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对象，揭示、比较“报纸”和“报馆”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从而认为：戈公振所定义的“报纸”，是直接来自专业化类型报纸的启发，他在突出报纸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同时，也使之脱离了历史语境，成为一个先定的标准物品，并以为报刊的历史，就是不断向这样的标准进化的过程。梁启超的“报馆”，归属于国家有机体，为之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在这种结构功能的框架中，报刊的历史成为办报者如何担负并完成“有益于国事”的职责的经过。故而要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并以媒介之“通”为视野，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着眼于媒—介的联结和转化，使报刊史成为报刊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
关键词：报纸; 报馆; 中国报刊史; 媒介;
引言：“报纸”与“报馆”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报学史》中的报纸定义不陌生。(2)1戈公振从“内容”和“形式”推演出的“报纸”，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提供了样板，成为他们“看山是山”的一个取景框。不信，粗粗打量一下目前已经面世的大多数报刊史教材，以及近一二十年逐渐时兴的“报纸职业化”之研究，便知端的。
如果不是驻足于戈公振，将目光前移至晚清，则另有一篇与报刊史研究相关的重头文章，那就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标题清楚表明，它的对象是“报馆”而不是“报纸”，而且是从“国事”角度来论，并由此排比出中国“报刊史”的这样一番景象：
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酋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1)2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凡是做新闻研究的也都有所知。或许是因为其非属正宗的报刊史讨论，或者是因为梁启超的比附不合今人的口味，更有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只是关注了其著名的“耳目喉舌”一说而未及其余，总之，鲜见有人思考它与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关系。比如梁启超从“报馆”之“门”中看到的东西，与戈公振的“报纸”之史，就不是一回事。如果由此进一步想到，其时与梁启超持同样视野的，还大有人在，(2)3“广立报馆”甚至是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梁启超绝非孤家寡人，那么，存在于中国报刊思想中理解报刊及其历史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做出分析性评价。这不仅为尊重古人，更是为今天的我们获取教益。
这正是本文所思考并尝试解决的。我认为戈公振和梁启超代表着考察中国报刊史的两个不同视野，它们好比是不同的“看山”之“门”，衍生出各自的逻辑，铺陈出不同的报刊历史。这两种视野，都是中国报刊思想的宝贵资源。我的目的不是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努力从比较中展示他们的理路及其缘由，以便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辨认踪迹，探索今天报刊史研究和书写可能具有的新径，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分别讨论戈公振和梁启超的观点，重点是他们的思考路向；最后部分，则是我对前面讨论延伸而得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以供众位方家批评指教。
一、戈公振：报纸是定期为公众之刊行者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3)4戈公振的定义简洁明确，其推敲琢磨之精心，自不待言。据他归纳，当时界定报纸通行三种做法：以报纸作用为尺度，从法律规定之性质下判断，或者是基于报纸的形式和作用。他首先否定了第一种，理由是报纸的作用因人而变流动不定，“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推而言之，多因各人职业之不同，观察报纸的眼光亦因之而异”(4)5，而且就历史看，报纸作用业已有诸多变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用不过为报纸“附带而生者”，以此推断报纸，“无乃太浅”(5)6。法律规章所定的报纸，常常以时间-定期和连续发行为断，有简单明了之利，却使报纸和杂志难以分辨，“认报纸为一种定期为公众之刊行物而不与其他同类物相区别”(6)7，不啻取消了报纸的特殊性，这是戈公振不能认可的。前两种遭排除，就证明唯有第三条道路可行。戈公振正是循此，参考比照糅合既有成说，探查报纸内容和形式的“原质”-“恒存之特色”，形成了现有的这一个定义(7)8。他将“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他认定的报纸与杂志的界线-归属于内容的“原质”；将“定期”刊行，归为报纸外在的显示，亦即形式的“原质”。接着他又把这两个“原质”具体化为“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一般性”四个特色，前二者为报纸的外观方面之特色，后二者为报纸内容方面之特色，“若外观上或内容上之特色而缺其一，则报纸之形体不完；形体不完，当然无原质之可言”，(8)9报纸也就不复是报纸了。
戈公振“报纸”的知识来源，在其书中已有所展示，(9)10无需赘述。需要补充的是戈氏撰写该书可能具有的现实动因，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报纸定义的意向。众所周知，戈氏写作《中国报学史》的20世纪20年代，主导美欧新闻业的是专业化范式，亦即埃默里父子所称的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兴起并慢慢成型的“新式新闻事业”(1)11。其时游走于中国的外国新闻界名人，比如1921-1922年间的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爵士、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拉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均是此种范式的亲力亲为者和热心贩卖者。影响最著的怕是威廉，他为推销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可谓不遗余力，1921年已是他第三次访华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除了按惯例走访考察新闻界，还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登上北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讲台，宣讲他的新闻和新闻教育理念。(2)12中国的新闻教育是在1920年代正式开其端，当时大学中的新闻院系，顶梁柱大多为归国留学生，有的学校就是由外国人当家，如圣约翰和燕京，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密苏里帮”(3)13。中国新闻教育实际“走着英美路线”，具体说就是密苏里新闻教育的移植。(4)14不仅如此，其时中国报刊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内容形式，都不复是晚清政治报刊的境况。“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5)15，社会影响至微且不佳。至于对外报道，话语权更是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上，英文报刊和外国通讯社是一手遮天。(6)16“港口地区的外报对中国国内外舆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外国舆论公认，“整个新闻业完全受制于外国通讯社”。(7)17戈公振所痛心的“吾人时遭丧乱，痛舆论之萎靡无方而愈为向往不置耳”，(8)18绝不是凭空而起。据戈氏自述，正是前述的三个方面刺激，即“近来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来华考察的外国记者日益增多，“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引发其研究“报学”的兴味，遂“下一种子”。(9)19以此而言，他对于“报纸”的看法，自然也不可能与这样的兴味和“种子”无关。且看，《中国报学史》甫一完成，他即匆匆赴国外考察著名大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并不顾路途劳顿，在途次中立即着手构思编撰《世界报业考察记》，以便让中国读者“知所考镜”(10)20，可为此做进一步的印证。其时有人说：“自十余年以来，主持中国新闻教育的，泰半为美国日本成功的新闻教育机关出身的人，他们已经目击邻国试验之成绩，而不必再做‘试验与差误’而使成功之希望化远。”(11)21耳濡目染于“报”与“学”的戈公振，其所思所想，离此即便有差，当亦不致太远。
