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日谈判，美国为推迟战争，拟向日本提出妥协方案
历史上，美国长期执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不干涉”为原则，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私利，向日本大量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名为中立，而实际上助长日本侵华实力。据统计，日本所需废钢铁的90％，铅的45％，铜的90％，石油和石油制品的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机床的70％，均来自美国。①1939年7月20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接受蒋介石建议，宣布于半年后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美国政策的这一改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政策。
日本政府深知，解决中国问题，推行向东南亚扩张的“南进”政策，必须妥善处理和美国的关系，调整日美之间的外交。自1940年冬，美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开始接触，到1941年4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②会谈，美日谈判由民间转向官方。日方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的经济压力，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果，诱使重庆国民政府接受其投降条件。美国政府则企图通过在中国等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某种让步，以此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防止美国面临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该文件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多项，其主要内容有：美英不得干涉或妨碍日本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关闭滇缅路，停止对蒋政权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援助；确保日本在华驻军；容忍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关系；美英须协助日本获得所需物资，恢复对日通商，保证向日本供应其生存所必须的物资等。文件提出，以10月下旬为限，做好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准备，若届时谈判不成，将立即开战。文件同时提出“最大限度的承诺”，不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向除中国以外的近邻地域行使武力，在确立公正的远东和平后，有意从法属印支撤兵，等等。③同日，日本向美国提出一份新的《日美谅解草案》，要求美国承诺不采取任何不利于日本的措施，取消对日本的资产冻结令，在此前提下，日本才考虑撤退在华军队。日本的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10月2日，美国向日本提出《备忘录》，重申“作为国家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首相近卫认为日本对美开战，不可能长期支持，主张暂受委屈，“舍名求实”，形式上靠拢美方提案，而在实质上坚持在中国驻兵。
10月18日，主张对美强硬的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军国主义极端派掌权。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第二次《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和《对美交涉要领》，视为日本“不可再让”的方案。其中《帝国国策遂行要领》规定，如果谈判不成，即于12月1日发动对美战争。同日，日本政府派来栖三郎为特使飞赴美国，协助野村进行谈判。11月7日，日方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对美交涉要领》中的甲案。20日，改提乙案。该案共4条：(1)日美两国政府承诺，双方均不在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行使武力。(2)日美两国政府协力确保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资。(3)双方通商关系恢复至资产冻结以前的状态，美国向日本供应其所需的石油。(4)美国政府不采取妨碍日中两国和平努力的行动(包含停止对蒋援助)。④日本的目的在于用有关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让步，解除其经济封锁。谈判中，日方要求制定一个“临时过渡办法”。
美方认为日方所提要求不能接受，但同意草拟“临时过渡办法”。美方要求，日本承诺撤退现驻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并不再补充，美国政府允许变通冻结在美的日本资产及出口贸易限制条例。大约在11月20日左右，罗斯福亲笔手书一份《备忘录》给赫尔，内容有4条：(1)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边境，或南方的任何地方增兵(荷属、英属殖民地或暹罗)。(3)日本同意，即使美国卷入欧战，日本也不援引(德、意、日)三国条约(加入战争)。(4)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会谈，但美国不参加双方对话。该《备忘录》标明有效期为“六个月”，说明“太平洋的协议以后再议”。⑤
赫尔根据罗斯福提出的备忘录，拟就以3个月为期的“临时过渡办法”，其内容有：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驻扎于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的日军不超过2.5万人；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每月向日本供应不超过60万美元的原棉和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从日本进口生丝等。⑥
当时，英国正倾注全力于欧洲战场，“反对任何可能惹怒日本的举动”，深恐一旦日本继续在远东扩张，英国无力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因此，也寄希望于美日谈判，期望华盛顿与东京达成谅解。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实际上，它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竭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⑦
11月22日、24日，赫尔先后两次向中、英、澳、荷四国驻美使节通报了他所草拟的“临时过渡办法”，征求意见。
