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外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起步阶段，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为主流，学术研究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文学叙事、史学调查和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和传播热潮遍及中国、欧美并产生深远影响。三是21世纪以来的立体成熟阶段，既有战时日本医学和纳粹医学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侧重当代社会的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海外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有待突破。
关键词：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医学犯罪；海外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七三一部队的医学犯罪、细菌战、战争责任、战后影响和当代反思等问题，海内外学者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调查与研究。这些调查与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渐趋多元，从传统分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拓展，历史学、医史学、伦理学、考古学、生物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被交叉使用。二是研究内容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宏观上基本界定了七三一部队系战时日本细菌战体系的核心机构，是准备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计划和实施人体实验的大本营；微观上大体厘清了七三一部队的人员编成、机构设置、细菌战剂、防疫给水和预防免疫等基本史实，揭示了细菌战从准备到实验再到实施的全过程。三是研究地域性藩篱逐渐被打破，研究时间既向前追溯又向后延伸，研究空间呈现出由地方史、区域史向全球史拓展趋势。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档案文献挖掘整理贯穿始终，对战前、战中、战后相关史实证据的分析和考辨取得新进展，科技史、医史学和伦理学视域下的多维度研究取得明显突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为错。考察海外学界七三一部队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探究其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评析其研究范式、路径和方法上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海外研究中既汲取有益经验，又能看到缺失和不足。与此同时，亦可近距离观察海外研究的立论偏差，剖析产生学术成见的内在缘由，促使我们把握好七三一部队问题研究的方向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从而提升历史叙事、文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初始日本、研究起步：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50—70年代是七三一部队问题调查和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力量以日本学者、民间团体和新闻记者为主，七三一部队成员、知情者和关联者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角色，医学界和医学者几乎没有参与其中，呈现出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历史爱好者“单打独斗”的现象。研究视点聚焦于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等史证，纪实小说、口述作品和回忆录等交织出现。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初创时期的鲜明特点，处于史料证据的早期发掘和文本解读的起步阶段，既有纪实文学的推动，又有媒体传播的助力，虽可见有关人体实验专题的探讨，但学术研究仍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尚未成为主流。不过，文本证据和口述史料的不断涌现，为下一阶段学术研究、知识推广和社会认知积累了丰厚土壤，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
（一）纪实作品：体验、证言和记忆
1950年，苏联首次对外公开细菌战罪证史料，以中、俄、德、英、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系统收录起诉书、被告供词、证人证言、文件证据及判决书等资料。由此，关于七三一部队准备和实施的细菌战、人体实验等历史事实才为外界所知，为后来的调查研究做了很好的史料准备。1956年出版了《特殊部队七三一》，这是第一部由七三一部队原成员执笔的公开出版物，秋山浩以口述历史方式，从当事人角度对人体实验、细菌战和伯力审判进行了介绍。1966年吉永玲子出版《人体实验的恐怖：关东军女子军属的手记》，以亲历者军属身份记述了人体实验暴行。1967年岛村乔出版了《三千人的活体实验》。吉永和岛村的著作是以《审判材料》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纪实作品，不仅记录了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对人体实验、浙赣细菌战、常德细菌战和一〇〇部队史证亦有介绍。在参引资料上，这两部书多引用战犯和证人的证言，几乎没有使用原始文本材料，体现出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普遍特征。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伯力审判”事件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和影响。总体来看，上述公开出版物，尚处于见证人“战争体验”的感性认识层面，处在口述史料为主、文本资料为辅的初期阶段，出版作品多应归属于普及读物和纪实文学之列，还没有上升到学术研究的理性批判层面。
（二）主体转换：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研究
高杉晋吾1973年出版的《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实验和战争责任》和《日本的人体实验：思想和构造》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代表成果，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将七三一部队置于战时日本的医学思想、医学教育和医学体制下考察，融入了医疗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将战时体制下的国家意志和殖民地强制政策结合起来，分析“科学在国家权力之下是以何种形态调动并配合国家政策的”。二是从战争责任视角出发，探究了战时日本医学教育“物化人类的思想”，揭示战时日本医学的本质特征：“一边为统治者服务、一边压迫被统治的民众”，即“日本医疗的原罪”。高杉晋吾的两部代表作可视为普及读物和研究成果的分水岭。在高杉晋吾之前，关于七三一部队的记述虽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但总体来看主要停留在对伯力审判证据的梳理和解读层面；在其之后，虽然仍有为数不少的纪实作品，但这类题材已不占主流，出版主体渐次向历史学、科技史、医史学和伦理学视角下的学术研究层面转移。换言之，高杉晋吾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出版作品不再以口述史料为核心，而是侧重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有机融合，在史证挖掘、细微考辨和梳理分析上着墨更多。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老兵回忆录、见证人口述作品不断出现。1977年松村知胜在芙蓉书房出版回忆录《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其中专有一节是“细菌战权威石井军医中将”，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石井四郎的战时活动。1979年，晚声社出版了《资料·细菌战》，收录了“精魂会会员名簿”等新史料，这是首次对外公开七三一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及其战后活动状况。
