总是在强行推销其“现代”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本来在理性上足以让人认同的“现代”，结果在感情的驱使下，被后发国家明确拒斥⑧[19](P181-204)。多元现代观，恰好或隐或显地支持了后发国家反西方所贡献的“现代”的消极作用。
受制于多元现代观的内在局限和外部限制，它无力彻底颠覆和终结单一现代观。概括其原因，不仅在于多元现代观常常流于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而且在学理上它更多地是作为“现代”发生学意义上的论断出现的。在“现代”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类型且与“传统”划出清晰界限的意义上，多元现代从来就没有给出过有力的历史叙事与理论论证。换言之，多元现代观是一种缺乏类型学支撑的主张。从多元现代的历史叙事角度看，西方叙述主体的自我反省与非西方叙事主体的抗拒，成为这一叙事模式的两个支撑点：西方叙事主体的自我反省，体现为对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现代进程的暴力行动的反思，与对非西方国家现代贡献的诚恳认知；多元现代的非西方叙事主体，主要由抵抗哲学、颠覆心理和重建欲求支撑其论说。前者毋庸赘述，因为占据现代理论论述主流地位的西方相应论说，为人们所熟知。后者，即非西方国家的相关论述，是一种特殊历史处境的必然产物——在西方国家借助先发契机获得物质实力向非西方世界扩展的时候，非西方国家一定要借助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叙事来抗拒西方国家的进击。这样的叙事建构，常常以抵抗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羞辱与侵凌为依托。这种明显的抵抗哲学，常常成为后发国家的专断权力拒斥以立法约束自己的借口，也常常成为后发国家知识界群体荣辱心的一种发作表现。但这种立场对非西方国家自身的严重损害，远远超过对西方国家凌辱行径严厉谴责的、维护多元“现代”的获利。至于建立在纯粹审美意义上的、颠覆本质化的“现代”的种种冲动，那就更是直接阻碍了非西方国家走上一个更为健全的发展道路。那种试图完全拒斥西式现代，将西式现代与“现代”完全等同，且将二者通通抛弃，决意另辟蹊径开拓“现代”的重建尝试，就更是属于多元现代观误导下的愚人行为。
四、一幅蓝图的不同实景：两种现代观的调和
单一现代观与多元现代观，作为两种对峙的学术立场，是否真正那么绝然而然地不可调和呢?从当下的思想状态来看，似乎可以斩钉截铁给予肯定回答。但分析起来，二者的立场完全可以调和。
这种调和，不是一种分别加以褒扬、又各打五十大板的机巧性举措，而是对两者内在相倚关系的揭橥。从现代的世界史进程看，多元现代观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现代起源的多样性，而单一现代观则强调了完整的现代样板，两者贯通，呈现了一个从起点到终点演进的完整历史过程。因此，单一现代观与多元现代观在历史进程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绝对不是分离的。从事实与规范的关联视角看，单一现代观推崇的西方国家之现代模式，仅仅揭示了“现代”的部分规范内涵；而多元现代观主张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都对“现代”做出了贡献，则具有丰富“现代”内涵的价值。因此，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在有贡献于“现代”的基点上贯通起来。倘若分离两者，就无法把握“现代”的全貌与丰富内涵。从政治与道德的相关视角看，单一现代观凸显了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延伸出自由、理性与启蒙等精神特质与“现代”的内在链接关系；多元现代观凸显的是现代进程的道德化之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谴责西方国家在现代进程中对非西方国家的侵凌，肯定更为多样的人权一族群权利和发展模式。但就“现代”而言，社会诸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能将各要素完全区隔开来。只有将西方国家的先行现代尝试看作是现代道德成长的一个初始阶段，才能理解后发现代国家的相应尝试是人类总体发展的一个接续阶段。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发展的进程看，单一现代观重视的是西方国家这一特定区域的“现代”贡献，因此它的现代尝试具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示范性；多元现代观看重的则是非西方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进程，因此，各个国家各具特点的尝试才共同凸显了“现代”的完整风貌。但只有在地方性现代知识与全球性现代知识之整合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现代”的总体情形。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知，两种现代观其实具有一种互补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排斥关系。
进而言之，从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与“现代”基本模式的凸显之内在嵌合的构成状态来看，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离析出来的“现代”规范含义，早就脱离了西方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具有了示范后发现代国家的规范力量。尽管西方的现代努力与“现代”的初始模式不可分离，但却不能将规范“现代”与西方现代尝试混为一谈。由此才可以知晓，何以后发的现代国家总是心怀一个致力达成的“现代”目标，而这个目标绝对不是西方国家的原初目标，肯定是后发国家自己发展的目标。这种现代实践的权属关系具有不可小视的价值：因为它让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既挣脱了西方国家的现代紧箍咒，又让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找到了为“现代”而艰苦努力的目标模式。
