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

一年前的今天，大地震撼，瞬间生死，阴阳两隔。地震改变了山川地理，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东西。它将如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如我这样的许多记者扔进一场大事件中，让我们在冰与火、生与死、血与泪的反复锤打和拷问中完成报道、思索问题。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媒体，从来没经历过大灾大难的记者们交出了自己的作品，也交出了中国媒体面对大灾难的一张集体答卷。

我们带着疲惫从灾区出来，还带着心灵的震撼、伤痛、遗憾和迷惘。这虽然是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它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在生存和物质层面，它所激起的巨大回响，将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心理，以及我们的社会发展中绵延不绝。汶川地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它必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的集体记忆，作为媒体，作为新闻人，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们交出的答卷是否及格？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是否经受住了考验？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进行采访。我可以骄傲地说，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到达了，我看到了，我记录了，我表达了。我想这里的“我”，是所有到达汶川地震现场的媒体同仁，当然还有在后方编辑部里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夜的编辑们。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灾难面前，媒体不仅是一个目击者、记录者，还是一个选择者、传递者、建言者、呼吁者、质疑者、监督者、守望者、鼓舞者。为了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媒体应该在灾难之前就敏感地嗅到危险的来临，清醒地发现潜伏于我们生活中的灾难隐患，从而在众人皆睡时发出大声的呐喊，在灾难发生后，反思、检索过去，盯住、守望未来，致力于让悲剧不再发生。

而我们这些面对巨灾的媒体和记者，都太年轻，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看到这么多的死亡和眼泪，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也看到如此多的让人悲愤不已的事，我们如何做，做得又如何？

说实在的，这是我在灾区采访报道期间，每天都要面对、都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媒体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全方位地接触过灾难，尤其是如此大的灾难。巨灾对媒体和新闻人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在所有正常的秩序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后，记者不仅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还要在第一时间传达现场，记者的生存、心理在接受着考验，同时如何专业地表达更是一个大问题。所有不在现场者都是通过媒体了解这场灾难的，媒体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外部世界对这场灾难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受众了解到的灾难，实际上已经是被媒体“处理”、“过滤”过的灾难，在媒体的“取景框”中，灾难是适度的表达还是被放大了？是被真实地表达还是被遮蔽甚至歪曲了？灾民是得到媒体的帮助还是被媒体再次伤害，他们的悲伤、眼泪是否可以被媒体拿来反复展览、渲染？在巨灾面前，记者和媒体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尽到了一个媒体的责任，才算得上是专业的呢？

换句话说，媒体在灾难面前的位置应该在哪里，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是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度，但过去的多数灾难中国媒体都不在现场。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失去生命，除了一则短短的消息之外，我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10年以后，我们才从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中知道了当时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国媒体在灾难面前缺位的原因大多是这些灾难是不能报道的。

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汶川地震似乎是第一次。所以，汶川地震不仅以其灾难的巨大写进历史，也将以其媒体第一次全方位的灾难报道载入史册。

但是汶川地震给中国媒体提出的问题也是全新的、全方位的。中国媒体中有应对灾难事件紧急预案的是非常少的。很多媒体在灾难发生时慌乱而无序，记者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就被赤手空拳地派到了前线；有的媒体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和垄断性的采访资源却反应判断迟缓，报道的有效信息少。而更多的媒体没有灾难报道的物质和心理准备，一台海事卫星绊倒多少“英雄好汉”，记者们徒步走进灾区，再走出来发稿，走路的时间是采访时间的十几倍，这样的事例在参与汶川地震报道的中国媒体中屡见不鲜。

当可以突破限制到达灾难现场的时候，媒体一下子面临的是力有不逮的尴尬。

我们看到我们在专业化上欠缺得很多很多。同时我们也看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对于灾难报道的思维定势还在，媒体在自觉不自觉地过滤着报道的内容，“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色彩还很浓重，媒体们沿袭着“大灾出大典型大英雄”的报道模式，自我设置了报道禁区。灾区的真实状况得不到全面报道，说轻了是媒体的失职，说重了是对灾难的掩饰。深度的、监督性的、评论性的、引领性的稿件奇货可居。而大量的信息是重复的、同质的。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缺失而语焉不详，媒体的守望、监督之责履行得如何大可质疑。当然媒体的环境和外在压力不可不考虑，但是媒体自身也是需要自我的检索。

