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十年,中国知青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如下特点:开始关注早期“老知青”;知青文学研究多回溯过往的评论;利用社会学调研数据评述知青生存状况;知青区域史因研究队伍建设的迟滞仍有待加强。同时,知青研究在资料积累上已初见成效,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有“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剖析、“城市化滞后”等经济原因的探索、知青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的视角和将“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分开,以及以社会生活史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等研究“范式”的确立。更为重要的是,知青研究向以“史料开发、史实重建和问题解答为中心”的历史学转轨,已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和萌动的生机,具体表现为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知青关系促成城乡经济交往”“知青慰问团”等务实的选题,并发掘了大量的原生态档案,研究者结合方志、报刊、民间史料,将其串联成了叙事的板块和求证的链条。这种层层叠加的学术积累和层层推进的学术突破,构造了知青研究的历史学品质和定位。
关键词：中国知青研究; 新特点; 学科建设; 历史学转轨;
2008年12月,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时为“筹”)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知青问题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是精选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一批文稿,汇编成《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中、下。现称“前卷”)。据时任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本书只是阶段性研究成果,记录的仅是研究者迄今为止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使知青上山下乡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更趋深化,视角更趋多元,研究也更趋深入和理性”。1时日迁流,一晃十载。当我们着手进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2008—2018)》汇编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已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气象。对此,我们加以总结归纳,以利于中国知青研究的未来发展。
一新的特点
近十年,中国知青研究在内容上有四个方面显著变化。第一,早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受到关注。有评论指出前卷《文集》中“有关‘文革’前老知青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具备充实史料和理论水准的研究明显欠缺”。2这大致与作者队伍的构成及如何认识打通前后两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有关。近十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老知青”身份的作者谢敏干在人一己百,不辞劳瘁梳理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地书写了《十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始末》的长文,3文献引用之权威,数据铺展之丰富,为那段特定的历史留下了比较准确的记录。同样有着“老知青”经历的学者邓鹏则指出:文革之前有近13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尽管有国家层面“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且表面上多为高考、中考的落榜生,事实上却存在着阶级路线的“政治歧视”,以至赴农村“脱胎换骨”成为唯一的出路。4就此廓清这段史实的某些要素,对吸取教训是有益的。
令人欣喜的是年轻学人跨入了这道门坎,张曙利用年谱和侯隽等老知青的回忆,重点介绍了周恩来肯定知青下乡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同时,还提出“纳入国家计划”,倡导“半农半读”等政策措施,“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5易海涛通盘检索了六卷本的《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将多省区的早期知青史料进行排列、比对(前后共涉及27个省区和直辖市),并围绕“支持农业建设”“城市精简”等时段的特点,展示了早期知青的“输出地”“接受地”“人口数”“安置政策”及劳动生活的一般情况,为全面提升这一专题研究的水平做了积极的准备。6应该承认,早期知青上山下乡与1968年后的知青运动,在规模和政治方向(接受“再教育”)上确有不同,但不可否认两者在形态、模式和路径上存在着接续的关系,甚或可以说没有早期就没有后期。所以,联结前后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将有助于在研究上获得整体的视野。
第二,知青区域史研究有待加强和拓展。在中国知青史研究的版图上,知青区域史研究的权重和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是由各省市所属的职能部门来筹谋和执行的,行政区划不同,境况态势不同,政策举措也就不同,比如京津沪等直辖市及浙江省、四川省重庆市等有跨省区上山下乡;江苏、福建、辽宁、广东等更多的省区则是本地安置;且全国东南西北中,地域差异很大,自然环境、人口分布、民间习俗、作物类型、生产方式等各不相同,尤其表现在经济往来上,同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黑河地区插队的,每工可达块把元;在上海郊区插队的,蔬菜区的工分值可达1元多,棉粮区的工分值只有几角多;在安徽淮北插队的,工分值多则角把钱少则只有几分钱,等等。各省区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生存”状态的差异,恰恰构筑了中国知青区域史研究的定位和要津。
