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构成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由于出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而导致其性质相异：新闻学以职业规范导向为己任，传播学则是经验性学科，着重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整体转型是一个大方向，在这样基础上，突出各自的特色，以特色为中心带动学科的转型。

【关 键 词】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整体转型

“学科建设”总是被我们挂在嘴边，这既表明了其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学科本身是需要不断养护、修补乃至改造，以适应内外情势的变化。因此，学科建设总是常说常新，常新常说。不过，触发我写这篇文章，倒是事出有因。一方面是新一轮学科规划的制定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又总觉得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之处，被我们认识不够。它们有的或者在过去的讨论中有所涉及尚不够深入，有的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也有的是在目前情势下逐渐显露需要重视和认真考虑的。

特殊性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首先是学科本身。“新闻传播学”之名，包含了“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部分，以规范化语言表述，是两个二级学科。从“新闻学”到扩加“传播学”，再到“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学科建制架构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俗话说，“升基斗屋”，基础开阔了，自然为我们搭建学科大厦提供了可能。但这不过是外延的扩展，内涵如何，很少讨论，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即：如果“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体的而不是两个学科的叠加或者拼凑，也就是说，“新闻传播学”不是也不应该是“新闻学”+“传播学”，那么，究竟该如何整合和运转？其实，对此多年前就有讨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的疑问，就是由此而来，但这一疑惑至今仍在。在我看来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学科的建设。第三是来自于外在。如同大家所看到的，新传播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网络化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我们更深切体会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话，“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这样一种去中心与再中心的波浪式涌动和多重相互交叠连结中，线性因果不复存在，相反，充满了不可预见和不可逆[1]，真正进入了麦克切斯尼所谓的“紧要关头”[2]。那么，与此相关最为密切的“新闻传播学”承受巨大的压力，逼迫我们要重新思考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学的和研究的方式诸问题。基于上述的前提，本文试图提出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供同好讨论，以求抛砖引玉。

一、如何认识“学科”？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不少，但于学科的来历不大涉及。其实，学科如何建设与如何看待学科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舍近求远，迂回从学科说起，以使下面的展开有一个基础。

学科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Discipline，含“学科/规训”之意，为门徒和学者所属。这与另一个英文词doctrine——教义不同，教义则为博士和教师所有。如果“学科/规训”跟实习或练习关联，那么，教义则属抽象理论。因此，学科是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不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3]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说，“学术，今天是一种按专业划分的‘职业’，其目的在于认识自己，认识实际中的联系。它不是先知先觉们施舍救世仙丹和启迪浑噩众生的隆恩大礼，也不是智者哲人对人世的意义进行的思维组成部分——它自然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就不能摆脱这种事实。”[4]然而，“学科”的产生和变化，实蕴含着现实变迁及其对于现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学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其实也是一种以知识生产为方式的社会实践。“明白了学科是社会践行，我们就可以将学科规训的组织形式连结上其他的社会践行来研究”。[5]

作为一种社会践行，依照华勒斯坦的勾勒，社会科学的原初实践者，原本是统罩在哲学之下，但恰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整个世界体系的动荡和变化，遂产生了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社会科学三种制序。“社会科学在19世纪被定义时，是对社会性世界的经验主义研究，希望了解‘正常的变化’，并因此有能力来影响‘正常的变化’”。由于19世纪逐渐占据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三个领域的活动——市场、国家和个人——关系到社会进步的核心部分，于是它们分别单独被命名为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由此，四个前提构成了社会科学之大厦：第一，现代世界的巨大成就是由“权力实施的公共领域、生产的半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的人类活动分化而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技场，是三种知识的起源也是当代认识论的基础；第二，进化论的历史观，即世界总是不断进步演化的；第三，人类心理学的功利主义观点，假定有一个来源于自然法的“人类本性”；第四，西方文明优越感的自我证明。依此而进，探讨主导本领域的普遍规律，就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至于没有跻身于并达到西方文明的地区，就变成了不够文明的另类标本，只能用民族志或东方学来描述，“被当作先前不变的特征化事物的残余——有如名贵的、或许正在腐化中的玩具小屋——被研究”，[6]研究目的是要探清他们落后之原因。至于人文科学，则是对应于社会科学而被命名，“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7]

