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西方文明历史看,古希腊等城邦国家,被视为一个“交流的社会”,是以多个面向的传播作为社会基础的。自大众媒介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渐渐地聚焦于城市整体结构中大众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功能性一面。当前,新传播技术与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互相激荡、冲击并改变既存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致使上述视角已经无法解释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日渐显露的传播与城市的新型关系,揭示了“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是如何与城市发生各个面向的互动的。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重新认识甚至彻底改写。
上面这段话摘自于两年前我们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发出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征稿启事,这个会定名为“城市传播(UrbanCommunication)跨学科学术对话会”,确定的主题是“传播与城市: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会议得到各方同道的大力响应和支持,在两年以后的今天,这个对话会的成果就结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上述征稿启事的这段话,不仅代表着我们倡发“城市传播”并举办这样一个跨学科对话会的基本思路和意图,而且仍然是我们现在所遵循并在以后要坚持的,值得在此再做阐发。它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就历史看,传播与城市共生同存,意义丰繁异常。第二,自大众媒介兴起以及由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衍生而来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形成,传播与城市就变成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的反映、建构或者再现,城市不是人们交往和关系的汇聚,相反,城市“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海德格尔,2004:272)第三,新传播技术狂飙突起,不仅重构了人的关系和社会形态,而且也使被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研究路向所隐匿埋没了的传播与人、传播与城市的丰富关系得以显现,犹如马克·波斯特(2000:14)说的,让我们“在现时情境中看到早期的发展”,“对电子化信息方式的解剖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及印刷传播的信息方式的解剖更加明白易解”。所以,“城市传播”在新的传播现实下可以为不同学科提供一个入口,共同打量传播与城市的关系,从而重新理解城市;“城市传播”也是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验性场域中,立足中国实际,重新理解传播,从而对新媒介及其传播实践,做出学术回应,并努力创造本土传播研究的范式和理论。
这本书不仅是国内首个跨学科研究城市传播之作,甚至也可以说是国内不同学科研究传播的首个共同成果。自然,跨学科或不跨学科,不过是学术研究组织的方式,本不能证明什么,此地之以特意一提,是想表示我们有意努力于此并取得了一点进展,更是希望因此能够为整个学科建设起到导引作用。大学(university),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e)”。因而,“学术靠的是与知识整体的关系。倘若脱离了与知识整体的关联,孤立的学科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卡尔·雅斯贝尔斯,2007:75)然而,“孤立隔绝”,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目前的基本状态:少有与不同学科同台竞艺,大多提不出对其他学科有所贡献的思想,甚至在各种场合处处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试图以这样的隔绝与自闭,求得一丝安全感,同时也为自己固有的狭窄和单一找到借口。华勒斯坦(1997:106)曾大声呼吁要“开放社会科学”,并且指出:“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对此有着十分严肃和认真的自识和反省,这不仅是出于新闻传播学科一贯的封闭性,更是因为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就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地带。因此,以为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兴盛,传播成为全社会的中心,传播学就自然从边缘走向中心,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学科梦”。传播从来都是中心,现在如此,大众传播时代也是如此。只是传播认不得学科,因而也不可能自动站队,拥立传播学为正宗,并推举它坐上霸主交椅。地位从来是依靠作为而不是天然形成。约翰·厄里(2013:48-50)说,社会学是一门寄生性学科,“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既无法形成论述(discourse)的统一,也无法对社会学和其他援引近似概念(但不必然使用相同的用语)的相近学科划清界线。”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强项,也就在于这种“寄生性”、“开放性”。不清楚社会学界是否能接受厄里的这个定论,但就传播学而言,我觉得完全适用甚至可说是量身定做。远的不说,就从我们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传播事实上是各个学科一直都在关心并研究的,只不过有着他们自己的视野和理论表述。至于传播学原有的那些理论乃至于方法,究竟“寄生”而得还是完全自己独创,相信大家自有判断。因此,传播研究在现有这个大好时光里,不是延续旧轨,以旧知识拥抱新交往,当务之急是要敞开胸怀打开视野,融合各种学科的知识,汇聚众多的力量,勾连起不同层面的“传播”,从而重构“传播”及其研究场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贡献出我们的独特理论见解。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传播状况变化的迫切要求。