所以，当戈公振利用“外观原质”和“内容原质”两层夹板，竖起报纸完备的“形体”时，划清报纸和杂志的界线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以此提供合乎世界潮流的报纸样板，明确其实践操作规范，以确保报纸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独特作用。否则，为什么要有报纸呢？戈公振是要让他的“报纸”成为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现实报刊状况的不尽如人意，同时又照耀出其未来之路。“报纸”寄寓着他的“理想”，也是他的理想之具体呈现。“吾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纸之觉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12)22国外考察回来的第二年，戈公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而应该站的地方。”(13)23这颇同于埋头撰写《新闻学》时的徐宝璜“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1)24。这样一种从“世界报业”图景来衡长论短，以知识思想引导报刊实践和从业者，促进立人、立报并改良社会，应该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闻学领域的源流。就我国报刊史研究而言，具有不可否认的开拓性意义。
然而，正由于是“目击邻国试验之成绩”而“知所考镜”，戈公振的“报纸”就不免是对现实报纸类型的一种反射和类推，不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范畴抽象，更不是出自历史经验的概括。简单说，他是以报求“报”：在当时欧美现代报刊的专业主义实践及其话语中，抽绎出报纸的天然元素或者“原质”，然后再依此加以配置。他从既有的几个报纸定义着手，比照实际事例辨析取舍，而不是深入历史，交代这样一个“原质”报纸来龙去脉的做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想到，如此一来，他的“报纸”就不是历史实践所导致的一种可能，而是一个脱离了其运作实践及其社会和文化土壤的具先验本质的独立客体，“质本洁来还洁去”。犹如伊格尔顿眼中19世纪初期英国的艺术，“从始终纠缠它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意义中被抽拔出来，而被提升到一个被孤立地崇拜着的偶像的地位”。(2)25
如果说在书籍制作有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大规模生产手段的运用，人们对于书籍的印象也有了改变，它不再仅仅是思想沟通的代表，更被作为一种具体事物，一种工艺产品，一种可以用于销售的日常商品。(3)26那么，戈公振所指的“报纸”-刊登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看上去也就是这样一种工艺产品，它就是一张-蕴含新闻“原质”，定期敞开于人们面前的-“纸”，就像我们书橱里的一本书，笔筒里的一支笔，遮风蔽雨的阳伞，流光溢彩的灯泡。新闻成为一种工业产品的动力，来自蒸汽印刷机的发明，(4)27恰与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手段同根同源。戈公振的“报纸”区别于其他工业产品的是其“原质”，人们拿到的是定时的“新闻和评论”而不是任何纸张。这张无声的纸由此昭示自己是“被制作出来用于什么的器具”，并在这种“用于什么”的器具的提示中，内容和形式得以统一，(5)28显露其“形体”。这就引出如下的疑问，报纸是否就等同于报纸的“原质”？或者报纸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征，是否就是衡量报纸的根本或者唯一的尺度？报纸若等于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就好比说一个物就是物的外显（比如告诉孩子，糖是糖水的凝结并且包装成块，房子就是住人和置放物品的建筑等），充其量不过对拿在手里或平摊在桌上的“报纸”的一种据实勾画。这样的一个界定，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证明报纸是报纸以外，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新的认识呢？他以此而追溯的“报纸自身”，就代表着报纸的历史面目吗？这样的报刊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层面的报刊史呢？
戈公振看到功用变化太多，难以兼顾照料，以此切入报纸“无乃太浅”，应该是正确的，可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剥离一切功用因素，袒露报纸纯粹之“原质”，好比一个光溜溜雪雪白的去壳熟鸡蛋。换一个角度看，报纸功用的多变，在一定程度上正说明其本来具有的开放性。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固然可以体现其功能，功用本身同样形塑和组织报纸的“形体”，哪怕是“原质”。以戈公振自己为例，如果没有对报纸社会功用关系的预先设定，他怎么可能发现并抽取出“原质”？他偏偏忽略了这一点，于是把所有一切都回缩到一个纯粹的“原质”，以这样一颗铆钉，死死固定住功用，似乎功能只能是由“原质”自然地生发，似乎只要办报者都信奉这样的“原质”，报纸就必然走上阳光大道。他的本意或许是以“报纸”引出背后的专业实践，最终抓住的是“newspaper”，漏掉的是“journalism”。于是，报刊史的研究似乎仅仅是探究这份“原质”报纸的社会命运：获得坚持还是惨遭污染。这，同样是“无乃太浅”。戈公振的正确做法，应将含有“原质”的报纸建立在其“历史地形成”基础之上，事先问一声，“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6)29的本源问题，就像迈克尔·舒登声“探索新闻”那样，(7)30而不是将之看成与生俱来且固定不移。詹姆斯·凯瑞说，新闻从业者对本行技艺的历史几无所知，他们总以为一切都是与今天一样，(1)31戈公振（包括今天的不少研究者）看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于是，为什么报纸的“原质”就是如此？报纸和杂志为何是这般的区分，其意义是什么？报纸“自身”与作为“刊行物”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关系等等，都可以不必追究，只顾借助这样的概念，“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2)32报刊历史似乎不是人们所做的事，“而是某种我们必须使之发生的事”。(3)33