上面这一简单的描述，足以让我们明白，学科如何划分呈何种面目，不是自然长出来而是人为的划分和归类，其背后暗含着关于世界及其历史的认识，尽管表面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建制和知识场域的分门别类。在1848年至1914年间，成为专业化知识活动的社会科学在大学中慢慢落地生根，分化成为一系列的学科，学科分立的建制化开始。[8]建制化了的学科，自然就牵涉到了人员、资金和生源，“以学系为基础的学科是人力资源和经费流通的场所，拥有权力充当很难被打破的知识生产地盘”，如Jenchs和Riesman指出的，这会令人以为“一个学科最后不过是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9]就这样，一门学科(或较大的学科群)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它们相互支撑相互生产相互强化，“这种互动越密集，它的结构就会给要对评价、承认、奖励和分配作出决策的权威留下更大的空间”，[10]导致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某一门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11]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看上去就抽离于与之同生相伴的社会实践，变成纯粹以知识本身为对象的象牙塔；知识的地盘和界限标志着专业的权力和威望，意味着行政建制等级中的地位；学科是扩展还是萎缩，关系到资源分配，关系到同一圈子群体成员的衣食，其前景究竟是黯淡还是光明。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学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制度架构、教学和培养人才以及创造知识的话，那么，就中国目前情形，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观之，这些年所谓的学科建设，其主要着眼点基本都在第一个层次。关于此，待后面再稍作展开，此地暂且停住。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

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有过不长不短不急也不缓的讨论甚至争议，据说形成了六种论点[12]。粗粗看来，基本上都是就学科谈学科，以范围、对象、性质和传统作为辩论的依据，很少有人像华勒斯坦们那样，从学科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观看一下这两个学科。

全面铺陈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历史，非我所能亦非本文主旨之所在，因此就长话短说。

显然，从学科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学首先是因报业而起，也就是说，当报业慢慢成为中国社会中职业的一个类别时，就开始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技能的人才。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3]但首先设立报学系的是1922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4]，圣约翰的新闻教育完全模仿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其实也不只是圣约翰，按照张詠和李金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国整个新闻教育实质上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翻版[15]。说来有趣，自王韬开始的中国人办报实践中，对于英国的《泰晤士报》一直钦敬有加，如泰山北斗之仰望，但新闻教育却是亦步亦趋于美国。关于此中的原因，张、李文章里有多方面论证，颇有说服力，但除此而外，以我理解，可能还有新闻教育情况之不同。新闻事业“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16]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英国新闻业主要是行业自己的“学徒制”，并不是美国“学院制”。[17]犹如戈公振在讲演中说的，美国新闻教育是注重职业的训练，德国的方式是重视普通教育，英国是想把二者结合起来。[18]即就这点而言，中国大学的眼睛瞟向大洋彼岸，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具体而言，密苏里为代表的美国新闻教育“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19]在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教育大体上是职业教育，着重技能，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重视技术训练基础上，强调学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20]但目的还是职业人才培养，不过关于人才的标尺发生某些变化罢了。联系到民国初年中国新闻业的乱象，“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21]，美国以职业为取向的新闻教育，自然容易产生共鸣并且也容易见实效，况且大学也需要扩展招徕生源。这与中国业界的想法也是合拍的，在1912年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会议上，就有人联袂提出要创办新闻学校，“各国大学均有新闻一科”，“我报界欲图与欧西媲美，非设此学堂不可”，“不先养专才，欲起而与世界报业相抗争，乌得乎”？[22]难怪徐宝璜的《新闻学》，意就在于“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导新闻业于正轨”[23]。后来的圣约翰、燕京都是这样的思路。“中国的公众舆论正处于黎明期，受过专业训练的编辑和作者，将拥有中国新闻界人士现在普遍缺乏的理想。他们将成为公众舆论的领导者和塑造者，通过传播公众智慧、为大众提供实际的精神指导，来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社区提供无价的服务”，[24]这是圣约翰自己的报告。燕京的新闻系成立后，即被安置于文理学院的第五组——职业组[25]，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种倡导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职业导向之新闻教育，于1949年后在性质、方向及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政治上的而不是职业导向上的。目标还是培养新闻事业的从业者，不过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总是跟随着媒介行走，由报纸而广播而电视。每一次新的媒介出现，也就自然而然意味着新闻学外延上的又一次扩展，因为新的媒介需要新的工作者，虽然后起的这些媒介未必都是做新闻的。