孙玮教授的文章,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她以城市为视角,一一展示本与城市一体的“传播”,由芝加哥学派的有机体和功能主义研究开其端,逐渐抽离城市的具体场景,成为表征意义上的“传递信息”、“虚拟空间”、“再现”。与此相应,散落在各种城市研究之中,关注其他一些层面的传播元素与人类关系,比如“建构意义”、“实体空间”、“拟仿”,等等,则是长期被遮蔽甚至脱落不见,从而关在所谓“传播学”的门外。因此,文章提出立足于“人类关系”,以城市为场域,汇聚城市和传播研究的各种已有思想资源,从三个层面拓展并整合“传播”。孙玮老师的这些想法,正是我们发起“城市传播”跨学科讨论以及提出重构“传播”之命意所在,作为全书导论可谓合适不过,一方面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思考路向,同时也可为全书内容的展开起到一种统领。
第一编的四篇文章,所注目的都是物理空间。前面两篇出自建筑学之目光。夏铸九教授以几个不同的案例,富有趣味地展示了地方空间的象征表现力量、空间媒体传播意义的力量、公共空间的意义竞争力量、流动空间网络化与塑造真实空间的力量,以及隐身在这些都会区域空间媒体之后的都市价值与市民角色建构之过程。在阅读该文的过程中,我想到了卡斯特(2001:426)说的,“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从印刷到多媒体)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实境,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夏老师的文章,正是对此的生动演绎。胡恒教授从外围一栋红色高层建筑入手,以一个建筑学者对于空间和建筑的特有敏感和细微透视,从历史和现实层层展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新村前生今世的故事。这是一个居住小区的命运,是一群人的历史,也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区建造的一个缩影。其中官民之间为空间改造和符号表征所展开的无声博弈,更是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建筑环境作为一种媒介所传达出的丰富意义。作为历史学家的熊月之教授,如数家珍般引领我们观看上海历史上的七个花园,这些公园风格各异,如外滩公园的英美文化特征;顾家宅公园的法兰西色彩;六三园与虹口公园的日式布局;张园与半淞园同作为华人花园,前者偏以西式为主,有意与外滩公园一比高下,后者则是“悉从华制”,但它们又有前后相续之意趣,并都成为华人活动的公共广场。花园不同,文化和政治意味不同,游客的类别和来源亦不同,但它们又是同时存在于一城,共同传达出异质文化交织的上海城市性。周伟林教授从经济学视角,聚焦集群规模网络和传播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生产、货物流通及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周老师的文章中,网络集聚和交往传播,是经济也是城市的生命动力,做一个类比,大概就是简·雅各布斯(2006:345-346）眼里的“城市火光”,“火光不能达及的地方也就是城市中缺乏活力的地方”。缺乏足够的活力,任何所谓的“骨架”、“架构”或“构架”等都不会给城市带来一个真正的形式。这就是我理解的选址和创新背后的传播机制,它有地利,但在现有的传播背景下,更多的是需要人为。新近?东方早报?(臧鸣,2015年9月29日)有一篇关于“全球城市”建设的专访,里面就说到,城市之间的区位优势如今已经“让位于节点的能级连通。城市体系像一张网络一样,各个网络有节点,这个节点集聚资源和辐射资源能力的大小决定城市的地位”。这与周教授的文章正好相映成趣,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传播的力量”,由此可以在传播层面上进一步理解“空间分散和全球整合”(萨斯基亚·萨森,2008:42-48４８)式的“全球城市”。
关注城市人际网络及其关系,是第二编中文章的大致取向。杨宜音教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讨论城市社会的凝聚力———“我们感”,其所思考的重点是在城市场域中,如何将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三种社会心理机制,即“关系化”、“类别化”和“镶嵌化”借助传播予以重新勾连和整合,从而在“共享现实性”的基础上,将多元主体有机地凝聚为一体。我个人阅读的体会是,这里面既延续了库利的“想象”、米德“泛化的他人”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又结合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中的主体间性（注1）,并富有创造性地将传播融入社会心理理论,颇有新意,相信对传播研究和社会心理研究,乃至对于城市现实问题的解决都不无启示。谢静教授试图为社区传播及其研究开辟新径,她首先反对将社区与特定地域绑捆在一起的固有做法,提出社区是空间与人的网络,并通过传播交往互为作用,由此,社区既非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地理边界之中,网络亦非是静止不变的固定结构,相反,在各种互动传播交往行为的持续展开中,社区网络在不断建构、重组,社区也因此不断地构成、流动和变形。我特别关注谢静文章中关于空间的辨析和使用。记得华勒斯坦(1997:82)就曾提出,要“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谢静正是以社区为对象做着这样的新探索。吴予敏教授涉及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即如何认识信息化时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在当今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的背景下,城市化除了城市空间幅度、人口规模和密度、城市居住权和职业类别等传统问题之外,还应当包括城市化的交通和信息网络的延伸,包括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更不必说信息化的发展带来数字化城市和城市群的出现,以及信息化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推动力,广东的变化发展就是一个实例。吴予敏教授正是在一个宏观向度上,对周伟林教授的传播力量,以及杨宜音教授的“共享现实”做出回应。