“一切理解都是生产性的”(4)34，一个概念是一种介入，是一种让什么发生而让另外消失的一种操作。当戈公振以自己的“报纸”置入历史时，报刊的历史就像舒登声对帕克和李普曼的批评，变成了“自然史”。(5)35如果说帕克的自然史还是以城市和乡村的比照为依托，戈公振的“自然史”则完全是立足一张凭空抽离出来的“报纸”，全部报刊史就从这样一张“纸”开始。于是，哈贝马斯所见的欧洲报刊历史的不同阶段：以小型手抄行业为组织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统；以思想传播为主的个人新闻写作阶段，以及19世纪30年代从“传播信念的报刊业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6)36；或者美国的报刊在18世纪前期，“不是政治工具，也不是新闻采集机构”，早期的报纸从来不主动采集新闻，只是刊登收集到的任何东西，作为一门生意来做。直到19世纪中期，办报都“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工作，而是在政治世界里的一条前进道路”，(7)37在戈公振眼里，不是报纸不同类型和面貌的体现，而是报刊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必然经历和阶段，最终优胜劣汰万河归流，奔向他认定的那张大写的“报纸”。“世界报业”-摆在世界面前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就足以证明这一切。《中国报学史》以“官报”起头，“自邸报始”，其意不是为显示中国报纸的源远流长，而是报纸自身发达的逻辑，亦即“官报”一类是如何必然要被正宗“报纸”取代的经过，好比欧美报纸滥觞于官报一样。从官报到民报再到党报，最后抵达自由、独立的商业报纸-刊载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就是戈公振划定的报纸历史的路线图。(8)38《中国报学史》的四个时期判定和划分，大致就是按照这样的尺度。报刊“历史”与历史“报刊”变成了火车和车轨的关系，一切是为轰隆隆到达那个特定的目的地。研究报纸的历史，就这样脱离了“报纸”的历史性，好似一个“永恒之物得以进入时间”。(9)39比照一下白瑞华着力于中国新与旧、本土与外来报刊互为变化的研究视野，(10)40戈公振的报学史，就难免显露出单一、僵硬乃至浅薄。当然，后者所蕴含的改变中国报刊的那种急切和热情，也不是前者所可比拟。
戈公振眼中的“报纸”及其逻辑，几乎被新时期的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成为考索报刊变化的标准尺度（比如中国现代报刊起源于何时，古代报刊和近代报刊之区分），追究中国报刊历史问题的主要动因（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有职业化报纸），展示中国办报历史及其变化的天然规律（比如中国报纸什么时候有新闻，什么时候有采访，是如何现代化/职业化的），成为有别于“革命史”范式的另一种报刊史和报刊实践的主流叙事。(11)41
既然报纸及其发展阶段都已命定，“报刊史”之书写，就不是讨论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如何变化，是接近了目标还是偏离了轨道。所有这一切，只需扫一扫人们手中所持之报纸，从其浮现出来的内容即可甄别，并由内容追踪其“社会文化之影响”：主编/主笔及其背后的社会制约。报纸、办报者、社会（背景）三个要素，就这样一字排开，各自独立又互为因果，抓住其中一个，就推演出其他两个：社会背景决定办报者，办报者决定报纸内容，报纸内容是前两者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也可以是反过来：报纸内容反映出办报者的主观动机，办报者离不开社会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则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另外两者。这很像中国古代兵家喜欢摆弄的长蛇阵：击其尾，则摇其首；击其首，则甩其尾；击其中间，则首尾齐至。无论如何变，总不外乎是这样一条扭来扭去的“三节蛇”。报刊史被还原为“报纸”的创办和使用评估史，而不是报纸创造、实现自己的历史，更不是报纸作为人类和社会存在的构成部分，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形态，在其实践中开创并实现多种可能的历史。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的这一个批评，恰好重重地击中了戈公振：媒体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其使用的历史，它总是把我们引导到它们所照亮的社会实践和冲突。(1)42
现在想来，如果戈公振把“原质”视为一种“力”-新闻性报纸的形成力和生产力，而不是一张“纸”的物化样式，他的“报纸”就活了，就可以有“journalism”历史实践的依托，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运动经历，就可以成为与环境，即与其他社会系统乃至其他类型报纸的区分差异中建构社会实在，同时也建构着自身的“社会装置”(2)43。而这，正是梁启超的“报馆”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所展示的。
二、梁启超：“去塞求通”的报馆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这样开篇的：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3)44
梁启超不像戈公振那样，先摆出一个报馆的定义，而且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不由分说，以“报馆之为”-“助耳目、喉舌之用”，直接切入自己的论述；以类比手法，诸如“太师陈风”之类，为报馆定了调-“去塞求通”，进而为之定了位-“其导端”，也就是穿针引线的前锋。报馆就是因此有益于国事，并且与“国”紧紧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一番勾勒涂抹，梁启超式的报馆得以明确：它横跨于国与国之间，相交于君与民之界，在内与外、上与下的位置上来回运动：“去塞求通”。(4)45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梁启超的报馆，乃是“国家身体的延伸”，是国家器官“感知比例”的变化，是国家政治身体和报馆身体政治的无缝嵌合。缺少报馆，“上下不通”“内外不通”，国家成残缺之体，既聋又哑，“是曰废疾”；反之，“报馆愈多”，即可造就“宣德达情之效”，“知己知彼之能”。国家以报馆为支撑，“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报馆以国家为依托，“报馆之规模”，因此而“渐备”。报馆与国家构成一种“高塔”般的以等级为结构的网络，(5)46互为促进互为激励：“报馆愈多，其国愈强”。
处于这样的网络结构中，报纸显然就是一种机构，(6)47是报馆“去塞求通”的一种运作，不再是平摊在人们面前的这一张纸。即便存有像戈公振所说的“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之“原质”，那也是“惟通之故”。“通”是报馆存在之价值，决定报纸实际之面貌；报纸内容和形式因“通”而到场，“通”则借此昭显自己的流向。由于信息流与网络结构相关并且总是后者决定前者，(7)48国事与报馆的关系，就规定了梁启超“去塞求通”具体之轨迹：“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最终抵达“通”-“宣德达情”“知己知彼”，“而起天下之废疾”。一个新的与“万国并立”“齐州以内”互通互联的现实世界由此得以开启。
既以“通”为定位，戈公振所小心翼翼加以区分的，诸如“‘春秋’纪已往之事，仅为一种良史，似不能即谓之报”(1)49之类，梁启超就不放在眼里，大笔一挥，使报馆直达“宣上德、通下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的“三代”。借用泰弗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梁启超跨越语境制造出的相似性，从而将报馆这样一个具体对象，整合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在赋予二者同质性的同时，报馆获得了合法性确认。(2)50“太师采风”“诵训掌道方志”以及“邸报”等等，因此与现代报馆平起平坐同属“去塞求通”之藤蔓，传统的传播被灌入了时兴的血液。
当梁启超以此统括中国古有的诸种信息交流，“去塞求通”就显示出一种结构性的意象：一方面，传播渠道与国家政治构架紧密互嵌，信息流通与国家兴衰切切相关，它们共同构成国家的机体，“通塞”如何，便是观测国家强弱如何的一种气象；(3)51另一方面，这些本来是体察民意，了解民心，宣示仁政的统治手段，现在却被归集在“去塞求通”之下，占据其中的某个功能性位置，成为上下内外沟通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现代报馆既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也是这一链条的新进化。现代报馆以点到面的放射状，它所辐射和振动的幅度，以及产生的影响非其他可比，就具有了“程度中心性”(4)52之地位，所以是“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