这30年的公开出版情况，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从执笔者的身份来看，与七三一部队密切关联的直接参与者、事件知情者出版了回忆录和纪实作品。相较之下，日本医学界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这应与七三一部队关联者在战后仍然占据医学界的重要位置有关，对待“有罪的过去”，他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集体沉默。其二，出版作品多以口述和纪实的方式揭露七三一部队的真实存在和战时行为，粗线条勾勒出七三一部队的基本面貌，侧重考察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罪，初步分析了这种非人道行为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其三，当时七三一部队知情者“十分活跃”，部分以“纪实”“战史”“回忆录”等面目出现的资料集，虽然引用了大量口述证言、历史图片和图纸资料，但是在原始档案的调查和使用上仍十分鲜见，这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和提升留有相当大的空间。其四，这一时期的文史作品出版和影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在日本之外尚未产生实质影响，中国和欧美学界几乎没有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真正打破。
二、骈兴错出、波及欧美：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调查、研究、传播和出版七三一部队相关作品的热潮，这些作品体裁不一、形式多样、骈兴错出，专题研究、文献汇编、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电视纪录片等集中涌现出来。在此前后发生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和细菌战诉讼等民间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在日本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也波及中国和欧美。随着学界对日本、美国、俄罗斯的公藏和私藏档案的不断挖掘，新资料和新证据有力地促进并提升了研究水平和传播热情，事件梳理与学术阐释也因此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探讨、从文学叙事到史学研究的过渡。
（一）文本挖掘：科技史视角下的系统研究
在对审判材料、口述史料、回忆录和战时出版物挖掘与梳理的基础上，以常石敬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开始注重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的公藏档案。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和《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等系列著作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常石敬一在书中大量引用《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军医团杂志》《秘录·永田铁山》《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等文献史料，从科技史视角梳理了七三一部队的创建过程和扩张路径。常石敬一的物理学科背景，使其侧重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微观考察。他首次大规模使用公藏史料并加以系统分析，较为全面地记述了七三一部队的组织构成、业务范围、人体实验和细菌实战等内容。
常石敬一多次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德特里克基地、达格威实验场等地调查，首次大范围发掘了美国馆藏细菌战史料档案，从中选取500页左右档案译成日文，收录到《目标石井：七三一部队与美军的谍报活动》一书中。1994年，常石敬一又依据新发现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撰写了《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相较此前出版的文史作品，《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幅提升，可以说真正进入了规范考证、存真辨伪和史论结合的学术层面。
（二）文史驱动：《恶魔的饱食》及其影响
1981年，日本知名作家森村诚一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三部曲出版后风靡日本，短期内多次修订再版，在日销量逾300万册，并有中文、俄文等译本印行。由此开始，七三一部队相关历史快速进入公众视野，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成为一时热门话题，同时引起学界持续关注，一些持有客观态度的日本学者陆续参与其中，围绕七三一部队的专题研究渐次展开。
《恶魔的饱食》风靡日本之后，日本知名音乐家池边晋一郎和森村诚一等人成立了“恶魔的饱食合唱团”，几十年来，以反对战争、捍卫和平、崇尚人道为主题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进行了数百次专场演出，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作为日本知名作家的森村诚一，连续出版并多次再版《恶魔的饱食》《人性的证明》《新人性的证明》《被审判的七三一部队》等系列著作，这既给出版界带来较大影响，也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如岛村乔的作品《3000人的活体实验：日本军细菌部队的罪业》得以修订再版；石田新作《恶魔的日本军医》、桧山良昭纪实小说《追踪细菌战部队的医师》等借机相继出版。日本出版界的“热点追踪”和利益驱动也有效促进了七三一部队相关题材的出版和传播。这一时期，七三一部队亲历者和关联者相继出版了回忆录。如1980年“军医中佐”内藤良一的《内藤良一杂文集》，1981年吉开那津子的《没有消逝的记忆：汤浅军医活体解剖的记录》，1982年“雇员”郡司阳子的《证言·七三一石井部队》和《真相·石井细菌战部队》，1983年“嘱托”秋元寿惠夫的《问医的伦理：来自第七三一部队的体验》，1983年“运输班”越定男的《血泪日之丸：第七三一部队成员证言记》，1984年“冻伤研究班长”吉村寿人的《喜寿回顾》，1986年“防疫给水部”竹泽正夫的《东乡会志》，七三一研究会的《细菌战部队》等相继出版。