长期以来，美国的孤立主义、中立主义势力强大，反对美国参加或卷入国际战争。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援助，1939年7月20日，蒋介石派老资格的外交家颜惠庆到美国，会见罗斯福，交换对“远东大局”的意见，建议对日采取经济报复手段。蒋介石认为，美国当时可以采用的“有效武器”，包括：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材料与军用品，特别是钢铁与石油；禁止日本重要物品输入，增加日本物品进口税率；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等。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认为上述办法可以“削弱日本战斗力及其一般经济力之失效”，“已足使日本之军阀，感觉美国道义与舆论之力量，而不敢继续漠视”。⑧6天后的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美日两国于1911年签订的友好商务通航条约于半年期满后失效，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约合1.31亿美元，实际中断对日贸易。8月1日，美国事实上对日本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美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通称经济封锁政策。它们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极大地限制和阻遏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和对东南亚侵略的阴谋。
罗斯福于1941年11月20日左右提交赫尔的《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企图恢复已经冻结的美日经济关系，解除经济制裁，换取日本不向印度支那等地增兵，用以争取时间，推迟日本对美国的进攻，同时企图介绍日本与中国会谈，调解日中关系。这自然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大步后退，是对日本的重大妥协和让步。
二、胡适两电报警，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对日妥协
美日谈判期间，赫尔曾断断续续地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透露过部分情况。1941年11月21日，胡适电告蒋介石，从赫尔处得知：日方急于和美国成立一个“经济放松之过渡办法”，其中有日本“从安南撤军”一项，似属可信。赫尔表示，谈判能否继续，取决于三大问题：(1)日本是否继续成为希特勒的同盟助手?(2)美国近年来所主张的经济互惠政策，其基础是和平的贸易之路。(3)美对中国问题，曾屡次声明其根本原则，日本是否已决心尊重此等根本原则?在电报中，胡适告诉蒋介石，日本谈判特使来栖三郎已电示日本政府，目前尚无继续谈判的基础。⑨
11月22日，胡适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当日早晨与赫尔的会谈情况：赫尔先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驻美使节会谈；下午，又约胡适参加。赫尔称，据各方面形势看，目前战争尚有拖延时间的必要，越南局势似乎最为吃紧。中国政府担心的是日本由越南进攻云南，英国与荷兰政府则担心日本侵略泰国和缅甸。对此，各方面虽已略有准备，但恐怕尚不足以应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全面作战”的局面。因此，希望商量一个假设的问题，即日本如能撤退在越南全境的军队，或仅留两三千人，不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从而求得一个将经济封锁略微放松的“暂时过渡办法”。英国大使同意“此时似尚有拖延时间之必要”，但表示，对日放松经济封锁，必须使日本不能够借此机会积储军用物品，扩大军力。胡适询问赫尔：(1)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者，是否包括中国在内?(2)所谓经济封锁放松者，以何者为度?英国大使所称，不可使日本积储军用物品，是否有具体限度?针对胡适的问题，赫尔答称：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仅指由越攻滇，恐不能包括中国全境。关于放松经济封锁问题，美日双方尚未谈到具体办法。日方希望解除所冻结的在美资金，使其得以购买油类与粮米等物。他表示，美方仍拟继续维持出口管理的特许办法，不会全面放开。胡适则表示：此两点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1)日本不能南进或北进，则必用全力攻华，是中国独被牺牲，危险甚大，切望注意。(2)经济封锁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但只实行4个月，尚未达到其主要目的，必不可轻易放松这一武器。如日军由越攻滇，中国军队当奋力抵御，但中国缺乏空军，希望能得到英美的援助。⑩
在英使辞出后，胡适又向赫尔重申所言最后两点。赫尔表示：日方曾要求美国停止援华政策，美国自始即撇开不理，在根本问题上日美谈判很少接近之处。来栖三郎在三五日之内即将束装回国，这是意中之事。赫尔强调，刚才所谈，只是探讨有无暂时过渡办法之可能，除蒋委员长及郭泰祺外长外，乞不与他人谈论此事。电末，胡适补充说：顷又得密讯，日方原提案，只是撤退越南南部的日军，所谓自越南全境撤退，仅是赫尔的意见。(11)
美日谈判攸关中国战局与中国前途。自来栖三郎赴美后，蒋介石一直高度关注美日谈判的情况。他了解美国孤立主义、中立主义力量的顽强，担心美日谈判出现对中国不利的局面。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前一日，蒋就决定要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有针对性地放话，“使美国不能与倭使来栖有妥协余地”，“使敌国知英美在远东军备确已完成，而发生恐惧”。(12)次日，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自从罗斯福与丘吉尔制订《大西洋宪章》以来，国际反侵略阵线已成事实，民主国家相互合作，共同肩负维护人道与正义的使命。他说：“我可以断言，英美不仅在利害上与荣誉上绝不会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而在他们的主义上与责任上也必然要挺身起来，与中国共同消灭这一个侵略祸首，不然所谓正义人道与文明，都将完全失其意义了。”他又说：“英美各国在远东的军事准备最近业已完成，他们民主国家无论为实行条约义务，或保全本国利益，断不能背弃这个义务，而违反其一再宣示之神圣的主义”，“这是千钧一发的时机，要我们使旋转乾坤的全力，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要须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13)这篇讲稿，经过蒋介石精心构思、修改，“自觉多有独到之见”。讲完当天，他乐观地估计这篇开幕词“对敌国之神经必发生影响，使美倭谈判无法继续”。(14)在战略安排上，蒋介石一向主张“先亚后欧”。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警告欧美，对德、意根本解决欧战，必须以先肃清东方之日本，以太平洋为控制大西洋之根据。”(15)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时刻，美国的对日妥协和让步会对蒋介石形成怎样巨大的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冲击。
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阅美国所拟对倭放松妥协之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昔以为美国当不至此，故对美始终信仰，其非英可比，今而后知世界道德之堕废，求己以外，再无可信之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如此，乃余自痴，信人太过，何怪他人。”(16)此前，蒋介石曾盛赞罗斯福所领导的“伟大国家”是“中国危难中之真友”，他的就任第三任总统是“世界和平的曙光，且为人类正义之福音”。蒋甚至希望美国能“出而领导远东问题”，“使英、美、法、苏对远东问题能共同一致对日”。(17)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提出对日妥协方案，蒋介石对美国的感情发生变化，转而对美国和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最严厉、最尖锐的批判。