由于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顺随着新闻职业所搭建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作为一种“社会践行”，基本属于规范性学科。当然，这是我从规范性理论一说中借用而来，放到学科上不知是否合适。我的意思是，新闻学主要是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报刊从业者必须具有的道德和素质等等而展开。这一切职业实践的规范是既定和明确的，新闻学就是通过介绍说明这些规范来培养学生，分析新闻现象，指导新闻实践。举一例子，《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书中说，“尽管新闻的传播速度、技术及新闻传递手段已经发生变化，并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变化，但是在新闻的社会功能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清晰的理论和哲学。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26]这就是一个规范性表述，一切均已确定，关键是如何通过实践去实现。所以，新闻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和指导如何做好新闻工作，总是围绕着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的层面打转，是一种价值判断。新闻理论、新闻业务都是如此。因此，新闻学基本上都只能是事后发话，是事后的一种分析、批评和解释，类似于文艺鉴赏。比如这个报道真实或不真实，客观或不客观，如此做法是否合适。很有意思的是，本来理应以经验性材料揭示历史的报刊史，也是顺着这样的“规范”做研究，研究报刊史的益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新闻宣传活动的优良传统”，“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工作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有关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27]。所有都是与如何做新闻工作有关。这与社会科学大不一样。看看一位社会学家对同行所提出的警告：如果社会学是一味追求解释而不顾及理论总结，就会染上新闻学或历史学那样随兴而发的论调作风。[28]

没有人可以否认，新闻业和新闻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密切，比如上面引证的所谓“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这是需要政治学，尤其是政治哲学来解决的，新闻学常常对之无能为力，因为如果新闻学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必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学理论前提下的讨论，这就超出了新闻学的界限，新闻学是在一个不证自明的政治前提下讨论新闻业的实践规范，而不是去讨论其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实践可以是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经验现象，是为解决政治或社会问题所涉及的对象，比如新闻社会学之类的，但社会学和政治学却不是新闻学的对象。因为新闻学关注的是新闻职业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新闻业。由此来看，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讨论，基本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事先不对“学”做出一个界定。

传播学则不一样，简而言之，其不同有三：第一，传播学注视的对象，不是职业，就美国大众传播而言，是媒介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第二，传播学的研究意在揭示传播与社会的诸种关系及其意义，从而在理论上予以验证或者揭示。因而，它关注媒介却不是以媒介来划界，更不是讨论具体媒介的操作，相反，是从媒介的实践中推论出理论或理论意义；因此第三，虽然像新闻一样，美国的大众传播也是需要专业教育，回应技艺的要求和产业界客户的需要[29]，但传播学教育的重点不是职业规范，而是培养理解、分析并预测传播实践变化及其影响的人才。总之，传播学是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产生后传播所产生的问题有关，直接的因素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和大众化社会的认定相联系。作为一种“社会践行”，传播学是要了解揭示传播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其性质属经验性学科，研究的是“是”或“不是”，不是新闻学的“应该”或是“不应该”。以华勒斯坦的追根溯源，传播学是1945年之后，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原有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产生的。“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和行为科学”。[30]传播学本就是从社会科学中破门而出的“异类”。

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最初动力来自新闻学，主要是想借此推动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因为美国大众传播重视的传播过程，尤其是受众、效果等，恰正是之前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所根本没有想到的，为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31]。因此，传播学进入中国，对于新闻学带来的影响首先是研究方面的，它不仅是开辟了一个过去新闻学所没有的学术领域，更是导入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这包括问题的提出、理论的运用、方法的操作乃至于学术的评判等等，而后者，与新闻学过去所习惯的总结、分析和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套路。不过，传播学在中国的一个尴尬、是教学上落不下来，我的意思是它不能为大学教育提供一个职业想象，因为始终无法说清传播学是培养何种职业人才的。后来一些高校把广告、媒介经营管理之类，或者广播电视中不属于新闻的部分归入传播学，那也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可以让不是新闻学的东西有一个比较响亮的学科归属，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传播学在本科教育的转机来自于互联网。网络是一种职业，有人才需求；又是一种传播，更有利的是新闻学所无法覆盖，于是网络传播立马成为各校争抢的热点专业。这样，传播学也算是在本科专业上有了自己的立足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时，在形式上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组合，在性质上，却是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的并存，这在中国其他的学科中，恐怕是不大有的。这本应该是我们讨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可是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引介传播学的前驱之一，复旦大学的郑北渭老师倒是很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二者做过这样的比拟，“传播学之与新闻学或许有点类似艺术哲学的美学与艺术的关系那样”，[32]只是没有人真正对之予以理会。