但划分清楚西方国家的现代尝试凸现出来的“现代”规范之界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仅受制于一种高超的分析功夫，而且更受制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悲剧性记忆。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理性实践可以提高的功夫，那么后者直接涉及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侵凌的悲愤历史之深层记忆。更为关键的是，被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未经约束的权力所牵引的国家机器，常常在连续不断地制造扰乱视听的反现代尤其是将西方现代与规范“现代”混同起来的那个含混现代的说辞，因之非西方社会对现代与“现代”的有效澄清总被延搁。为了促使非西方国家走上真正的“现代”道路，有必要对两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清理：
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家是否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源自西方国家的“现代”方案?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给出简单的是与不是就应付得了的。答问之前，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尝试，是不是西方国家简单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结果?现代世界历史呈现出的面貌是：现代广被世界，让各个国家愿意接受“现代”模式，依赖的是两重动力，一是西方国家依靠军事暴力与贸易手段的强行推销，二是非西方国家的痛定思痛、自谋变革。前者仅仅是后发国家现代变迁的直接动力，后者才是一个国家“现代”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两种动力扣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现代”的世界性变局。如果仅有其中一种动力，都不足以启动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也就仅仅是限于欧洲、北美局部地区的事件。如果说前一种动力对现代的驱动，让非西方国家必须具备区分承受历史痛苦与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的话；那么后一种动力造成的“现代”尝试成败，就完全无法在西方国家的行为那里找到解释理由。如果一个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就一定是在现代尝试失败时耍无赖而寻找牵强借口以敷衍塞责⑨[20](P458-460)。可以说，西方现代对非西方的“现代”，从来就没有发挥决定作用，而是非西方国家在面对“现代”时的自我决断——“现代”实在是太具有吸引力，让后发国家通通被吸附过去⑩[21](Introduction,Ⅺ-Ⅻ)。成则西方诱引之功不可没，败则后发国家自身责任不可推卸。就此而言，多元现代乃是“现代”之不同国家实践过程与结果的悬殊差异所注定的。不过这样的多元，一定是次级意义的多元，而不是首级意义的多元——“现代”的规范意义是否注入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尝试，那是首级意义的问题。就这一层次讲，一元现代观揭示的、由西方国家展现的“现代”内涵是不可撼动的。至于具体的现代实践之千姿百态，一方面不会动摇“现代”之为“现代”的根本，另一方面当然会明显增加现代实践的丰富多彩感受。
另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家能否完全挣脱西方国家原创的“现代”模式，自创“依自不依他”、横空出世的全新现代结构?创制这样的结构，一直是非西方国家抵抗西方现代方案的最具雄心的尝试。试想，完全脱离既定的西方“现代”规范，另辟蹊径，创制崭新的“现代”模式，对后发现代国家具有多么巨大的煽动力与激励性。因为那是一种学生超越老师的惊人成就与喜出望外，其感受的刺激性之强，毋须多言。但重起炉灶创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样式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全方位对撼原创“现代”模式的苏联式尝试，还是为数不少的国家改铸传统结构促其现代登场的努力，抑或是其他种种乌托邦方案的一再上演，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现代”规范支撑而或久或暂，悲壮告终。可见，现代时间处境中的“现代”实践，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同时作用——一是原创“现代”的规范约束力量，二是后发国家因地制宜的现代发展决断。缺少哪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即便是再想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也为之付出了令世人惊叹的顽强努力，最后都会陷入事与愿违、无功而返或功败垂成的窘境。
对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只有明智地确认“现代”是一种必不可免的存在处境，而不是西方国家强加的、一种可随非西方国家意志改变的生存状态，因此坚韧地为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努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既为原创的“现代”踵事增华，又为新生的“现代”注入活力。凡是这些尝试，也就注定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在受原创“现代”牵引的情况下，完成了“现代”华丽转身的国家，总是呈现出某种西化的特征。但这绝对不是国家结构意义的西方化，而仅仅是认同西方创制但却脱离开西方自有其生命力的“现代”化。于是，西化与现代化就成为非西方国家勉力分辨的一个话题。实际上，这一话题是非西方国家制造出来，用以化解自己国家认同西方国家原创“现代”而完成自己国家现代转变的紧张——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绝对不是西化(11)[22](P15-26)；但脱离了西方原创的“现代”，非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存在现代化的内外压力和积极反应动力。与此同时，离开了非西方国家创造性的现代转变努力，也根本不存在原创“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这是需要作出严格区分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在比较现代化史的角度看，“原生的现代化”与“诱发的现代化”[22](P1)，尽管是不同的现代化具体进程，但后者与前者的相倚关系自不待言。