然而,本卷《文集》经搜索后收录的知青区域史篇章,却在整体上显得十分单薄,与其内含的研究价值不相匹配。其中刊发于《中共党史资料》的《云南知识青年回城事件与全国知青问题的解决》,尚未涉及云南知青常态状况的研究,基本属于中国知青研究中的大框架问题。只有汤水清、周琳分别关于知青在江西、在甘肃张掖的历史考察,邓晓关于四川省重庆知青“政策性移民”的分析,展示了该区域城镇“输出”和乡村“接受”知青的情况。7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多利用了当地公开的文件、大事记和近年出版的方志辑录等材料中的数据,如果说这是可喜的方面,那么通过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和专题构架(如汤水清提及江西建立了“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队场”等),则是全面提升知青区域史研究的方向。
在此,为什么知青区域史研究会落伍呢?除了原始资料积累不足等原因,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迟滞是关键所在。我们注意到上述各篇的作者多来自当地的师范院校和党校,看来寄希望当地学者参与和努力的路径是正确的,京津沪等地的研究资源有效的输送将形成坚强的支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董国强教授所带的博士生,分别在做新疆、山东、福建等地知青史研究,在证明了知青区域史研究的紧要和未来前景,且在指导原则上强调“既深入区域,又跳出区域”的思路之后,就是在深入区域的基础上,还要有互为比较和上至国家的整体观照。总之,知青区域史研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知青区域史研究成果的集聚,就没有中国知青史的标树。何况,知青区域研究与人口迁移史、边疆经济史、城乡关系史等高品质的学术课题紧密勾联,期望下一个十年的研究能够收获累累的硕果。
第三,知青文学、艺术研究出现富有意味的转向。前卷《文集》曾昭示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文学书写,即通过知青小说的主题、情节和人物的评论,涉及知青运动的内容和方向。然而近十年来,正式出版的知青题材小说已很少见了(自印本的知青纪实作品仍较多),知青作品评论便转向了知青文学史的书写。
在本卷《文集》所汇编的篇章中,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这条转折的线索,比如朱厚刚的《〈征途〉与知青小说的起点》认为1973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印数达300万册的长篇小说《征途》,为追寻那个年代的政治需要,尽管具有“起点性的意义”,但因“侧重于为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文学论证”,而导致了“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不一致”。8同时,周建江的《知青运动后期的海南知青文学》,对知青大返城前的197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丛书”进行了剖析,认为身处海南丛林中的知青“尤为失落”的时期,以文学人物表达“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意向,其借托的精神资源并不是“再教育”的成果,而是多篇小说和诗歌中高扬的“红卫兵情结”,因为只有昔日“红卫兵”的荣耀,才能为今日“知青”的身份增添些许光彩,且能联通“继续革命”的路线。作者说这种“狂野式的歌唱”实为“哀婉的绝唱”。9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头一尾两个时间端点的知青文学,均处于知青运动的时段内,从为政治理念的书写到为精神意念的歌唱,大致勾勒出了早期知青文学史的样貌和特征。那么,这与80年代以后的知青文学史形成怎样的关联和差异呢?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周怡的《〈牛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塑造现代人格的意义》一文,则紧紧扣住这本1953年翻译出版并发行208万册的作品,因亚瑟的形象和命运“给革命时代的中国读者以充分的思考空间”,且与插队知青存在“某种处境上的契合”,而在宏大主题、生命感悟和城市想象、英雄悲剧等方面,与一代知青作家如文中提及的史铁生、梁晓声、阿城、张承志、王小波、陈村、王安忆等,发生了心理刻印、人格形塑、精神意象上的影响和共鸣,甚或在创作启蒙上坦承“在《牛虻》的伴随下真正走向了文学之路”。10然而,有意味的是:文中通篇不提以知青叙事为主业的作家叶辛,大概作者没有发现叶的作品中,有类似同代人的灵魂和精神的感召。与此同时,周显波的《回乡知识青年困局与文学呈现》一文,借助同代人中回乡知青身份的作家(断送了升学的路途后,因农村户籍而直接回乡务农),如路遥、贾平凹、阎连科等创作的作品,解析了人口数巨大的回乡知青因“城乡分治”的格局和政策,其实已“极少能重新开始真正的乡村生活”,他们人“束缚于农村”,心却“向往着城镇”。这些作品中更为深刻的主题,并不完全是回乡知青感受到的“农村的物质贫困和文化滞后”,而是“基层权力的滥用和失范”,这才是回乡知青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11作者指出知青文学以城市知青形象为主流,隐匿了回乡知青的身影,如此知青历史的叙事是不完整和不确切的。
我们注意到以上两文都不是针对某一知青小说的评析,而是汇聚了知青文学中的共同倾向展开论证。再则,如果说周显波一文的意向,是对周怡一文意旨的补偿,那么,这个互为充实的美学结构,昭示了知青文学研究已经进入知青文学史研究的轨道了。至于是否还会出现新一轮知青文学创作的高潮,甚或产生经典的知青文学作品,则需要时势和作家们的共同构创了。其他如知青美术、知青歌曲等艺术类的研究,同样也多侧重于“美术史”“歌曲史”等方面的探讨。
第四,引入社会学综合调查的数据,解析知青的现实状况和问题。知青研究关系一代人的生命史,且与共和国史同频同构,自然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本卷《文集》汇聚一组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学人的文章(“前卷”未见例证),不仅可称一大收获,更证实知青研究所内含的与社会发展诸要素的关联。比如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梁海祥采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辨识了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对于婚姻的影响,并得出两者在“初婚年龄和认识配偶”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12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王甫勤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的资料,同样通过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的比较,发现尽管两者的经历在整体上对“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生活幸福感程度偏低,甚或在知青群体的内部,返城时间的早晚也是造成幸福感差异的因素。