新的交往常常需要借助旧的观念予以表达。关于这种新与旧的复杂性，詹姆斯有过这样的心理学解释：一个新观念总是旧看法与新经验的结合。由于人们在信念上都是极端保守的，因此，某种新的观念一定是建立于旧看法之上，同时使旧看法受到最低程度的干扰，以便很巧妙地把它们调和起来。(5)53梁启超看来也是如此。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通”与“塞”，是各有所指本无关联。“通”指效天法地适时而变，即“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易经·系辞上》有“通变之为事”。“塞”，则是堵塞、阻塞（如韩愈《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商君书》中的“开塞”）。梁启超抓取出此二字，使之在对立中互为存在，创造了“去塞求通”一说，形成其独特意义：借“耳目喉舌”之导，通世事之变，达国政盛强。由此，“通”与“塞”就成为信息沟通，严格说成为国家政治交往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改造和转化了其原有含义，同时“去塞求通”也具有了全新的传播学意义，形成政治传播的一种中国式表达。(6)54
如果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7)55，那么以艾略特这句话来说明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也不无贴切。当他以“通塞”架通今昔时，“昔”因“今”而改变，“今”顺“昔”而指引，“昔”与“今”因此发生连接，也因此互相转变。报馆背靠“太师采风”“诵训掌道方志”等的影子，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运作相连，仿佛现代报馆的“特性就隐藏在该对象属性的源头似的”(8)56；“太师陈风”等则跟随着“报馆”一并进入“现代政治”的链条，附加了新的特性，生发出新的现实性。梁启超在去除现代报馆历史性的同时，赋予了报馆以新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去塞求通”颇像齐泽克眼里的“言语行动”，以回溯本源的方式创造了其现代性“本源”。这不仅“重构了整个场域”，而且“整个言语行动就成了一个事件：尽管这个过程没有出现新的内容，但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前不同了”。(1)57回溯并不是真正要回到过去，报馆看似是过去的延续，信念系统则已被更换。(2)58“理想”的过去指示的是未来的理想，蕴含改变现实的能量。后来的林语堂，认定春秋时期每年指派官员到乡下收集民谣、了解民情的“采诗”或“采风”，就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端(3)59，或许就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不管如何，此种“依靠旧真理又领悟新事实”(4)60的做法，不仅具开创之功，也为后来者留下不同的拓展空间。
五年后的梁启超，发表了另一篇与报刊史有关的重头文章-《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其中，他不再继续“古色古香”的演绎，中国邸报虽仍被奉为万国报纸之“先辈”，但已“姑勿置论”，一进入就直奔报馆：“清议报之事业虽小，报馆之事业则非小”。那么，报馆之事业为何？“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即“报馆之天职”。可见，仍然是“去塞求通”，(5)61只是报馆的位置有了变动。在《本报第一百册祝辞》中的报馆，已不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相交于国与国、君与民之间的“耳目喉舌”，而是矗立在“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的“第四种族”。报馆之“通”，也不再是“宣德达情”“知己知彼”，而是贯串于各“种族”之间，激荡思想，去旧求新，以使“尽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学问、风俗、事迹，吸纳全世界之新空气于其脑中”。报馆成为“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绍介于国民”的大熔炉；成为“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大漩涡。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耸听”，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报馆是政治之基础（“政本之本”），社会之向导（“教师之师”）。梁启超禁不住为此振臂而高呼，“伟哉，报馆之势力”。“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6)62《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即是此种变化之体现，像福泽谕吉那样，借助报纸，“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产生左右世界的影响力，怕就是其时梁启超的内在心迹。(7)63
或许可这样说，在梁启超那里，“去塞求通”是一以仍之，如何“去塞求通”则是随时而变。他秉持的是有点类似齐美尔所指的以“功能”为确定性的社会空间观，功能和空间互为关联，空间随着功能点而移动。(8)64具体说，梁启超是以“去塞求通”为基点，以时势变化为依据，考察报馆与政治相互作用关系的转动和变化，以及由此凝聚而成的体制：报馆或者是国家的“耳目喉舌”，或者是“第四种族”；在不同利益尺度的作用下，则可以有“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和“世界之报”诸种构型。
出于这样的思路，报纸的优劣，表面在内容，根子是报馆，实质取决于办报者的能力、才识和志向。通商以来的中国报纸，“卒无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之百分之一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缘由无他，“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就是主要病根之所在。中国报馆至今仍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者”而不得，乃是人为所致：“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始终处在“幼稚时代”而难以自拔。(9)65所以，梁启超对中国报刊状况的不满，不是戈公振的报纸是什么，而是人们对于报馆的政治作用懵然无知；他所回望、比较的中外报刊历史和现实，也不是“原质”内容和形式的缺失或完备，实是报馆呼应政治变局的适时而做。因此，中国报馆只有改变作为，才能走出“幼稚”；作为的改变，依赖于明确的操作规范。在《时务报》，报之例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在《清议报》，则律之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四条新规。
梁启超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他以“通”进入，但“通”已先定为政治制度结构上的一个功能点，报馆是其天然之器官，不是德布雷的使两者发生关系的“中介”，(1)66其所有的行动来自有机体的要求，是器官自身的一种本能。恰如施拉姆的那个著名比喻：“传播就像血液流经人的心血管系统一样流过社会系统，为整个有机体服务，根据需要有时集中在这一部分，有时集中在另一部分，保持接触和平衡以及健康。”(2)67既是如此，唯一值得讨论的，或者他所有讨论的目的，就是如何发挥报馆的作用，以完成应尽的职责。“通”，转化为“功用”，成了手段。至于“通”究为何意，从何而来，因何而是；报馆之“通”为何就是国家之“通”，为何就是“耳目喉舌”或“第四种族”之定位？报馆之“通”源于何处，与其他样式之“通”（比如“太师陈诗”之类）有何不同(3)68等等，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无需深究，一切根植于政治结构，犹如戈公振的“原质”。明知“太师所陈，酋轩所采”不是报，仍因其“通上下之情，陈列国政治风俗之得失利病”，与报馆之职相类，即“爰比附之”。(4)69这不仅抹杀了二者质的差别，混淆了不同的“去塞求通”与政治的不同关系，而且报与刊、报与书乃至于报与报的区别，也被任意取消。只要“材料富而当”，任何报“皆所当务”，一切只为所“用”，这就远不如戈公振。戈公振清楚看到，报与刊，对于社会作用之范围及程度，大不相同，其形式和内容，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甚至报与报也是有别，政党之报纸，宗教之报纸以及一些特殊报纸，在内容和对象上就自有特点（所以他特意注明报纸是为“公众而刊行”），不与一般报刊同。(5)70如果从戈公振的逻辑所展开，“去塞求通”就有不同之“通”。梁启超对此却是毫不计较，惟“用”是取。与日报相比，“丛报为尤要”，缘由也在于体量，“其搜罗极博，其门类极繁”，符合“材料富而当”，“能使人读其报，而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仍然在于其用处。此种功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之“用”，不仅表明梁启超对于报刊历史所知寥寥，而且以戈公振的话来说，的确是“无奈太浅”。
