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将媒体推到了最前沿，这是媒体的命运。每当灾难来临，人们纷纷四处逃离，媒体人则逆人流而上，冲向灾难的中心，这是媒体人的命运。
灾难在一瞬间将媒体置于非常状态的同时，还将政府置于非常状态。而处理灾难事件的理想状态是媒体和政府互相信任，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达成处理灾难事件的共识，使整个社会在短时期内处于处理灾难事件的最佳状态。
美国著名民意测验专家丹尼尔·亚克拉维奇（Daniel Yankelovich）认为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帮助公众形成风险评估、对风险准确认知的信息源。
但是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不容易达成，媒体也并不容易恰当地、正确地发挥自己发布信息、评估风险的作用。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事故。对于这起危及成千上万人生命的特大核泄露事故，苏联当局却选择了向公众隐瞒而不是提醒大家避险。严格的新闻封锁持续了62小时，当邻国瑞典询问情况时，得到的是“绝无此事”的回答。直到4月28日下午9时，事情实在无法隐瞒，才不得已发表只有42个字的简短声明。事故发生一个星期之内，媒体上不见一篇完整的消息。为了制止人们的恐慌，当局甚至没有取消几天之后的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人们对事件一无所知，照样跳舞、参加广场庆祝活动。妇女们推着儿童车在已经被放射线充分“照射”、空气里充满核尘埃的户外走着……①
灾难消息的隐瞒，使最佳的抗灾时机被错过，从而也使伤害被放到最大。其实第一时间的一些简单的防护都可以使很多人免于灾难，比如关闭窗户，不到户外活动，向居民发放碘剂等等。
“对于政府来说，灾难事件无疑包含着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考验与批判，甚至会引发对政府认同的危机，因此，政府对灾难新闻的传播必然限定其边界。”①
而就媒体来说，对灾难的不当报道，如不正确的信息的发布，或者对于灾难的扩大化报道，会使公众对于灾难更加恐慌，增加人们对处理灾难的政府和组织的不信任感，或者过度的报道使灾民第二次受到伤害等。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可以“帮忙”，也可以“添乱”。
正是媒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面对媒体的政府很犹豫，一方面需要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影响社会舆论，一方面又对媒体充满警惕和担心。但媒体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信使，就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控制与反控制始终存在。冲破控制，突破边界也成为媒体不断努力的方向。尤其当灾难发生之时，新闻从业者的使命感使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2008年的汶川地震，数千记者奔赴地震灾区前线，成为一种自觉的不可阻挡的力量，边界与限制在一瞬间被突破。媒体和媒体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关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追寻，对社会预防与救灾体系的追问都再一次展现了中国媒体参与公共领域的热情和能力。
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研究学者，都注意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与32年前唐山大地震相比，中国媒体发生的变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当天发出的关于地震的电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电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年在电文之后看不到任何有关灾情的报道。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关于地震的消息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向灾区发去慰问电”，另一条消息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而当年的《唐山工人日报》、《唐山晚报》、《河北日报》这些地震所在地的报纸上既看不到灾难，也看不到受灾的人。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的“坚强的唐山”，看不到唐山的鲜血和眼泪，看不到唐山的痛苦与挣扎，更看不到灾难当中的人性。
“别看我们受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四眼井街道赛诗会——唐山街头的一次军民赛诗会”，这是某报发某通讯社对唐山报道的标题。
我们看到第一吨“抗震争气水泥”、第一吨“抗震争气钢”很快生产出来，我们看到唐山很快有了电，同年9月409所中小学就全部开了课，一座城市在经历毁灭之后很快就重生了。很快，唐山地震10年到了，整版的唐山新貌的照片，黑白的；20年后，又是整版的唐山新貌的照片，全部是彩色的了，感觉这座城市突然之间鲜亮起来。
灾难从来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而没有灾难的报纸就这样被翻过去了。
三年以后唐山地震的损失才得以报道。
新华社1979年11月22日发稿：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人
新华社大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的死伤人数的累计。这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
而全面报道唐山地震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出版则是在唐山地震10年后。
只见救灾不见灾难，只见英雄不见灾民；只有成就，没有对整个社会系统和灾难的反思，更没有对灾后重建的跟踪与监督。这种报道灾难的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从中国媒体中摒除。
中国灾难报道的价值观与报道模式并不是自唐山地震以来形成的，它可以追溯到更远。
