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疽疑云：深藏的细菌战秘密 

证据，证据!

在李仲明溃烂的伤口里，医生们没有找到炭疽菌。

“伤口都是一些通常引起皮肤感染的杂菌，没有炭疽菌。但突然的大范围地同时期的发病感染肯定是有原因的，和战争有关，和细菌战有关是肯定的”主刀瑞金医院老教授肖玉瑞说。

“找不到炭疽菌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找到了才是件奇怪的事呢”。美国医学历史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说。5月16第三次细菌战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常德召开，他参加了会议，并发布了对金华汤溪镇的的烂脚病例的调查研究。

“我是一个医学史研究者，专业兴趣就是对历史上的流行病进行研究。微生物学和病理学的专业教育，使我能运用这些技能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分析流行病的发生”。

弗曼斯基介绍，直到2001年美国911后发生邮政发生炭疽事件后，这种疾病才更为人所知。“1942年浙江疾病的是皮肤炭疽，2001年美国邮政职工则死于呼吸道感染的肺炭疽。”

美国邮政职工事件，让人意识到作为生物武器的炭疽的厉害。这才再一次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的炭疽攻击拉到人们眼前。

“皮肤炭疽要么致死，要么患者在一个月左右后恢复”。也就是说炭疽菌不可能在患者身上上长期存在，。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受害者会有一直开敞的70年不愈的伤口？弗曼斯基博士说，在医学文献中，成千职业工人的皮肤炭疽病例中没有“慢性”病例。但这些职业患者没有暴露在细菌战的多种细菌的攻击中，而且他们没有带着敞开的炭疽伤口，在可能引起其他病菌感染的田野里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细菌战炭疽菌的受害者战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和休养，在贫困的农村，他们带着伤口劳动了一辈子，因此也就处于一种反复感染反复溃烂的恶性循环中。

弗曼斯基博士特别强调要注意鼻疽，作为一名资深病理学家，他说他在遇到《死亡工厂》作者哈里斯教授并开始和他一起研究日军细菌战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鼻疽。

“鼻疽是一种危险的细菌武器。”他说。

1942年以前鼻疽就象天花一样，是一种已经在人类当中灭绝了的病，然而这种已经远离人类的细菌，日本的细菌部队却再一次把它召回到人间。

作为用作细菌武器的鼻疽，甚至在实验室的培养基里都是极其危险的。1944年，美国军队在底特里克营（FtDetrick，美军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进行鼻疽研究,数周内存放鼻疽的实验室的每一个成员都染上了鼻疽。即使在拥有现代防御措施的今天，底特里克营的实验室还会发生鼻疽感染。

据日本学者江田泉的研究，日本从1931年就开始细菌武器研究，1936年正式设立的关东军100部队，就是专门研究炭疽和鼻疽的细菌部队。

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苏联的伯力审判就他领导下的100部队曾经在1941年“指令该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包括引起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和斑驳病等烈性传染的细菌”。(《伯力审判资料52页)

细菌战是日军的“最高机密”，战后石井四郞也向细菌部队下达了“钳口令”，死都不能说出来，再加上日美交易，交出人体实验包括细菌战的资料则美国而免于对细菌战犯的起诉，细菌战成为战后难以解开的秘密。

最近二三十年，日本细菌战史资料的发现，尤其是《井本日记》、《金子顺一博士论文》的发现，才使日军细菌战轮廓初现。日本731部队的情况被一点点揭露出来，70年来，中外学者、调查者如在拼凑一个魔怪的大拼图一般，一点点地将它拼凑出来，让人们了解了其中的大貌。

但100部队的情况却仍然是一个秘密。

浙赣细菌战：炭疽幽灵

1940年到1945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多次使用了细菌武器。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和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1993年6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查资料时，偶然发现原日本陆军四名中央高级将领的业务日志，其中井本熊南大佐的日志具体记载了他本人参与的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内容。档案不能外借、不能复印，两位学者用几个月的时间在防卫厅研究所将日记手抄下来，并在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2期上将抄录内容发表，这就是后来成为日本实施了细菌战直接证据的《井本日记》。