三、整体转型：当前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课题

基于上述所描述的状况，我认为，当前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转型。所谓整体转型，就是要在思路上有根本性变化，通盘考虑，再不能是忽视两个学科的差别，在原有框架里剪裁粘贴，更不是叠床架屋，化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二级”或“三级”学科，在外延上有更多的涵盖。

前面提到过，由于学科牵涉到很多因素，大略落在三个主要层面，即：建制架构、教学和人才培养以及创造知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学科建设”，主要就是在建制上有了突破。这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就传统看，新闻学科历来弱小，努力把盘子做大，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恰好传播学的引入为此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把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看作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第一次转型，由单一的新闻学科变成了双轨——职业规范导向和经验研究取向并存的学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为增加博士点硕士点提供了可能，才有了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的今天局面，这是三十多年来众多时贤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一大转折。

但是，外延的扩展毕竟属于粗放式经营，这些年学科点的不断扩张就是一个明证，几乎所有高校都在为此而打拼：有了二级学科研究生教育授予权的，则想方设法要获得一级学科授予权，有了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则在学科点的数量上，不断出花样增加，似乎点越多，越齐全，就表明学科建设越有成效，水平就越高。甚至暗地比较别劲，别人有什么我也不能缺，没有人也变着法子倒腾补上，否则就显得不如人。我曾经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学科点都设完了，我们的学科建设还能做什么？这不是笑话，假如作为一个问题，相信没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每一次听到的学科建设总结和汇报，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有多少硕士点和博士点，拿了多少项目，出版了多少论著，获得了多少个奖项，建立了多少个研究机构，招收了多少学生，师资中有博士学位的有多少，其中多少是海归，有了什么样的实验室等等，就是听不到这些年学科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为此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如今有了什么样的进展和变化，为此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样努力，就好像我在其他学科所听到的学科建设汇报那样。自然，学科点数量、项目、经费、实验设备、成果等等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尤其在现有的一些评估体系下，但这些数字是学科建设上的“GDP”，为应付检查或许是需要的，但乐此不疲，以为就代表了学科的质量和水平，不是错觉就是误解。所以，当前的学科建设要用全新的思路重新整合和组织，也就是“整体转型”。

整体转型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变，要从职业的规范式研究转向人文和社科的经验性研究。其实，这些年来，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就一直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分野，由此带来对学术认知、学者身份、研究生培养方式等等的不同理解。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在比较好坏高低，不过道出一个实情，而这种状况是由新闻学和传播学各自的学科基础及其历史所形成的。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转变，是考虑到新闻传播作为一级学科，已不复是原来以职业导向为唯一目的的单一的新闻学。这既是学科的需要，同样也是现实变化的需要，因为即便是从职业，也就是新闻业的情况看，原来那样的采写编评和新闻真实、客观等等的衡量，在现有的网络关系时代，也早已是捉襟见肘，无法应答。因此，只有把新闻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类别，放到人类传播乃至于社会构成的共同平台上进行研究，使之成为经验性的，提出诸如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是什么导致的，与其他社会实践有何种关系等等问题，才既可以突出其特性，同时也使之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分析场景，与传播学有乃至其他学科有了一个共同的契合点，一级学科名副其实。同时，与其他学科也有了对话的基础。

第二，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与新闻学不同，由于传播宽泛无边，传播学这个框也就可以装进许许多多的东西，导致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指向上模糊不清。就欧美发达国家看，传播研究和教育也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并无一个具体轮廓，反而不如新闻学，马上让人明白它是干什么的。由于我们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历史逻辑、学科基础和外国不一样，更关键的是，新媒体新传播所带来的新格局新情势，不仅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全新的，并无现成经验可求，同时也为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规划本科教育提供了机会。如果说媒介融合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了以媒介为界限的旧逻辑，那么，顺应变化主动变革已刻不容缓。四五年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经过谨慎讨论，拿出了一个教学方案，打破原来以媒介区分专业的惯例，而是以不同传播内容来设置专业点，横架在这些专业之间的是一个新媒体实验室，所有的专业课程都与这个实验室连结并在其中完成其课程教学和训练。这是一个很富有创意的设想和改革，完全突破了原有的结构框架，一方面因应了全媒体传播的变化，同时也使得传播学有了具体的人才培养落脚点，不再是吊在空中。当然，这个方案真正全面落实，还会牵涉到每个专业课群的设置，也牵涉到教学方式的改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同样当然的是，复旦的想法属于复旦，并不是所有学校均依此为标准。网络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标准化、中心化不再是必需的，多元则是一种趋势。在学科建设上也是如此，各个学校可以也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新的选择和安排。复旦的例子或许不是样板但肯定可以是启示，使我们在考虑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本科教育及其专业方案时，能够跳出原有的框架，不再盯着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增减，比如增设一个网络传播专业，而是要有新思维新想法新框架。