13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的刘愿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检验了知青群体接受教育的年限及其代际的补偿效应。其数据分析的结论是,相比城镇非知青,知青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0.41年,而知青家庭子女(一孩)受教育水平增加1年,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特别是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可能性显著提高。14来自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项飙,通过跟随北京大学“王汉生工作坊”的观察,认为一群承载“国家的重大实践”且具有“丰富生命体验”的知青学人,曾以使命感和开拓性的姿态,对中国问题和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索。但面对“规范化与体制化循环悖论”的困境,由于先天的知识缺陷和无意识遗存的“知识贵族气质”,知青学人终究没能“把自己的独特经验转化为理论的资源”。以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证,大部分知青学人因退休停止了教职——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了。15
上述研究多以截取大样本社会调查中与知青相关的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解析了知青经历与“后知青时代”的关联,尤其针对婚姻形态、幸福感体验等具体的现实问题,指出了发生的原由和理解的路径,此为社会学参与知青研究的样板,不仅丰富了知青研究的内容,其应用性的学术品质,在知青人集体迈入老年社会时,或许还具有“智库”的作用。
二学科建设的进路
2008年汇编的前卷《文集》曾说“未来的纪念知青运动的方式,将主要存在于‘馆藏’和‘学术研究’之中”,16这就是说,一代与共和国同年龄、同岁月、同命运的知青人的生命史,只有在知青研究的“资料积累”和“学科建设”中,才能获得永续的价值和活力。近十年来,以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为例,已在“博物馆”和“资料中心”建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对此,王爱云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刊文作了介绍,并分类对知青史料的特色和使用进行了梳理。金光耀、金大陆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则在《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文中指出:大批的知青档案“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有些甚至还未编目”,即处在或沉睡、或流散、或毁损的状态中。幸亏改革开放迎来了“盛世修志”,以省、市、县三级政府为编写主体,以原始档案材料为基础来源的数千部新编方志中,汇集了大量宝贵的知青史料。为了方便归类研究,已出版的六卷本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使许多单个的信息和数据,聚合在某个或指向明确,或富有寓意的主题下,经联贯而通达起来,经通达而活跃起来,构成了含有各种机缘的史学材料。比如各地的《财政志》《劳动志》中有知青安置款的记录:1968—1979年,中央财政下拨黑龙江知青上山下乡经费78 766万元,实际支出113 441万元;1973—1981年,广东省获下拨知青安置经费53 299万元,实际支出39 521万元;1962—1979年,陕西省获下拨知青经费19 738.9万元,实际支出17 556.7万元。知青人均使用款方面,黑龙江省为613元,北京郊区为486元,安徽省为396元,广西壮族自治区为341元,浙江省为279元。1973年,国家提高了知青安置补助标准,以城镇知青插队为例,南方各省人均补助为480元,北方各省为人均500元。各省、市落实至使用时,如广东省规定建房标准和生活补助为250元+100元,湖南省为220元+140元,福建省和北京市为200元+200元,浙江省为200元+170元,山东省为230元+170元等。原来,档案中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经费和各省市的使用情况,是不宜或不方便查阅的,现在方志中公布了,便有了开放的背景;再经《辑录》的汇编,就形成了一条信息链,可见许多省份并没用完国家的拨款;具体使用的标准也各有不同,这就促使研究者思考和追问:为什么总体上会出现此类情况?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安置经费标准层层下拨后的执行情况如何(包括不同类型的典型例证) 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有怎样的关系?各地挪用、贪污、侵占、私分知青安置经费及其处理的情况如何(也有数据披露) 此外,还有如各地插队知青的工分(级数和分值)与自给的关联;农场知青的工资(含探亲假等福利)与农场经济盈亏的关联等,涉及知青经济往来的内容,都是学术含量很高的大课题。类似被忽视或因资料缺失无法展开的视角也有许多,如1973年,中央要求各地严查迫害知青问题,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为大数,“从案犯的身份来看,农民或称农村社员居于首位,其次是基层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17总之,知青研究的学科建设须臾离不开史料的开掘和积累,如果说近十年来的标志性成果是三卷本的研究《文集》和六卷本的方志《辑录》(此在方志学上也开创了新编方志利用的范例),那么,预期未来十年知青研究的史料工程,还将包括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与各省区档案馆合作选编的知青档案史料,以及大量搜集知青工作笔记、日记、家书等民间史料的资料库建设。