日本之外，英国是第一个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的欧美国家。英国人哈里斯和帕克斯曼合著的《杀人魔法：化学战和生物战秘史》于1982年出版英文版，1988年由群众出版社发行中文版。英国独立电视台于1985年8月拍摄了纪录片《731部队：天皇知道吗？》，纪录片的主要制作者是英国记者威廉姆斯和瓦雷斯，他们在四年后联合出版了《731部队：二战时期日本的秘密生物战》，成为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代表作，从海外论著的参引文献来看，时至今日仍是被引用最多的英文著作。美国学者也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鲍威尔1981年10月在《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首次揭示了美国和日本围绕细菌战情报的秘密交易。1988年9月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哈里斯向科隆大学论坛提交会议论文《论1932—1945年期间日本在华生物战实验、在“满洲”其他暴行以及美国的庇护》。随后哈里斯又在中国和日本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在该文基础上完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死亡工厂：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战与美国的掩盖》,成为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代表作，并随后出版了日译本和中译本。
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撰写了数篇与七三一部队内容相关的学位论文。如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格伦登的《太阳旗下的科学：二战期间日本的武器研发及其科研机构》,专设一章讨论“化学战与生物战”，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战时日本的垂直社会结构和传统的行为规范角度，分析了七三一部队在细菌战研究方面的独有特征。利用美国档案开展研究的学术成果，还有日本学者太田昌克撰写的《731免责的系谱：细菌战部队及秘藏文件》，其主要依据原大本营陆军参谋新妻清一中佐的口述证言和文书记录，同时大量使用美国馆藏文本，梳理了新妻清一协同美军与北野政次、增田知贞等人秘密联络和交涉过程，即其所谓七三一部队被美军免责的全过程。
（三）家永诉讼：民间运动的“推波助澜”
20世纪80—90年代，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事件在日本官方和民间都掀起轩然大波，并且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鲜为人知的是，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等日本学者在家永诉讼期间发挥了“史证调查”和“学术声援”的重要作用。以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看，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依据“历史研究成果”做出的，所以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的调查、研究和记述便发挥了“学以致用”的功效。森村诚一在《被审判的七三一部队》中，阐释了七三一部队史实调查的动机、过程和结论，并据以形成《森村诚一证人调书》作为证人证词提交法院，同时该书还收录了秦郁彦、江口圭一的调查报告和证人证词。松村高夫在《论争731部队》中用长达168页的篇幅记述了《松村高夫意见书》和《松村高夫证言》，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日文、英文和俄文档案证据，特别是披露了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保存的官方直接史料。松村高夫还详细介绍了其主编的《七三一部队作成资料》的来源、内容和价值。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对教科书诉讼中有关七三一部队的判决内容进行了介绍、评述和批驳，梳理了大量历史事实，总结了研究状况并得出了客观结论，随着诉讼案的持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直接影响到“七三一部队史实”在日本内外的传播、认知和推广。
1995年和1997年，在中、日知名律师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民间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对日诉讼”。从1995年到2007年，两件诉讼都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认定了人体实验加害事实和细菌战犯罪事实，但均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法律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及海内外媒体对这一事件持续关注，并且合作编辑了八卷本的《被审判的细菌战》，详细记录了取证、诉讼和判决等有关内容，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海内外对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美日交易相关史实的社会认知，也为下一步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埋下了伏笔。
总体来看，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呈显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日本学界仍占据主要阵地，研究成果主要以日文发表，然辐射范围不再局限于日本，已经波及中国和欧美并产生深远影响。第二，20世纪80年代处于学术研究开创阶段，90年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第三，与上一阶段“单打独斗”不同，这一时期日本民间相继成立研究团体，如ABC企划委员会、日本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NPO法人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军医学校遗址发现人骨问题究明会等。第四，学术研究随着英文和日文档案的不断挖掘取得了长足进步，中日民间社会运动也推动了调查研究的持续深入，日本学者的视线亦从“加害方”的单方面调查，逐渐转移到对“受害方”的实地取证。
三、东西互动、多元并发：21世纪以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史料挖掘和学术积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外学界对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走向成熟立体，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视野国际化、研究范围全球化、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格局。研究视野在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深入研究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突破，呈现宏观研究系统化和微观研究精细化的明显特征。研究方法不断创新，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的过渡，历史学、医史学、国际法学、伦理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得到较为充分的运用。日本代表成果有小俣和一郎的《检证人体实验：731部队·纳粹医学》，西山胜夫的《战争与医学》，《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刊载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以及记者出身并有海外媒体经历的西里扶甬子、青木富贵子分别出版了《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免罪的日本军的战争犯罪》和《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欧美成果有华裔学者聂精保等人的《日本战时医学暴行：科学、历史和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珍妮的《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波特的《解密日本战争暴行历史：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故事》，以及《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和《亚洲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等国际杂志刊载的相关文章。