当日，蒋介石又手拟复胡适电，陈述对美国放松对日经济封锁政策的极度不满，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抗战立见崩溃。电称：“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18)该电手稿中原有“请以此意告罗总统与赫尔国务卿”一语，后来蒋介石将“罗总统与”等四字删去，只对赫尔一人说话，这虽然减弱了批判锋芒，但“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等语，仍然表达了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强烈失望、愤怒与谴责。(19)
同日，赫尔再次召集中、英、荷、澳四国外长会议，进一步说明美国拟向日方提出的“临时过渡办法”。罗斯福《备忘录》拟定的对日经济放松有效期是6个月，赫尔此次则说明，《临时过渡办法》的有效期仅有3个月。他特别说明，这一时间的确定系出于军方需要，“据海陆军参谋部的报告，现时实需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他进一步声称：“日本既以和平为标识而来，美方不能不有一度之和平表示，以为对和平及对世人留一个记录。”关于日本留驻越南的军队，22日会议时赫尔原称“仅留两三千人，此次则坦承：“无论如何不得超过2万5千人。”对此，胡适立即表示，2.5万人其数过多，实足威胁中国。荷兰、英国的使节也同意胡适的意见，觉得此数不妥。(20)
会后，胡适立即致电外交部长郭泰祺，报告四国外长会议情况，说明美方用意及美国军方的态度。这时，他对说服美国政府已不抱希望，认为美国国务卿“此举似亦有其苦心，恐不易阻止”。他要求中国外交部“迅速电示中央方针，以便遵行”。(21)
然而，蒋介石却不肯就此罢休。11月26日下午，蒋介石接胡适24日来电后，立即嘱咐外交部长郭泰祺复电，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妥协政策。郭虽然认为，美国所提“临时过渡办法”在事实上对中国“无大害”，但他仍然在致胡适电中表示：“在精神与心理上将于我军民各方发生甚巨大之影响”，希望其按照蒋致胡适及宋子文两电的指示，“坚持反对”。郭并询问胡适：“究竟美政府真意如何?”“当日谈话时，赫尔是否曾明言，此临时协定三个月后当不致再行续订?”“美方对介公电有何反应?”(22)
蒋介石对美国政府所拟“临时过渡办法”危害的认识远较郭泰祺严重。11月26日晚，蒋介石手拟复胡适长电，要求胡适面告赫尔，说明日方正在宣传美日间已经达成协议，因而中国人心动摇。他要求美国立即宣明“与日决不妥协之态度”，借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电称：“美日谈判延宕不决，因之日本在华三日来宣传美日妥协已密订协定，其内容以中日战争美国不再过问，则日本亦不南进，双方解除资产冻结为要点。此种谣传日甚一日，因之全国人心惶惑，军事经济之动摇，皆有立即崩溃之现象。如美政府希望中国再为太平洋全局与民主主义继续抗战，而不至失败，则惟有请美政府即时宣明与日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在华侵略军队之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则美国对日之经济封锁与冻结资产之一贯政策，决不有丝毫之放松。如此日本必能转变其威胁态度，即不然，日本亦决不敢与美开衅，至多不过停止交涉而已。是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尚有挽救之望。否则中国四年半之抗战，死伤无穷之生命，且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之牺牲，乃竞由美政府态度之暧昧游移，而为日本毫不费力之宣传与恫吓，以致中国抗战功败垂成，世界祸乱迄无底止。”1938年9月，英德等国在慕尼黑会议，结果，英国首相张伯伦向希特勒妥协，从而牺牲捷克、波兰。蒋介石的电报以此为例，警告美国，必须以当年的张伯伦为戒，立即鲜明地表达对日本的不妥协态度。电称：“回忆往年，英德妥协，捷克、波兰遭受无故牺牲之痛史，殷鉴不远，能不惶悚!务望美政府当机立断，不再因循，坐误时机。”他要求胡适将此意代达罗斯福总统。(23)
三、蒋介石再电宋子文，宋向美国海、陆、财三部部长求助
为了争取美援，并与罗斯福交换意见，蒋介石于1940年6月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赴美特使，授以商洽全权。宋子文不负委任，成绩突出。当年10月，与美国达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2月，罗斯福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粮食、石油、坦克、卡车和稳定货币的平准基金借款。1941年，签订《金属借款合约》与《平准基金协定》。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拨给中国总值2600万美元的物资。鉴于宋子文和美国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因此，在反对美国对日妥协方针时，蒋介石自然仍然要充分发挥宋子文的作用。
11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要求胡将其22日、24日的电报抄送宋子文“密察”。(24)11月25日，蒋介石又亲自致电宋子文，要求宋设法将上述两电之意，转告主张对日强硬的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二人，向他们“口头说明此事严重之程度”，同时，蒋也要求宋子文将电报译送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居里曾在1941年2月访问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过近30个小时的谈话，主张美国给予中国和英国同样的待遇。蒋电称：“如美对日经济封锁或资产冻结果有一点放松之意念，或有此种消息之泄露，则我国军心必立受影响。因两月以来，日本在华宣传，多以本月内美日谈话，必可如计完成，故我国南北各方动摇分子确有默契，只要美日一旦妥协，或美国经济封锁略有一点放松，则中日两国人民观感，即视为美日妥协已成，中国全被美国牺牲。如此全国人心不仅离散，而亚洲各国失望之余，因其心理之激变，必造成世界上不可想象之惨史，从此中国抗战崩溃固不待言，日本计划乃可完全告成。果至此时，美国虽欲挽救亦不可能。此岂中国一国之失败?”电报强调：“此时惟有请美国政府立即宣明与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本在华侵略之军队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决不有丝毫之改变放松，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方有补救。否则美国态度暧昧，延宕不决，而日本对华之宣传必日甚一日，则中国四年半之抗战，死伤无数之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之牺牲，乃由美政府态度之暧昧游移，而与日本毫不费力之宣传与虚声恫吓，以致中国抗战功败垂成，世界祸乱迄无底止，不知千秋历史，将作如何记载矣。”(25)
上电发出后，蒋再电宋子文，要求他将电文抄送胡适，与胡“切商对美有效之交涉方法”，通力合作，“总使美政府能迅速明白表示其对日决不妥协之态度。关系重大，务请协力以赴之”。(26)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25日电后，感到时机紧迫，立即按照蒋的指示，访问美国军部首脑。当日，宋子文会见海军部长诺克斯。诺克斯听了蒋的意见后，“极为动容”，首先向宋子文保证：“请信我为中国忠实友人。今以友人地位奉告中国，绝对无须顾虑。不过以政府立场，有许多话恕不能奉达以慰蒋委员长耳。”
诺克斯虽言之谆谆，但宋子文需要的不是空言保证，他对诺克斯说：“足下之言，我无不信之理，但委员长为中国军事领袖，责任綦重。值此危急存亡之际，凡不以事实根据之安慰，恐无裨补。据胡大使猜赫尔之言，要求日本停止南进或北进，不提中国，是日本更将全力进攻中国。如有此种情形，中国军民心理必将崩溃。”
诺克斯说明，赫尔“并未将全部条件告胡大使”。他透露说：“美国种种条件，要求日本必须彻底改变其政策。假使日本接受，其内阁必被推倒，绝不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依我推测，日美战争时期已到，战事发生，各事皆易解决矣。”
诺克斯声言，美国提出的条件是要求日本“彻底改变”政策，这与胡适从赫尔处所得到的“妥协”消息大为不同，宋子文便用种种方法继续探询。诺克斯进一步透露说：“此次主要条件之一，即为日本脱离轴心。日本今日方与轴心国家续订五年之约，焉能立即取消?总之，日本切腹之时已非远矣!”