有同道说这种“牛耕地”“马拉车”的工作,是惠泽于后学的辛苦和努力。学术为“天下公器”,没有后学的进入和投入,就没有知青研究的未来。此为吾辈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同时,考察当代史研究对知青“学科建设”的努力,亦已在学界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如阎志峰考订了“下乡上山”和“上山下乡”的提法分别在文件中出现的时日,并认为这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知青安置目标和方向”等发生了变化。资料梳理和概念辨析是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础,对知青研究来说,当下的工作可能还是初步的,但其行进和累积的方向是正确的。
诚然,“学科建设”更需要问题构架的搭建、理论探索的铺展和研究范式的确立。近些年,主流学术期刊连续刊发了多篇文章,推进知青研究的学术发展。比如金光耀的《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认为中国的知青书写起步于文学书写,其刻印的时代特征除了与“伤痕文学”的主题同频共鸣,还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和英雄主义的悲壮感。虽然文学书写是艺术类的创作,但主创者的知青身份暗含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认识并叙述上山下乡那段历史的”。之后,史学书写在宏观(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探讨知青政策的产生与动因)、中观(梳理知青运动潮起潮落的概貌)和微观(展现知青劳动、学习、婚恋、疾病等状况)等三个层面上,承担起了追寻根源、呈现史实并思考评析的学术职责。学术是小众的,却因此主题牵连着一代人的青春史,随着网络的通达和印刷术的更新,知青民间书写勃然兴起(这成为了史学研究中的特异现象)。金光耀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却多围绕着“倾诉苦难”和“讴歌青春”而展开;虽然并非规范性的历史书写,但其提供了大批“独特而珍贵的史料”。18从知青文学书写到史学书写(并附民间书写),这段学术史的整理可为往后的研究,提供知识的准备和思考的便利。
郑谦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则针对多年来知青研究中出现的争议,如知青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其理论依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青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立足于知青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的视角,进行了理论的阐述和论证。
首先,郑谦引用权威文件,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山下乡“是一项解决就业,加强农业的正确决策”,突出的主题是“大有作为”。1968年底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是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与精简机构、教育革命等一样,强调“反修防修”“防止复辟”的政治需要,属于“天下大治”的部署和环节。这个从整体上把握的背景十分关键,它清晰地揭示了“文革”与上山下乡在某个时段上的关联及其互动的意旨。确立在这个基础上,郑谦指出接受“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泛道德主义类似“灵魂深处闹革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说辞,以及轻视正规教育(书本知识)、推崇直接经验的倾向等,成为了促进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力。正是在这个大关节上的论证,可知“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当然,高潮来到的仓促和草率,且有强制的行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烙印,必然“留下了许多隐患和后遗症”,直至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知青工作的政策才有所调整。
其次,郑谦引用权威统计,指出1949年以来的“城市化滞后”是知青上山下乡“现实的经济原因”,数据显示:至1978年,工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不足10%增加到48.64%,但城市化水平却仅从10.6%发展到17.9%。70年代末,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1.3%,而我国仅为19.4%。且全国城镇人口,以及建制市和建制镇的数量普遍萎缩,在产业结构上轻流通、轻服务成为趋势,如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商业服务网点95.7个,1978年下降到13个;1953年,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共900万人,1978年减少至15万人。导致“城市化滞后”有强调单一公有制、重工业优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外部冷战形势等多重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主义亦有紧密的关联),但深层次上却是因对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警惕,而对城市文明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观念的滞后导致市场的滞后,所以,在当时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即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将城市多余人口安置到农村也是势所必然”。在此,郑谦引用“城市化滞后”的概念,来论证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因素,就不是简单地回答城市无法接纳数量递增的毕业生的问题,不仅把问题引向了中共进入城市以后,如何解决“以城市为中心”的治理和发展的思考,也为知青研究开掘了一条“政治经济学”的进路。19
