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报道不仅仅是真实，它还带有我们的思索和情怀。

● 南都的目标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碰上这么大的灾难，南都肯定会倾全力去做，这符合我们的逻辑。

● 我们不仅仅记录这个时代的进程，我们还是现代社会的培育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

派人去前线几乎没有犹豫

南香红（下称“南”）：南方都市报如何看待这一次的地震新闻？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

庄慎之（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下称“庄”）：现在回过头来会觉得开头大家都是比较情绪化的，都是直感式的反应和判断。我记得那天下午因为对实际上的伤亡损失不明确，大家对地震的严重性并没有太真切的感受和预知，所以当时报社并没有马上作出明确的判断，比如是否要出号外就不是马上决定的。当魏海波（南都时事新闻中心广州新闻部主任）等报社四川籍的员工和家里联系不上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严重性。实际上西南地区的地震一直都比较多，但汶川是不是在人口稠密区，老实讲，我们并不知道。至少我自己觉得有点像云南以前的地震，虽然也很严重，但不会有那么大的伤亡。

南：决定出号外应该看成是报社的一个判断和行动，我们讨论号外的事大概到了什么时候？

庄：大概12日晚上10点多的时候，魏海波打电话给我，他说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当时死亡人数已经达几千人。当时我就说那么多人，这个号外是要做的。后来就跟当天值班的副总任天阳讨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重大。那时候就定了要出号外。我就从家里回报社值班。大概是13日凌晨零点吧，我们的3辆车奔赴前线（另一辆从深圳出发的），这等于是我们的第一反应。

南：当时就准备派记者过去了吗？

庄：一开始我们想如果按照过去常发生的地震，正好在周边采访的记者去两个就行了。但是到后来发现是这么大的事情，那无论如何都要大规模派记者过去。

确实整个下午信息都不是很明确，我们更多的关注点是放在为什么这次全国各地都会有震感，并不是一发生就马上当作头等大事。到晚间知道伤亡数字才意识到这个事态十分严重，所以我想报社在这些方面还是比较随机的。但是以南都的经验来讲，看到伤亡人数这么高的时候就能做出判断，派人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对于“通知”，我们的理解是反正去了再说。

还有就是这个号外出不出的问题，原先是考虑要不要等到第一批现场的稿子，所以号外出不出是有一定的反复讨论。

后来的判断是我们先到的记者发回第一时间现场的东西，正报是等不到的。基于这是一个特大的事情，应该做号外。号外除了给予新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显示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或者说报社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所以最后决定要出。

我回报社之前就让魏海波把一批包括龚慰（要闻部主任）等几个比较强的夜班编辑留下来准备，还有把陆晖（深度新闻部主任）都叫来，我记得是陆晖想到号外的大题目就叫做“震撼中国”。

南：我们看到5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很特殊，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用12个版面外加号外8个版报道地震，而且头版一改过去的样式，没有其他新闻，只是用黑框框起一块，大号黑体字的标题“地震重创四川 死亡逼近万人”，报告了最新的死亡人数，然后是发起号召：让我们为灾难中的人民祈祷，让我们为遇难者默哀，让我们向灾区伸出援手。三句话凝重而庄严。

庄：那个是一版编辑刘晨的创意。从南都本身的运作来说，都是责任编辑负责的，我们一向并不指定我们的头版应该做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一点就体现出编辑的经验或者判断，也体现整个南都的媒体文化。我签的那个版，我们认为那个版很好，它讲到了紧要的东西，说到了三个层面的最迫切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新华社有一些图片过来，温家宝的还没有，所以很多其他报纸用的是踩在废墟上的中年男人那张照片作封面。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南都这个更具代表性，更贴合当时的情绪。

当天广告经营部门和保利地产商量了倡议赈灾募捐，后来以这个为发端，当天我们就跟省红十字会一起启动了赈灾活动，很快配套，和采访本身几乎同时出现。

我们一直想等到更多的号外的稿子，直到早上7点多才签片。有一些更新的东西，我们当时做8个版，只有一个版是比较新的。现在想还是值得这样做的。

南：号外上有一张本报记者拍摄的聚源中学的照片。

庄：那表示一个判断，一个标志，我们的记者到达了现场并发回了报道。

我们想用一个行动来对灾区表达爱心

南：但是上面已经有“通知”了，我们派人去了，又出号外，有没有担心？

庄：这个倒没有。当时知道死了过5000人，我们自己也会判断，一开头就达到这么多人，那后来肯定会更多。号外上那张我们自己的记者孙涛拍的聚源中学的照片，当时就觉得面对这个其他的都不重要了，这种东西不可能去回避，一家媒体不可能没有行动。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讨论号外的时候，还是第二天，我们就已经开始筹划特刊《七日祭》了，我们想在一个节点上用一天来表示一家报纸的个体行动。当时我们就想以南都来做一个个体的行动和表达，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七天这个纪念逝者的传统日子做一个特刊《七日祭》。

