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信息见网页：http://sis.ruc.edu.cn/static/teachers/ps/lishi.html)

一个人说一句违心的话，良心上会受到多大的谴责呢？如果被大家发现说了假话，自己会受到多大的舆论压力呢？如果没有被人发现，又能因此而获得多大的利益呢？看见有老人跌倒了，去把他扶起来会冒多大的风险呢？如果装作视而不见，自己的良心是否又会因此而遭受折磨呢？如果被别人知道自己见死不救、毫无怜悯之心，那又会受到多大的舆论压力呢？每个人在做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情时，是不是都有类似的小小的计算呢？这样看来我们似乎需要一种关乎道德的经济学。

如果苏格拉底说的是对的，“美德即知识”，那道德就是一种关于“规范”的知识。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了关于“规范”的知识，认同一个通行的道德规范，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不可以做的。那为什么总是会有人“明知故犯”呢？当人们不顾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时，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明知故犯”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风险，二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见老人跌倒了不去扶起，看见小孩被车轧了不去救助（例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小悦悦”事件），那些昧着良心不作为的“路人”都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抛弃糟糠之妻的“陈世美”，或是抄袭他人文章、学术造假的伪专家，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时，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者有没有过内心的挣扎呢，而那些“见义勇为者”，“诚实守信者”……在做道德的事情时又有没有过计算呢？

从微观上我们似乎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在认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人们在做不道德的事情时先要付出“良心谴责”的成本，如果其不道德的行为被公开的话，还要付出“舆论压力”的成本，我们姑且将这两项成本称作“道德成本”。与此同时，在做不道德的事情时还会有收益：或者是规避了风险，或者是获得了经济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利益，我们将这两者统称作是“社会经济收益”。显然，如果行为者预期的“社会经济收益”大于要付出的“道德成本”，那么行为者就会有动机去做不道德的事情；相反，如果行为者预期的“社会经济收益”小于他需付出的“道德成本”，那他就不会去做不道德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做道德的事情的情况：如果用上述“道德经济学”去分析的话，当一个人去做道德的事情时（例如：帮助孤寡老人，或者去救落水的儿童），行为者首先得付出一定的“社会经济成本”： 帮助孤寡老人需要经济上和人力上的付出，救助落水儿童需要冒着自己也被淹死的风险，等等；与此同时，行为者也会获得一定的收益，一方面是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如果道德行为被大家知道的话，会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而后者还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成为全民学习的道德模范，获得政府颁发的奖章、奖励，等等），这些都可统称为“道德收益”。如果我们延续上述的分析，那么，当行为者需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大于预期的“道德收益”时，行为者便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而当行为者需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小于预期的“道德收益”时，行为者便会去做道德的事情。由此看来，一个人到底会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或者是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微观上取决于“社会经济成本”和“道德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以及“道德成本”和“社会经济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只要“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行为者就会有行动的动机。反之，则没有行为的动机，不会去做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收益”与“成本”的大小比较只存在于行为者的主观层面，因为“道德成本”和“道德收益”中与行为者“良心”相关的部分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判断，特别是在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很难在客观层面或主体间来衡量“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关系。比如说“学术造假”的不道德行为，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对于行为者来说：是因“抄袭”而受到的“良心谴责”重要呢，还是这样做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职称、利益、荣誉，等等更重要呢？这样的问题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有道德操守的人来说，对自己问心无愧可能是比任何外在的荣誉和利益更重要的东西，而对于视道德规范如儿戏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更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每个人在面对具体的道德困境时会有关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并且其行为的动机也许最终来自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结果，但孰轻孰重，是选择无愧于良心还是选择现实的利益，这取决于个人的决断。在那些有道德良知的人心中，人的生命与尊严的价值永远是高于一切的，具有康德所说的内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不能与任何社会地位或经济利益相交换。当然，了解关乎道德的经济学，对于我们鼓励道德行为还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为了鼓励更多的道德行为，我们应该尽量加大道德行为在客观层面的“道德收益”，也就是增加舆论称赞的力度和政府奖励的力度，让道德行为真正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并得到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为了减少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应该尽量加大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成本”，也就是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为者迫于舆论压力而放弃不道德的行为。

孟子曰：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之下，即使有计算、即使有挣扎，最终也会听命于来自我们内心的道德律令，做出正确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