最后,郑谦以长时段的眼光来解读知青一代与改革开放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一代知青在与农民的生活和劳作中,真正“了解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感和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同时,“以特殊的方式开始了某种思想解放的历程”,就此,才真正认识中国和中国的百姓,真正从实践中和思想上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甚或“成为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基础”。郑谦指出:上山下乡的意义在于它的“不成功”,恰是这种“不成功”使它成为了改革的催化剤。20综上,郑谦的《五题》一文站在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的高度上,来剖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来把握知青从“下乡”到“回城”的路径中所经受的挫折和锤炼,他将这一代人的两个“三十年”,乃至第三个“三十年”串联起来。由此标树了中国知青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方向和旨意,即在“点”的开掘上获得深厚的基础,在“面”的铺展上获得开阔的呈现。
金大陆的《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偏重于研究“范式”的探讨,并具体提出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考察知青运动的全过程,因其不可避免地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且知青下乡伊始,就碰到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继而遭遇“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以及知青运动的主调是强调“阶级斗争”与接受“再教育”,便自然形成“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与此同时,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知青(输出地)的届别和人数、政策和方案;知青(接受地)的区域和环境、劳动和收入、文化和生活、婚姻和生育、事件和事故、疾病和死亡等,均属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畴,甚或“只有更普遍地复原知青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解答由知青研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知青研究的“政治运动史”框架和“社会生活史”框架不可能截然分开,却有不同的侧重面和开掘点,探求两者在知青研究中的倾向和权重,及其在学术展开方面的意义,“社会生活史”的框架更基础、更宽广、更扎实,以此联通“政治运动史”的框架,方能全面而透辟地对知青问题进行剖析和建构。
在知青研究的方法上,金光耀提出“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命题,继而,张化进一步提出将“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分开”的观点。21其要义是在政治属性上否定1968年以来的知青运动,却不能在逻辑上将“知青、知青工作”裹挟一体。因为广大知青人的境遇和经历,即“身体—心灵—观念”的刻印是千差万别的。至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道路和命运的变化更大。22正是这种知青境况和认知的多样性,决定了将“知青”“知青工作”与“知青运动”分开的必然性。同时,还应指出在知青群体中有部分的成长者、成功者或思考者,其实,并非没有经历过挫折和痛苦,“只是没有被这些磨难所压倒”,而化“苦难”为“风流”了。23在此,对知青问题的思考,“只有超越知青的身份和个人遭遇,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某些“知青工作”的良好作用和某些知青人的努力和成功,来为“知青运动”的性质作辩护。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强调将“知青”“知青工作”与“知青运动”分开,就不仅在理论上,更在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24
从知青史书写方式的梳理,到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来剖析知青运动的多元构造,再到研究“范式”的形塑,中国知青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进路,大致有了初步的展开和模样。这是近十年来的积累、探索和收获,盼望下一个十年的步伐能够继续有所前进。
三历史学书写的定位
回顾中国知青研究的学术路径,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史学书写的文章,“并且陆续出现概述性的史学著作”,尤以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为标志。252008年,我们在汇编前卷《文集》时,就“舍弃了大部分纠缠于‘苦难说’,沉浸于‘无悔说’等务虚类的言论,努力选取以‘事实说话’‘材料说话’等务实类的篇章”,并在会议的总结和倡导中,期待未来十年及至更长一个时段的积累和磨合,知青研究能够从文学作品的评论及政治学、社会学意义的解析,转向以“史料开发、史实重建和问题解答为中心”的历史学研究的定位。考察近十年来的变化,可见这种转轨已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和萌动的生机,具体表现为史料整理初其规模,大量占有史料进行专题研究已成为方向和目标。
易海涛刊发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的文章《资料·内容·理论方法: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展示了以“知青”为主题的文献概况,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累积发表的知青文章已从年度50篇以上,上升到年度100篇以上;继而,至本世纪的2006年起,中国累积发表知青文章已保持在年度200篇以上,2013年竟高达年度364篇,可见学界对知青史研究的重视和热度。作者正是通过大幅度地披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篇章,在立足于整体的位置上,对知青史研究的分期、主题及研究趋势做出了评述。然而,有意味的是:若以跨世纪为界限,我们发现前期的知青研究文章多发表于《青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年研究室主办)、《中国青年研究》(团中央中国青年中心主办)和《当代青年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主办),而这三家的主办单位恰恰与共青团组织存在着直属和源流的关系。26这就是说,早期是共青团系统的研究机构,从“青年运动史”的方向开辟了知青研究的阵地,这与中国“文革”研究起始于中央党校等党史研究机构的路径是完全一致的。27“文革”及知青研究的板块因政治属性的缘故,率先为所属的政治研究机构所关注、所把握,是正常的职责功能。而后,更高层级的政治历史类专业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社会》《史林》《社会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学术论坛》及各大学学报(如清华大学、河北师大、福建师大等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学术类刊物,则较多地承担了发表知青研究成果的责任。这个从“青年运动史”肇始的研究,向更广阔更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方向的进展,不仅从“研究/发表”的角度描绘了一幅知青史研究的图谱,更昭示了知青研究史不断向学术化、学科化进步的节奏和印迹。