文本的阐释,是城市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维度,第三编的三篇文章各有侧重,但都是共同聚焦在媒介化了的城市文本。之所以用这些文本制作城市宣传片,是因为这些文本来自城市同时城市的中介,城市既是对象也是文本所制作的形象。摩天楼是现代的象征,给人带来无限遐想。顾铮教授的文章,以一些艺术家关于上海摩天楼的作品,从远眺、仰望和俯瞰三个镜头,一一述说摩天楼在他们手中所变幻的奇妙景象,针对摩天楼可能具有的各种现代象征,展开一种智力意义上的对抗,从而以他们的艺术智慧,迸发出有关现代文明批判的声音。我从中又一次感受到了“真实虚拟”,艺术家们的再创造,反而让我们感受自己习焉不察的真实境地。陆晔教授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国家视角、城市视角和个人视角)上海风光片的观看分析,发现上海标志景观选择的一致性与观者理解的多样性形成强烈反差,从而总结出都市景观通过影像达成意义共享的过程是景观的地理空间实体、共同的历史人文背景、个体生活经验三者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影像应该是有助于通过凸显日常生活场景的丰富质感和复杂底色,有助于唤醒和激发接受者有关日常生活的共同记忆,从而达成都市文化的意义共享和认同,而不是一味突出标志性城市景观,有意无意化约了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曾一果教授以?文化杂志?为例,为我们讲述了澳门的文化归属及其未来创设的故事。该文依循的是文本解读之路数,但却从中揭示出纷纷叠叠的历史层累。我脑海中立刻映现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3:255-268)一篇文章的标题——“城市,一种媒介”。不过我不是在基特勒意义上,即城市究其实质,不过是各种媒介的汇合和交杂,而是澳门城市本身作为一个媒介,透示出不同的文化意涵,并在不同情境下被征用。如果以“媒介就是讯息”推进一步,从城市传播的角度看,曾教授文章中所揭开的城市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四编来自文学的视界。桑内特(2008:79)说,“18世纪的城市社会使社会交往变得有意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借用一套在戏院和日常生活中都发挥作用的信念系统。”胡志毅教授的文章则是倒过来,讨论大都会作为“精神存在的发展孕育”的沃土,是如何渗透于早期话剧的元素之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胡教授让我们看到,话剧实际上是与各种媒介交融而成的:都会空间(巴黎、伦敦、东京、上海)、视觉、演说、布景、学校、剧院、报刊、剧社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就是大都会中诸种媒介交汇的产物,属于城市传播的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又来自城市传播,这就大大拓宽了话剧研究的路径,可谓是别开生面。陈建华教授的文章,注目于都市通俗刊物上出现的各种场景,实际展开的是政治“共和”和文学“共和”的落差,在走向“共和”路途中社会及文化转型沉重步履的“声声慢”。为了“情感结构”的自我修复及其建设,以南社为基的都市文人,“文章笑骂骂文章,滋味酸咸试细尝;欲把诙谐当药石,故翻格调学东方”,在小说杂志、文艺副刊等“通俗工业”中作文谋生,在娱乐取向中安置大众启蒙的议程,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充满东方特性的都市文学和文化空间及其表达范式。
第五编的研究对象是书与报,但着眼之处却是都市的文化网络及其影响。高哲一教授的文章是探究民间商业出版机构是如何以上海为中心,结成并运作自己伸向全国的发行网。对于邮政系统与书籍发行网络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其文章的重点。二者之间因费率、交通(比如铁路、航运)、民间信局、与上海的地理距离等各种因素而错综复杂,上海这一出版中心向外扩张的网络及其影响力也是多有差池。因此,安德森式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晚清和民国早期中国的书籍出版和发行网络看,需要慎重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我的文章则是对于新报刊史书写的探索,跳出内容功能的惯有路径,以媒介实践为重点,将“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从固有的内容扭转为“时间”角度,考察“申与报”和“报与申”的互相构成。首先,?申报?与之效仿的香港报纸一样,是一份城市报,“今日之事”,既表示媒介的时间之新,也暗示申江的时代之新。“今日之事”不仅为上海日常生活输入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户庭”与天下共此时,同时拉平了各种关系,士农工商总体卷入,颠覆了传播的等级制度,创造出城市传播的新样式:?申报?在改变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实实在在营造出一种全新的上海都市文化,形塑了上海的城市性。
一届城市传播的对话会,留下如此丰富的果实,令人喜悦。会议结束,成果出版,就表示着对话不会结束而且将永远持续。这本书就是这样的媒介,将与会者和读者结成有形和无形的网络;这本书同样是一个对话的空间,能够使我们大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其间各抒己见。海德格尔(2004:256)有言,“沉思乃是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大的问题。”因此,更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导引也是一个促动,能激发起更多同道的沉
思,有沉思也就有了进取。
最后,特别要向曾经参加了我们这个会并在讨论中贡献出很多智慧,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将其成果收入这本书的学者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葛岩教授、复旦大学的唐亚林教授和殷晓蓉教授、澳门大学的吴枚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的王家浩教授、武汉大学的单波教授。
黄 旦
2015年10月9日
本文为《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跨学科的视野》一书前言
注 释
按照倪梁康(2006:583)先生的说法,米德就已经透彻思考了哈贝马斯称之的“交互主体模式”。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城市,一种媒介,载周宪(执行)、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孙周兴等译,九州出版社,2004年。
[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
[4]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
[5]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6]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晔译,周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
[7]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
[8]萨斯基亚·萨森：全球性城市概览,雷月梅译,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10]约翰·厄里：消费场所,江千绮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11]臧鸣：沪建全球城市要用好3个腹地,东方早报,2015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