宋子文对诺克斯透露的消息将信将疑，再问：“据胡大使转告赫尔谈话，此次不得不商拟暂时办法，因海陆军参谋本部要求最好再有三个月之期间，以资准备。”诺克斯承认对日作战须有准备时间，但美方已有准备，不须以做出“牺牲”去准备。他说：“任何海陆军均无准备完全之终期，时间充裕自属更佳。但在今日已有之准备，我辈固不必再因准备之故，而有任何牺牲。处置日本，易如反掌。”
尽管诺克斯透露了绝密消息，并对解决日本问题表示了极为乐观的态度，但宋子文仍然疑虑难消。他说：“据胡大使见告，赫尔于星期一谈判之后，颇现惊慌之色。澳洲公使亦有同样之感想。”诺克斯解释说：“赫尔年高体弱，乃紧张状态，非惊慌也。日本已到绝地，中国应感觉欣幸，无须顾虑。”
在得到诺克斯一再保证后，宋子文仍担心因德日同盟，德国夺取了法国海军，会妨碍美国的军事行动，便提出另一问题：“谣传德国攫夺全部法国海军，对于美国计划是否有碍?”对此，诺克斯仍然不以为意，回答说：“即使如此，因训练等事，德在六个月内亦不能使用。”诺克斯最后告诉宋子文说：“英国无胜德之武力，美国必须在大西洋、太平洋即行参战。”他要求宋子文，“勿向任何人宣泄谈话内容”。
美国既准备在大西洋对德作战，又准备在太平洋对日作战。这对中国是喜讯，也是蒋介石等人长期以来的期望。但是，宋子文深知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并不一致，电告蒋介石称：“诺为人甚为积极，向来主战，与国务院相反，所以是否能代表美国政府全体意见，及所言美方确未将所有条件尽告适之，尚待事实证明。”(27)
在和诺克斯谈话后，宋子文还于11月25日晚约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共进晚餐。摩根韬对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态度积极，他批评美国国务院“态度向来懦怯”，特别提起两年前的中美桐油借款一事。当时，中国方面提出以桐油换取美国贷款，但赫尔担心日本将进行报复，使美国卷入战争，反对该项贷款。后来摩根韬利用赫尔去南美参加会议的机会，才得以使贷款告成。他说：“冻结日本资产，我已费两年心力，艰难可知。美日谈判，何等重要，事前亦未与我相商，殊不免令人反感。”他向宋子文表示：“日美妥协，不易实现。对于日本，只有以武力制裁。”(28)
早在11月6日，史汀生就曾邀宋子文共进午餐，对宋表示，援华重于援苏，“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抗战四年余，今滇缅路为生命线关系，焉可不加以支援!”(29)在12月2日，宋子文会见史汀生时，史又称：“蒋委员长困难情形，可想而知。同情之余，应有数言，略表慰藉。”并向宋透露：“今日陆军已准备妥当，虽一个月后更有把握，亦可毋须等待。”当宋子文表示，中国所最担心者是“不适当之暂时办法”时，史汀生只说了“中国不必”几个字，就不再说话了。(30)
四、罗斯福召见宋子文与胡适，宋慷慨陈词，罗斯福无词可答
英国原是美国对日绥靖政策的支持者，然而丘吉尔在得知罗斯福对日让步的决定后，认为这将使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危及欧洲战局，遂于26日凌晨打电话给罗斯福，称：“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的共同危险就会大大增加。”(31)丘吉尔的态度，加之此前蒋介石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影响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和赫尔决定，“抛弃这桩蠢事”。(32)
罗斯福是美日谈判的最高决策者，宋子文在访问美国军方和财界首脑的同时，通过两条渠道和罗斯福联系。一是通过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法律顾问高可任(Thomas Cochran)，一是通过协助罗斯福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助理居里。此二人都和罗斯福关系密切，属于罗的亲信和智囊。
11月26日下午2点半，罗斯福约见胡适与宋子文，谈话约1小时。罗斯福首先介绍了美国与日本的会谈情况。他说：蒋因滇缅路危机，多次来电商量救急之方。但日本特使来栖到美，表示不希望美国调解中日和议，因此中日问题无从谈及。后来日方提出的临时过渡办法中，有不再增加在越南的日本军队一项。罗斯福认为此中或可有帮补中国解决滇缅路危急的途径。赫尔国务卿在讨论临时过渡办法时，注重减少越南的日军人数，使之不能危害滇缅路。赫尔的本意是首先取得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同意后，再与日本开谈。美方方案迄今尚未向日本提出，但昨晚美方得到报告，日本30余艘军舰由山东南驶，已过台湾南下，所运军队约3万至5万人，可见日方毫无信义。似此情形，与日本的会谈即无继续可能，太平洋上“大爆发”恐已不远。言至此，罗斯福再次强调：“此案不但未交去，谈话或即有中止之可能。”
在罗斯福介绍情况之后，胡适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忧虑。他说：“我政府之意旨，侧重两点：一则经济封锁之放松，可以增加敌人持久力量，更可以使我抗战士民十分失望灰心；二则敌人既不能南进与北侵，必将集中力量攻我国，是我独蒙其害，而所谓过渡办法，对此全无救济。”
罗斯福承认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他说：“外长所拟办法，只限于局部的临时救急，其中确不能顾到全部中日战事。譬如当前有两个强盗由两面攻入，若能给五元钱使其一人多弯几十里山路，以便全力以抗其他一人。我方用意不过如此。”
宋子文进一步阐明美国“办法”对中国的危害。他说：“美国以日本不侵犯西比利亚及荷属东印度、泰国、星加坡为恢复有限制的经济关系之交换条件，我国军民心理必以为无异表示日本对华可以进攻。日本军事布置有三点：一、攻西比利亚，二、南进，三、全力侵略中国。前两者既不可行，中国势必独受其祸。”
关于“滇缅路之保护”问题，宋子文分析说，此点“固属重要，但仅限制日本越北驻军亦属无济于事，日方仍可以越南为运输根据，调遣大军，由桂入滇，且此者为历史上战争必经之路。即便滇缅路暂时不受攻击，其他区域仍不免于蹂躏，滇缅路仍旧感受威胁也”。
宋子文的结论是，美国对日“有限制的恢复经济关系，殊不能使中国军民了解。中国军民只知解除封锁，日本即可获得油料，以供飞机轰炸。是以蒋委员长深为焦虑，认为日美一旦妥协，即是中国被牺牲，中国军民抗战之心理，势不能维持。是以余敢谓，如因欲保护滇缅路而放松经济制裁，中国宁愿抵抗敌军之攻击。盖放松经济封锁，影响中国军民心理至大，抗战前途，不堪设想也”。(33)据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无词可答，态度似露窘状”，只是说，“现时局势变化多端，难以逆料。一两星期后，太平洋上即有大战祸，亦未可知”。(34)
胡适和宋子文会见罗斯福后，联名致电蒋介石报告：(1)所谓“临时过渡办法”，尚未提交日方，此一点(胡)适在外部已得证实。(2)在未得四国同意之前，或不致开谈，只此一点，当再向外部方面证实后续报。(3)若日方此时增加南面军力，则谈话即可决裂，而战事或将不免。(35)