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南方都市报在自己心里头为死难者降半旗，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资格说降什么，但是我就说我们在自己心里致哀。记得是副总编辑夏逸陶也跟我提出说13日当天的报纸还有吃喝玩乐等消费新闻与整个气氛很不协调，我在编委的内部QQ上提出，大家都一致同意，把报纸上关于娱乐、消费这一块停掉，报头改黑色的，然后我又找李文凯（南方都市报编委兼评论部主任），让他写一篇《告读者书》。我们当时讲只是在那一天做这一次，后来还是恢复到正常的报纸。我们做了这个之后，很多报纸就开始跟着做了，也搞黑报头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一天的行动来表达，然后还是进入到相对正常的报社运作中。

南：报社在整体上有没有一个设想，就像是打一场战役一样，有一个统筹安排和节奏的把握？

庄：一开始是直感式的突然爆发式的反应，但之后很快要纳入一个持续的状态。确实一开头有点打乱仗，撒出去的人由于通讯条件等限制到晚间收稿时相对会比较混乱，而且我们的前线记者估计这辈子很难见到这么大的场面，他们采访的场景对他们自己来说很重要很重大。我们一开始也是用新华社的稿子、央视的稿子，我们自己的记者的稿子，都是散点式的报道。魏海波和王景春（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图片部主任）去了之后，前线有了统筹，后方我们也有了统筹，后方龚慰、陆晖等开始进入有序、有目的的工作。因为作为一家地方的都市报来说，不可能能够真正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么大的灾难的全局关照，后来我们的版面开始有了明确的布局，前线记者的稿子也会陆续回来。一开头比较多用新华社的，逮着什么做什么，大概是第三天，我们记者采访到的个体的命运故事就多起来。

南：派出魏海波和王景春到前面去，当时是不是有意识在前方搞一个指挥部？

庄：就是前方的统筹，其实这就是一种考验。因为实际上魏海波只是广州新闻部的主任，王景春是视觉中心的主任，而当时整个报社的记者都很踊跃。按照惯例来说，大型的报道我们的主力首先肯定是深度新闻的记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跑全国新闻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广州新闻突发团队，突发团队主要是跑广州突发新闻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一个协调，魏海波和王景春自己提出来说要去。惯常我们后方指挥部比较容易想得到，龚慰、陆晖、徐诗等在编辑部很快形成一个统筹，但是发散出去落实在前方的记者采访中就会困难。但这个情况在第三天就很快得到了改善，前后方的沟通就顺畅多了。虽然没有随时准备着，但一家有活力的媒体很快就能形成相对合理的协调和统筹机制。但是基本准备方面我们准备不足，海事卫星等都没有，一开始我们记者发稿十分困难。

魏海波采访经验十分丰富，他很快判断前方没有我们自己车辆的话会很麻烦，第一批记者出发时他派了4辆车、8个司机。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很关键很重要的，说明南都本身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或者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关经验，所以这样的大事本身还能促发运作机制完善和联通起来。

南都知道在什么事情上要倾力去做

南：南方都市报平时非常重视对突发新闻的报道？

庄：是的。各城市特别是广州新闻这一块，本身配备有车，有专门跑突发新闻的小组。汶川地震是我们平时的突发新闻的放大。但此次地震确实太重大，也暴露出我们原有机制的不足，比如一批保障记者生存的设备配备的不足，按常规，比如广州的塌楼事件，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装备。以往更多是小团队，甚至单兵作战就可以了，但这次有相当大的不同。这次去时只带了些基本的药物，我们事后又送去了一些头盔，这在当地已经买不到了，还有口罩等。但东西到的时候记者已经到前线了。

南：南都作为一家区域性都市报为何要这样大规模地报道这次地震？这和我们的办报理念有关吗？

答：南都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以我的理解，全国最好的报纸必须是一份全国性（或者至少说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它才能够叫中国最好的报纸，否则只能叫广东最好的报纸，或者中国最好的地方报纸。这些年南都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发展，包括我们对海外高端题材、全国性题材的报道。现在的南都A1叠已经是全局性的了。现在我们的A1很全局，但A2叠的广州新闻又很细，甚至要细到做街区新闻。我们有很多社区记者，珠三角每一个城市的神经末梢我们都要能够体现。