第三，思维方式的转变。之所以要专门提出这一条，是因为无论是新闻传播的研究还是教学，在现在新媒体新传播时代，思维方式的转变已是当务之急。换言之，没有思维方式的转变，上面的两点也都是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务之急就是要将网络化思维贯彻在教学和研究的全过程中。网络，不仅是一种媒体和硬件，也不只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依照卡斯特的说法，“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超文本和后设语言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和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33]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种种理解。重新理解媒介和传播，将成为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之所在。新媒体的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可是很少有人来澄清什么是新媒体研究。我粗粗归纳，新媒体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新媒体的逻辑和思维来研究媒介和传播；二是将新媒体，亦即把某一种具体传播手段，比如移动媒体或互联网等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三是注目于新传播技术的特性及其操作，以便培训学生。就我感觉，新闻传播院系如今所热闹非凡的新媒体研究，基本是局限在第三个层面，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最不重要而且也是不需要我们来承担的，只要请上一个计算机或信息学院的硕士生，就一切都解决了。第二个层次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注的人也有不少，只是尚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研究取向。最被人忽视但又是最重要的，恰恰是第一个层面。假若我们同意说，新媒体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网络化社会重组了人类关系，那么，它同样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思维逻辑，以便我们用新的眼光重新考察媒介的历史(报刊还仅仅是一种被使用的工具吗？)，重新思考媒介、传播和人类的关系(比如虚拟和真实，比如主客体)，重新理解传播知识生产的规则和过程，从而也就需要重新确认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和要求(比如最重要的素质、技能是什么？)。由此，我们也就同样可以重新理解并构建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和未来，预测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同样也只有如此，新闻传播学科才可称为是应对社会变化的一种社会践行。

做到整体转型，还必须注意两点：首先，整体转型一定是有规划有设想并主动推进，即有顶层设计及其目标。当然，目前最重要的是将学科建设的观念和精力，从原来的建制结构层面转移到教学和研究的维度，并将前者，即建制结构的发展纳入到教学和研究设想的通盘考虑之中，不是用前者凌驾于后者，相反，要通过教学和研究来引领建制结构的改变，比如点的设置、人力资源的培植和项目的申报。其次，整体转型是就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总体思路而言，并不是要以此造成新的标准化从而又是一个千人一面，无法分辨彼此。其实，在整体转型的思路下，各个新闻院系应该是重点考虑自己的特色。别人没有你有，别人有的不如你，就是一流。在这个意义上，整体转型是学科建设的总体方向，学科特色才是学科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或者也可以说，是在突出自己特色和重点的过程中，带动整个学科的转型。因此，学科建设的规划，也就是特色的规划。特色，犹如学科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形成，更不是将现有的成果堆积一起分门别类就是特色。特色不仅需要规划并且需要有意识培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色也不等于优势，特色是优势的长期积淀。具有了特色，一个新闻院系就有了“定海神针”，有了自己的基本立足点，有了自己的自信，并因此而有传承，构成其特有的传统和文化。所谓“山不转水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特色”就是“山”，学科建设要让各种“水”——资源围绕着自己独特的“山势”来转，为“山”增光添彩，但绝不可倒过来，使“山”跟随“水”转，否则看上去转得飞快，汇聚了大量的“资源”，但回头一看，“山”已经崩塌早就不在了。若真是如此，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永远只能在博士点、硕士点、经费和项目上来回打转，就永远无法确立自己的根基。有一天，当别人都慢慢筑起了自己的“山”，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始终是在水中随波逐流，连一个落脚之处都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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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0年，165-185页；引见167页。

[22]转引自前揭周婷婷，14页。

[23]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132页。

[24]转引自前揭周婷婷，105页。

[25]参前揭周婷婷，106-108页。

[26]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页。

[27]方汉奇：《序言》，《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3-7页。

[28]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李康、汪宏波、郭金华、毕向阳译，李康、杨善华校，华夏出版社，2000年，1页。

[29]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页。

[30]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0-51页，着重号引者加。[31]《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召开》，《国际新闻界》，1986年第6期。

[32]郑北渭：《美国新闻教育的演变与特点》，《新闻大学》，第6期，89-93页；引见89页。

[3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