宋、胡联名电发出后，宋子文又单独密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谈话中的“可注意各点”。其中谈到：(1)总统首谓，钧座或因所闻不实，似有误会云云，实则钧座25日电(《有电》)之动机，乃根据胡适22、24日两电报告赫尔、美、澳、荷各使谈话之事实。(2)胡适两电，颇有美国原则已定，事在必行之意，故不能再事商量。但总统云，向来主张美方之提议，先向关系友邦征求同意，再向日本提出。(3)赫尔前所持主要理由，为美陆海军不得不要求三数月之时间，俾得充分准备，总统则只字不提。(4)总统云，昨日据报，日本由山东海上运输二三万军队南下，正值两国谈判之时，而有如此行动，是无诚意，谈判似难继续等语。总统是否藉此转圜，未可妄测。(5)总统以美方提案乃完全注重保护滇缅路，经文一再申述，按照提案，该路仍不能避免威胁，各地仍不能避免蹂躏，则中国毋宁因抵抗攻击而牺牲，不愿因日美妥协之故而崩溃。(6)胡适过分相信美国国务院，以为赫尔方案，为循守美国既定政策，不可变更，故不愿在原则上力争，仅在驻越北日军的多寡问题上计较。舍本逐末，何济于事。此次若能挽回牺牲中国之厄运，实由钧座义正词严之一电。胡适对于美政府权要素少接洽，仅与英、澳各使约略商谈，真象不明，几致贻误事机。(36)
宋子文和胡适同时在华盛顿负责对美外交、争取美援等工作，二人在工作中互有意见。此电中，宋子文既肯定蒋介石11月24日电义正词严，对于挽回美国妥协政策的巨大作用，又批评胡适持事不坚、真相不明等缺点。电末，宋子文特别申述：“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适之不能胜任，殊可危虑矣。”(37)不久，宋子文被迅速提升为外交部长，1942年9月，蒋介石批准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一职。
五、美国顾问拉铁摩尔支持蒋介石
在说服美国改变对日妥协政策方面，除了胡适、宋子文外，罗斯福派到蒋介石身边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起了重要作用。
拉铁摩尔于1920年来华，任职于上海英商安利洋行，不久转入英国人在天津开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任星期周刊编辑。他曾沿丝绸之路到新疆旅行，又曾赴中国东北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任《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1941年7月，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名义再次来华。
蒋介石接到胡适的报警后，即与拉铁摩尔讨论。11月24日，拉铁摩尔致电居里，报告蒋介石在得知美国对日妥协政策之后的状况。电称：“委员长对此有强烈之反应。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他建议居里向罗斯福总统“急切陈言”，说明美国“松弛经济之压迫，或解除资金之封存，以期解除滇缅路之威胁，势将增强日本在中国其他各线之军事优势，而使中国感受危险。除非日本撤退所有在华部队，美国压力之松弛，不论其为实质的，或表面的，皆将使中国趋于崩溃”。(38)
1940年8月，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不顾世界舆论，悍然封闭中国的国际通道滇缅路，曾经在中国引起巨大震动，中国政界一度出现与英国绝交的呼声。拉铁摩尔以此为例说：“即使有关于妥协之最微弱之传闻，亦将动摇中国对美之信心，其程度且过于滇缅路之封闭。英国前已因此而长时期丧失其威望。日本与中国之战败论者，将立刻利用此种失望，高呼东方一体以共抗西方之阴谋。中国被弃于生死关头，则其感伤决非以往之援助，或继续之协助所能补偿。”电报警告美国，绝不能使中国政府丧失对美国的信心，电称：“委员长对总统守信其一贯之政策，具有深刻之信念。但必须为先生告者：如果中国对美之信心，因关于日本之外交胜利以逃避其军事之失败而丧失，则以后之局势，虽委员长亦不能掌握矣。”(39)
11月26日，居里复电拉铁摩尔，保证罗斯福的“根本态度迄未改变”，对日本的提案“无关重要，不必重视。若获成立，其条件自将公布。如能以适当方法发表，则中美二国民众对于此事当亦能了解”。他表示，届时日本的经济封锁虽然得到部分解除，但空军燃料并未包括在内，中国的滇缅路可以免受严重威胁，而且美国仍然“控有减弱日本经济力量之方法”。居里特别表示，中美两国皆须计划1942年之新攻击，美国将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在3个月内，中国将可获得澳洲中部之强力空军、大炮、坦克、弹药及兵工材料等。居里声称，以他个人观察，“中国为获得自由计，则其长期之利益，至少某一方面，军事当较外交为重要。请向委座代陈，凡有关前线事项，(居)里无不在进行中”。(40)
11月26日，拉铁摩尔再次致电居里，报告蒋介石得知美方对日所提方案要点后的“惊讶”，认为美方此举比之当年英国封锁滇缅路还要“恶劣”。蒋希望罗斯福总统能够明了，基本问题不在条件文字，而在离开原则，牺牲中国，冷漠无情。电称：“中国战事将因遭遇可怖艰难而趋困顿，《租借法案》之援助仍须相当时日方能生效，而美国建议之让步，将立使日本复行更生。美日谈话之延宕不决，业已普遍引起严重之惊骇。因美国态度之坚定，显可致日于败亡。若美不即公开宣明日本一日不撤退在华军队及接受推翻侵略之基本解决，美国亦一日不放松资金之冻结与其它之限制，则中国之失败论调势必猖狂。资金既已冻结，油类既已禁运，如再予以放松，则其影响所至，为害无穷。”(41)
此前，阎锡山受美日谈判影响，误判形势，正处于动摇妥协中。9月11日，阎锡山的部下与日本华北占领军订立停战协定，蒋介石正苦心积虑，防范阎锡山等将领叛变投敌。(42)拉铁摩尔表示：“山西统治者及其他军已有一时之动摇，日本对彼等最有力之引诱，即为美国终将妥协。如欲中国维持团结，继续抗战，则对暗中滋长，谓民主国家将牺牲中国以助长侵略者之谣说，必须予以反击。经五阅月之广泛接触，鄙人已确信中国不能停留于孤立状态中，而必须寻求与国。其国民之意向则愿在目前和将来，与美国相联结，但惧美弃遗之危险继续增长，势非重予保证不可。”(43)
拉铁摩尔的这些电报对于促使罗斯福改变原拟妥协方案，提出对日强硬新方案，显然再加了一把助力。
六、美国政府向日本表明强硬态度
从蒋介石、拉铁摩尔的电报看，胡适、宋子文对美国高层的游说终于发生作用。11月26日晚，赫尔向日本野村大使面交“试拟的，并无拘束性”的文件，提出关于美日两国政府及所有其他政府之间的四条基本原则：(1)每一个及所有国家及领土完整及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2)对别国内政不干涉的原则。(3)平等原则，包括商业机会与待遇的平等。(4)在原则上信赖国际合作和协调，以避免争端与和平解决纠纷，并用和平方法与程序改善国际形势。(44)以上4条原则，最早由赫尔在1941年4月16日和野村大使的谈判时提出，10月2日在《美利坚合众国备忘录》中重申，此次是第三次提出。
文件同时提出美国与日本及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五条“经济关系”原则，如在国际商务关系中“不歧视”、“经济合作”、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消费人民的利益，建立有助于继续发展的国际金融制度等。