用石破天惊形容《井本日记》的发现一点都不过份，371部队的情况一直是战后隐藏的最深的秘密，因为有日美两国的联合掩盖。过去学者们大都把眼光放在揭露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方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细菌武器的战争使用。《井本日记》是战后首次发现日军细菌战的参战人员的亲笔日记，它是来自加害方的直接记录，它使得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仅来自于中国受害方的单方指控得到最终证实。

井本熊南1940至1942年12月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具体承担与731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郞的联络。《井本日记》重点记载了1940年、1942年日军对中国的攻击。

1940年希特勒在欧洲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也欲扩大战局，日军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南方，制定了“帝国要更加使政略、战略、谋略一体化，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的方针，而日军速战速决的“谋略”，就是采用细菌武器攻击“浙赣沿线城市”，并将此次作战计划，用 “保”号作战计划秘称。

战时，中国浙江有一个机场群。它以杭州、衢州、丽水机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江西玉山、福建建鸥、广西的桂林、南宁、云南昆明的机场群落。1939年国民政府空军13总站设在了衢州机场，统管整个东南机场群，浙江成了国民政府布局抗战的东南战局的中心，衢州、丽水等机场成为战时物资和人员的集中地。天上有空中交通线，地下的浙赣铁路也是一条陆上大通道。浙赣铁路是一条由浙江杭州通往湖南株州的铁路，是中国的早期铁路干线之一，1899年动工，1937年完工，其与沪杭铁路、湘黔铁路、贵昆铁路共同构成中国的中南部地区的铁路网。而浙江省自筹资金建设的浙赣铁路杭江段则从浙江萧山钱塘江边一直到江西玉山。

细菌武器之所以成为“保”号作战的首选，正符合了石井四郞“对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因为细菌武器威力大，传染性强，可以从人传染给人，从城市传染到农村，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强，死亡率也非常高，只要投入少量的资金即可制成，对于缺乏钢铁的日本来说，大为合适。”的想法。

1940年细菌战造成的瘟疫未过，1942年日军再一次对浙赣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等中心城市，大轰炸的大火致使东京一片火海，日本当局极为震动，称这次轰炸为“奇策”，承认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日本本土会受到如此沉重打击。B-25轰炸机因为燃料问题而无法返回航空母舰，美国选择了中国浙江的机场。

4月18日的轰炸由美国王牌飞行员杜利特尔机组16架B-25轰炸机执行。为了保密，美国人没有把将降落中国浙江机场的方案事先告诉中方。4月18日轰炸东京完毕，美国飞机突然到来中国，欲降落衢州机场，但当天衢州大雾，机场处于关闭状态，飞机燃料用尽，全体飞行人员弃机跳傘，其中15架飞机，70多名机组人员坠落在浙赣皖山区一带，得到中国民众的营救。

美国的空袭意味着以夏威夷群岛为基地的美国航空母舰可以接近日本本土：美国陆上基地的飞机利用浙江省的机场，可以威胁到整个日本和它所新占领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控制日本本土的石油和橡胶生命线。

浙江的机场加铁路的战略地位陡增，这成为日军再次选择重点打击浙江的理由。

1942年的日本由于沉陷于中国、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战事，已经从物力、兵力方面处于尽竭状态，十几岁的少年都被征兵派往各个战场。在这种情形下，细菌战更成为当然的选择。

距离东京大轰炸的十多天后，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621号”，明确浙赣作战的目的是“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据《井本日记》第18卷记载的《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日军重点攻击目标是云南的昆明、桂林、浙江的丽水、衢县（现衢州）、江西的玉山、广西的南宁，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机场所在地。

1942年5月15日，华东日军分三路围攻浙赣铁路重镇金华，5月27日军参谋本部召开了细菌战作战协商会，会上决定用装有新撒布器的九九式双引擎飞机撒布细菌，作战攻击用的细菌有霍乱、伤寒、副伤寒、鼠疫等。石井四郞则在会后返回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着手准备参加细菌战的远征队所需要的各种细菌。

731的“死亡工厂”立即加班加点生产，当时的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称：“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一百三十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炭疽菌是浙赣细菌战的重要的生产内容。731部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供述，1940年7月到9月下旬、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日军编制临时细菌生产队120人，制造了27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鼠疫、炭疽菌，41年1-2月和5月间又追加了18公斤鼠疫和炭疽干燥菌。