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张述亚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灾难新闻报道初探》中提到1948年10月10日《华北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华北解放区“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新闻——《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难》，其中也报道了长期的战争使河堤失修，人民生活动荡营养不足抵抗力差，开荒伐林、领导方法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
但这篇文章“因为违反了报道方针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中共中央的批评说：这篇报道有‘两个原则性的严重缺点’，首先，‘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的巨大篇幅都是极乏味地而且极凌乱地用于详细列举各区各种灾情（甚至把鸡瘟和狼咬人都搜罗在内），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使人读后感到异常沉重的压迫’，‘报纸应该宣传战胜灾荒的巨大成绩’，而这篇新闻却‘没有或很少有这种鼓舞的力量，是“客观主义倾向”的表现’。根据上级的要求，华北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报上作了检讨，此事在解放区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因此在党报理论中形成了反‘客观主义’的传统，对后来的报道方针影响深远”。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解放后我国新闻事业‘报喜不报忧灾难新闻写作模式;、‘抹黑论;这些疡疾的起源。”①
新中国灾难新闻最应该记取的教训应该是三年自然灾害报道的缺位。1959年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58年的“大跃进”，大放“卫星”，而粮食产量虚报的直接后果便是随之而来的高征收，为了完成高征收，农民的自留粮不得不缩减，饥荒开始。1959年冬，河南信阳地区已经是遍地哀鸿，但《人民日报》的社论却盛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还不到一年，已经在去年的大炼钢铁和秋收秋种的繁重任务中表现出巨大的威力，也在今年的夏耕生产和夏收夏种中发挥了它的巨大的作用。当前的紧张的抗灾斗争，正是人民公社大显身手的时机。我们深信，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城乡人民一致支持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优越性，一定能够战胜当前的严重的旱、涝、虫灾，夺得今年秋季农业大丰收。”
1961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这一个年底，中国已经到处是被饿死的人，但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农业生产1960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的报道。
面对如此大的灾难，不仅没有报道真实的情况，反而制造虚假信心推波助澜，刘少奇曾质问：“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不报忧？……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这个问题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①
而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值得记住的是对“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揭露。尽管这起严重的事故被蓄意屏蔽了8个月之久，但最终还是因为新闻媒体的追究而水落石出。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当时船上74人，72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事故发生后，工人日报天津记者站很快得知了真相，并做了调查。但消息没有发出，因为编辑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认为工人日报应该替工人说话，报道真相；另一部分认为事情太过重大，报道的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报道被压了下来，直到得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薄一波的支持，工人日报才打破沉默披露了事故真相。
“渤海二号”翻沉事件导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受记大过处分，国务院作检讨，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被判刑。这次报道的影响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中国青年报》发出《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报道，将中国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推向一个小高潮。
但是，无论是“渤海二号”翻沉事件还是《中国青年报》的大火报道，都不是第一时间的灾难报道，并且灾难新闻报道也并非一帆风顺。
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流行。这是20世纪中国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灾祸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疾病暴发流行的最高峰，上海每天新增病例超过1万例。染病的人数，上海31万多人，浙江7万多人，江苏3万多人，福建也有近万人，总计病例在42万人以上，上海直接死于该病的有32人。
“1988年1月1日到3月31日，是上海甲肝暴发流行最主要的时间段。在这3个月里，上海《文汇报》共刊登有关甲肝的报道19条，平均每三天一条。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新闻圈称为‘豆腐块’的短消息和简讯，半数被处理在2版不显著的位置。《人民日报》在那段时间有关上海甲肝的消息出现过4条，也都很短小。”①