我们在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碰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题材，南都倾全力去做，符合南都的逻辑，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在地震报道中，除了当地媒体，区别于央视和新华社，纯属于地方性媒体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显出了独特之处。2007年十七大报道和2008年两会报道，南都都是派二三十个记者去做，虽然我们现在在发行上不能实现全国发行，我们能通过报道在影响力上去形成全国格局。

南：“办最好的报纸”这个理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庄：2001年。这个口号是经营团队先提出来的，当时刚刚有这种品牌营销的概念，它的商业经营目的更强一些，但是这个成了南都的终极口号。我们曾提出过八九个口号，2002年是“改变使人进步”，2003年是“主流就是力量”。这些口号都特别吻合当时南都的转型和发展，从地方性的都市报，向一个全局性的负责任的主流大报转变。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过去五年，我想应该是南方都市报在完成了初步市场占有、取得一定经济地位之后，谋求并初步确立其社会话语权的五年。为此有必要追溯至更前的五年，1997年至2002年。这是都市类报纸在中国勃兴的五年，这种勃兴，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市场占有上。南都前领军人程益中曾经总结过，第一年（1997年）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完成奠基工作），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拼力进位解决温饱），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第五年解决“强与弱”的问题（走向强大建成现代企业）。而我认为将第四、第五项调个次序就基本上描述了南都的行进轨迹。

有无，生死，上下，强弱，都是围绕一张报纸的经济实力经济地位来展开的，南都的前五年基本解决了这四项任务：从创刊艰难求存，到站稳脚跟开始赢利，再到拉开与同城同级媒体的距离。

2002年南都的年度口号是“改变使人进步”，我们也是在这一年提出“从强大走向伟大”。影响力、话语权、最好、责任、伟大，所有的这些，其实最终都将落实到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定位上：时代进程的记录者，现代社会的培育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暴风骤雨的对抗与革命，是水滴石穿，是集腋成裘，是潜移默化，是润物无声。是杨锦麟先生说的，勇敢而智慧地活着。都市类媒体（报纸）更全面地介入社会重大事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传统“主流媒体”报道垄断领域，其十年积聚的在市场、在受众方面的优势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舆论引导能力更为凸显。

南：除了新闻专业化操作方法之外，南都所坚持的新闻理念，如何体现在这次灾难报道中？

庄：讲到整个报纸的理念，我想它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责任和创新，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责任是作为它的核心使命，创新是手段，这两点不可或缺，相辅相成。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把一份“强大的报纸”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强大的体现是经济实力，规模很大，发行量也很大。但是作为一份伟大的报纸，我们希望我们的报纸真正能够影响和推动这个社会发展。我宁愿把它称作为社会责任，媒体被认为是社会公器，它拥有了话语权和经济实力，它应该对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人们提到南都会想到孙志刚案的报道，而且会把它理解为舆论监督的报道，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报道更是一个社会建设性的报道。记录是一个媒体应有的基本职责，现代社会的培育就包括了社会道德、社会规则甚至是生活方式，这些的建设同样很重要。而公民意识的启蒙并不是居高临下或者先知似的去教育读者，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包含了自我启蒙，整个报纸和团队的自我启蒙。我们报纸的评论版是我看得最细的，这是我自己要看的，我之所以看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思想确实会在这里得到启发。暂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对是错，但它是对社会的一个良性的建议，是另外的一种思路和思考，它对社会的建设是非暴力突发形式的改变，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要做到这些，一份报纸没有实力是不行的。这种实力包括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你的读者很小众，或者你的采访报道专业水准很低，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没有钱去派记者，就像1997年刚刚创刊的时候，2001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出国采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现在我们可以派出记者到21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去采访。

实现全国发行达不到的话，我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去实现，这一次地震的报道就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南都网的地震报道流量是以陡峭的斜线上升的，点击的读者不仅是广州的，也是全国各地的。为什么这样呢？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媒体，甚至央视都给不了南都所给他们的报道。读者希望看到的不仅是真实的报道，还需要是独特的报道，没有被纳入传统的报道模式的报道，即坏事变好事，最大的坏事变成了最大的好事的报道。这并不是南都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我们基于一种人文情怀，包括我们的媒体责任意识，呈现有着我们思索的报道。