在本卷汇集的编选过程中,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是,更多地发现了一批选题落实于基层,内容铺展于社会,即以知青的“生产—生活—生存”为指靠的文稿。首选的典范例证是韩启澜关于知青与城乡经济交往的研究。28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京津沪及各省会城市多以各种方式资助过乡村,据《上海青年志》记载:至1975年,上海为知青接受地提供大小拖拉机7 000余台、拖斗800余只、各类汽车50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5 500万元,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最后全部免予归还。29如果说这是来自“国家管理”的常项,均有公开的账目可供研究者采用,那么,韩文的价值就在于揭示了上海知青与接受地乡村之间,存在着非常态亦可称作“自然形态”的交往。起初是知青用奶糖、饼干、肥皂块换取农民的蔬菜、野猪肉,或是用轻工业品换取木材、中草药,后来乡村干部发现了部分城市知青具备工商业方面的“家长资源”,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于是积极主动地搭建“人际网”,派出相关的知青或返城出差,或驻城联络,或主持项目,或提拔调离等,总之,因地制宜,因人成事,确保关系人“不必在田间地头干活”,此类的例证小到购买一批紧缺物资,引进一台陈旧机器,大到筹建一个项目等。其实,这种在国家资助计划之外,利用知青家长渴求关照的心态和身份优势的便利,完成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在上海知青接受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赵文关于“小作坊”的研究,是“李庆霖上书”事件后,上海调整知青政策采取“柔性管理”的举措之一,即由上海各区和工业局将部分能利用当地资源的项目(含原料、设备、技术和销售),迁移到上海知青跨省插队最为集中的江西、安徽两省,以求以亦农亦工的方式缓解知青劳作收入低微,生活难以自给的困局。然而,此举标树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新生事物”,其政治目的仍指向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尽管此后伴随着知青回城大潮,“小作坊”便利于知青的功能消散了,但客观上勾连起来的城乡经济往来,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30
其次,是来自北京关于知青安置经费和返城知青就业安排的研究。我们曾在方志中的数据介绍中,提及知青的安置经费,现相关论文则拉开了前因后果的关系和境况,作者指出国家规定早期支边垦荒的青年就有安置经费,1968年后,知青人群庞大,安置经费甚多,除国家下拨款项以外,还发生垫付、催讨等情况。因安置经费标准过低,更缺乏有效的监管,层层克扣和挪用贪污成为素常(如用知青建房费购买脱粒机,侵占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和砖瓦等),以致在知青口粮、住房等生存问题上发生困顿。1973年后,财政部屡屡下文要求通过核实人数,并从应拨经费数、银行支出数、实际支出数、财政结余数等方面清查知青经费。作者认为,国家投入知青的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这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至于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以建立生产服务合作社,发展城市集体经济,来解决大批返城知青的就业,也属“多种经济形式的起步”。31
第三,是知青业余学习的研究。林升宝关于知青函授教育和出版“青年自学丛书”的两文,较早地涉及了这一领域。应该指出,这两项针对知青运动的举措,在时空上发生于1973年后的上海不是偶然的。从情势上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知青人口输出地,跨省安排遍及七个省区,累计人数60多万,占上海知青总数的55%。据1974年底上海知青办的资料,除了“两招一征”已迁离农村的(即招工、招生、征兵,其中不排除各种“开后门”的路径),仍在场队的约30万人,劳动自给率约占40%,其中云贵和安徽淮北插队知青的劳动自给率不足10%,普遍生活艰难,情绪低落。尽管全国的知青运动已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但上海作为文革“继续革命”路线的样板地,仍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并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正是在这种强势推进与弱势稽延的交错中(这种逆向的强弱交错,必将在一个合适的“拐角”中,发生位置的互换),上海推出了函授教育和出版“青年自学丛书”等“柔性管理”的措施。再从形态上看,因上海具备厚实的教育和出版方面的资源,当政治需要为第一要务的时候,其动员和付诸的功能是充足而不计成本的。据统计,仅1974年,上海就拨付50万元启动资金,组织复旦、同济、师大、一医等16所高校,编印教材,派出面授教师,连邮资均由邮政部门全免,在各地举办“上海知青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知青”的函授教育。由此催生出的“青年自学丛书”合计印刷了3 000多万册,上海曾五次向知青赠书490万册。应该承认,上海的这些“柔性管理”举措是受到知青欢迎的,尤其因传授知识,一定程度缓解了在乡知青们的精神愁楚和求知饥渴。但此举“新生事物”的性质,因背负着“扎根”教育的指向,却不能为知青们所认同。吊诡的是,三四年后,便为一批未能选拔为“工农兵”学员的知青,通过考试迈入高校的大门提供了机会。32如果说,这是非常时期来自“知青工作”的集体行动,那么郑瑞君、孙沛东等关于知青群体中利用藏书(家中及个人收藏)、窃书(偷拿抄家或封闭图书馆中的书籍)、借书(商借或互借)、换书(书籍与像章、军帽等交换)和抄书(手抄或刻印)等“个人阅读”(亦称“地下阅读”)的行为论述,则从另一个“对应端点”的角度,呼应并揭示了知青学习的动机、动力和机缘之间的关系,回答了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成就了一小部分或有天赋、或有志向、或有意志,却在“知识—能力”的平衡中存有欠缺的知识人。33遗憾的是,在迄今所见“知青阅读”的文献中,均遗忘了知青一代人因中断学业,而在知识构成、知识素养和知识水准上,整体性地处于缺失和浅陋的状况中。