炭疽干燥菌是使用干冰凝冻的方式使之干燥，便于从空中撒落，以污染空气，使得感染吸入式炭疽菌，落入地面河流则使人感染皮肤炭疽。

两次细菌战给中国无辜平民带来深重灾难，一时间疫病流行，在欧洲曾经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几乎染遍了浙赣线城市、乡村。一村村死绝，一户户死绝比比皆是，更惨的是，鼠疫疫病往往流行数年，第二、第三年的流行往往比当年细菌攻击更为炽烈。(受害情况此文不做展开)国民政府一边和日军在战场上交锋，一边组织人力物力进行防疫，加上日军空袭轰炸不断，战争防疫两顾不暇，民众呼号泣血于瘟疫灾病之中。

战时国民档案留下了各地鼠疫受害情况，加上国民政府为了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用细菌战的罪行，当年准备了一些受害地的疫病检验报告书和防疫报告书，使鼠疫受害得到记载。1998年开始的对日细菌战民间诉讼又将受害请问递交日本法庭，最终得到确认。

但是更多的细菌武器受害，却被认为是卫生条件、生活条件的“战时疫病”，比如伤寒、副伤寒、痢疾、霍乱等等，当年就没有被确认为是细菌战所致，炭疽、鼻疽更是如此。

国民政府军在和日军接触后，很快就撤退了。日军占领了浙赣线重要城镇，但也没有滞留很久。战后美国情报局的官员发现 日军仅仅携带了一次正规作战所需的弹药，并没有做长期进行军事行动的打算。他们占领了浙赣前线各机场和西南交通干线浙赣铁路后，便疯狂地破坏了所有的机场，他们驱赶俘虏的国民军人和当地百姓，将飞机跑道挖成纵横交错的大坑，将铁路设施，火车的车辆、车头、铁轨等等全部毁坏。

8月日军开始撤离，《井本日记》第19卷8月28日记载了日军细菌部队从江西广信(上饶)、广丰、玉山到浙江的江山、常山、衢县(衢州)、丽水边撤退边撒细菌的行动，撤退中，细菌部队的行动是飞机和地面撒播相结合，这是一次有布置有规划的军事行动，事先开了秘密会议参与会议的除了石井四郞之外，还有十三军司令官、参谋长和军团作战科科长，具体的谋略是：撒播感染了鼠疫的跳蚤、放走感染了鼠疫的老鼠、直接投到水井里、撒布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中。这些注射了细菌的食物，被放在老百姓的家里桌子上，或者村口边。给3000个国民党军队俘虏做注射了霍乱菌的饼，在他们吃后放走他们，让他们去传染军队和更多的人……

“这样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生物焦土”，制造无人区。” 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说。

如果的细菌攻击当然效果明显：上饶、广丰、丽水等地立即爆发了鼠疫。日军撤退回后逃难的百姓回到家后，等着他们的是鼠疫、霍乱、痢疾、伤寒、烂脚、全身毒疮……

但是，在《井本日记》记载的浙赣细菌战所使用的菌种里，专家们没有找到炭疽和鼻疽菌。

1942年4月30日，当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621号”命令开始浙赣作战时，日军细菌部队的鼻疽、炭疽研究已达十年时间。

战后731部队作为免于被战犯起诉而交给美国的档案就有７３１部队、１００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培养筛选炭疽、鼻疽菌的档案。一份人体试验死亡者的验尸报告表明，这个“圆木”(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称呼)在被注射鼻疽菌后存活了１８天，而同样的验尸报告一共有２１份。

2000年哈尔滨发现了《日军细菌战手稿》其中记载了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日军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炭疽实验的内容，专家判断，至此日本细菌部队已经筛选出强毒的炭疽菌菌族。

731部队里与炭疽菌的有关的有：第1部(基础研究)中肥之藤(信三)班、碇常重班研究炭疽菌；第4部(细菌生产)野口圭一班和植树肇生产炭疽菌，到1941年已经能够每月生活600公斤炭疽菌；长春的100部队，有了年生产1000公斤炭疽菌的能力。

那么，作为日本731部队长期研究的重点细菌武器，为什么在施行浙赣细菌战时《井本日记》里没有记载？是井本的忽略还是遗漏？田村良雄所说的一再追加生产的炭疽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所生产的、用于浙赣作战的一百三十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用到了哪里？