压力在报道之外

南：这次的灾难报道，反思起来的话，未来南都的建设方面，或者就这次事件本身，应该思考和总结一些什么？

庄：首先硬件的准备这一块应该是肯定要的。我们的反应、机动性，数字报、网络设施的基础建设，比如我们流量的陡增就造成暂时停顿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部门的协调机制。从这次可以总结出很多好的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要去改进和补足的地方。

报道的节奏感方面，从整体上我们做得还比较出色。我们的独家报道更多的是问题报道。由我们首发，而引起全国关注和轰动的无论图片、事件、人物报道还是太少。我们做得好的是第二时间的报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上我们还不够强。另外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出挑的报道，不像冰雪灾害报道，我们的图片是全国最出色的。不过冰雪灾害我们在本地，困难也会少一些。

南：是否是前几天的机会没有把握得很好？那个时候其他媒体是比较弱的，后来其他媒体都很强了，导致我们很难拿到热点。

庄：我记得“9·11”后第二年的普利策颁奖，大多给了《纽约时报》。你没有足够爆发力的引领性的东西不行，这个需要我们思考。如果你认为你是地方媒体，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当然也是一种要求。但是如果你的自我要求更高的话，而且从做新闻的角度来说，独家是永远的追求。如果这个做得不够，单纯靠第二热点和挖深度的背景等，固然也行，但是新闻的时效、爆发性就没有得到凸现。

南：从整个地震报道来看，我们是否做到了平衡？我们做了以反映震灾实情的《七日祭》，后来也做了反映抗震救灾的《大爱》特刊。《大爱》是否是一种命题式的报道？

庄：我也在想，我们早期的报纸，是不是问题性报道太集中？这个从反思来说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的记者比较少去呈现相对于惨况本身而言温情的、人性的主题。

《大爱》特刊，包括后来我们做的“平民英雄谱”都是地震比较后期了，但效果都非常好。为什么这些新闻在早期没有更多地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要避免陷入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偏向于一面，或者习惯于一种思路、一种解读方式。我们需要调整惯常的思路，需要更均衡的报道。但有意把一件坏事说成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绝对反对的。

南：你对地震报道整个团队评价怎样？满意吗？你曾很动情地写过一封致前方记者的信？

庄：我被地震报道团队感动着，我希望能够感染我们整个南都团队，让南都的每一员感悟南都情怀与企业文化；另外我是换一种方式表彰这个团队。他们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我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代表报社对他们表彰和鼓励。

嘉奖令发了，采编和行政加起来一百多人的表彰。这属于南都一直以来的传统，我们都不做实物的嘉奖，还有就是地震团队后来去旅游休假了一下。对报道的嘉奖最终落实在南都新闻报道奖上，获奖是最高嘉奖。

南：您作为报社的执行总编辑，在地震报道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庄：我的挑战和压力反而是来自报社和报道之外的……

附：应急操作守则

1．建立相应的灾难新闻媒体价值观和标准。真相、公正、透明、均衡、有益于社会和民众是媒体追求的终极目标。媒体人应该百折不挠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并尽量不为其他因素纷扰影响判断和决策。

2．应对大型灾难对于一家媒体来说，是一个整体行动。需要建立一个报系级的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应该对灾难的级别给予较明确的设定，应对不同的灾难启动不同级别的预案。

3．确立报社级的应对灾难事件的总指挥，在特殊情况下有权限打通报社各部门之间的分割，调配报社各个部门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团队，避免协调与沟通的损耗，并在复杂多变的局面下迅速拍板决策。

4．建立一套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反应程序，此程序中各层级的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确保报社正常运转。

5．建立财务保障制度，在报社的预算中留出专项基金，以备特殊情况下的开支，保障灾难新闻记者队伍建设、设备储备和应对灾难时的支出渠道畅通。

6．新华社总结这次地震报道的经验之一是，要将此次形成的紧急财务制度保存下来。总社面对突发事件，应有两笔应急资金，一部分是可以向账户或卡里打，不论哪里出现问题，可以随时汇款过去，前方指挥中心可以用这些钱；另一部分是现金，打开保险柜，随时可以提走，以预备在紧急时刻，银行可能关门，账户有可能没法取出现金，但记者身上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现金的情况。

7．建立常备的应急队伍。平时提供专业化培训，比如火灾现场、化学泄漏事件、大面积的传染病、地震、水灾等等，使队伍专业化，召之即来，来则能立即投入工作。

8．新华社的经验是准备建立一个常备的应急反应分队，依照军队体制建制。分A、B两队，A队30人，B队25人，人员的组成包括参加突发事件报道的人员。

（节选自作者专著《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