第四,关于知青婚姻的研究。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蔡霞的论文从纵向上指出,1962年国家就针对支边青年提出了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要求,可见这种人口政策的普泛性宣教具有很强的渗透功能。1968年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在一些场队甚至提出“三年不准谈恋爱”的说辞。然而,知青下乡后的困境及摆脱困境的心念,熄灭了大部分知青婚恋的冲动。1974年,舆论树起了白启娴“与农民结婚”的典型,以鼓励知青“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34但这种政治意识上的虚悬指点与现实生活中落实“扎根”的要求,难以唤起知青的认同,他们躲避、悬置、延宕婚姻,以等待回城的机会,直至“大返城”。同时,该论文从横向上指出,知青群体中确有一部分是以知青的身份在场队完成婚姻的,大致有知青与农民、知青与知青(同城或异城)、知青与城镇职工等类型,追究其缘由自然有年岁和情感等原因,但更多的确是政治(如“黑五类”出身、面对权势等)和经济(如家境贫寒、劳动不自给等)的挤迫,以至深感回城无望,前途渺茫,只能以婚姻为人生的寄托。这纵横两个向度的交错,基本勾勒了知青婚姻史的框架。35
综上,从知青以“非常态”的行为,促成城乡之间的经济交往(以上海知青为例),到知青安置经费的统计和返城知青就业安排的论述(以北京知青为例);从“知青工作”的角度主办知青业余学习及对应的知青“个人阅读”,到在乡知青群体如何选择婚姻的研究等,近十年来脱颖而出的这些文章,均是通过大量地收集、汇编和研读各方资料,深入到了知青运动的底部,并发现和捕捉到了一些新的线索,来支撑和展开知青研究的新的方面。尽管这些努力或许是初步的,或许是粗浅的,即还有内容更精彩、意义更重大的题目有待开掘和发现,但这些文章的务实选题和求真探索,已摈弃了宏大主题的阐扬和大而无当的论说,筑建起了一个个扎实的问题构架,这种层层叠加的学术积累和层层推进的学术突破,已呈现出了历史学的品质和定位。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本文所列举的大多数篇章利用了库存的档案(个别采用回忆录等二手资料),并通过比对、辨析和抉摘,使原始的通知、通告、通讯、申请、批示、简报、报表、会议记录等,串联成了叙事的板块和求证的链条。这种通过爬梳回到历史,又通过探究走出历史的篇章,在以往的知青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同时,这些受到较好的历史学训练的作者,还广泛地注意引用方志、报刊,搜求民间史料(日记、书信、工作笔记等)及进行口述采访,来层层合围、支撑整个命题的“合历史性”与“合逻辑性”,以使思路中的“问题意识”向研究中的“问题构架”行进布局的时候,不仅获得立体型的“史实重建”,更为探索性的“立论标树”提供了方向和佐证。
正是立足在这个事实和层面上,十年前“前卷”的指点,十年后“本卷”的收获,已证实了中国知青研究初步完成了向“历史学转轨”的进程。当然,这个学理上的确认,还需要更大量的深部和细部史料的开发,以及更规范的以“问题意识→问题构架→问题解答”为中心的史论结合的写作。中国知青研究寄希望于这一“学术转轨”意义的迈步,当下一个十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更期望看到众多的年青学人,沉浸在这一学术领域,并成为具有号召力的学术骨干,以带动知青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构成。
注释
1金大陆、金光耀等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2邓鹏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
3谢敏干:《十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始末》,《青年学报》2016年第1期、第4期。
4邓鹏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
5张曙:《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6易海涛:《早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程述略(1953—1968)》,《青年学报》2017年第3期。
7汤水清、李小萍:《从“活动”到“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周琳、雷在福:《张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探究》,《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邓晓、何瑛:《重庆知识青年移民及其文化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6期。
8朱厚刚:《〈征途〉与知青小说的起点》,《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9周建江:《末路狂歌哀婉绝唱——知青运动后期的海南知青文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3年第6期。
10周怡:《〈牛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塑造现代人格的意义》,《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
11周显波:《回乡知识青年困局与文学呈现》,《文艺评论》2015年第1期。
12梁海祥:《“无悔”时代的婚姻:生命历程理论下知青婚姻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16期。
13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4刘愿:《弥补那逝去的青春:知青对子女教育的代际补偿研究》,《世界经济》2016年第5期。
15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