就象一个幽灵，随时会露出峥嵘面目至人死命，但要捕捉到它，却难上加难，不仅仅是炭疽、鼻疽，所有的生物武器攻击都因为其隐蔽性而难以被发现，难以保留证据。

在多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有关日军细菌战档案后，王选发现一条线索：原1644部队怀念增田知贞在对美国第三任调查官的审讯中供称：日军在华中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攻击，炭疽炸弹的效果马上见效。

华中显然是浙赣地区。

炭疽菌在氧气充足、温度25～30℃的环境中易形成芽孢，其孢囊可以保护细菌本身不受光、热和化学物质的影响，炭疽芽孢在煮沸的水中煮10分钟以上才能死亡，而一旦有芽孢保护，炭疽菌可以在土壤里存活40-60年，一旦条件适宜就会在生物体内迅速增生，从而达到致病感染。

因为鼠疫菌的耐热性差，炭疽菌更适合制作成细菌炸弹被石井四郞所重视，在731部队的安达野外实验场，活人被绑在柱子上，731部队的医学博士们用飞机将装有炭疽的陶瓷炸弹投到他们脚下，炸弹爆炸炭疽菌喷溅在他们身上，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一个人被炭疽感染以后会发生什么病理反映，会如何死去。

那么，炭疽炸弹有没有用于浙赣细菌战？

最烂的乡和最烂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日军细菌战对浙赣攻击目标不仅是几个重点城镇，而是针对从沿海到浙赣交通线的广大地区，从1940年到1944年反复进行了多次，使用了多种细菌。

当时的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对付细菌武器的能力。以衢县为例，遭受鼠疫、霍乱、炭疽多重攻击的衢县(衢州)县卫生院只有一部低倍的显微镜，其它的私人诊所，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之类的简单器械。而衢县在当时的浙江是号称“四省通衢”之中心城市，其它的城镇、乡村情况可想而知。

当时的浙江省医疗防疫第二大队长、省立衢州医院院长朱学忠估计，1940年至1948年间，衢州地区每年各种传染病发病总人数大约有6-8万人，占总人口的6-8%，主要是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等，平均每年病死一万人，1940年到1948年间，有约30万人患 病，病死约5万人。朱学忠当年在衢县防疫委员会临时防疫处长任上，曾因奋力防疫救灾，被国民党省政府嘉奖。

衢县卫生院院长、1944年兼任衢县防疫委员会隔离医院院长的潘振钰回忆则展现了政府和医疗卫生应对日军细菌战的困境：“当时因为严重地缺医少药，医疗技术水平低，医生们年病都是依据病人的主诉再结合临床经验，所以，将鼠疫误诊为恶性虐疾或伤寒，将伤寒误诊为鼠疫，将霍乱误诊为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中毒性消化不良。不仅影响了病人治疗时机，也影响了防疫部门对疫情作出正确判断”。(以上来自于邱明轩的调查)

一个悖论出现了，如此多的烂脚出现在现实当中，但翻阅当年的档案资料，却发现没有什么记载。当时各地的国民“防疫委员会”没有把烂脚列入防疫。

如今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份档案是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浙江省江山县大陈乡浙赣作战损失调查，这是一份手填的“收复地区调查表”，在“奸杀情形”、“房屋损失”、“交通损失”等各项下面，有一项“流行疫病”，其中列出了痢、虐、毒疮、烂脚、其它等五项内容。在烂脚一项里，列出了2130人，在毒疮一栏里有3711人。

战时的大陈乡，人口约5-6000人，2130人发生烂脚，相当于在40%左右的人口中发生，其比率之高实在惊人。

大陈乡所在的江山，是当年通往江西、福建的唯一通道。浙赣铁路经过金华、龙游、衢州相对平阔地区后，至此进入中国东南丘陵地带，高山峻岭给当年进犯的日本留下的可通行到江西、福建的路只有江山。日军进犯福建在仙霞岭被国民党军阻挡而裹步不前，最终没能进入福建，但进犯江西得以成功。于是在从北部的大陈乡穿江山全境到峡口镇到福建方向、从大陈乡经淤头、八都至西南部江西方向的沿路被日军烧杀抢掠的村庄，布满了烂脚。

