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出现关于学术研究要去西方化、去殖民化的密集发声，并就该主题展开了开放的理论反思与对话，产出了一批著作、论文，还召开了系列学术研讨会。作为一次学科认识论的全球学术辩论，它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其主旨、意义与局限进行批判性评估很有必要。

去西方化、去殖民化的全球呼声

2000年，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与韩国学者朴明珍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体研究》论文集出版，开启了新一轮去西方化、去殖民化的理论反思，引起全球学界普遍关注。此后，一批著作陆续问世，有印度裔英国学者达亚·屠苏主编的《国际化媒介研究》（2009）、中国台湾学者汪琪主编的《去西方化传播研究》（2011）、日裔美国学者三池喜孝与非裔美国学者莫勒菲·阿桑特以及华裔学者尹静合作主编的《全球跨文化传播读本》（2014）、中国台湾学者李金铨主编的《国际化“国际传播”》（2018）、尼日利亚学者拉斯特·莫约主编的《非洲与南方媒介研究的去殖民化转向》（2020）、南非学者贝沙拉·卡拉姆与非裔美国学者布鲁斯·穆茨瓦罗主编的《非洲的去殖民化政治传播》（2021）以及智利学者卡洛斯·罗哈斯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列罗主编的《南方传播学》（2022）等。

上述著作多为国际论文集，作者来自亚非拉和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全球多元学术社区。由于数量可观、代表性广、持续时间长，该议题对全球新闻传播学界带来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有人认为它标志着全球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论转向”。

对发声的跨国学者群体进行背景分析，有助于理解其主张的有效性。通过简单聚类分析不难发现，这个群体有着明显的身份特征：西方学者，例如詹姆斯·卡伦；亚非拉裔西方学者，例如达亚·屠苏、三池喜孝、尹静、莫勒菲·阿桑特与布鲁斯·穆茨瓦罗；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主要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亚非拉学者，例如朴明珍、汪琪、李金铨、拉斯特·莫约、贝沙拉·卡拉姆、卡洛斯·罗哈斯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列罗。显然，西方学者并不多，主体是第二、三类学者。后者具有跨文化身份和国际传播研究学科背景，接受过良好的西方学术训练，具备较强的英语学术交流能力；去西方化集中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诉求以及学术利益，涉及学者的跨文化背景带来的学术优劣势以及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为什么要去西方化

去西方化的共同认识论基础是反对学术研究和学科知识生产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批评在国际新闻传播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质疑西方范式、理论和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对全球学科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权力关系进行重构，主张重新评估和修正西方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来自全球南方的认识论、理论或经验纳入研究当中。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倡导去西方化时的动机和目的是有一定差异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偏颇，响应去西方化研究，其动因在于他们发现，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发展的当下，传统西方理论模型无法向“全球本地化”的现实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需要放弃狭隘的北方文化偏见，把全球南方的经验和理论纳入研究视野，以此弥补西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的结构性漏洞。

具有亚非拉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在主张去西方化时，更喜欢使用去殖民化概念，特别是那些来自经历过较长时间西方殖民统治国家的学者，他们质疑继续存在的殖民遗产和后殖民现实，质疑不加批判地采用前殖民大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解决本土传播问题的有效性，认为它根本无法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复杂性。他们主张使用南方国家的认识论、概念和理论来探究南方传播经验，并希望国际学术界承认他们的声音以及对全球学术界的智力贡献。

怎样去西方化

在达成去西方化的基本共识后，关键在于怎样才能去西方化。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答案也是多样的，往往与学者的身份背景、学术动机和目的密切相关。

西方学者的去西方化策略是开展包容性的跨文化研究，通过与南方国家学者的跨国合作，以便在非西方环境中检验传播理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这直接导致21世纪以来西方新闻传播学科出现“国际比较研究转向”，例如詹姆斯·卡伦就是实践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怀斯博德与智利学者梅拉多提出系列去西方化策略，包含：拓展研究对象，打破主流学术传统；拓展本体论视野，观照南方国家的地方现实；扩展传播学研究的证据主体，采纳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证据；切换分析框架，反对作为主流传播观点基础的西方知识形式，将原本在西方缺乏研究的全球南方的传播理论视角置于前沿；肯定多样性的学术文化，告别西方国家流行的标准和惯例。应该说，这些策略都有一定积极意义，可以缓解西方学术和南方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的问题。

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亚非拉裔西方学者与亚非拉本地的国际传播学者在去西方化策略方面看法类似，他们具有跨文化理解力，主张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坚持去中心化、本地化、地方化或“全球本地化”的认识论，例如汪琪就主张用本土化、地方化的策略来构建“自家理论”，探索建构“亚洲传播理论”。此外，莫勒菲·阿桑特与拉斯特·莫约提出“非洲中心范式”，三池喜孝提出“亚洲中心主义转向”，卡洛斯·罗哈斯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列罗则提出从“南方认识论”出发，主张建构“南方传播学”。这些对策大同小异，在认识论上并无根本差别，应该说通过辩论达成了原则性共识。

承认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重视从本地化视角开展传播研究，提倡跨文化比较研究，这是去西方化学者在辩论中达成的基本共识。这一波学术反思基本上解决了学科认识论的原则和方向问题，但要真正实现去西方化、解决南北不平衡问题，仍然有很多其他客观障碍和困难需要克服，包括改善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即科研条件、人力资源、学术文化等，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成败的终极因素还仰赖于南方学者付诸实践的智力投入和产出。

积极推进学科建设

去西方化是21世纪以来部分国际传播研究学者们建构的新宏大话语之一，它实际上承袭了1979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去西方化努力，当时成立的麦克布赖德委员会试图推动构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但最终未能兑现宏愿。全球南方学者继续为重置全球媒体和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而鼓与呼，认识论辩论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创新确认了大方向，辩论发起人和参与者道德勇气可嘉，但是否能够行之有效，终究还要取决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决定性因素。

去西方化辩论为我们思考本土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国际格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东升西降”的总体趋势为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创造了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中国学界应秉持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坚定地去西方化，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紧紧围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目标，将研究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之上，精耕细作，积极推进学科内涵建设。同时，学界应秉持开放心态，积极推动传播思想对话、文明互鉴，为全球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贡献中国学派的理论知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