戈公振的报刊史是常规性的，因为他只是表达已经存在的“报纸”的成长过程，一切有章可循，照着走便是；梁启超眼中的报馆，却总处于不确定的变化之中，一切视办报者如何运作而定，“通”最终离不开人的作为。这就让他的整个论述的基本逻辑，顺着政治-报馆-人才依次展开：国事需要并确定报馆之用，报馆责无旁贷担负其责，职责能否完成取决于办报精英，即是否有“怀才抱德之士”(6)71或“魁人杰士”。(7)72当梁启超说，“重哉，报馆之责任”，确切的意思应是“重哉，办报人之责任”。有何种政治抱负的人，就有何种报馆和报纸，就起到何种作用。这样，他就与戈公振殊途而同归，同样进入媒介使用之轨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另一条“三节蛇”：报馆（办报者）的政治背景（宗旨、立场、目标），决定了报纸所用和所向，具体反映在其内容和观点上。反过来，内容的取舍，反映出其政治的倾向，也就暴露出报馆（办报者）的政治立场，确定了其中一个要素，其他两个自然迎刃而解。这就是报刊史学者熟悉的“革命史”或“政治史”书写范式。后来王中教授对“竖三民”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打破了成见。他认为报纸的公开声称，报人的事后回顾和报刊的实际表现，在研究中需要详加考察和辨别，并由此发现这几份报纸的所说、所做并不一一对应，(1)73至今仍未失去其应有价值。
无论如何，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包含着报纸的特征，但内容和形式不是报纸；同理，报馆存有“去塞求通”的功用，但“功用”不等于报馆。尽管这两种考察的视角源自现实动因，是针对某一现象而发，对于中国的报刊史研究和书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其叙述思路过于单一，对于报刊或报馆的处理十分简化，其工具论的观念无力解释报刊与社会的多向度意义。打破既定的框框，才有新的生长。若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一种视觉转换的能力(2)74，那么，这样的一种转换及其能力，对于我们今天创新报刊史研究和书写，就显得分外重要。
三、媒介之“通”：传播的生产力
视觉转换或想象力，首先可以从“通”处着手。不过，“通”不能是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之“用”，而是立足于人之“通”，是人的“相遇”“相交”与“相通”。赫尔德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无论有意无意，“动物身上的每一根精微的感觉之弦”，都是针对其它个体而动作的。“它发出响声，呼唤着一个有同感的回响。即使没有任何它者在场，即使它并不希望或期待它给予回答，事情也一样”。(3)75这恰应证了布伯之言，人自打一产生，就无一例外存在于关系之中，是本原的二重性(4)76。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则有一个“仁”。依《说文》所解：仁者，亲也，在构字上是“从人从二”。说白了，就是“二人”为“仁”，是“人相偶”，即“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才是“仁”。(5)77更古的“仁”，在写法上则从千心，即为“忎”。有学者指出，这“似乎表达了千心所共有的人性或共同认可的人性原则，可以理解为对人性的普遍意识，即仁是人的普遍要求。因此可以想象，二人关系的人性要求就是众人关系的人性要求的最基本模式，因为二人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失去了另一个人不仅生活没有意义，而且几乎不能生存。(6)78“通”即为“仁”之象，是把他者感受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予以关心、关怀、关爱。(7)79这个意义上的“通”不是“同”，既不同中求异也不异中求同，他们“并不通过接触混为一体”，(8)80而是面向他人的敞开，也是面向敞开的他人。他们有差异但无法分离，“人生何处无相逢”；他们因共通而显明差别之意义，“相逢何必曾相识”。展开这样的想象，理解报刊就有了一个新的基点：从人类学入手，将报纸纳入到人类生存和交往的层面来进行考察，报刊史和人类的沟通史在发生学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报刊之“通”，是人类之“通”的一种类型，一个新类型。于此而来，“邸报”之类，恐怕就不能是戈公振那样，仅仅为线性报刊进化史中的初始阶段；“太师陈风”之类，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毫无来由就与报馆攀上姻亲，它们各自都具有类型学的意义，遵循不同之“道”，形成不同的人类之“通”。“去塞求通，厥道非一”。
“厥道非一”，即是有多种和多重之媒介，而不能停留于梁启超式的工具和戈公振式的物品。齐美尔说，人类总是以特有方式进行联系和分离，道路的铺设是人的联系愿望的造型，也是人的行动的形体凝结(9)81和延伸。道路是相遇场所，自发形成的舞台，也是城市时空组织的一种形态。(10)82它使你出现，又让你消失；未知所来，不晓所终；“行行重行行”，“道路阻且长”。这，就是媒介之“通”的意象。媒介总是有媒有介，媒-介不停辗转又不断切换，不同部分在“合”中“分”，在“分”中“合”；离心与向心交集，交接、切割和转化交叠，“有无相生”“长短相形”，生成了不同的关系模态，好比“对影成三人”。媒介抵达之处，是世界所在之“界”，也是“新世界”敞亮之时，由此也就改变并塑造了人的感知、体验乃至存在。学校与教育、博物馆与展览、图书馆与阅读、工作室与学徒、研究室与研究、教堂与信仰，(1)83以至于电视与家庭，与“娱乐至死”(2)84等等，均无不如此。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人类之“通”的媒介，肇始于比手划脚，(3)85从姿态的会话到有声的姿态(4)86，再到印刷的文字等等，媒介的偏向造就一个个不同的知识和文明样态。(5)87因此，新闻传播学中耳熟能详的“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等等，仅仅视为不同的传播历史阶段是远远不够的，究其根本，乃是人类沟通的不同状态和模型。它们都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集合一起，为我们“重构感知和经验的时空参数”，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6)88以不同的“信息方式”，(7)89揭开为我们所知的世界。人和世界就是在这样不同的口头之“通”、书写之“通”和印刷之“通”中存在、交往和互为关系。