文件的重点是提出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所拟采取的十项步骤。在这些步骤中，美日将缔结贸易协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彼此解冻在各自国家的存款，但是，日本却必须首先停止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侵略：(1)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将致力于缔结英帝国、中国、日本、荷兰、苏联、泰国及美国间的多边不侵犯公约。(2)两国政府将致力于缔结美、英、中、日、荷、泰等国政府之间的协定。依据该协定。各政府担任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遇有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遭受威胁时，并应立即互相协商，以便采取必要与适宜的手段，借以应付上述威胁。(3)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所有陆海空军及警察武力。(4)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或经济上，不支持除去暂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外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5)两国政府放弃在华所有治外法权，包括有关公共租界及专管租界之各种权益，以及1901年《辛丑条约》中的权利。
按照以上五项，特别是第三项，日本多年来侵华所取得的利益和成果都将丧失。
据说，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早已探得美国政府准备妥协的消息，原本以为大事已定，因此在奉召进入美国国务院时，满面笑容，及至收到书面答复时，懊丧而返。(45)
美国时间27日晨，赫尔召集美籍记者会，通报美日谈判情况，给宋子文的感觉是“似为谈判决裂之先声”。(46)
同日，合众社电称：据消息灵通方面的观察，美日谈判成立协定，解决“远东纠纷”已经完全没有机会。电讯将美国此项最后变故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说明“因为中国向白宫请求的结果，使美国打消对日妥协的计划，仍旧坚持原有的强硬政策”。(47)
在赫尔向日本使者递交文件之前，罗斯福再次召见胡适和宋子文，要求中国应完全信任美国，他本人和赫尔“无时不注重中国之利益”。(48)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本日美国对倭提议之内容，完全照余所要求者提出，与昨日以前之妥协态度根本改变。昨晚家人与拉顾问皆忧愤之际，余曰，外交形势无常，今日之不好消息，即可变成明日之好消息也。今果如此应验矣，是穷理尽性之效乎?”(49)
罗斯福在很短的几天内，大正大反，大起大落，戏剧性地迅速改变其对日政策。对于这一过程，宋子文于11月28日致蒋介石电有细致的分析。关于赫尔，宋子文说：美国国务院为缓和派所包围，该派亟欲与日本妥协，虽牺牲中国，亦所不惜。赫尔原拟延宕时间，但因来栖为压制日本国内激烈派，要求赫尔须于26日，嗣改29日以前有一办法。这无异于“哀的美敦书”。赫尔焦灼之余，不得不顺从缓和派的意见。关于美国军方，宋子文说：军方固已有相当准备，在国务院征询是否需要延长准备时间时，从“准备本无终期”的角度出发，自然欢迎延长。关于罗斯福，宋子文认为，总统虽“明知日美战事不可避免，但政治家素喜运用手腕，又以为过渡办法于中国无多大损害。故加赞同”。关于居里，宋子文认为，居里本人虽坚决反对，但身为罗斯福部属，人微言轻，罗斯福又向来“主见甚强”，因此不敢表态。(50)及至罗斯福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感到过渡办法确实不妥，其时，美国政府中又有重要人物向罗斯福进言，罗斯福遂于26日午后召见宋子文与胡适。密谈后，罗斯福即召见赫尔，决定放弃临时过渡办法，改用准备美日决裂时所定的基本原则。电末，宋子文恭维蒋介石说：“挽回危局，全仗钧座刚明沉毅之决心，非惟救中国，亦救美国，而正义公道，亦赖以维持。历史命运，往往决于片刻。追述经过之余，益增钦服。”(51)
宋子文的这些话，蒋介石读起来当然很舒服。当日日记云：“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于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强毅，尤在于不稍延迁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顷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52)从该日日记可发现，在蒋介石决策过程中，宋美龄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子文在接到蒋介石25日电后，立即分别转达史汀生和诺克斯，这两位军方首脑都鲜明表态，但赫尔对宋子文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得悉后，致电宋子文慰问：“此次幸赖兄在各方努力呼吁，乃得转败为胜。国务院不满一节，何足用怀。尚望以后不断注意，期能收得更大之功效也。”(53)
12月5日晚，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次日再谈。蒋称：“至此，我国根本之危机已成过去，实乃我外交史上之最大成功。”他推测日本必定不敢立即还手，将拖延时日，等待德国在欧战中进展时，再图对美报复。当时，拉铁摩尔即将回美，蒋建议他切告罗斯福：“当此利害成败之关头，必须对倭进一步用武力压迫，方可使其早日就范，且可使其倭国内之和平派抬头，则远东形势，在此四个月内，未始不可告一段落也。”(54)
蒋介石的这段谈话说明他完全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和冒险，同时，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他对拉铁摩尔透露：将在1942年6月以前，完成反攻武汉、广州的计划；在1943年6月以前，完成反攻东北的部署。此前，宋子文曾电告蒋介石，美国有舆论认为，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用以换取日本交还其他的中国占领区。宋建议蒋加强在美国关于中国东北的宣传。(55)因此，蒋介石特别要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其结果是，日、俄、英等国“四面环伺，步步紧逼”，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远东与世界的战争将“循环不已”。他说：“如欲求太平洋上长期之和平而无战争，或赤祸之患，惟有使中国能独立自主，而不受他国侵略之一道，以中国传统历史与精神，皆为一和平而反侵略之民族。”(56)
七、日军偷袭珍珠港，蒋介石力促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日本政府了解蒋介石、胡适、宋子文等这一时期和美国政府交涉的情况，但是，日本政府很敏感地意识到其间的关系。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中国事变以来的一切成果将付诸流水”。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57)12月2日，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的第12号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其间，罗斯福总统曾正式责问日本，何以在越南集中兵力，对于美国的提案，为何迄无回答。又曾亲自致函日本天皇，劝阻日军南进。