1991年大水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再访问苏南皖北，“从苏北到安徽，我看到的事实是：洪水、眼泪、酷暑、饥饿、霍乱、伤寒、肝炎、血吸虫，它们吞噬着灾民。”但是卢跃刚写的稿件和摄影记者贺延光的图片都无法见报，而整个社会也无法从媒体上得到灾区的实际情况。
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作者、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与汕头大学李梓新关于灾难报道的对谈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做过的灾难新闻的突破，90年代呈一个下滑的趋势，灾难新闻的发展走了一个“U”字形的路线，而汶川地震是媒体再一次试图向“U”字形的顶端努力。
钱钢认为中国的传媒在灾难报道上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比较，进步很大，和几年前的SARS比较，进步比较大，如果和1998年洪水比较，也有比较大的进步。“进步主要是灾难中悲惨的真相，灾难中的人性。这一点在SARS的时候，首先是压抑、隐瞒，到最后是控制不住了才开始有一些惨状的报道，但是后面大量的还是弘扬抗疫等方面的报道。1998年洪水，刚开始的时候不许报道，到了簰洲湾失事、九江决口，突然转为可以报道，如果想报道灾民苦难实况也会受到批评。但是这一次，百姓的哭声、惨状都是有的，总理身边的哭声也不加删节，都出来了。这个是有进步的。”②
“U”字形路线是对中国媒体灾难新闻的一种描述，“拉锯战”也是一种描述。控制和边界的设定无所不在，突破也正是因为边界的存在。不仅仅是现实的边界，还有深植于传统中的无形边界。我们都看到“非典”时期的封锁与突破封锁的较量。《财经》杂志的记者千里追踪被隐瞒了的疫情传播渠道，《南方周末》深入地坛医院做“非典”重症病人抢救现场的观察式报道，让读者直接感受到重重防线封锁下的新闻。从迷雾重重到“非典”疫情的最终公开、透明的日报制度的建立，都和新闻媒体的不懈努力有关。
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尽管汶川大地震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进行了令人称道的努力，开创了一个中国新闻前所未有的报道灾难的局面，但其中的缺憾也显而易见。
媒体的冲动和热情可谓空前，媒体人的勇敢和辛苦也有目共睹，但不难看出专业主义的缺失。这其中一方面是对灾难报道的模式和操作方法掌握不足，另一方面是对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的游移，对灾难的报道、对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的追寻，以及对政府、社会救灾体系的效率的质疑刚刚开始，便很快转移到对抗震救灾英雄的赞颂上去。“化消极为积极”的固有思路再一次悄然回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总结媒体的汶川报道行动时强调媒体的三重价值：公开、及时与均衡。在均衡方面，“报道内容及价值的展开是有一个结构的。任何一个报道面（报道维度）的缺失或者比例失衡都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态的发展，并据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决策与行动。”他在评论央视连续100多个小时的直播报道时认为：“这种数量上的大，并不能掩盖其维度展开的狭窄和单一。我们看到的是报道的逻辑始终一贯地指向行政逻辑的方向——我们的官员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报道就到什么地方；我们的领导提出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我们的传媒就采访什么问题、报道什么问题。这种对于行政逻辑的追随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沿着这种单一报道逻辑展开的价值空间对于反映如此纷繁复杂大灾难的需要是否足够？从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政府并不能包揽社会事务上的所有方面和全部细节，处在复杂联系中的现代社会除了政府的管理与协调之外，还大量地需要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自我救助。并且政府的管理协调逻辑也需要从社会的行动逻辑中汲取决策的智慧、确立决策的方向。传媒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为社会的自助行为提供传播平台，而且还有责任随着事态的发展设置议程，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来面对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的传媒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逻辑和报道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的。”①
①张述亚：《灾难新闻报道初探》，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2002年，第30页。
①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1页。
①张述亚：《灾难新闻报道初探》，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2002年，第16页。
①曾文经：《传媒的魔力》，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24页。
①钱钢：《中国灾难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理念》，见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16页。
②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12页。
①喻国明：《新闻的三重价值：公开、及时、平衡——关于国家应急机制中媒体价值构建的思考》，见《震撼（媒体回想5·12汶川大地震备忘）》，梁晓涛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６月第1版，第29页。
（本文节选自作者专著《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