现代报刊之“通”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大众媒介，一个使用复制技术来传散沟通的社会设置。(8)90归属大众媒介家族的报刊，大致牵涉到克罗兹所归纳的四个层面：作为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和在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以及作为接收体验的空间。(9)91由于其基础是印刷，这也就带来了它自身的特性。报刊之“通”，首次使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产生理性的讨论和大写的“公共舆论”，(10)92培育出新的社会主体-印刷时代的公众。(11)93以本雅明的划分，报纸是一个信息产业，迥异于口头讲述故事。信息有新颖、简洁、清晰之便，但也脱离特定语境，不可能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阅读报纸只能加速经验的空洞性。报纸的蒙太奇编辑方式与广播也不同，后者是一种媒介化的讲故事方式，可以促使听众在多个层面的互动，形成同步的集体经验，从而加速权力的可见性，形成政治新景观。(12)94这或许出自本雅明的德国广播之经验，在美国，广播就是一个“音乐设备”(13)95。不仅如此，即便同出自印刷家族，书籍、刊物、报纸，乃至于中国的邸报，也是各不相同。“书籍是个人的自白形式，报纸是以马赛克的形式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14)96不可混为一谈。在这个意义上，戈公振立足于“报纸”本身，精雕细琢“报纸”的定义，并以此与杂志做出区分，就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刊登新闻，揭载评论”的报纸，意味着一种报纸的新类型，编辑活动已经从写作活动彻底变成一种新闻专业活动，(15)97使原有的传播生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戈公振的误区是将之抽离出具体历史语境，认之为唯一正宗（这也是我们今天不少学者的偏狭之处）；梁启超则不同，他不仅把“报馆”和“太师陈风”之类同等化，而且从他对《申报》的不齿，对丛报的推崇，就表明他对媒介种类不以为然，纯以报刊的政治作用为崇，凡不相符，一概不屑。以此来看，在我们已有的报刊历史书写中，用一个所谓的“新闻事业”，以线性的时间为链条，把报纸、摄影、广播、电视等等全都串联一起，其又有多少的合理性呢？
“厥道非一”，各走各“道”，同时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勾连，共同作用于人和社会。只有孤立隔绝的眼光，没有孤立隔绝的媒介。大众传播理论中的“二级传播”，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际交往和大众传播的互动关系。约翰·汤普森认为社会互动可分为三类：面对面互动、中介化互动，中介化准互动，电话、信件是第二类，大众传播则属第三类。不过他同样指出，分为这样三类，只是便于区分它们各自的不同，并不表示它们互不关联。相反，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互动均是不同互动形式的混合，具有杂交性。(1)98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咖啡馆是信息交流的中心。比如进入伦敦的咖啡馆，会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放满了烟斗和小册子”。它们订有期刊并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的咖啡馆还有外国日报和公报，或订有手抄的新闻信札。时人的体验是，“咖啡馆特别适宜随意聊天和悠闲地阅读各种新闻出版物、议会开会时投票的情况、每周一次的刊物以及任何其他刊物”。当时所流传的一首诗就说道，“全世界从国王到老鼠，任谁做了什么事，不分日夜都能在咖啡馆里听到消息”。(2)99这“消息”由面对面、信件和报刊共同酿就，它们组成了传播的共同链条。中国也不乏此类例证。《时务报》脚跟甫稳，汪康年们立马萌生办会、学堂、藏书楼等计划(3)100，自第三十八册开始刊物上专辟“会报”一栏，广泛报道各地兴会情形，报刊与“会”与“合群”紧密缠绕，是共创共生，而非绿叶配红花，一方为另一方服务。《时务报》的编读交往网络和销售的网络，本就是由人际（朋友、亲戚）、信件和刊物共同构成。(4)101如果说，“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5)102那么，书籍、学校和报馆的互为媒介，也成了人才培养之功。后来的梁启超，将“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相提并论，认为由此才能为黑暗中国放一线光明者，(6)103看到的正是不同媒介所凝聚的能量，激发出新知识和新精英的生产，从而开出新生路的可能。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三者的同心合力，有可能发生著名的“苏报案”吗？媒介的广接博纳，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关联，(7)104引发了或者呈现出一个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态势。当然，媒介与媒介的相接，不是必然的，相反，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相互可见性的这一路线不仅是“纤细的”，而且“只是一种碰巧”，“包含了一整套有关不确定性、交换和躲闪的网络”。(8)105发现这种纤细通道中的偶遇，揭示相互可见性而带来的纠缠、呼应、联手、对抗及其社会变革，正是报刊史的精到和精彩之处。
因而，报刊史的重点是要从媒介的角度对“厥道非一”做整体的把握，关注“一种媒介与其他媒介遭遇时，会释放出什么力量使其他媒介改变”，“观察和估计古今各种媒介的作用和反作用”，(9)106它们之间是如何相连并改变各种关系。最近看到一本有关上海史的书，作者以德布雷的“媒介圈”为视角，分析报纸、连载小说、杂志、图画集、录音、电影等等视觉的和文字的，是如何跨媒介、跨文本、跨体裁地互为联系和征引，构成了不断扩张的文化叙事方式，共同生产出作为商业和文化中心的上海。作者特别提出，要把这一切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美学类型来解读，而不是一个个分开各表一枝。(1)107这是一种很可取也很有启发性的做法。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仅仅对一个报刊的孤立研究，而是要有“关联空间”(2)108的意识：从一份报刊延伸到另一份报刊，要从报刊体察与报刊相关的其他媒介，看到它或它们互相介入两个或多个事物的现实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由此，报刊就成了中介，是使不同人和事物发生关系的第三者，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报刊，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3)109比如《新青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运动”。(4)110“中介”有效地突出了用于交流的物件和实践，它促使人们批判性地关注那些相互关系中未被表达或被抑制的东西的释放。媒介和传播研究需要理解媒介是如何中介，就像语言学需要理解语言是如何中介，经济学需要理解货币是如何中介，文学需要理解叙事和神话是如何中介，消费研究需要理解物质商品是如何中介一样。(5)111所以德布雷提出，（1）107研究者为了理解作品，就要向操作看齐；（2）108为了理解操作，就要向设备看齐；（3）109为了理解设备，就要向设备所在的系列看齐。(6)112
向所在设备系列看齐，决定了报刊史所关注的媒介实践，就牵涉用于传播或信息传递的物件或设备，人们从事交流或共享信息的活动和实践，以及围绕这些设备和实践发展起来的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7)113具体说，就是处于人、社会、活动和精神交会点上的媒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联系”(8)114，也包含媒介以何种方式让人做事，做何种事。以此而言，梁启超的“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和“世界之报”，未必是相互取代，不妨是共存共在。戈公振的“报纸”，也是在与其他“报纸”的关联作用中，显示出其特殊之处，未必一定是唯一的正宗或者压倒其他的主流。在这样的意义上，所谓的报刊实践，就是如何以报刊中介的方式来生产报刊中介运作，形成关系现实和现实关系。它来自“通”又回归于“通”，展示出“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动能。通常所说的报刊实践，如报刊创办、业务操作、经营管理等等，也应该被归置于这样一种“中介化”的实践脉络之中来认识和解释，而不能是大事记式的经过、操作性技艺和谋略。