不仅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缺乏经验，缺乏训练，缺乏足够的准备，缺乏充分的规划和良好的应急报道机制，中国媒体人的行为也大可检讨。有的媒体记者，鲁莽地除去刚刚从废墟下面抢救出来的生还者蒙在眼睛上的东西，在强光下进行电视采访；有的记者追问为什么没有首先去救自己的家人，是否为此感到愧疚，等等。这样不顾被采访者身体状况和心理感受的采访方式、提问方式并不是个别的，说明我们的媒体记者在职业角色和对被采访者的人文关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敏感，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职业尺度和规范。

所以媒体的强大，不是因为人数多；媒体的力量也不是因为级别高；媒体的伟大也不是因为发稿量大。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对有价值的信息的采集能力和立体呈现能力，是对受众关心的事情提出真问题并给出令人信服的深度分析和解答能力。而在巨大灾难面前，真正伟大的媒体，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住社会的情绪、民众的感受，并把它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恰当而适时地表达出来。

近30年，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快速成长期，中国媒体在与社会一同进步。甚至，一些优秀的媒体，在用自己媒体的公共性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所有的进步，媒体都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媒体的观察、发现、思考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媒体无论是从社会的影响力，还是从专业的角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看到许多参与地震报道的媒体都表现得很优异，而南方都市报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一员，我为这家媒体的激情和努力而感动，南都是一家正在成长的媒体，12年的历史中它也没有经历巨灾的经验，但它每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做出调整，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总结经验。汶川地震一发生，它立即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最快时间派出了记者，并且派出了报社最精英的记者；它第一时间打通报社的全部环节，多媒体共同报道地震；它第一时间出了号外，使用了黑报头，提出“降半旗”、“国难日”，因为南都的价值观是：“在这样的大事件中，一家有责任感的媒体不能缺席。”

南都的汶川地震报道始终以一家媒体的整体行动在进行，从前线的记者到后方的编辑，从纸媒到网络、电子媒体，从媒体经营到赈灾公益行动，所有这些都在同时、整体地运作。我们从这些整体的行动中，可以看到一家媒体所奉行的价值观，看到他的悲悯情怀，看到他的人文关怀和贯穿南都每一个员工的精神风貌。

南都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他在努力把自己从一份“强大的报纸”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作为一份“伟大的报纸”，是真正能够影响和推动这个社会发展，承担起媒体的社会公器的责任的。南都正在一步步向这个方向走，而汶川地震正是他的一次奋力的表现。

我们也看到，南都报道和运作，还走在从自发到达自觉的路上，更多的是本能反应而不是制度的完善，还有很多事后回想遗憾的地方，但南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好，他有反思的锐气和勇气，他有信心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也就是我受命完成这本书的初衷。

这一本书，不是为我所供职的媒体作“自我表扬”。说实在的，是想尽一份责任。这么大的灾难，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灾难报道，总结一下我们的得失，留住一份我们第一次的记忆，对我们的整体报道做一次回顾、梳理，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责任和位置进行一些检视、探寻和思考，尤其是希望我们的媒体同行在进行灾难报道时，能够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操作手册。

面对巨灾，媒体如何专业，新闻人如何专业？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大家会在下一次灾难报道中遇到的，我们的困境就是中国媒体的困境，我们的疑问和迷茫就是中国媒体人的疑问和迷茫，我们在新闻的路上走，将我们遇到的荆棘告诉大家，请后来者注意脚下；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告诉大家，以便互相激励鼓劲；将我们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新闻路上多一份扶持与温暖。

当然，从个人角度来说，也是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一个做了20多年记者的人的一些自我检讨和总结。

2009年5月12日 作者于北京

（本文为作者专著《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