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东京时间凌晨2时，日军在马来半岛登陆。3时25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击沉美国主力舰4艘，重伤4艘，击毁击伤美机230架，同时轰炸香港、马尼拉等地，摧毁美国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4时20分，野村和来栖向赫尔手交日本的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日本在复照中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之愿望”，“漠视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所受之牺牲，威胁日本帝国之生存，侮辱其尊荣与威望”，与英国及其他国家“合谋阻挠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并使中日两国继续战争，以保持英美之利益”。(58)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美、英对日宣战。
日本突袭珍珠港，蓄谋已久。而其所以发生于12月初，则与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意见，改变对日妥协方案相关。多年以后，美国政府在回顾1941年的美日谈判的发展过程时曾经说：“日本所要求的若干项之一，即是美国不再继续援助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重庆政权。美国拒绝停止援华和美国不愿意对中国主权的原则上有所让步，这些就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一部分原因。日本的侵略，突然结束了双方非正式的会谈。”(59)
重庆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在12月8日凌晨。当日上午10时，国民党召开中央常会特别会议紧急讨论，决定对日、德、意宣战。蒋介石随即向苏、英、美大使建议成立军事同盟。12月9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各战区，宣布这是一个新起点，“自兹我国乃真正参加世界共同反侵略之战争”，“与英、美、苏联等诸友邦并肩作战，共负摧毁侵略暴力保卫整个文明之使命”。(60)同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以美国已对日宣战，号召“所有参加此奋斗之一切国家”，向中国军民学习，集中力量，专一意志，共同奋斗。电称：“本国得与阁下及阁下所领导之伟大民族相为联合，本人殊以为荣。”(61)12月10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对美国所受攻击表示悲悯，电称：“际兹悲惨之时，美国亦遭诡诈侵略者之攻击，中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所曾给予之帮助与同情，重申谢忱。为吾辈目前共同之战斗，中国将贡献其所能与其所有，愿与美国相联合，以待太平洋与全世界于暴力之灾祸及无穷之诡诈下获得解放也。”(62)同日，蒋介石接见在重庆的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建议由美国出面，商订中、英、美、苏、荷五国军事协定，以重庆为参谋会议地点。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最迟在12月17日，由蒋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讨论在东亚战区的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代表所组织的重庆军事会议成立，通过远东联合军事初步计划6条。次日，蒋介石电告罗斯福，提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制定作战计划，并派宋子文为最高军事会议的中国总代表。
1941年12月31日晚9时，罗斯福约见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在座者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及苏联驻美大使等。罗斯福称：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日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63)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许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最坚强的保证。
四年前，淞沪战役失败，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发表演说，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中称：“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64)历史的发展证明，蒋介石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
说明：本文初稿作于2014年8月16日至28日期间，曾在9月1日重庆大学举办的“重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与文化论坛上演讲。
注释：
①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②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或译霍尔，本文统一称“赫尔”。
③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东京，原書房1988年版，第544-545页。
④《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第555页。
⑤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 United States,(herefter, FRUS), 1941, Vol. 4,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p. 626.
⑥Revised Draft of Proposed“Modus Vivendi”with Japan, FRUS, 1941, Vol. 4, pp. 643-644.
⑦《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⑧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83页。
⑨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47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84-485页。
⑩《事略稿本》第47册，第488-491页。
(11)《事略稿本》第47册，第488-492页。