简言之，单一现代观与多元现代观可以调和，是因为“现代”规范意义的凸显与各个国家或区域不同的现代尝试，乃是一幅蓝图与不同实景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承认，不存在完全超出西方原创“现代”的其他任何模式的现代化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单一现代观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理念，很难彻底加以颠覆。另一方面，必须肯定，西方国家之后的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打上不同国家色彩的、成色很不相同的现代转进结果。因此，一幅由西方国家草创的“现代”蓝图，经过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不同施工，完工后的实景，差距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这就意味着多元现代观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念，而非存在论意义上的理念——其绝对独立于原创现代模式的孑然自存可能性是很难证明的。在现代实践视野中，对西方国家而言，因其贡献了“现代”蓝图，绝对居于不可撼动的现代先行者地位。无论如何，后发的非西方国家都是西方国家诱发其现代进程的。因此在其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必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被打上某种“西化”烙印。对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必须承受的心理挑战是，首先需要承认自己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落伍事实，其次需要承认自己处于急起直追的后发现代处境，再次需要寻求在模仿的现代尝试中为规范“现代”提供崭新内涵。否则，非西方国家连提供“现代”不同实景的能力都没有，且必然陷于失败国家的悲壮结局。
注释：
①彭慕兰指出，“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是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因而，19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断裂。”
②麦克法兰指出，英格兰“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11世纪或12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
③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imperialism)话语的批判建构，就具有一种标志作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软硬实力征服世界，建构起现代化的世界帝国体系，带给世界的绝不只是福祉，倒是给世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与痛苦。参见Imperi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Vol.1,Part Ⅱ "Early Marxist Theories and Their Critics"(Peter J.Cain & Mark Harrison编，Routledge,2001)所收诸文。
④参见《20世纪大陆哲学》第十四章“后现代理论：利奥塔、鲍德里亚及其他”。
⑤论者指出，在发达国家构成的“现代”发展中心与后发展国家构成的“现代”发展“外围”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状态，这就塑就了后者对前者的发展依附关系。
⑥论者指出，“不论是衰落中的欧洲还是从权力宝座上退位的美国，都不会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上述补偿。对于这种结果，欧洲至少还有些准备：过去的半个世纪它已经适应了衰落和权力易手的事实。”
⑦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中译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其内涵较自由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爱国理念为复杂。论者指出，“宪政爱国主义的确具有亚努斯神的双面：既期向政治稳定同时又期向公民赋权。”政治稳定建立在公民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而公民赋权是立宪政治得以稳定的最高原则，两者交互支持，构成宪法爱国主义的独特架构。这对后发现代国家处理立宪与民权关系具有指引作用。
⑧在中国，这种矛盾比较典型的体现，由论者做出了凝练的概括，那就是晚清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可谓典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在理智上认同西方，在感情上倾向传统”的“精神分裂”。参见《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十四章第十节“爱国主义的精神分裂症”。
⑨多少顽强进行现代尝试而不成功或径自失败的非西方国家，都以此搪塞国内公众的责问。它们要么以西方国家早先的侵略为由，要么以西方国家当下的不公平竞争为据，或以西方国家的敌意行为作为托词，来逃避其现代实践的自身责任。对现代国家来讲，最关键的是放弃榨取性制度，建立包容性(广纳性)制度。这意味着，对“现代”国家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影响。
⑩以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并发挥影响的历史进程而言，西方非进入是极其缓慢的，而在亚洲国家真正开启现代进程的时候，西方列强的亚洲影响力又急遽衰退。
(11)中国处于现代决断的时刻，曾经出现了中国现代转变究竟是西化还是现代化的尖锐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现代化论胜出。现代化概念成为取代西化、中国化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