（一）医者角色：医史学视角下的深入研究
随着“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的成立及《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的创办，日本医学者、临床医生和伦理学者等数百人参与其中。他们从战争体验的加害者视角、医学犯罪的医生视角展开调查、研究和推广，发表细菌战、医学史、人体实验、战争责任和伦理反思等方面专题论文和调查报告四百余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在横向比较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战时日本医学与纳粹医学的异同，从国家主义、种族主义、集团组织、指挥体系、预算制度、医学体制等多个侧面予以观察、分析和评价；二是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在医学犯罪问题上的历史叙事、话语传播和反思实践，藉此阐明不同空间、不同环境下的历史记忆、伦理反思和当代价值。
关于七三一部队与战争、医学、伦理问题的探讨走向纵深和细化。小俣和一郎在《检证人体实验：731部队·纳粹医学》一书中，将德国作为“他者”来观察战时日本的医学和医生，从历史学和医史学、历史认识和伦理判断、个人和组织关系、法律和医学等方面，比较日德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异同。2014年，西山胜夫的代表作《战争与医学》出版。该书在十五年战争与医学医疗界的框架下，梳理了日本产业卫生学会、日本卫生学会、日本医学会与侵华战争的关系，进而揭示日本医学医疗界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认识。2015年和2016年，西山胜夫等还编辑了两部影响力较大的论文集《NO MORE 731：日本军细菌战部队——究明医学者及医生们的良心》和《战争·七三一与大学·医科大学》。其中，后者选用了13名作者的18篇文章，执笔者中有九人为医学者或临床医生，他们将医学教育与医学体制置于十五年战争环境下考察，关注范围涵盖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金泽医科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的战时动员、“军学共同”、战争协力和战后责任等问题。
（二）海外交锋：伦理学视角下的研究与碰撞
2000年以来，围绕细菌战犯罪和医学犯罪主题，美国、英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学者在《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亚洲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柳叶刀》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文章。欧美学者多从生命伦理学视角出发，围绕战时日本医学犯罪的发生、危害、影响和回应等问题，展开了颇有深度的学术对话。
新西兰华裔学者聂精保2006年在《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发表的《美国掩盖日本战时医学犯罪：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同谋以及对当代行动的两项建议》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文章。围绕聂精保的文章，《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随后同时刊载了六篇讨论文章，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学术争鸣：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生命伦理委员会、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做出回应，表明事实并且真诚道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相对而言，促使美国揭示日本医学犯罪的错误，重新审视日本和德国医学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汲取伦理教训和历史经验或许更有价值。
欧美学界也常常突破“战争、医学与历史”范畴，研究触及细菌战给人类发展和自然生态带来的深远影响，人体实验给国际社会带来人权、伦理、医学的严重危机等问题。如美国学者珍妮的《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一书，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七三一部队罪证考察方面，而是就美国和英国共享细菌战情报，美国与日本交涉的详细过程，东京审判中的司法妨碍，国家利益、国际规则与医学伦理之间的嬗变等问题展开探讨。法律学者波特曾在日本学习七年，精通日语并熟悉日本文化，其以石井四郎为重点考察对象，2014年撰写了《解密日本战争暴行历史：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故事》一书。在这部书中，波特利用美国馆藏档案并通过现场调查所见，以法学者特有的细致和严谨，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从军经历、秘密交易、战后生活等侧面细致地考察了石井四郎的一生。
在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等。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等战时日本史料的发现，关于细菌作战的攻击时间、攻击地点、作战方式和受害人数等基本史实得以部分确认，细菌战史研究因此取得重大突破。常石敬一在《731部队全史——石井机关与军学官产共同体》一书中，既回顾了七三一部队建立、扩张、灭亡的全过程，还参考了井本熊男日记、金子顺一报告、京都大学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列出了七三一部队鼠疫细菌作战的攻击地点：农安、衢县、宁波、常德、广信、广丰和玉山。2018年，杨彦君和谭汝谦合作在英国和美国同步出版了《七三一部队：魔鬼实验室·东方奥斯维辛》。2022年，吉中丈志主编的《七三一部队与大学》由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发行。该书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为《七三一部队：魔鬼实验室·东方奥斯维辛》的日译本，第二部由山室信一、光山正雄、土屋贵志、南典男等11名日本学者分写的11篇论文组成。
另外，韩国学者在韩国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论文，如首尔大学徐二钟（Suh Yi-Jong）发表了《满洲“赤裸的生命”与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的活体实验牺牲者》，延世大学辛圭焕(Sihn Kyu-Hwan)发表了《细菌战的记忆与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新方向》，等等。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阿列普科发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与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以及其他俄罗斯学者发表了二十余篇相关论文。