(1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13)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纪录》，1942年9月，见《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953-957页。
(1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17日；《事略稿本》第47册，第468-469页。
(1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18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24日。
(1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86-87、110页。
(18)《事略稿本》第47册，第499-500页。
(1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55-56、149页。
(20)《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0-521页。
(21)《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3页。
(22)《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3页。
(23)《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4-526页。11月29日，蒋致电胡适称：“如尚未转达美政府，则此时可不再交。”12月3日，胡适电复，因26日晚，美已重申其基本原则立场故未交去。见《事略稿本》第47册，第544页。
(24)《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0页。
(25)《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6-508页。
(26)《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8-509页。
(27)《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9-512页；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28)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5页。
(29)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28页。
(30)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9-140页。
(31)[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3页。
(32)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443页。
(33)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6-137页。
(34)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5、137页。
(35)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7页。
(36)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5页。
(37)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5页。
(38)《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1页。
(39)《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1-502页。
(40)《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2-503页。
(41)《事略稿本》第47册，第530-531页。
(42)[日]近代日中関係史年表編集委員會：《近代日中関係史年表》，岩波書店2006年版，第610页。参见《事略稿本》第47册，第657-660页。
(43)《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9-532页。
(44)《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92-493页。
(45)《事略稿本》第47册，第542页。
(46)《事略稿本》第47册，第535页。
(47)转引自《事略稿本》第47册，第536-537页。
(48)《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1月2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94页。
(4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27日。
(50)《事略稿本》第47册，第541页。
(51)《事略稿本》第47册，第539-543页。王世杰亦持相同看法。他在日记中说：“此次美英两国之卷入战争，系因拒绝对日作任何妥协；美政府态度如此坚决，大半系因中国反对妥协(前月蒋委员长致罗斯福之电，尤有重大关系)。”见《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2月8日，第204页。
(5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年11月28日。
(53)《事略稿本》第47册，第545页。
(54)《事略稿本》第47册，第593-594页。
(55)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关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32页。
(56)《事略稿本》第47册，第593-596页。
(57)《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第564页。
(58)《对米覚書》，[日]加濑俊一：《日本外交史》第23卷，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2年第2版，第312-317页；《事略稿本》第47册，第602-604页。
(59)《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8页。
(60)《事略稿本》第47册，第633页。
(6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4页。
(6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5页。
(63)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4页。
(64)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56页。