穿大陈乡境而过的320国道，是当年日军进犯江山行军的路，大陈乡向南十多公里，就是浙江铁路通往江西段。江山下镇镇下仓村93岁的徐炳林老人回忆(资料来源：江山祝王飞调查)：“站在他的家的“大社山”顶部，眼前可见呼啸而过的火车，可听到隆隆的火车声。”

这条路正是日军进攻和撤退两次经过的路，和《井本日记》第19卷8月28日记载的日军细菌部队从江西广信(上饶)、广丰、玉山到浙江的江山、常山、衢县(衢州)、丽水边撤退边撒细菌的行动完全相符。

据江山抗战研究者祝王飞所做的经历战争老人的口述，在这条路上的广渡村当年有300个烂脚，当年就死去的人有30个；棠坂村村民毛谓滨、毛省甫、毛兆成等烂脚。毛渭滨被染上即逝。毛省甫、毛兆成二人烂脚病至今未愈。垣塘坂村日军撤退给后各种疫病大流行，全村原有五百中人疫死剩三百多口。

但是江山所有的受害乡村，只有大陈乡留下了那一纸珍贵的手写档案。

在江山采访时，记者见到了多名80岁以上的烂脚老人，他们都是40年到45年间发生烂脚的，当时他们只是个孩子。1938年出生的毛水达，5岁烂脚，当时日本人来过他家，他的哥哥也烂脚，已经去世；1932年出生的柴长庚，10岁烂脚，也正是日军来的1942年，在当年流行的瘟病中，他的两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7岁死于痢疾，他的母亲死于“老鼠瘟”(鼠疫)。

在江山记者见到了被称为“最烂的人”的姜春根。他是大陈乡乌龙村人，出生于1945年。他的双脚令人难以置信地烂着。他的右脚肿得有正常脚的三四倍大，浓血淋漓，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60岁以后，他基本上只能半躺在床上，脚下垫着塑料泡沬块，以承接脓血。他的左脚也是烂的，糜烂在两只脚上轮番发作。

姜春根说他的父亲曾被日本人抓去当挑夫，他的妈妈、姑姑、弟弟都烂脚，妈妈一直烂到1984年去世时。

但问题是姜春根并不是战争期间烂脚，他是在19岁时拆老房子时烂的。

这正是炭疽、鼻疽菌的诡异之处，在一个被炭疽污染到处是烂脚的乡，在一所妈妈、姑姑、弟弟都烂脚的老房子里，事隔十几年后，再次发生烂脚，是不是存活于土壤里的炭疽芽孢再次复活？那么，细菌战的危害是否可以持续到当下、今天？

解放后细菌战受害地对疫病流行情况和影响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调查，衢州市前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在1997年主编《衢州市卫生志》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相关调查，据他所查历史档案，衢州除了衢县、常山县1942年前曾发生个例牛炭疽外，其它各县均未发生过人、畜炭疽病，因此衢州的人、畜都没有炭疽免疫力。40-45集中爆发，当年的衢县卫生院院长潘振说，每天接诊的疑似炭疽病人有40-50名。但因为没有把炭疽列入疫病报告，所以没有记载。解放后的1950年江山首次发生牛炭疽流行，为了控制疫情，江山给2万头牛注射了牛炭疽疫苗；1956年衢州开化县报告发现4例人炭疽感染；1962年，江山再次爆发牛炭疽流行；1963年衢县发现炭疽人感染4例。之后对于炭疽疫情的报告渐少，并不是因为炭疽销声匿迹，而是因为人们的忽视。

姜春根这样的感染者，并不是孤例。但时间的阻隔，让姜春根很难和细菌战直接联系起来。

最早调查烂脚的李晓方说，他在当年的调查中，遇到很多象姜春根这样的烂脚，因为无法解释，他就放弃了对这部份人的采访，但近年来他越来越怀疑这些人的烂脚原因。李晓方提供的十位战争后烂脚人最早发生于1949年，最晚的在1982年，他们所在的衢州、江山都是被炭疽、鼻疽污染过的地方，而且之前家人都有烂脚。

炭疽、鼻疽的可怕之处是它是一种非常难缠的微生物，它们会顽强地存活，时不时地冒出来。

一份资料里显示：1942年英国在一个叫格林那德的苏格兰小岛上试验过炭疽炸弹，其污染直到1987年才消除。

中国那些被污染的土地情况如何？这是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