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既有战时日本、战后日本和纳粹德国、战后德国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医史学视角和伦理学视角下的观察和分析占据了这一时期的主流。第二，日本学者以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为学术平台，多从医史学、军事医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侧重战争体验、事实存在、个体命运的考察，在战争与医学、医学与伦理、细菌战罪责、医学犯罪、民间诉讼等方面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同20世纪相比，在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第三，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缺乏从历史学视角去研究国家政治、军国主义、社会制度、医学体制与七三一部队的内在关联。第四，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学者在细菌战罪行调查、研究和出版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更加倾向于关注欧美学界的事件解读、伦理反思和现实回应。欧美学界在这一时期也处在学术活跃阶段，不仅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而且公开出版了十余部七三一部队相关研究著作，韩国和俄罗斯学界亦参与其中，呈现出“东西互动、多元并发”的鲜明特征。
四、思考及展望
纵观七十余年来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学术研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经历了从纪实文学、战争体验、回忆录起步，到科技史、医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法学等跨学科视角下的快速发展；在研究空间上，初起于日本并波及中国、韩国、欧美，对日本和德国的横向比较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多维度视角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逐步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共同关注的学术格局。
其一，日本学界研究步伐缓慢，欧美学界研究渐趋成熟。从近五年的研究状况来看，日本研究步伐放缓、研究热情渐趋低落，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大不如前，并且看不到回潮的迹象。究其原因，既同日本研究者和社会活动主体力量年龄偏大，新旧力量没有完成“新陈代谢”，亦与日本社会长期以来不愿直面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态度有直接关系。相较之下，欧美学者发表了大量新成果，关注重心不再拘泥于地方史和区域史范畴，更多地将七三一部队问题置于二战时期、冷战前后的全球史背景下考察，侧重战时日本医学和德国纳粹医学的差异性研究，当代社会如何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加害国与受害国、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等。
其二，海外研究学术成绩显著，但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精芜相杂、良莠不齐的现象。通过梳理海外公开发表的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可作为有益参考；但仍有部分成果存在史料欠缺、研究不够和结论草率等问题，少有对七三一部队战前、战中、战后的贯通式梳理，缺乏对七三一部队战时状况和犯罪行为的缜密分析、精准阐释和深入总结。并且随着研究者“参考资料”和“历史观”的变化偶有前后相违现象出现，这为后续研究起到了“可以为错”的镜鉴作用。海外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中国学界在研究和传播中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促使我们把握好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的方向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从而提升历史叙事、文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三，在学术研究与公众传播的互动方面亟待创新。学术研究成果理应以不同形式进入公众领域，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和警示作用，从而推动研究本身走向深入立体。《恶魔的饱食》三部曲正是以纪实文学手法向公众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加之媒体推波助澜，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日、美、英、韩、俄等国对七三一部队的史证调查、学术研究和国际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经历的曲折和艰辛来看，对细菌战犯罪和战后赔偿等问题，日本表面持既不否认、亦不承认的暧昧态度，其内在用意却是逐步淡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葛。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近年来相继播出了《七三一部队的真实：精英医学者与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前编：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七三一部队后编：原队员们的真实面目》三部纪录片，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历史学者、医学研究者和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的身影。这种官方的暧昧做作、媒体的相对冷静、学界的有限支持，以及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态度同样值得中国学界思考，亦有必要透过这些表象探究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
其四，海外研究虽取得长足进步，但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和提升空间。虽然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留有相当大的待突破空间。近些年，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中国学界在人体实验、细菌战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影响等方面均有研究，并对细菌战术、细菌战剂、细菌战理论、细菌武器等问题也有所涉及，还展开了七三一部队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申遗等应用研究。不容回避的是，从日本和欧美学界长期忽视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虽有“学术偏见”隐隐作祟之故，但也提示我们仍然有必要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学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利用，走向国际并进入公众领域，或将影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认识，推动欧美国家的社会认知，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人道暴行”的历史记忆，最终达到“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共同目标。不难想象，这一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