16金大陆、金光耀等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后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17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8金光耀:《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9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又:金大陆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的文章《从知青的“下乡”与“回城”看“历史的转折”》支持了郑谦的观点。作者查考了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可知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针对姚文元送呈的文章作出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前,同年的8月8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接着,8月16日和9月上旬共四次对姚文元或报送、或审阅的关于“红卫兵”“毕业生”“知识分子”的文章,作出彻底改正“轻视工农”和“再教育”的指示。所以,力图将1968年以来的知青运动归因于社会管理的方面,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整个国家背离了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在“继续革命”的轨道上强力滑行,已“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
20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又:金大陆在《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知青运动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但这个‘产儿’的生长,却没有完全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以及知青的反思、反省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解体的动因。”此见解呼应了郑谦的阐述,所以探讨知青运动的路径与文革解体的逻辑一致性,也即探讨广大知青盼望、迎接历史性的改革开放的来到,成为率先拥护和响应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就不仅是知青史的研究方向,还应该是改革开放史的内容构成。
21张化:《一代人的经历几代人的话题》,《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3日,第5版。
22郑谦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也提出“要严格区分对运动的总体评价和对知青个体命运的评价”,这是因为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并不断分化的群体”,其间有下乡时间的先后;下乡地区的贫富;有家庭出身的好坏;有插队与兵团、农场的体制差异;有在乡时间的长短;有返城方式的不同,以及有无“后门”的便利(日甚一日的“走后门”,使知青运动的道义丧尽)等等。抚今追昔,对知青运动的感受和评价更加多元、复杂。
23此处“风流”取《现代汉语词典》“英俊杰出”之意,如毛泽东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94年,金大陆编撰的《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一书,亦取此意。
24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5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加强青年研究,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青少年研究所,后该所并入社会学所;同期,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合办青少年研究所。
2720世纪80年代,“文革”史研究阵地主要在中央相关党史部门,由中央组织引领学术潮流,民间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央的学术机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有资料条件的大单位,基本上是一个内外有别的研究格局。参见王海光:《“文革”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展望——兼论“文革”史研究的多复线叙事》,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28韩启澜、赵晓剑著,罗湘衡译:《知识青年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
29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30参见赵文:《上海知青运动中的城乡经济关系——以知青“小作坊”为中心的考察》,“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究会,复旦大学,2018年6月21—23日。
31吕薇:《北京知青安置经费问题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苏峰:《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安置待业青年与多种经济形式的起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32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述论》,《史林》2011年第1期;林升宝:《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评(1973—1975)》,《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33郑瑞君:《“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2期;孙沛东:《文革时期京沪知青阶层化的个人阅读》,《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34《河北日报》1974年1月27日,第1版。
35蔡霞:《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婚姻研究(1968—1980)》,梁景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