因而，任何主体/客体的二分法，任何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的做法，对于现实地理解报刊及其实践都是致命的，报刊是既客观又主观。它既是设备又是部署，既是行为又是作品，既是思想化的机器又是机械化的思想，(9)115既是“报馆”又是“报纸”。如果只是关注外显的形态或物质性一面，报刊就被物化为本质；如果仅仅注重内在组织的一面，报刊就化为了无生气的惰性载体。就此而言，戈公振的“报纸”，注重的多是外显的一面；梁启超的报馆，倒是有组织的意味，可是外显的物质的一面，则被虚化，显示不出意义。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者对革命史、政治史书写的不满，正源自其媒介及其特点的缺失，所有的一切全都化为了同等同质的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这既不能显示报刊史的特殊性，也不能为革命史或者政治史提供任何有益的启示。在此背景下，戈公振的“报纸”得到了新的关注，“以新闻为本位”不仅仅是一种书写路径，更被认定为中国新闻史学的特殊性之体现，是回归新闻史本身的唯一正途。(10)116这又使研究者陷入一个本质性“原点”而不能自拔，至于以此构建一个纯而又纯的以新闻本位的报刊历史，纯粹作茧自缚，即便不是空中楼阁。前面指出过，戈公振的“报纸”，本就属历史的产物，绝非是天然的历史起点。我们如果转换思维，从媒介的角度，将两种范式看成是不同的媒介通达，使之形成对话，产生碰撞，互为弥补，就有可能开辟出报刊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以媒介之“通”为形态的新报刊史书写。这也是本文考察中国报刊思想中这两种视野，揭示其各自针对的问题及其内在逻辑之意图所在。
总括上面所见，媒介之“通”的报刊史，可以理解为报刊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它是以媒介为视角，以报刊为对象，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以展示和呈现报刊影响、改变、创造/建构社会和文明为目的。它所提出并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何种媒介之“通”，是如何展开，与其他要素（自然包括其他的媒介）发生什么关联，形成何种面貌和格局，对于人和社会（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国事的等等）有着何种的意义。哈贝马斯说，交往是生产力，是团结社会的整合性力量。(1)117我更愿意说，媒介是一种生产力，是开启出一个与自己相关的世界，并且在运作中守持这个世界(2)118的力量。媒介总是在传播中发作和现形，传播则影响并构成了不同的人类行为（包括活动、过程、实践），成了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了的与正在建构的整套社会关系，(3)119人和媒介达到本体论契合。正因为如此，报刊的历史就“将比其他学科化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4)120
注释
1本文曾以《什么是报纸：中国报刊思想中的两种视野》，在2019年10月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多种视野下延安时期社会建设与新闻传播文化”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受倪延年教授在评点时质疑报纸与报馆的不分，受此启发，形成现在这篇文章。在此特向倪教授表示感谢。
2参黄旦：《“报纸”的迷失-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3(1)梁启超：《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第1册。
4(2)比如陈炽的《报馆》、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陈衍：《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以及张之洞的《劝学篇》等。
5(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6页。
6(4)戈公振：《新闻学泛论》，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1页。
7(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页。
8(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页。
9(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6页。
10(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页。
11(9)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绪论第2节“报纸之定义”。
12(1)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8版），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0-191页。
13(2)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简介美国著名新闻学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新闻大学》2005年秋季号；邓绍根：《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访问北大史实考》，《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0期。
14(3)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李金铨编著：《文人论政》，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年，第321-350页。
15(4)储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龙伟、任羽中、王晓安、何林、吴浩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219页。
16(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6页。
17(6)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18(7)赵敏恒：《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前言”，王海等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9(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1-22页。
20(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59页。
21(10)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页。
22(11)马星野：《新闻职业与大学教育》，《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120-123页；引见第123页。
23(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8页。
24(13)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报学月刊》第1卷第2期，1929年4月。
25(1)徐宝璜：《新闻学》，《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275-372页；引见281页。
26(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纪念版），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27(3)马歇尔·麦克卢汉：《谷腾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杨晨光译，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
28(4)汤姆·斯丹迪奇：《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8页。
29(5)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65页，引见第11页。
30(6)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1页。
31(7)MichaelSchudson (1978).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Newspapers,Basic Books,Inc.
32(1)JamesW.Carey,A Short History for Journalists:A Proposal and Essay.The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ess/Politics,12(1),2007,pp.3-16.
33(2)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第66-99页；引见第70页。
34(3)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68页。
35(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75页。
36(5)Ibid.MichaelSchudson (1978),pp.39-43.
37(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0-221页。
38(7)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101页。
39(8)“‘邸报’虽起源于汉唐，然只录成文而已，无评论，无新闻之搜集”，“与现代报纸不同”，称中国报纸有“二千年之历史”不免“失之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67页）。另，在《报纸的将来》一文中，戈公振明确地给出了这样一张报纸发展轨迹图。载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63页。
40(9)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41(10)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2(11)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
43(1)Carolyn Marvin (1988).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Thinking About Electric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
44(2)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24、33页。
45(3)梁启超：《报馆有益于国事》。以下关于梁启超引文若无注明，均来自该文，不再注出。
46(4)王中教授说，康梁所办报纸，大都以“通”字为任务，可见也是隐约看到了这一点。王中：《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载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1-218页；引见第204页。
47(5)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48(6)RobertE.Park:The natural history of newspaper,The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Vol.XXIX,Nov.,1923,No.3,pp.273-289;引见p.276.
49(7)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第35页。
50(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2页。
51(2)劳伦特·泰弗诺：《支配涉入世界过程的实用制度》。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82页；引见第65-66页。
52(3)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设报达聪，即为最良之“解蔽之方”。载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53(4)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第30页。
54(5)詹姆斯：《实用主义》，约翰·杜威等：《实用主义》，杨玉成、崔人元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45-150页；引见第65页。
55(6)关于“去塞求通”的理解，求教于吴予敏教授并得到他的提示和指点，不敢掠美，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56(7)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第165页。
57(8)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第56、162页。
58(1)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第163页。
59(2)按桑内特的说法，角色是由其信念系统和行为共同组成。（《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60(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61(4)詹姆斯：《实用主义》，第66页。
62(5)梁启超：《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国新闻史文集》，第43-53页。以下有关梁启超的引文若无注明，均来自该文，不再注出。
6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177页。
64(7)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116页。
65(8)齐美尔：《空间社会学》，载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0-315页；引见第302、303页。
66(9)《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1-272页。
67(1)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68(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
69(3)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梁启超认为“太师所陈，酋轩所采”等以其“通上下之情，陈列国政治风俗之得失利病，与报馆之职，颇相类”，“然究不得谓之为报也”。至于二者不同是什么，没有说明。
70(4)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第39页。
7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12页。
72(6)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73(7)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第39页。
74(1)王中：《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载《王中文集》，第201-218页。后来有人把王中的这个想法归纳为研究办报思想的“三结合”观点（余家宏、丁淦林：《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王中文集》，第399-411页，引见第405-406页）。
75(2)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
76(3)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6页。
77(4)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
78(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6、422页。
79(6)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54页；引见第36页。
80(7)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9页。
81(8)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82(9)齐美尔：《桥与门》，《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崖鸿、宇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8页；引见第2页。
83(10)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2页。
84(1)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25页。
85(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6(3)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87(4)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88(5)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89(6)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页；前言：第1页。
90(7)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周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91(8)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24页。
92(9)FriedrichKrotz (2009).Mediatization: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Change.In Knut Lundby(ed.(2009).Mediatization:Concept,Changes,Consequences.NY:Peter Lang,pp.21-40.引见p.23.
93(10)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94(11)可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关于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政治公共领域部分。不过按詹尼·瓦蒂莫的说法，大众媒介是反大众的，“就大众是由大众传媒当作一种共同感、趣味和情感的公共领域来建构的意义而言，它就是把大众当作手段”。（《现代性的终结》，李建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5页）
95(12)康在镐：《本雅明论媒介》，孙一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38、73-74、164、139页。
96(13)理查德·布茨：《美国受众成长记：从舞台到电视》，王瀚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9-200页。
97(1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6页。
98(1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2页。
99(1)JohnB.Thompson (1995).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pp.84-85.
100(2)汤姆·斯丹迪奇：《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第128-130页。
101(3)吴樵信：至应兴办之事，如来书各节，亦有缓急。《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0-511页。
102(4)潘光哲：《时务报与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朱至刚：《跨出口岸：基于“士林”的〈时务报〉全国覆盖》，《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和詹佳如的《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则从另一侧面，给我们展示了口头、文字传播和地方、中央政府以及各种关系是如何纠缠一起，共同推动事件的进展及其最终结果。
103(5)《奏复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97-398页。
104(6)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58页。
105(7)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60页。
106(8)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
107(9)《麦克卢汉序言》，载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08(1)AlexanderDes Forge (2007).Mediasphere Shanghai: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Produc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09(2)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前言”，第4页。
110(3)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22页。
111(4)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12(5)SoniaLivingstone,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ICA Presidential Address2008,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 (2009) p.1-18;引见p.12;5
113(6)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14(7)Ibid.SoniaLivingstone,p.10
115(8)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116(9)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第27页。
117(10)宁树藩：《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6-504页。
118(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第22页。
119(2)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26页。
120(3)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121(4)小威拉德·罗兰:《序言》，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编：《传播的历史》，董璐、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